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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空间分布分为水平分布与垂直分布两种形式，水平分布即各民族在一个区域内二维空间中所处的地理位置，垂直分布是指在增加了海拔高度这一维度后的三维空间分布，受其所处地理环境的重要影响，具有更加复杂的形成过程与分布形态。 山地是我国一种重要的地形，约占陆地总面积的66%，云南是我国较典型的高原山地。清代以来，既有大量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从省外迁往云南山地，也有省内区域间的民族迁徙，原有的民族分布格局逐渐被打破，形成了今天多民族杂居和垂直分布的形态。研究这一民族分布特征的形成过程，对山地各民族的多样文化和人地关系的探讨具有重要意义。云南山地是我国农业开发较晚的区域，各民族迁移与定居的历史反映了山地开发的空间演变进程，可以对当代山地环境保护和山地垂直人文带的合理布局提供重要的借鉴。 对历史上西南山地民族迁徙与水平分布的研究是民族史、历史民族地理和移民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对山地民族垂直分布的研究自民国时期即已开始，研究者集中概括了因地形和民族生活方式的差异所导致的民族垂直分布现象。詹姆士·斯科特的研究则认为Zomia地区的族群是为了逃避低地国家的统治而迁居高地的，并在无国家干预的情况下，发展出适应高地特殊地理环境的生产和生活形态。以上研究为历史上山地民族分布的探讨奠定了理论基础。但由于历史上西南山地文献资料的缺乏，已有的研究多以宏观描述为主，虽然有些研究提及民族分层的海拔高度，亦是根据田野调查及经验推测得出，对西南山地民族的空间分布在百年尺度的长时段中是如何演变，并最终形成今天的水平和垂直分布特征的动态过程缺少量化研究。另外，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因素在具体的历史时期如何影响了民族的空间演变等问题，在传统大尺度时空范围的民族分布研究中也往往被忽略。 跨学科方法和多技术手段的结合成为量化研究山地民族分布的重要趋势。本文欲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利用历史学、地理学和人类学的多学科方法，结合GIS(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等多技术手段，以构成山地基本生态单元的中小流域为研究区域，量化分析清代以来掌鸠河流域内主要民族水平和垂直空间演变的过程，并对不同历史时期影响民族空间演变的自然和人文因素进行深入研究。 一、研究区域及数据库的建设 (一)研究区域简介 掌鸠河流域主体位于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以下简称禄劝县)的西部，掌鸠河为普渡河的支流，属长江流域金沙江水系。禄劝县境内掌鸠河流程123公里，径流面积1367平方公里，流域内海拔1564—3136米，地势北高南低(见图1)。 掌鸠河流域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四时平和无严寒甚暑，百姓有‘四时无寒暑，一雨便成冬’之谣”。县境内降水量具有季节分布不均的特点，夏季最多，春季和冬季最少。掌鸠河是县境内的主要灌溉河流，中下游河谷逐渐开阔，水量较大，形成了许多地势相对低平的呈狭长形分布的河谷低地，是禄劝县的主要农业分布区，也是禄劝县人口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 禄劝，元以前称为“洪农碌劵”，罗婺凤氏是境内较早的居民，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有阿而者，能服其众，被大理段氏推举为罗婺部长，成为“三十七部之一”。元军攻克云南时，罗婺部长“矣格首先归附”，被授予罗婺万户侯，成为元初云南十九万户府之一。明隆庆元年(1567)，武定府改土归流，激起当地少数民族的反抗，导致明末清初武定凤氏的七次反叛。乾隆三十五年(1770)改武定府为直隶州，降禄劝州为县。 禄劝县境内大规模的人口迁入始于清代康熙年间对基层小土目的改土归流，时任禄劝州知州的李廷宰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守州，平常应运之乱，改马为甲，设义学，清私垦，政绩甚多”。改土归流以后，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吸引了大量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移民的迁入，逐渐改变了清初境内的民族分布格局，形成了今天禄劝县24个民族杂居的特点，其中，人口最多的有汉族、彝族和苗族，本文对掌鸠河流域民族分布的研究即以这三个主体民族为对象。 在西南山地，掌鸠河流域在自然环境、历史发展进程和当代民族的分布特征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以为量化研究西南山地民族的水平和垂直分布演变进程提供一个典型的案例。 (二)民族聚落演变数据库的建设 当民族人口迁移至一个未经开发的区域时，会选择合适的地点定居并形成聚落，由此这些聚落便具有了民族属性。由于缺乏历史上云南山地中各民族迁移及人口数量演变的直接记载，我们可以利用民族聚落的空间演变作为代用资料来分析各民族在流域内的分布及扩展过程。 在聚落的民族属性中，始迁民族可以较好地反映当时各民族迁徙的方向，成为本文研究民族分布过程的主要参考指标。在聚落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其他民族的迁入、战争等原因可能改变其原有的单一民族属性，成为多民族杂居聚落，甚至后迁入的民族人口数量可能超过始迁民族，成为聚落的主体民族，这些主体民族被改变的聚落亦可以反映当时的民族关系及对有限资源竞争的情况。 禄劝县历代方志中都会记载县境内的民族种类及分布情况，如康熙《禄劝州志》记载禄劝境内的族群有汉人、回回、僰人、摆彝、傈苏、罗缅、白彝、黑彝等。乾隆《农部琐录》和民国《禄劝县志》亦记载了禄劝县境内的民族种类，但其具体的地理分布状况较为模糊，不能满足量化研究的需求。《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地名志》记载了1990年代初期禄劝县境内所有聚落的民族构成及大部分聚落的民族人口数量，其中位于掌鸠河流域内的聚落为784个，为我们提供了较为重要的当代民族分布信息。 在充分利用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利用历史地理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田野调查方法可以获得较为准确的流域内聚落始迁民族的信息，以补充文献资料的不足。本文所用掌鸠河流域内聚落民族信息来自笔者于2011—2015年在掌鸠河流域进行的273个工作日的田野调查获得的资料，调查分为流域内聚落的整体调查与典型聚落调查。通过将调查所获得的访谈资料、碑刻资料、家谱资料等与档案资料、文献资料相结合，推算出各自然村的创建时间及始迁民族信息。 需要承认的是，利用田野调查方法所获得的始迁民族信息和聚落创建时间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如对聚落始迁民族移民时间的访谈，可能会因为受访人的记忆偏差导致信息的模糊。针对以上问题，本研究采取以下两种方法进行弥补： 首先，多源数据信息的互相验证。在进行田野调查之前，对当地的方志资料、档案资料等进行查阅，可以在田野调查中及时纠正因受访人有意或无意而提供的错误信息。在田野调查时，针对同一问题对一个受访人进行多次访谈，并对不同的人进行相似问题的访谈，以最大限度地消除因受访人的主观性而带来的信息错误。同时，搜集当地的家谱、碑刻和土地册等地方资料，与访谈资料相互校验，以提高数据的准确性。 其次，对于田野调查所得始迁民族移民时间信息分辨率较低的问题，本研究以降低时间分辨率的方法来消除这种影响。我们在访谈中以“代”为时间段对聚落移民等信息进行访谈，一代为25年左右，可能受访人的回答会前后相差一到两代，即25—50年，因此我们将重建民族聚落演变的时间分辨率调整为50年，涵盖了两代，故这种分辨率模糊的情况对本研究无显著影响。 通过以上方法得到有效信息的聚落为767个，占1990年总聚落数量的98%。其中17个聚落因处于偏僻的山区而无法进行实地调查，按地名志中记载的人口数量、民族构成和周边聚落的情况综合分析，确定其始迁民族和创建时间。经调查可知，始迁民族为汉族、彝族和苗族的民族聚落为751个，占1990年总聚落数量的96%。通过田野调查方法得到的资料可以较好地补充地名志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中所缺乏的聚落始迁民族信息。 将利用以上方法所获得的数据资料整理成民族聚落演变数据库，字段包括聚落ID、聚落名称、所属行政村、所属乡镇、创建时间、始迁民族、当代主体民族、当代人口数量、海拔高度、坡度等。利用ArcGIS10软件对流域内的DEM数据进行处理，生成掌鸠河流域的地形图和坡度图，以当代地图为底图，将流域内的地名手动标示在数字地形图上。自动提取出每个聚落的海拔高度和坡度信息，存储到民族聚落演变数据库中。通过以上方法的处理，可以得到清代以来掌鸠河流域每50年一个时间断面的民族聚落空间演变图(见图2)，进而为量化研究民族迁移和垂直民族带的形成过程提供基础数据。 二、民族水平分布演变 在历史发展的长期过程中，西南山地各民族经过了不断的迁徙、融合和分化的过程，原始土著民族的分布奠定了区域民族分布的基础，而外来民族的迁入和区域间民族的移动则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原有的格局，并在明清以后稳定下来，最终形成了今天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水平分布格局。各民族在水平方向上的空间分布及演变特点是西南山地独特的自然环境、各民族的生产及生活方式和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清代初期，汉族多分布在掌鸠河中下游县城附近的五境之地，至民国时期汉人已经遍布二十四马，“二十四马汉人渐多，不复辨夷汉矣”。从图2中也可以看出，在清初的1700年，流域内主要居住着汉族和彝族，且各民族分布较为集中，彝族主要分布在流域的中上游平坝地区，汉族主要分布在流域的中下游河谷地带，呈现出南北分异的现象。经过近300年的发展，至1990年，流域内的民族呈现出杂居分布的现象，尤其是汉族遍布了整个流域，在原来彝族聚居区的中上游平坝地区，汉族聚落的数量也超过彝族聚落数量，占居主体地位。 (一)彝族的水平分布演变 罗婺凤氏是境内的土著族群，为“邑之易龙里人也，本东爨之裔，世为乌蛮，居幸邱山中”。易龙即今天位于掌鸠河流域中上游的云龙乡。至明代，罗婺多“居山林高阜，牧养为业。有房屋，无床榻，以松叶藉地而卧”。在明初，武定土司商胜在傅友德等征云南时，“自备米粮一千石，带领把通，接济大军”，说明这一时期罗婺是一种农牧结合的经济形态。凤英任土知府时(1488—1510)，“开辟田野，教民稼穑”，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罗婺部经济形态由牧业向农业的转变。至清初，禄劝地区罗婺的生产方式基本上转变为以农业为主，“在山林高阜，籍地寝处。男子挽发戴笠，短衣披氊衫，佩刀跣足，耕种输税”。掌鸠河流域中上游的平坝地区地形平缓，耕地开发较早，是罗婺部族集中居住的区域。 清代初期，禄劝州境“旧编五里，惟法卿里汉人所居，其归仁、慕义、怀德、向化尽为彝地”。法卿里统辖五境皆在县城周边，是汉人聚集较多的地区；其余四里统辖二十四马，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即所谓“禄劝向分五境二十四马，境地则汉人居之，马地则夷人居之”。禄劝境内的彝族分黑彝与白彝两种，其中黑彝“即黑罗倮，杂处山阱中”，在禄劝境内分布较广，“州辖归仁、向化、怀德、慕义四里均属此种。性情叵测，狡猾难治，夙为土酋所踞，不服汉拘，钱粮多累头人赔纳”。另一支白彝“即白罗倮，住州之大弥陀、龙潭等处”，大弥陀位于今普渡河流入禄劝县境处，近掌鸠河的下游。从图2中可以看出，在1700年，掌鸠河流域内的彝族聚落主要分布在中上游的平坝地区，下游区域虽有彝族聚落，但数量较少，只有零星分布。 康熙五十七年撒甸(今流域内撒营盘镇)土酋常应运反叛，禄劝知州李廷宰亲赴撒甸进行驱逐，招集土司管辖下的二十四马火头，火头“情愿归流，解纳钱粮”，李廷宰趁机“将二十四马更为二十四甲，坐落归仁、向化、怀德、慕义四里，设立甲头，给以遵照，令其办纳钱粮”。常应运被诛后，原属于土司管辖的“田赋、户口编入武定里甲”，李廷宰亲往当地清查土酋田地，“沿江法期、卡租地方逐一清查，该酋私垦田地共一十九处，虽俱系山场箐底，田地硗薄，然皆成熟可种”。土酋私垦的耕地被纳入升科范围内，但因这些耕地处于远离州治的边远山区，汉人较少，只能让少数民族认领，“前项田地不特去州最远，又兼山岚气重，汉民不能居住，无人承种。查有招抚归服彝众，虽经安插，内尚有无业之人，请将此项田地即散给领种，办纳钱粮。庶已熟之田地不致抛荒，而既归之野夷，又有业可守矣”，说明这一时期掌鸠河流域上游的山区以少数民族为主，汉族人口相对较少。从图2中可以看出，至1750年，掌鸠河流域的中上游地区仍以彝族为主，汉族聚落分布数量较少。 利用ArcGIS软件对近300年来彝族聚落的分布进行平均中心和方向分布分析，形成清代以来每50年一个时间断面内彝族新创建聚落的平均中心和方向分布演变图(见图3)，并绘制清代以来每50年一个时间断面内彝族新创建聚落的数量演变图(见图4)。 从图3和图4可以看出，1700—1800年新创建的彝族聚落的平均中心逐渐由流域中上游向中下游移动，说明这一时期内新创建的聚落分布呈现出向流域的中下游发展的趋势；从方向分布来看，椭圆的短轴和长轴都在不断减小，表明新创建聚落分布的集聚度更高，向掌鸠河河谷和中下游地区发展。经过清代初期的改土归流，掌鸠河流域社会较为稳定，从田野调查中发现，这一时期创建彝族聚落的人口部分来自流域内的原有彝族聚落，其他则来自流域外的地区，但以流域内短距离迁移后创建的聚落为主。新创建的聚落主要围绕原有聚落扩展，聚落数量发展较为平稳。 1801—1950年间，平均中心不断向中上游移动，说明这一时期新创建的彝族聚落呈现出向流域中上游地区发展的趋势；这一时期标准差椭圆的短轴和长轴都较前100年有所增加，说明这一时期聚落的分布相对较为分散。从聚落数量发展来看，这一时期聚落数量发展异常迅速，尤其是1801—1850年和1851—1900年这两个时间段内，分别达到55个和48个。从田野调查得知，这一时期创建的聚落中有许多彝族来自四川，可能与这一时期的四川凉山彝族大迁徙有关。据方国瑜的研究，由于清政府的军事镇压与黑彝奴隶主的打冤家等原因，凉山彝族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先后迁到西昌及邻近地区，而这些人口迁到新住处的年代大都在十代以内，以五六代为多。禄劝隔金沙江与四川会理相望，凉山地区的大量彝族移民在动乱时越过金沙江大量迁移至掌鸠河流域内，因其是自北向南迁移，故主要聚集在流域的中上游地区，流域外大规模移民的迁入改变了19世纪以前彝族聚落和人口向中下游发展的趋势。在掌鸠河流域，这一大规模的长距离移民主要集中在1801—1900年的100年间，1901—1950年又趋稳定。 1951—1990年间，新创建的彝族聚落数量较少，只有3个，且平均中心南移。影响这一时期聚落数量及分布的主导因素为政治变革。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集体化运动，对农村人口在区域间的迁移造成了一定阻碍，尤其是在人民公社时期，农业机械化程度低、农业技术不发达，劳动力是集体最重要的资源之一，是进行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生产的重要保障，在严格的户籍制度下，不会轻易让劳动力资源流失。而对于老弱人口的迁移，因分配制度中实行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相结合，如果接收了不能进行劳动的人口，全体社员在分配中的平均所得就会减少，而生产不会增加，也不容易被接收。故在这一时期，人口的区域间迁移也受到限制，是这一时期聚落数量增加缓慢的主要原因。 总之，从清代以来掌鸠河流域内彝族聚落的空间演变来看，流域内彝族人口主要分布在中上游平坝地区，经历了一个由中上游向中下游发展，又向上游发展的过程，纵向(流域的上、中、下游之间)上分布相对集聚，横向(流域的河谷至分水岭之间)上分布相对分散。 (二)汉族的水平分布演变 明隆庆元年，武定府改土归流，汉族农民和商人纷纷进入，对当地的社会生活和生产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奸商黠民，移居其寨，侵占田产，倍索利息。稍不当意，罗告摭词，不才有司，乘之以上下其手，左右其袒”。据位于流域下游崇德乡大缉麻村康熙三十四年重修时氏始迁祖时伯通的墓碑记载，大缉麻村时氏于明代迁居此地，根据传说，其祖为明初跟随沐英征战云南的军士，后留在禄劝缉麻，以其文武兼修，获得凤氏土司的封赏，得以在当地立足，发展成为当地的一个大家族。虽然有汉族进入掌鸠河流域，但在清代以前，掌鸠河流域内的汉族主要集中分布在流域下游的治所周边。 掌鸠河流域自清代初期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分布具有较明显的区域差别，与今天全县彝、汉杂居而汉族为主的分布格局完全不同，这说明，汉族大批进入广大山区进行垦殖，主要是清代，特别是18世纪以来发生的事情。民国《禄劝县志》精练地总结了这一过程： 禄劝自元设州，置汉官治夷，而汉人之来徙者，仅居城内，其城外以及四乡皆夷也。既而罗次、富民、昆明、晋宁、新兴之民或以流傭占籍，或以训读寄居，乐其川原之广，风俗之淳，粒食之易，不复思归，遂成土著，散满五境之中。加以承平日久，江西客往往来兹贸易，虽深丛邃谷，无不遍历，狎熟箐寨，习为夷言，而夷民富谷，争学诗书，补诸生，充小吏，岁不乏人。其居室饮食，衣服半化夷俗，故二十四马汉人渐多，不复辨夷汉矣。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汉族在禄劝县或掌鸠河流域的移民和扩散过程：元明之际的汉族官员和移民主要居住于县城之中，城外及四野以少数民族人口为主；其后来自云南省内罗次、富民、昆明等地的汉族移民散布于五境之中，主要位于流域中、下游的坝区；最后，农业人口继续迁入，加之来自江西的商人等渐次迁入县境，布满了少数民族聚居的二十四马地区，改变了汉人居住在下游坝区、少数民族居住在流域中上游的民族分布格局，逐渐形成了今天各民族杂居而“不复辨夷汉”的现象。 除自发的移民外，政府主导的军事移民在掌鸠河流域的民族分布演变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设置军事防汛、派兵驻守等是清朝维持地方社会安定的重要军事举措。为加强对禄劝少数民族区域的管辖，防止中上游撒甸地区的土司再次作乱，康熙五十七年，在平定撒甸常应运反叛后，云贵总督蒋陈锡上奏在撒甸设汛派兵防守，并移武定府同知驻扎其地，“分防治理，责令劝垦地亩、宣讲上谕十六条”。军事据点的设立对于驻扎地方农业的开发和维持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具有较重要的促进作用，为汉族人口进入中上游地区进行农业生产提供了安全保障。 改土归流以后，地方小土目的势力遭到削弱，虽然仍是世袭，但随着汉族移民的进入和地方政府势力的深入，土目的权威遭到了严重的挑战，原有的社会秩序在逐渐瓦解，由政府主导的新的社会秩序在逐渐形成。在汉族迁移与土地开发的过程中，汉人移民与原居于此的彝族之间难免会发生冲突，尤其是与当地的土目之间。如据嘉庆年间禄劝县北部汤郎乡(靠近四川会理县)一块碑刻记载，“该马志力、汤郎歹二处，江西民人聚集甚多，先是土目祖先屡经结告，自乾隆三十九年起，□□□五年以来，祖父俱殁，至被家人纠串佃户，欺凌田主，以致江西人等乘势陆续渐入，聚集更多”。江西人所建的房铺及坟墓，占了当地土目的田地，土目欲将其驱散，但江西人“恃众不从”，当地的土目也毫无办法。据缪鸾和的调查，这些江西人是清初来四川会理作战的军人，战争结束后落籍会理，后逐渐过江，移民到禄劝县。大量汉人的迁入对土目的权威造成了严重的挑战，土目只能求救于政府，使得政府的权威深入到基层，原来属于土目势力范围的少数民族地区逐渐纳入到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少数民族地区原有社会组织的崩溃，对于汉族等人口向流域上、中游原土著民族聚居区的移民定居具有促进作用。 据图3和图4，可以将汉族聚落和人口的空间分布演变分为三个时期：1700—1800年，新创建的汉族聚落主要集中在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平均中心不断向中上游移动，说明这一时期新创建的汉族聚落在不断向流域的中上游发展。标准差椭圆的短轴有所增加，说明聚落的分布逐渐从掌鸠河河谷地带向两侧山区扩展。这一时期新创建聚落的数量发展较为缓慢，与彝族在这一时期的聚落发展较为相似。 1801—1950年，平均中心向中上游移动的幅度增加，后期虽有回落，但依然高于1751—1800年，说明这一时期新创建的汉族聚落主要集中在流域的中上游地区。标准差椭圆的长轴和短轴都较上一时期大幅度增加，说明在这150年间，新创建的聚落分布较为分散，汉族人口逐渐由中下游河谷地带向中上游和河谷两侧的山区迁移。从这一时期汉族聚落增长的数量来看，该时期流域内汉族聚落增加较为迅速。其中虽有流域外人口的大量迁入，但由于开发较早的中下游地区环境承载力达到一定的阈值后，人口不断向压力较小的中上游和两侧山区移动，导致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山地开发。 1951—1990年，平均中心较前一时期南移，但依然停留在中游。标准差椭圆的长轴较长，短轴较短，说明这一时期聚落的分布在纵向上较为分散，横向上较为集中，以掌鸠河河谷地带为主。这一时期聚落数量增长较缓慢，与上文所述彝族聚落的影响因素较为相似，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大规模增加，这些新创建的聚落主要是由母聚落分裂出来的子聚落。 总之，从清代以来掌鸠河流域汉族聚落的空间演变来看，汉族人口经历了一个从流域的中下游河谷向中上游河谷、平坝区和山区扩展的过程，在纵向上和横向上都呈现出越来越分散的发展趋势。 (三)苗族的水平分布演变 据乾隆《农部琐录》记载，乾隆年间禄劝境内即已经分布有苗族，可能数量较少，记载亦较简略：“苗人，黔省最多，在滇者亦有类黑干夷。”据田野调查的结果，流域内最早的苗族聚落创建于1765年，与文献记载相似。 禄劝县境内的苗族为花苗，民国时期，“在县属六块、辑麻、兴龙、罗国卧等处山居。性佃地耕种，不治生产，自食其力。数年一迁徙，靡所定居”。由于苗族这种居于高山且经常迁徙的生活特征，历史上关于苗族的文献资料相对较为缺乏，较难获得苗族迁徙和分布的时空特征。 从图3可以看出，掌鸠河流域内的苗族聚落分布较为分散，中心点呈现出由中游向下游发展的趋势，表明苗族聚落的分布不断向下游地区发展。从标准差椭圆可以看出，除1800年以前和1951—1990年两个时期外，其余三个时期内的椭圆长轴都相对较长，表明聚落的分布在纵向上较分散，1951—1990年长轴变短，纵向上的分布相对集聚。椭圆的短轴在1801—1990年不断变长，表明聚落在横向上的分布有不断分散的趋势，越来越多的聚落向河谷两侧的山区发展。从数量演变来看，1800年以来苗族聚落数量的增长相对较为稳定，未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 总之，从苗族聚落的分布演变来看，掌鸠河流域内苗族人口主要分布在中下游河谷两侧的边远山区，呈现出纵向上不断集聚、横向上不断分散的趋势，越来越多的苗族人口向中下游的边远山区扩展。 三、民族垂直分布演变 人口的迁移和分布除受一定时期内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的影响外，还与一个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有密切的关系。这些因素一方面通过影响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特点对人口分布起间接的作用，另一方面又通过影响人的机体或生理机能、消费习惯及其他生活方式而对人口分布起直接的作用。其中，地形和海拔高度是影响山地人口分布的最主要自然因素。 在西南山地区域范围内，随着各民族长时期的迁徙、演变，形成了当代“族群性”的垂直堆叠，表现出明显的垂直地带性特征。如滇西德宏地区盆地中多为傣族，半山区有德昂、阿昌和汉族，景颇族和傈僳族位于山区；在滇西南和滇南，一般是傣族和汉族居住在最低处，哈尼、瑶族占居高山，中间山地则分布着布朗、拉祜等民族；而在滇南红河西南部，山脚是傣族和壮族的聚居地，山间为哈尼族的主要分布区，而山头则是彝族、苗族和瑶族的住所。贵州的黔中、黔东南和黔东北等地区的民族分布，同样具有明显的垂直分布特征，汉人多分布于平坝、山脚及谷地，侗、回等民族多以半山区为家，而山顶则以苗族为主。以上民族的垂直分布特征都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和稳定的。 禄劝县地处南北向切割的横断山脉中段及滇池断陷带上，地形复杂，山地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98.4%。掌鸠河流域也以山地为主，平坝区面积为152.4km2，仅占总流域面积的11.1%，复杂的地理环境为民族垂直分布的形成提供了环境基础。 从清代以来掌鸠河流域三个主体民族的总体聚落平均海拔演变图(图5)可知，汉、彝、苗三个民族在山地垂直地带的分布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总体来看，掌鸠河流域从低到高依次分布着汉族、彝族和苗族，具有明显的垂直地带性特征。从线性回归分析来看，汉族聚落和人口的垂直地带性变化最为剧烈，其次是苗族，彝族相对稳定。由于制度变更等原因，1950年以来三个民族的垂直地带性较为稳定。 汉族聚落和人口在清代以来的移民和定居过程中，不断从海拔相对较低的中下游河谷地带向中上游和河谷两侧高海拔地区扩展。1700—1800年的百年间，汉族聚落和人口垂直地带性变化相对较小，主要集中在中下游河谷地带。1800年以来由于流域外和流域内人口的大规模迁移，汉族向高海拔区域扩展的速度在不断加快。19世纪中期咸同回民战争对流域内人口的空间演变起到重要的作用，由于战争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中下游河谷地带，因此河谷的汉族大量迁往山地，促进了高海拔地区汉族人口的大规模增加。 彝族聚落和人口在清代以来的垂直地带性最为稳定，主要集中在相对海拔较高的中上游地区，1700—1800年的百余年间由于聚落和人口不断向中下游发展，导致平均海拔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1800年以来，外来移民尤其是四川省凉山彝族的南迁，打断了彝族人口向下迁移的趋势，他们主要居住于中上游地区，导致彝族逐渐向高海拔地区扩展。 苗族聚落和人口分布在远离河谷和平坝的高山地区，虽然变化较汉族稳定，但由于起点高，仍处于民族垂直分布的最顶端。在掌鸠河流域，2200米是水稻种植的上线，1900年时，苗族聚落的平均海拔高度就已经超过了2200米，也决定了苗族的农业类型及生产方式，其农作物种类以荞、玉米等高山作物为主。 在聚落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外来移民的迁入、聚落人口的外流等原因，会出现始迁民族与占聚落人口多数的主体民族不一致的现象，从表1统计来看，在清代以来始迁民族与主体民族不一致的41个聚落中，主体民族从彝族转变为汉族的最多，达到39个，汉族转变为彝族和汉族转变为苗族的分别为1个。从转变聚落的地理环境来看，彝族转变为汉族聚落的平均坡度和平均海拔都相对低于汉族转变为彝族和苗族的聚落，尤其是汉族转变为苗族的聚落海拔达到2449m。主体民族转变聚落的地理环境也可以反映出不同民族各异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影响了其迁移和定居时的空间选择。 结论 清代以来是云南山地民族空间格局形成和山地集中开发的时期，民族空间演变的定量研究有利于加深我们对历史上民族关系和山地环境演变的认识，但由于历史文献资料的缺乏，民族空间动态演变的定量研究较为薄弱。 跨学科方法和多技术手段的结合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之一。本文综合利用历史学、地理学和人类学的多学科方法，获得了历史上西南山地较为丰富的民族迁移和空间演变的数据资料，弥补了传统文献资料的不足。结合数据库和GIS等技术手段，创建了民族聚落演变数据库，利用ArcGIS软件将数据库导入到数字地图中，形成每50年一个时间断面的民族聚落演变图，为量化研究清代以来山地民族的空间演变提供了基础数据。 研究表明，从民族的水平分布演变来看，清代以来掌鸠河流域的彝族、汉族和苗族等三个主体民族的分布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彝族主要分布在流域的中上游平坝地区，经历了一个从中上游向中游再到上游发展的过程，纵向分布相对集聚、横向分布相对分散；汉族的分布演变经历了一个从流域的中下游河谷地带向中上游和河谷两侧山区扩展的过程，在纵向上和横向上都呈现出越来越分散的发展趋势；苗族主要分布在边远的山区，呈现出纵向上不断向中下游集聚、横向上不断向山区分散的趋势。经过300余年的发展，各民族逐渐打破了清代初期相同民族聚居、不同民族相对独立分布的格局，形成了今天流域内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现象。 从民族的垂直分布上来看，三个主体民族形成了流域内分异明显的垂直地带性特征，从低海拔到高海拔依次分布着汉族、彝族和苗族。汉族的垂直地带性演变最为剧烈，其次为苗族和彝族。这种民族垂直地带性的分布不断趋于稳定。 在影响流域内民族分布的原因中，地形和海拔因素起到主要和基础性的作用，流域外各民族的迁入和流域内短距离的民族迁徙等则影响了各民族人口的流动方向和规模，在一定时期内，战争、制度政策等因素同样对各民族的水平和垂直分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原刊《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第165-176页，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2019年4期转载。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