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西方知识分子对于“理念论/经验论”、“唯名论/实在论”的争议，是从古希腊、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到现代，始终一贯，没有间断过的。时至今日，它们仍然是科学哲学演化系谱中的核心概念。余英时忽略掉中世纪欧洲文化内部的哲学冲突，反倒从“旁观者”的立场，强调“主智论”和“反智论”的对立，用柯灵乌的历史哲学来说，它是用这样的“历史建构”，在找寻西方文化中的“人文思想”和“人文主义”，结果是只看到西方文化的“光明面”。然后再用移花接木的手法，以“反智论”的“历史建构”来对“中国思想传统”作“历史批判”，结果是看到了中国文化的“黑暗面”。 《余英时的“迷阵”和牟宗三的“偏误”》一文指出：余英时的著作就像一座庞大的迷阵，如果没有一个参照系统的指引，一旦误入其中，便再也难以脱身。为了要建立华人自主社会科学的学术传统，我们有必要检视余院士的重要著作，指出其中“陷阱”之所在，以免后学者为其所误。 余英时是个非常重视“人文思想”的人。《历史与思想》在介绍西方文化的特质的时候，从〈工业文明之精神基础〉（1958）谈到〈西方古典时代之人文思想〉（1960），再往上追溯〈文艺复兴与人文思潮〉（1959）。对西洋史稍有涉猎的人都不难看出，余院士在认识西方文化的时候，中世纪长达一千年的“黑暗时期”（Dark Age）竟然被他忽略掉了。他一心想要掌握欧洲“人文思想”的来龙去脉，却只看“光明面”，不看“黑暗面”，结果根本掌握不住欧洲思想发展的主要轴线，反倒自以为是地创造出一个“反智论”（Anti-intellectualism）的词汇，硬要用它来分析中国文化，他的整个研究路线也因而呈现出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偏误”。今天华人学术社群要想跳脱“唯美是尚、自我殖民”的困境，必须先了解欧洲思想的一贯特色，才有可能破解余院士布下的这个迷阵。 一、唯名论、实在论与理念论、经验论 从古希腊时期开始，西洋哲学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便是：“人如何认识其外在世界？”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作为思考之主体的“人”，必然要思考的重要问题之一是：这个被认识的对象，其本体(noumenon)到底是什么？ 在西洋哲学史里，关于世界中所存在事物之本体论（ontology），一直存有“唯名论”（nominalism）和“实在论”（realism）两种不同的主张（高宣扬，1994：14-15）。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用感官可以经验到的单个的个别事物，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对于这一点，唯名论和实在论两派哲学家并没有异议。然而，人们用来指称某一类事物的名称，是不是真实的存在呢？比方说，个别的张三、李四，固然都是真实的存在，可是，用来指称同一类个体的“人”，是不是真实的存在呢？ 对于这个问题，实在论和唯名论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唯名论者认为：人们感官可以经验到的个别事物，固然是实在的，人们用以指称“一般性事物”的名词却只不过是“名相”（nomina）而已，并不是真实的存在。实在论的观点则正好与此相反。他们认为：人类观察到的现象，只不过是表象而已。在表象背后的本质，才是真实的存在。 在西洋哲学史里，主张“理念论”（idealism）的柏拉图（Plato），可以说是最早的实在论者。柏拉图认为：世界中事物的形相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人类对于个别事物的知觉也必然是不完整的，所以人不能由此获得永恒之知识。能够作为永恒知识之基础者，不是个别的事物，而是人类从众多个别事物抽象出来的“形式”（form）或“理念”（idea）。人类赋予同一名称的同一类事物，都具有共同的“形式”，人类知觉到的个别事物，不过是这些“形式”不完整的复制品而已。 柏拉图提出的“理念论”对西方的哲学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他也被当作是最早的实在论者。柏拉图的弟子亚里斯多德和他的老师抱持完全相反的立场，他主张“经验论”，认为人必须以感官经验为基础，来发展知识。这样的论点后来成为“经验主义”（empericism），被大多数西方科学家奉为圭臬。他们强调：只有感官所感受到的经验才是实在的，因为知识是不确定的、概率的，需要不断修改和证伪，所有的理论都应该经过实验的检查。 西元前338年，马其顿王腓力普二世降服希腊，其子亚历山大继位之后，曾从学于亚里斯多德。率领马其顿与希腊联军，征服了东方的埃及、波斯，建立了强大的帝国。他虽然以三十二岁龄英年早逝，他建立的帝国也随之分裂，但在此后三百年间，希腊文化却传播各地。 二、西罗马帝国的兴衰与基于恐惧的宗教 罗马是希腊文明的继承者。古罗马广场的中心是大家集会、进行政治讨论、商业活动或审判的场所。西元前五百年左右，即成立共和政体，由执政官、元老院和市民会议所组成，但仅有成年男子享有市民权。他们相信多神教，把战争俘虏当奴隶，强迫他们在竞技场上当角斗士（gladiator），和猛兽或其他角斗士做生死拼搏，而且女性的社会地位也很低。 西元一世纪，大约中国的西汉时期，凯撒、庞培、克拉森三巨头执政，罗马开始往外扩张领土。公元前44年凯撒（Julius Caesar）成为终身独裁官（Diatator），不久即遭到暗杀，他的养子奥古斯都继任后，清除政敌，在位40年，为罗马帝国奠下雄厚的根基。从此罗马改行帝制，实行奴隶制的君主专制，但并未将世袭制度化。其后的“五贤君时代”，罗马进入全盛时期，成为人口逾五千万的庞大帝国。 西元三世纪，康茂德大帝遭暗杀之后，罗马进入“军人皇帝时代”，依存军队力量维持政权。由于北方蛮族的入侵，统治阶级发生内讧，人民发动起义，基督教迅速发展，政治动荡不安，五十年内，换了26个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 243-313）结束了罗马帝国的长期动乱，以铁腕压制基督教，并将帝国分为四个部分，设立两个正皇帝（奥古斯都，Augustus）、两个副皇帝（凯撒，Caesar）。 这种“四帝共治”的安排再度引起内战，由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274-337）取得胜利。他看到信奉一神的基督教有一种团结信众的精神力量，于313年和李锡尼共同签署“米兰敕令”（Edict of Milan），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又召开尼西亚会议，通过“尼西亚信经”，确立“三位一体”的信仰。然后将国都移往拜占庭，并改名为君士坦丁堡，并在死前受洗，成为基督教徒。 但这并不能根本解决奴隶制所造成的危机。西元380年，迪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346-395）订基督教为国教，他逝世前，将帝国分给两个儿子，遂形成东、西罗马帝国，分别以罗马与君士坦丁堡为首都。此后双方即因文化差异、教义教仪，乃至于世俗辖区的冲突，而纷争不断。公元第四世纪以后，北方日耳曼蛮族大举入侵，国内人民起义不断，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西欧分裂成许多封建王国。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欧在日耳曼野蛮民族的统治下，基督教也成为西欧国家的国教，基督教会成为唯一有文化的机构。在教会神学的笼罩下，经历了长达一千年的黑暗时期。基督教势力垄罩一切，一个人从出生领洗到入土安葬，都必须服从教会的安排。一般人将圣经视为神的指示，《新旧约全书》上所说的都是真理，圣经上的训诲都是最高的道德标准。违反基督教会的指令和教义都是死罪，没有人敢说任何跟教会不同的意见。 基督教会传教时，有一句著名的口号：“神爱世人。叫一切信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于那些“不信祂的”呢？基督教并没有为他们预留任何“宽容”的空间。基督教教义有所谓“最后审判”（Last Judgment）或“末日审判”的说法，认为现实世界将会最后终结，那时上帝将审判一切活人和死人，蒙救者升天堂享永福，受罚者下地狱受永刑。魔鬼也将被丢入“火湖”中承受永罚。这是基督教末世论的基本神学观念。《旧约》中称之为“主再临的日子”（Kairological time）。《新约》也继承了这种观念，认为世界末日，基督将再次降临，并审判世界。因此，《旧约》和《新约》的教义，尽量描绘地狱的可怕，恐吓人们如果不信基督教，就会下地狱云云。由此可见，基督教徒对于神的信仰，不是基于“爱”，而是基于“恐惧”。基于对死亡和死后被审判的恐惧。 基督教原本是受迫害者的信仰。公元380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将基督教定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后，基督教反过来开始迫害其他的宗教了。公元388年，对宗教的所有公开讨论都成非法，所有其他的宗教都受到迫害而消亡。到了435年，其他宗教的教徒都要处死，只有犹太教是例外。但是犹太教徒必须被隔离，基督徒与犹太教徒的通婚被视为犯通奸罪，女人要被处死（Ellerbe， 1995）。 希腊人的主神原来是宙斯（Zeus），希腊的宗教和神话也有悠久的历史，基督教变成国教以后，希腊人自己的宗教就没有了。罗马人也一样，罗马人原来的主神是丘必特（Jupiter）。基督教变成国教以后，这些都变成了异端。入侵罗马帝国的蛮族，原来也有自己的传统民族信仰，在基督教变成国教、统摄一切的情况下，这些在历史上都被消灭了。 基督教早期的教士，已经把希腊的科学和哲学视为神学的婢女（handmaiden to theology）。他们认为：“这些知识只能用来更好地理解基督教，不能为自身的缘故进行研究。”丹皮尔在他的《科学史》（A History of Science）中说：“基督教徒把世间学问等同于必须排除的异端，基督教思想因而跟世间学问变成对立（Dampier， 1942）。” 为了要消灭异端，基督教会把跟教义不合的书都烧掉了。公元391年，基督徒烧了埃及亚历山大城最大的图书馆，造成人类文化史上的浩劫。教会也关闭了许多古老的学院。公元529年，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 483-565）关闭了雅典已经存在近千年之久的柏拉图学院。中世纪人民没有什么机会受教育，祇有教士可以学习。在基督教烧了许多年的书以后，君士坦丁堡的一位主教克里索斯妥姆（John Chrysostom， 347-407）很骄傲地说：“古代世界的古哲学和古文学，所有的痕迹都已经从地球表面上消失了。”（Every trace of the old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of the ancient world has vanished from the face of the earth.）（Ellerbe， 1995：48） 中世纪的欧洲之所以被称为“黑暗时期”（Dark Age），主要原因是基督教一旦建立了自己的权威地位，就用这种权威消灭一切他所认定的“异端”。在中世纪，基督教迫害不同意见者，最严厉的手段是动用异端审判所（Inquisition）。公元1231年，教宗格列高利九世（Gregory IX）在位期间，建立了异端审判所，独立于主教之外，祇对教宗负责。这个法庭将“确认有罪之前，都是无罪”（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的原则，改成：“确认无罪之前，都是有罪”（guilty until proven innocent）。被定罪的人一旦进入这种法庭，要没收全部财产，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其子女如果不愿意指证父母，则没有继承权。审判者大多由多明我会（Dominican Order）和方济各会（Franciscan Order）的神父担任。 判死刑者用火刑处死，因为火刑可以不必流血。从1252年起，教宗英诺森四世（Innocent IV）开始设立酷刑室，对犯人动用酷刑。异端审判延续到1834年，一直到1917年才停止（李雅明，2008）。 时至今日，欧美许多城市仍然可以看到所谓的“酷刑博物馆”（musium of torture）。这种收费的博物馆通常不大，收藏的刑具却多达七十种，施行方式无奇不有，一旦进入异端裁判所，保证把人整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三、经院哲学、宗教战争与宗教迫害 藉由千奇百怪的“酷刑”，中世纪初期，基督教彻底扫荡了一切所谓的“异教知识”，整个西欧文明陷入停滞状态。不过，教会为了要让知识为自己服务，就必须培养一批知识分子，保存一些残存的古代知识。在中世纪，唯有在教会修道院中的僧侣，才能接触知识，一般平民根本得不到教育的机会。 西元第十世纪，来自中亚的游牧民族突厥塞尔柱人攻进巴格达，建立大赛尔柱帝国，并将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发展变成宗教傀儡。以后又频频西犯，迫使东罗马帝国向教皇乌尔巴诺二世求助。西元1095年冬天，乌尔巴诺二世以收复圣城耶路撒冷为名，号召各地的封建领主、骑士、教士和民众，组成十字军，进行东征。 十字军东征前后八次（1096-1291），结果并没有收回圣城，却将包括“实在论”和“唯名论”争议的希腊文化带回基督教世界。此后，经院哲学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是：诸如“三位一体”之类的形上学概念，究竟是“实在”的，抑或只是“名相”而已？这样的思辨让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怀疑基督教的思想。正如丹皮尔所说：“教会和经院哲学训练了他们，结果反而被他们摧毁。” 这样的思辨一方面埋下了宗教改革的契机，一方面也使胆敢质疑圣经的知识分子必须承受宗教迫害的风险。在这场漫长的争论中，“实在论”派大体代表教会正统观念，“唯名论”派则是以逻辑作为武器，向传统观念进行挑战：突显出哲学与宗教之间的深层矛盾，并摧毁经院哲学的根基。 “唯名论”和“实在论”的对立，变成经院哲学争议不休的议题。到了13世纪，思想锋锐有如剃刀的奥康（William of Occam， 1285-1349），是个极端的“唯名论”者。他主张哲学根本不可能证明任何神学义理，譬如“上帝存在”的命题，必须通过信仰，接受教会权威，方能得证。然而，以教皇为首的教会，在实际上却会犯错误，因此只有《圣经》具有无上权威。 《历史与思想》在〈西方古典时代之人文思想〉一文后，略过“黑暗时期”，就直接谈〈文艺复兴与人文思潮〉。几乎不提西方文化中的宗教迫害。然而，即使是在文艺复兴之后，宗教迫害的案例仍然层出不穷。 文艺复兴的风潮迅速扩散到欧洲各地。1517年，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为了抗议天主教会的腐败，发布九十五条论纲，引发了宗教改革（Reformation），欧洲西部的基督教再一次发生分裂，形成了脱离罗马天主教会控制的基督新教。而基督新教中，又分裂出许多不同的教派。由于教派的不同，欧洲在此后的数百年中，发生了或大或小的许多次宗教战争，比如说1618-1648年间的三十年战争，就是较为显著的一个例子。 在动荡的政局中，欧洲的科学家都得小心翼翼，以免遭到宗教的迫害。在李雅明（2008）所著的《科学与宗教》一书中，记载了由中世纪到文艺复兴以来，基督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尖锐冲突。我们可以用由“地心说”到“日心说”的天文学革命为例，来说明何谓欧洲的“主智论”（intellectulism）。 四、从哥白尼的“日心说”到布鲁诺之死 古希腊时期，人们普遍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其他的星球都环绕着地球运行。托勒密（C. Ptolemy，87-150）将之发展成为“地心说”的完整体系，它假设行星在一个称为“本轮”（epicycle）的小圆圈上移动，而小圆圈又沿着一个称为“均轮”（deferent）的较大圆心轨道上运行。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波兰数学家哥白尼（N. Copernicus，1473-1543）首先提出“日心说”，他认为地球不是静止不动的，它一边绕着地轴自转，每昼夜自西向东自转一周；一边以一年为周期，绕太阳公转。因为这样的理论违反了正统的“地心说”，出版商怕得罪教会，迟迟不敢出版他的《天体运行论》，这本著作直到他临死前几个小时，才印好送到他手上。 这本书流传不广，当时只有极少数的专家会读这本书。其中之一，是意大利人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他幼时家庭贫困，十五岁就进入多明尼克修道院当道明会的修士。由于他接受了哥白尼的日心说，成为异端，而被革除教籍。1576年，他逃出修道院，离开意大利，过着长期流亡的生活。他先后到瑞士、法国、德国和捷克等国家，在大学里讲课，宣扬哥白尼的学说。他在1584年出版的著作《论无限宇宙及世界》中，提出了宇宙无限的思想，认为在太阳系之外，还有数不清的世界。他相信一个叫做汉密士（Hermetism）的教派，这是一种源自古代埃及和希腊的宗教思想，反对三位一体，主张耶稣是人，不是神，耶稣是由上帝所造，因而低于上帝。在他的宇宙中，没有上帝的地位。教会因此把他的学说视为异端。 1591年，他被骗回意大利。翌年被逮捕入狱。在狱中囚禁八年，始终不为所屈。1600年，为了坚持宇宙无限的论点，被天主教廷以异端的罪名判处火刑。在听到判决时，他对审判官说：“你们宣读判决书的恐惧，可能比我接受死刑判决的恐惧还要大得多。”（Perhaps you， my judges， pronounce this sentence against me with greater fear than I receive it）。在罗马百花广场以火刑处死时，为了不让他说话，教会把他的舌头枷住，而且把衣服剥光，倒立着烧死。 五、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误 在中世纪的欧洲，诸如此类的例子可谓多得不胜枚举。这种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当时的教会即使用“异端裁判所”和“酷刑室”对付知识分子，并形成“信仰”和“学问”之间的对立，他们在哲学上祇是分别坚持“实在论或唯名论”、“理念论或经验论”而已。我们可以称呼追求“学问”的一方为“主智论”者，但“反智论”一词却是余院士所独创，在〈宋明儒家的发展及论清代思想史〉一文中，余英时（1970）特别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他所谓智识主义（Intellectualism）与反智识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的冲突。 西方基督教传统中的“信仰”（faith）与“学问”（scholarship）的对立，便是这种冲突的一个例证。在“新约”中耶稣一方面认为知识学问是虔诚信仰的阻碍，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圣经有深入的研究。后来基督教中重信与重学的两派因之都可以在“新约”中找到根据。但一般而论，在十五、六世纪的所谓学术复兴（Revival of Learning）以前，西方思想基本上是偏向于信仰一边的。在信仰空气弥漫之下，希腊古典学术受排斥，Tertullian（公元二二二年卒）的反智识主义的名论最足代表重信轻学一派人的态度。他公然宣称雅典与耶路撒冷没有丝毫共同之处，也否认希腊古典哲学可以对基督教义有任何助益。一言以蔽之，“自有耶稣基督以来，我们已毋须好奇：自有福音以来，我们也用不着求知。”西方中古“信仰”与“学问”的对峙，从历史上考察，是希伯来宗教文化和希腊古典文化相互激荡的一种表现。 这是《历史与思想》一书中，极少数提到基督教“信仰”与学问冲突的一个例子。余氏在此，第一次提出“反智识主义”的概念。然而，这里不是坚持信仰者所信奉的哲学。由中世纪晚期，乃至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发生之后，欧洲有许多思想家从不同的观点，思索“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并且找出不同的哲学主张，包括“智识主义”在内。但所谓的“反智识主义”却是余院士的无中生有，不论是在西方或东方，都不可能产生出这样的哲学思想。在上述例子里，Tertullian是为“信仰”而“反智”，绝不可能是为“反智”而“反智”，甚至摘出一种“反智论”或“反智识主义”的哲学。 这里我要再次强调：西方知识分子对于“理念论／经验论”、“唯名论／实在论”的争议，是从古希腊、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到现代，始终一贯，没有间断过的。时至今日，它们仍然是科学哲学演化系谱中的核心概念。余英时忽略掉中世纪欧洲文化内部的哲学冲突，反倒从“旁观者”的立场，强调“主智论”和“反智论”的对立，用柯灵乌的历史哲学来说，它是用这样的“历史建构”，在找寻西方文化中的“人文思想”和“人文主义”，结果是祇看到西方文化的“光明面”。然后再用移花接木的手法，以“反智论”的“历史建构”来对“中国思想传统”作“历史批判”，结果是看到了中国文化的“黑暗面”。这样做的时候，余英时的“人文思想”怎么可能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误”（Eurocentric bias）？ 参考书目： （1）李雅明(2008)：《科学与宗教：400年来的冲突、挑战和展望》，台北：五南图书公司。 （2）余英时（1958）〈工业文明之精神基础〉《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公司，页339-380。 （3）余英时（1959）〈文艺复兴与人文思潮〉《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公司，页305-338。 （4）余英时（1960）〈西方古典时代之人文思想〉《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公司，页285-304。 （5）余英时（1970）〈宋明儒家的发展及论清代思想史〉《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公司，页87-120。 （6）高宣扬（1994）：《实用主义和语用论》，台北：远流出版公司。 （7）Dampier， William C.(1942). A History of Science and Its Relations with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2. （8）Ellerbe Helen (1995).The Dark Side of Christian History ，Morningstar & Lark；Later Printing. 黄光国，台湾大学心理学系荣誉教授。 本文原载《中国评论》月刊2022年1月号（总第289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