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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汉旗博物馆，内蒙古 赤峰 024399） 摘要：本文回顾了兴隆洼文化的命名地——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遗址从调查发现，到发掘，再到研究的四十年历程，概述了几代考古人为这一东北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考古学文化的探索所付出的艰辛和取得的重要学术成果，归纳为：兴隆洼文化的文化谱系、聚落形态、旱作农业、宗教信仰、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步中的作用等。兴隆洼遗址的考古发掘能评上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就说明了它在中国考古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关键词：兴隆洼文化；兴隆洼遗址；考古大发现 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评选活动牵动着每一位考古人的心，尤其是参与其中的人们更是高度关注。预选时内蒙古有5项，其中我亲历调查和发掘的就有2项——兴隆洼遗址和大甸子遗址。这2项也曾入选由《考古》杂志社于2001年初组织举办的“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的评选，兴隆洼遗址的发掘被列为第14项，大甸子遗址的发掘被列为第41项。[1]本次最后的评选萃取出兴隆洼遗址，对大甸子遗址的落选还是感到惋惜，因为这处遗址和墓地从发现到发掘再到整理，我经历了全过程。为兴隆洼遗址在最后评选中萃取感到高兴。内蒙古共入选3项中就有敖汉旗1项，这是家乡的一种荣誉，也引发了我对这处遗址发现和发掘过程的回忆。虽已过了几十年，所经历的田野调查和发掘的往事仍历历在目。 对于兴隆洼遗址的调查和发掘以前曾写了一篇小文发表，但不够精细。[2]此文是在原来小文的基础上有所增减，从调查发现、考古发掘和探索研究这三个方面加以概括，并以此祝贺兴隆洼遗址的入选。 一、发现 杨虎先生执笔编写并发表在1985年《考古》第10期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简报》中首次提出了“兴隆洼文化”这一命名，也是向学术界宣布这一新石器中期的新的考古学文化的发现。《简报》开篇即简要介绍了对这处遗址的调查经过：“1982年秋冬，敖汉旗文化馆和我队（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笔者注）于该旗东南部进行文物考古普查时，发现在兴隆洼遗址上散布一种厚胎夹砂陶罐及陶钵等残片，其中饰有压印复合纹饰，不同于已知考古学文化的同类陶器。”[3]在《简报》的结语中写道：“以兴隆洼文化遗址为代表的遗存，既有特征鲜明的器物群，有一定的分布面，又有一定的存在时期，具备了考古学文化定名的基本条件，可称作兴隆洼文化。在普查中，我们和敖汉旗文化馆邵国田同志认为，兴隆洼遗存代表一种新的考古文化。”［4］ 上述所提的敖汉旗文化馆和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于该旗东南部文物考古普查即指全国进行的第二次文物普查。敖汉旗的工作起始时间为1981年10月1日至1988年8月，共历时8年，分8期进行。兴隆洼遗址和赵宝沟遗址发现于第2期，即1982年10月2日至12月22日，共普查敖汉旗东南位于牤牛河源头的王家营子、大甸子、宝国吐三个乡。调查完宝国吐乡已到了12月初，又开往教来河流域的丰收乡，发现了赵宝沟遗址，填补了兴隆洼文化与红山文化之间缺环。 这两处遗址发现至今也40年了。代表着两种新发现的考古学文化是如何在诸多遗址中区分出来的呢？在田野调查中能够分辨出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须找到与已知的文化不相同的标本或文化性质单纯的遗址，并有一定的空间分布，就基本上可以确定。兴隆洼文化的遗存最先应该是在兴隆沟遗址发现的，即1982年春内蒙古文物工作队队长李逸友先生在宝国吐乡范杖子发掘夏家店下层文化墓地时，吩咐我调查周围遗址，我便调查了兴隆沟（当地称为锅腔子地）遗址，采集到一些陶器和石器标本。在二期普查最后一个乡——丰收乡的三家村小范杖子南梁时，又见一处文化性质十分单纯的兴隆洼文化遗址，这里与宝国吐的兴隆洼、兴隆沟分属辽河和凌河的两条流域，即说明有更广泛的空间分布，命名一种新文化的要素已具备。在二期普查的第一个乡——王家营子乡时，我和杨虎同在一个调查组，共同认识这是种新的文化，在调查柳树行子北山坡至西台遗址的一群新石器时代遗址群上，采集到兴隆洼文化陶片时，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到丰收乡范杖子遗址得以确认，认识这支考古学文化前后经历一个半月的时间。 图一 兴隆洼遗址发掘现场 1.1992年用热气球高空拍摄兴隆洼聚落的环壕及房址（北—南）2.1993年发掘兴隆洼遗址的探方（东南—西北） 20世纪30年代因发掘红山后遗址所获取的那些材料，于1954年命名“红山文化”是辽西地区第一支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5]又过了30年，到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发掘了巴林左旗富河沟的遗址，命名了“富河文化”。[6]因此辽西便有两种青铜文化和两种新石器时代文化。再过10年即1973年，为配合沙通铁路建设所进行的沿线考古调查发掘中，确认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文化即“小河沿文化”，[7]填补了红山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之间的一个缺环。但学者们的总体印象仍然是：“经近年的田野考察得知，尽管这个地区，今天所见到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分布得比较稀疏，遗物（主要是陶器）数量较少，文化层较薄，但仍可找到相当数量的有原生堆积的遗址的印象。”[8] 我们回看20世纪80-90年代的有限几篇调查和发掘报告及文物图录，多见有兴隆洼文化的文化遗存，如典型的锄形石器，最早见于富河沟的发掘简报中，[9]也见于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内蒙古文物图录中。后来，我们在编辑巴林左旗博物馆馆藏文物图录时，才将这种特征明显的石器归到兴隆洼文化。[10]1974年在奈曼旗大沁他拉遗址采集的陶片中，标本W5:01即是从口到腹分别饰以“不规整的横线划纹，颈部有用手指捺出的两排凹圆点纹，以下腹部饰连续折弧线篦纹。”[11]壁厚、圆唇外侈、夹砂红褐陶，从陶质陶色到三段式的纹饰，都具有兴隆洼文化晚期陶器的特征。 另一处较为典型的含有兴隆洼文化遗存的遗址便是巴林右旗那日斯台遗址。这处遗址于1980年秋由巴林右旗博物馆调查发现，“所采集的陶器中，有大量的夹砂灰褐之字纹陶器，泥质彩陶器。它们的纹饰及器形，都同赤峰红山后遗址发现的十分接近……因此，那日斯台遗址应属于红山文化遗存。”[12]其实，无论陶器还是石器，均含有部分典型的兴隆洼文化遗存，与红山后遗址的陶器与石器有显著的区别。故可以推断，那日斯台遗址是至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叠压在一起的遗址。 其实，最早的兴隆洼文化遗存见于巴林左旗的金龟山遗址。在1961年、1962年局部发掘中，“分两期，其中一期相当于兴隆洼文化。”[13]还有一些调查另见有兴隆洼文化遗存，但未能及时地公布新材料，除前述的兴隆沟遗址外。还见于考古工作者在赤峰市松山区昭苏河的调查，“1980年9月在赤峰昭苏河上游左岸大五十家子遗址采集到夹砂陶罐，上有压印复合纹饰。苏赫同志和我们（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笔者注）都认识到，这为探索昭乌达盟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提出了值得注意的新线索。”[14] 敖汉旗文物普查中发现第一个史前文化就是兴隆洼文化。有了这些认识后，对这一文化遗址的分布规律也逐渐在实践踏查中进一步得以总结和提升，如有成群分布现象，每一群往往有一处中心的大遗址，而且是两连或三连体的遗址，如兴隆洼遗址相对的是河北岸的老矿申遗址以及东部的小束龙沟遗址。兴隆沟遗址则分相连的三个区。北城子是在同一台地南北相邻双连体遗址，面积超出兴隆洼遗址约2万平方米。[15]在敖汉旗全境800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几条河流的两岸均发现了兴隆洼文化遗址。收录于《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中有61处。[16]后经补查和复查，至1998年春对全旗的兴隆洼文化遗址测绘时，已达到72处。[17] 图二 兴隆洼聚落首领式房址（180号房址） （房址北侧的墓葬为118号墓） 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发现兴隆洼文化的遗址还有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查海遗址，[18]与兴隆洼遗址处在同一条河的流域上。在第二次文物普查中发现一小群共3处，其中查海遗址面积2万平方米。 赤峰市除敖汉旗以外的其余11个旗（县、区）在第二次文物普查中，有8个旗（县）调查发现了42处遗址，其中巴林右旗最多。[19]两区和一旗一县未见兴隆洼文化遗址，有的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得以补查，如在宁城县小黑石考古发掘夏家店上层文化墓地时，便见有兴隆洼文化的遗址分布。阿鲁科尔沁旗在兴隆洼文化遗址采集到数件十分珍贵的制玉工具等标本。[20] 二、发掘 对于兴隆洼遗址的发掘最先是1983年的秋后的第一次试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的杨虎先生主持。这一年在敖汉旗由考古所内蒙古工作队主持发掘的有三个地点，即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墓地、柳树行子河南墓地和兴隆洼遗址。试掘时在兴隆洼遗址的A区仅“发掘880平方米，内有7间房址，3个灰坑和一段围沟。”[21]围沟属于红山文化，打破了兴隆洼文化的堆积层，这便找到了兴隆洼文化早于红山文化的地层关系。 发掘兴隆洼遗址时正是秋翻地，地表显现的片片灰土更加清晰，下面就是座座房址，揭开表土后，就找房址的四边。清理完一座房址，再挖别的房址就有一定的经验，知道这种文化房址为方形半地穴式建筑。 兴隆洼遗址自1983年始至1993年止，先后进行了6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将环壕内的房址、灰坑全部揭露，并清理部分环壕和寨门。清理房址共184座，含环壕外的20余座，灰坑462个，居室墓30余座，弄清了环壕的形状结构。 1984年夏秋两季第2次发掘的是1号遗址的Ⅱ区东部，共清理半地穴房址30余间，灰坑140余个和一段环壕。还在隔沟相望的兴隆洼文化老矿申遗址清理了3间半地穴房址。[22] 1985年9-10月，进行兴隆洼遗址的第3次考古发掘，发掘属于兴隆洼文化的房址17座，同时还发现了一处打破兴隆洼聚落址围壕的红山文化房址，这再次证明此处的兴隆洼文化早于红山文化。考古所实验室对兴隆洼文化119号房址所采集的木炭做C14年代测定，分别为距今7240±95年和7470±80年。经过三次发掘，揭露面积达13000平方米，相当于该聚落面积的三分之一。[23] 图三 兴隆洼聚落首领式墓葬和随葬品（118号墓） 1.118号墓室所有居室墓中规格最高的一座。墓主人是五十多岁首领式的男性猎人，随葬品丰富，一对玉玦耳饰、石管项饰。右手臂上压着圆蚌饰，似为法器。人骨的右侧放置一对完整雌雄的猪。2.部分随葬品 1986年9-10月进行兴隆洼遗址的第4次发掘。共发掘11座房址，两段聚落围壕。在西北的最高点挖到围壕的断开处，疑为“门”。[24] 1992-1993年夏秋之际，兴隆洼遗址迎来了第5次和第6次发掘，因为吉林大学考古系的师生参加，发掘面积增大，重要的是发现了居室墓，以及居室墓主所佩戴的玉器。还发现了蚌裙等服饰、人猪合葬墓。其范围是整个聚落全部揭露。[25] 20世纪80-90年代，除兴隆洼遗址外还有三处兴隆洼文化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分别是： 1.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查海遗址 此遗址于1982年5月份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发现，比兴隆洼遗址还早发现半年多，发掘时间比兴隆洼遗址晚了3年多。1987-1994年先后进行了6次发掘，揭露面积7800平方米，清理房址55间，灰坑41个，居室墓5座，中心墓地一处共10座，长达19米的石堆塑龙一处。房址无门道，石锄形器、陶器与兴隆洼遗址相当，出土的陶器塑有龙纹、蛙纹格外引人注目。学界也称之为查海?兴隆洼文化。[26] 2.内蒙古林西县白音长汗遗址 此遗址为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发现。1988-1991年3次发掘，共揭露面积7257平方米，清理属于兴隆洼文化的椭圆形环壕两条，房址59座，灰坑75个，墓葬14座。除兴隆洼文化的遗迹外，还见有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的遗迹，但主要遗迹归兴隆洼文化。这里的房址有门道、梯形石器等，与兴隆洼聚落有差别，故称为兴隆洼文化白音长汗类型。[27] 3.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 这一遗址于1991年5-7月间由内蒙古文物考古所发掘，为一处较为完整的兴隆洼文化聚落，揭露面积3100平方米，清理房址33座、灰坑11个。还有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存。[28] 图四 兴隆沟遗址发掘现场 1. 兴隆沟遗址7号墓。墓主人为约25岁男性，左肩和右肱骨各出一件玉玦。胸部及右腕出土似人头盖骨制成的牌饰。2.兴隆洼遗址5号房址西南部成组的兽头包括（2个猪头和3个鹿头）。兽头前额多有人工开孔。 4.21世纪初兴隆沟遗址的发掘 这处遗址在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中被发现。1998年复查并测绘共发现房址145间，分布于自东向西三个区内。[29]“2001-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行发掘，其中第一地点累计揭露面积5600平方米，清理兴隆洼文化房址37座，灰坑58个，居室墓28座”，出土人头盖骨神面纹牌、玉玦等重要遗物，并首次采集到旱作农业谷子标本。[30] 除了以上四项规模较大发掘之外，还有一些小规模的发掘，如内蒙古库伦旗小奈林稿遗址、[31]翁牛特旗南湾子北遗址、[32]林西县野狼沟遗址、[33]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塔尺营子遗址。[34]在试掘塔尺营子遗址时出有一件雕刻细腻的神像石雕件格外引人注目。南湾子北遗址的房址中心的灶址背侧立有两件一男一女石雕人像，这是继白音长汗遗址灶址旁出土石雕人像的第二次发掘出土，且双目嵌有蚌壳，嘴又嵌有蚌牙，更加传神。 已发现和发掘的遗址大都在燕山以北辽西地区。近年，在天津也发掘了蓟县青池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属典型的兴隆洼文化，还出土一件黑色细石人头像，发掘者认为是“兴隆洼文化东寨类型”，此遗址分了三个年代组，其中的第一组为兴隆洼文化东寨类型，第三组为赵宝沟文化西寨类型，只有青池二期属于本地类型。[35] 图五 查海遗址、白音长汗遗址和兴隆沟遗址 1.内蒙古白音长汗遗址平面图 2.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平面图 3.兴隆沟遗址平面图 各地博物馆零星调查和收藏兴隆洼文化的玉、石艺术品。 1.敖汉旗博物馆在1982年调查兴隆洼遗址采集石雕人像1件，发现于该遗址的一座房址上，地点明确，是第一件能够确认的兴隆洼文化石雕艺术品。[36] 该馆还收藏4件兴隆洼文化的玉器，玉锛1件，2001年采集于兴隆沟遗址。匕形黄玉器1件，1976年在大甸子乡旺兴沟征集。青黄玉玦1件，1986年王家营子乡水泉出土。玉蝉1件，1979年征集于萨力巴乡乌兰召村。[37] 2.巴林右旗博物馆所藏的兴隆洼遗物，除那日斯台遗址外，还有几处遗址出土了兴隆洼文化的玉器和石雕人头像，较集中的有洪格力图出玉玦8件、石人头像2件，[38]锡本色楞墓葬出土玉玦1件、玉匕2件，[39]巴日图、[40]苏达勒[41]也出玉玦、匕形器及人面像等。还有旗公安局移交的两件面像中1件为神人面像，[42]1件与塔尺营子出土的神人纹石雕件非常相似，故将其归入兴隆洼文化。[43] 3.赤峰市博物馆收藏兴隆洼文化玉玦2件，匕形玉器1件，刻“人”字纹角形石杯1件。[44]其中有2件出土于翁牛特旗解放营子遗址，这处遗址的面积较大，地表散布遗物丰富。[45]该馆还有一件玉蝉也应属于兴隆洼文化，[46]其整体形态和白音长汗遗址第7号墓出土的玉蝉相似，[47]更接近敖汉旗那件黄玉蚕。同样的玉蝉尚见于克什克腾旗博物馆所收藏的2件和巴林右旗博物馆所收藏的1件，[48]也应属于兴隆洼文化。 除了玉雕件外，尚在克什克腾旗万合永乡、宇宙地乡，林西县的西门外和西山兴隆洼文化遗址各出土一件兴隆洼文化石雕人像，[49]均如白音长汗遗址所出土的那件石人。还散见小石杯，不一一列举。 总之，这些保存在各馆的兴隆洼文化玉、石艺术品，有的仅知出土地点，不是考古发掘品。也是随着考古发掘了有明确地层关系同型式的参考物不断出现而明其所属文化，这使我们从另一个侧面来观察兴隆洼文化丰富的内涵，提高识别能力，更全面系统地掌握兴隆洼文化各种遗存的价值。 三、研究 兴隆洼文化自1982年发现至今这40年间的发现和发掘几乎没有间断，探索和研究也随之展开，大体经历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2年至1992年前，兴隆洼遗址经过4次发掘，即遗址揭露到将近一半的面积，整个聚落的结构基本清楚。其后，又有查海和白音长汗两处遗址的全面揭露，对兴隆洼文化不同地域的不同类型分布有了广泛的认识，兴隆洼文化的主要特征逐渐全面。这一段是以兴隆洼遗址发掘第一期简报为标志的，前后大体经历了10年时间。 第二阶段，以兴隆洼第5次和第6次发掘为新的启程，全面揭露出一个完整的聚落，发现了居室墓和玉器，还有出土了蚌裙，人猪合葬墓。查海遗址发现有聚落中心摆塑全龙形堆，10座墓葬和部分居室墓。白音长汗发现的玉器中有动物形玉器，人面像，石人圆雕像。 第三阶段，21世纪初至今，以敖汉旗兴隆沟遗址的发掘为主要内容，筛选出碳化的粟和黍的籽粒，旱作农业考古成了震惊中外的事件。还在居室墓发现石人面及人头骨神面像，男女合葬墓。白音长汗和查海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也相继出版，其本身就是学术成果的集中体现，也为这支考古学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科学完整的考古文献资料。 研究的内容大体分有如下几个部分： （一）兴隆洼文化特征、文化谱系及源流的探索和研究 有关文化谱系探索和研究是以发表于《考古》1985年第10期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简报》为开启（以下简称《简报》），拉开了一场对这一新考古学文化的持久不衰探索的序幕。《简报》以1983年发掘的7座房址为主，也引用1984年的发掘材料，遗迹选择第2号房址，红山文化的壕沟打破兴隆洼的地层剖面。遗物分别介绍陶器、石器、骨器三种，简明扼要，高度概括该文化的器物群的特征有别于当地已发现的史前文化。重要的在《简报》的结语部分，共谈四个问题：其一，“兴隆洼遗存代表一种新的新石器文化”，即宣告兴隆洼文化正式确立。其二，“兴隆洼文化的年代”。其三，“兴隆洼文化发现的意义”，意义有4条，其中的前两条是：1.本地已知诸文化的源流、体系探索工作向前推进一步，也就是说兴隆洼文化的发现将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向前推进了一千余年；2.东北、内蒙古东部地区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的文化各具特色，平行发展，各有自身的源流。 第2条的提出有这样的背景，即20世纪70年代在黄河流域的河北省和河南省分别发现了磁山、裴李岗文化。裴李岗文化C14测定的年代约为公元前5700-4700年。有学者认为：“裴李岗文化同东北的红山文化也有一定联系，不过没有同磁山遗址的联系那么密切。红山遗址出土的一件下腹微鼓的深腹罐同裴李岗遗址出土的筒形深腹很相似。裴李岗出现的篦纹在红山也受到了较深的影响。在裴李岗和磁山没有发现篦点纹以前，过去一直认为它是东北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现在，这种纹饰由于裴李岗和磁山都相继发现，从而找到了篦纹的渊源是中原地区，这就证明东北地区和中原地区从原始社会以来，在文化上的联系是密切的。”[50]“裴李岗和磁山陶器上的篦点纹，也是相当突出的特点之一。……这种纹饰曾被称为弧线纹或之字形纹，一种呈弧线，另一种呈弧线篦点，可称为弧线纹或弧线篦点纹。一般的发现限于辽宁西部，如锦西砂锅屯，赤峰红山和巴林左旗富河沟门等地都有出土……这些迹象可能说明中原和东北之间，在文化上存在着必然的联系。[51] 兴隆洼遗址的发掘者则认为：“兴隆洼文化的之字纹，是迄今所见最早的线性之字纹，经过进一步的发掘和研究，可能对其渊源做出切实的分析，并将有助于对其文化和地区之字纹源流的探索。”[52] 又过了一年，兴隆洼遗址发掘主持者杨虎先生发表了专论兴隆洼文化的文章，分析三个问题：“其一分析该文化的内涵、特征、分布、年代；其二分析其与有关文化的共性与区别，兼论小山遗址器物群的特点，在比较中进一步揭示兴隆洼文化及其他文化的特征；其三分析兴隆洼文化发现的意义。”[53]这里的小山遗址属于赵宝沟文化。 又过了10余年即1999年，主持者再发表文章对兴隆洼遗址收获进行概括和总结，其题目便直接阐明“红山文化源头——兴隆洼原始遗址”。[54]至此兴隆洼文化在东北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中的位置更显突出。辽西地区的六种史前文化中以敖汉旗地名命名了四种即小河西、兴隆洼、赵宝沟、小河沿，加上红山和富河两种，辽西地区整体和系统的文化谱系建立起来了。 （二）兴隆洼文化的聚落形态研究 兴隆洼遗址有两大特点，其一是中国迄今所知保存最完整的，其二是经过全面揭露的新石器时代聚落。“所有房址均沿西北—东南方向成排分布，排列齐整。通排共有八排，每排房址数量为10-13座，夹排有三排。室内面积较大，通常每座约50-80平方米。最大的两座房址并排位于聚落中心部位，室内面积各达140余平方米。居住区外侧环绕一道椭圆形围壕，直径166-183米，西北侧留有出入口，宽4.6米。围壕宽约2米，现存深度0.5-1米。兴隆洼一期聚落经过周密规划，统一营建，其布局井然有序。”[55]正因为兴隆洼聚落具备这样的优势，所以成为中国史前聚落研究的引人关注的、最完美的标本之一。学者们纷纷探讨，有的专题讨论，有的专著中独立成章。 郭大顺先生对兴隆洼聚落归纳出如下特点：[56] 1.适于采集和渔猎的聚落环境 兴隆洼遗址所在地的岗地西南部，大都是在距主河川较远，地势较高地方而且大都是略有高差的山坡。坡地东高西低，高出坡下泉水沟20米，往东1.5千米才是牤牛河川。 2.强调群体性的聚落形态 有学者总结兴隆洼文化遗址有“双连体”的特点，但是三五成群是其特点之一，每一群有一处面积较大的中心聚落。还有的遗址分出几个区来，反映出各区的独立性和整个聚落的统一性。聚落内房屋的分布密集并排列有序，多数聚落都在外围发现壕沟，尤以早期居多。集中分布的窖穴群，说明部分贮藏品是由聚落统一管理的，当然，这也间接地反映了集体分配的存在。 3.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生产和生活单元的房址形态。 （三）对兴隆洼文化兴隆沟遗址发现的旱作农业谷物种子的研究 兴隆沟遗址未发掘之前，在其他遗址的调查和发掘中，见有与农业有关的石器，如锄形石器、磨盘磨棒，多认为这是松土工具和加工谷物等食品的专用工具，也有认为是加工采集的果核和其他野生植物种子。“伴随着考古发掘，我们在兴隆沟遗址采集并浮选了1200余份土样，出土了丰富的碳化植物遗存，从中发现了黍和粟两种小米遗存，其中碳化黍粒的数量较多，计1400余粒，碳化粟粒的数量较少，仅60粒，根据形态特征和尺寸大小，兴隆沟遗址出土的黍和粟都属于栽培作物。”[57] （四）原始宗教信仰的发现与研究 兴隆洼文化中的原始宗教信仰部分发现了较多的内容，也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内容主要有雕塑的人和神人、动物群像、特殊建造场所和举行宗教活动的用具法器等。 雕塑品有人物、动物和雕刻的图案。 图六 石雕人像和人面像 1.1982年冬采集于兴隆洼遗址 2.白音长汗遗址（AF19②:1）3、4.南湾子北遗址出 5.兴隆沟遗址（第22号房址）出土 人物又分人物类和神像类： （1）整体琢成的人物。第1个能够确认为兴隆洼遗址的，是在调查采集于一座房址之上的那件盘坐的小人像，平底应为摆放的。[58]发掘出土共3件，第1件便是出在白音长汗遗址，体型较大，下端呈尖楔状便于栽立。[59]立于灶址之后侧，似灶神与火神、生育之神、老祖母等多重神格。以万物皆为神为核心的原始宗教，发展到神的被人格化阶段，已经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他仰面向上，目视苍穹，俨然是族群的守望者。南湾子北遗址出土的两件应是男女各一，也立于灶旁，男觋女巫成组合，且各有分工。这类石人有数件存于各博物馆中，是兴隆洼先民供奉的主神，雕法、造型高度一致。眼和齿嵌蚌仅见1件，证明这类人像双目均嵌蚌睛，嘴嵌蚌齿。 （2）人面像。有蚌人面和石雕人面，典型的为白音长汗遗址出土1件蚌人面，张嘴露牙。[60]兴隆沟遗址出土1件人面像为五边形片状黑色石，嘴嵌有蚌齿，双目为圆坑，也当有镶嵌物，挂孔之间有细槽。[61] （3）神人面已见有5件。3件有獠牙，1件是白音长汗遗址出土的巴林石质片状人面像，主要在牙部，嵌有蚌片獠牙。双目有弯形凹槽，也应有镶嵌物，脱落不存。[62]另2件即前述巴林右旗博物馆所藏石片上刻神面像和塔尺营子出土刻有神面石，均为有獠牙的神面，这3件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另2件则是洪格力图红色石头面像，原应有镶嵌，面部神秘，腮部有两道槽可理解为纹面。 （4）以动物为题材的神器。包括白音长汗遗址出的石雕熊首、玉蝉、蛙形器，查海遗址陶器上的蛙、鱼、龙纹贴塑等。这些均与原始宗教万物皆有神相关联。其中有明确出土于兴隆沟7号墓的人头盖骨圆形牌饰和兽面形饰，[63]分别出土于墓主的腕部和胸部，这些应是举行宗教活动的法器。 图七 有獠牙的神面像 1.巴林石神面像白音长汗遗址出土 2.神面纹刻石塔尺营子遗址出土 3.神面纹刻石巴林右旗博物馆藏 石熊首是圆雕，石质细腻，磨制光滑，面目清楚，憨萌可爱。“重要的是圆柱形颈底面的一圆坑（直径0.6，坑深1厘米），很显然是为安柄所设，即类似权杖的杖首。7号墓的墓主人应该是这一群落的宗教活动的首领，手持安有熊首的杖形法器，举行原始宗教活动，以驱魔降妖或治病或保族群的平安。”[64] 场所及法器 （1）兴隆洼聚落中心位置的两座并列的超过140平方米的大房子，这当是举行原始宗教活动或公众议事的场所。 （2）查海遗址中心部位的广场处紧靠聚落内最大房址和南侧墓地，清理出一件大型龙形堆塑。[65] （3）兴隆沟遗址发现用猪头骨和石块摆塑龙一条。 （4）兴隆洼遗址第180号居室墓为人猪合葬墓。居室墓的墓主人应是特殊的人物，这种葬俗也与宗教相关。 （5）骨笛已在兴隆洼遗址发现。还应该有陶鼓等其他乐器。这些乐器的演奏当与宗教活动相关。 （6）还出土了半个同心圆石块、蚌钏、蚌面饰、蚌裙，可能是与作法有关的道具和服饰。 （7）居住面有意摆放猪头、鹿头。如兴隆沟第5号房址的居住面就出土有规律摆放的15个兽头，其中猪头12个，鹿头3个，多数兽头前额正中有或方或圆的孔，其中2例有明显的灼痕，也有考证与拜天有关。[66] （五）兴隆洼文化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 兴隆洼文化的发现和研究，有助于中国文明探源工程的进展，使人们看到辽西地区从氏族向国家的转折点。如苏秉琦先生指出：“距今七八千年前的阜新查海和赤峰地区兴隆洼遗址所反映的社会发展已到了氏族向国家进化的转折点，所以文明起步超过万年。特别是查海、兴隆洼遗址都发现了选用真玉精制的玉器，它绝非氏族成员人人可以佩戴的一般饰物。正是从这一时期起，玉已被赋予社会意义，被人格化了。制玉成为特殊的生产部门，石制工具的专业化，制陶技术明显改进，彩陶开始出现等等，都说明社会大分工已经开始形成，社会大分化已经开始。”[67]他还讲道：“阜新查海的玉器距今8000年左右，全是真玉（软玉），对玉料的鉴别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玉器的社会功能已超越一般装饰品，附加上社会意识，成为统治者或上层人物‘德’的象征。没有社会分工生产不出玉器，没有社会分化也不需要礼制性的玉器。因此，辽西一带的社会分化早于中原。”[68] 苏先生讲辽西地区超过万年的文明起步，重要依据是兴隆洼、查海出土的玉器，有了玉器就有了“礼制”，有了“礼制”就是文明社会因素，而且超过一万年。 图八 兴隆洼文化玉器 1.兴隆洼遗址出土的玉、石饰物 2.王家营子水泉出土的玉玦 3.兴隆洼第118号墓出土 的一对玉玦 4.兴隆洼遗址第117号墓出土的一对玉玦 除了玉器，还有以下要素与文明起源有关： （1）农业的起源 前已述兴隆沟遗址发现两种谷子，专家们还注意到近年在北京东胡林遗址发现了一万年前后的小米的籽粒遗存要早于兴隆沟的发现。但也认为“小河西文化应该已经开始了小米的栽培”。[69] 苏秉琦先生将河北徐水南庄头农业的出现、新型石工具的产生作为“上万年的文明起步的依据，如广义而言，农业的出现就是文明的根，文明的起源。这一起源可以追溯到一万年前到（一万）两千年前。”[70] （2）兴隆洼聚落所反映出的社会组织结构 学界认为：“兴隆洼村落至少存在以下三级组织，相当于（兴隆沟遗址——笔者注）第2号房址那样同一室包容了3-4人左右而称作家庭的单位，这是最基层的一级；由有上述一排房址所反映的高于类似2号房址那样单位的中间一级组织；由若干排同时并存的房址组成的整个村落，这是最高一级。如果借用民族学的概念，或可将家庭以上的两级组织分别称为家庭和氏族。”[71]在兴隆洼遗址周围还发现两个较小的村落，这便是更高一层组织，即类似氏族集团。如果再向大范围扩展，如相距10公里的兴隆沟集团，便构成一定范围的群落。从这些情况来看，兴隆洼文化时先民已经具备了多层次社会组织结构，这应该是原始社会发展到较为成熟阶段的产物。 （3）房址之间和墓葬之间的差别 房址是人居住，墓葬是埋死人，这两者反映当时活人社会生活习惯。房址有大型房址和特大房址，位于聚落中心，相应的居室墓也较大，这不仅反映出建筑本身的规模差别，也反映出摆放或随葬器物多寡，品级的高低（如石器大小、玉器的精美程度）。兴隆沟墓地还出现男女合葬墓。 （4）生产技术的提高，如大型陶器的出现，制陶技术的提高，表现最高端的当为制玉技术，在几个兴隆洼文化遗址采集的大型制玉的石质动力系统构件等等，表现制玉等生产技术向专业化和系统化方向发展。 （5）前举乐器的发现、宗教的成熟并趋向神本社会，服饰专一化，雕塑艺术的发展，这些均是趋向文明社会。 （6）文化的传播和沟通也是一种文明社会要素，有提出玉器传播之路，分别向两个方向传播，即东北亚和东南亚。[72]河姆渡遗址出土的一对黄玉玦与兴隆洼文化玉玦并无二致。兴隆沟遗址出土的毛蚶来自海洋。天津青池遗址发现兴隆洼文化的聚落，说明沿海也居住着兴隆洼人。这是一支文化所属先民扩展和外传能力的体现。 兴隆洼遗址发现恰40年。期间也斩获四项殊荣，即1992十项考古大发现、“八五”期间考古大发现、20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项项有其名。这不仅说明这处遗址以及发现兴隆洼等三项考古学文化的敖汉旗第二次文物普查在中国考古史上占有重要一页，也反映先后三代考古人为其付出的艰辛，其中既包括对兴隆洼一处遗址的发现、发掘和研究，也包括对同一文化其他遗址和同一地区其他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探索及研究付出的心血。 注 释： [1]考古杂志社.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此次评选，内蒙古自治区共选上4项.除了兴隆洼和大甸子外，还有第40项为内蒙古赤峰夏家店青铜时代遗址的发掘，第93项为内蒙古通辽市青龙山辽陈国公主墓的发掘. [2]邵国田.华夏第一村——兴隆洼原始聚落发现始末[A].红山文化研究(第四辑)[C].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7.158-172.（原文载于2005年印刷的内部材料《敖汉文物考古纪事》）. [3][4][14][21][5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1985(10):865,971,873,866,872. [5]尹达.中国新石器时代[M].上海:三联书店,1955. [6][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1964(01). [7]辽宁省博物馆,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敖汉旗文化馆.辽宁敖汉旗小河沿三种原始文化的发现[J].文物,1977(12). [8]刘观民,徐光冀.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与认识[A].中国考古学会编辑.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文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72-99. [10]唐彩兰.辽上京文物撷英[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5.2. [11]朱凤瀚.吉林奈曼旗大沁他拉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J].考古,1979(03):209-222.这是一处含有几种文化的遗址，从文章提供的陶器拓片、器物图看，除了红山文化外，尚有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该文图八：9，图九：3,8,9,11等），小河沿文化的标本.小河沿文化的材料已于1977年发表，可见当年调查者尚不甚明晰这一新发现文化特征.此篇调查的报告中，有一些打制的石器也应属兴隆洼文化，典型的如图四：1,3等砍砸器. [12]巴林右旗博物馆.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调查[J].考古,1987(06):507-518.文中陶片拓本中较为明显属于典型兴隆洼文化有3片，为图三：19, 21,25.器物线图中有3件陶器属于兴隆洼文化，为图四：20,16,24.另外，石器中有2件锄形石器也属兴隆洼文化，为图六：4,6.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方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M]//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177,180. [15]杨虎,刘国祥,邵国田.敖汉旗发现一大型兴隆洼文化环壕聚落[N].中国文物报,1998-07-26(01). [16]邵国田.北城子、兴隆沟遗址发现的意义和影响[N].赤峰日报,1998-10-30(松山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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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名誉主编王伟光,主编王巍.中国考古百年史?第一卷(上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339. [31]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保护中心,库伦旗文化旅游局.内蒙古库伦旗小奈林稿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2020(03). [3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年鉴(2017)[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199-200.此遗址为兴隆洼文化晚期的小型聚落，清理房址9座. [33]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2017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发掘综述[J].草原文物,2018(01).该遗址发掘中揭露面积5000平方米，分三区进行，其中第三区位于遗址南部，清理房址2座，灰坑3个.可能属于兴隆洼文化遗存或偏早. [34]滕铭予,吉迪,苏军强.2015年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塔尺营子遗址试掘报告[M]//边疆考古研究(第25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1-40.继2015年试掘之后，2017年6月起，辽宁大学考古系与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 [35]纪烈敏,刘健,张俊生.天津蓟县青池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2014(02);吉林大学文学院考古系贾领.青池遗址出土新石器时代陶器浅析[J].文物春秋,2018(01). [36][58]邵国田主编.敖汉文物精华[M].呼和浩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4.52. [37]邵国田主编.敖汉文物精华[M].呼和浩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4.53,68.此书将玉蚕定为红山文化，2004年秋经由内蒙古文物专家组鉴定属兴隆洼文化. [38]苏布德.洪格力图红山文化墓葬[J].内蒙古文物考古,2000(02):17-20. [39]青格勒.赤峰市巴林右旗查干诺尔苏木洪格力图新石器时代古墓被盗[N].中国文物报,1997-07-27. [40]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馆,巴林右旗博物馆.查干诺尔新石器时代调查简报[J].内蒙古文物考古,2000(02):27-38.文中的撒旗花、哈不特盖山遗址即为巴日图遗址. [41]锡本包楞墓葬和苏达勒遗址出土的玉匕形器和玉玦分别见巴林右旗博物馆编.文物载春秋——巴林右旗博物馆文物精品荟萃[M].呼和浩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2.22,23,26,27. [42]乌兰.从巴林右旗博物馆收藏史前人面饰谈原始崇拜[A].杨伯达主编.中国玉文化论丛[C].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342. [43]《光明日报》2019年9月29日，记者刘勇在《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发现七千五百年前石雕神人面像》中谈道：“此类带獠牙的石雕人面像以前曾在内蒙古巴林右旗采集过一件且为片状。此语引自郭大顺先生2019年6月11日的学术讲座。”另见郭大顺云直播《史前时期中华大地的神灵崇拜》（2020年6月14日）. [44]刘冰主编.赤峰博物馆文物典藏[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7.2-5. [45]赤峰博物馆,翁牛特旗博物馆.翁牛特旗解放营子乡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报告[J].内蒙古文物与考古,2005(01). [46]于建设主编.红山玉器[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4.130. [47][60]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上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309,318. [48]于建设主编.红山玉器[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4.132-136.巴林右旗的玉蚕征集于查干宝力格. [49]于建设主编.红山玉器[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4.31,34. [50]李友谋,陈旭.试论裴李岗文化[J].考古,1979(04).351. [51]安志敏.裴李岗、磁山和仰韶—浅论中原石器文化的渊源和发展[J].考古,1979(04)：338. [53][55]杨虎.试论兴隆洼文化相关问题[A].《中国考古学研究》编委会.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鼎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71,55. [54]杨虎,刘国祥.红山文化的源头——兴隆洼原始聚落遗址[M]//李父儒主编.中国十年百大考古发现（1990-1999）?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149-155. [56]郭大顺.东北南部地区的史前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M]//北京大学中国考古研究中心编.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459-479. [57]赵志军.从兴隆沟遗址浮选结果谈中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问题[M]//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编.东西古物（A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188-199. [59]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上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308.另见506页“原始信仰和艺术”一节. [62]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上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306.此书写为叶腊石，现普遍认为是巴林石. [63]用人头盖骨制作兽面和圆形牌饰见《敖汉文物精华》第19页.在介绍中写道：“整个造型酷似人面但不等于就是人面，从双目及鼻孔看，该是兽面。” [64]于建设主编.红山玉器[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4.308;邵国田,王冬力.一件熊陶尊及相关问题[A].庆祝郭大顺先生八秩华诞论文集（下册）[C].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263. [65]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阜新县查海遗址1987-1990年三次发掘[J].文物,1994(11). [66]邵国田主编.敖汉文物精华[M].呼和浩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4.18. [67]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113-114. [68]苏秉琦.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M]//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120. [69]赵志军.赤峰地区古代农业的形成和发展——自小河西文化至明清时期[A].赤峰学院红山文化研究院编.第九届红山文化高峰论坛论文集[C].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5.195-204. [70]苏秉琦.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A].苏秉琦文集(第三卷)[C].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204. [71]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357-358. [72]参见《邓聪考古论文集》卷Ⅲ《玉器考古学》之二，兴隆洼文化玉器工艺、色调及社会意识中的“润物细无声——八千年玉玦扩散之路”等章节. （图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