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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历史研究》2020年第6期 下载阅读 https://t.cnki.net/kcms/detail?v=wbCC_mPa8cUN5MHb6ZPl1ogQ3X50xUq9eF-vOuuFIyaypUP622xw3Xj3ERHUK47GazEEt2XZYtskUaJP6N1X-f_vuWBTSBeizl8McaRZn0uSba_B9kj9JPe_zpRbpPvT&uniplatform=NZKPT 摘 要：海伦叙事虽然以神话故事为题，但历史学家能够在实证主义方法缺席的情况下重构文本的历史性。《历史》2.112与《历史》1.1-5分别对海伦进行“辩护”和“谴责”，希罗多德据此将史诗、抒情诗、悲剧叙事传统中对海伦的不同评价，同时纳入他的历史书写并超越其上。与此同时，希罗多德与高尔吉亚代表的“本性派”智术师竞争，进而为自相矛盾的海伦叙事赋予一致的内在逻辑。希罗多德《历史》的海伦叙事不仅是“历史的造物”，而且也创造了历史。只有将文本与文学、历史双重“语境”置放于竞争性“对话”视角下，才能完整阐释文本的历史性，进而回应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挑战。 关键词：希罗多德 海伦 语境 希腊 荷马史诗 海伦是西方古典文献的经典话题，历史学者应该如何解读以神话故事为题材的文本？《历史》2.112-120的海伦叙事被誉为目前已知最早的对荷马史诗的文学批评，因此被古典文学史家频繁征引和阐释。希罗多德指出，海伦离开斯巴达后被风暴裹挟至埃及，埃及国王普洛铁乌斯（Proteus）审判了帕里斯的不义之举，海伦因此留在埃及，所以，特洛伊战争的原因不是争夺海伦，而是神对不义之举的惩罚，荷马对海伦的谴责毫无根据。虽然我们能够对神话故事作出实证主义解释，但耐人寻味的是，对于希罗多德这一段经典文本，既无法考证“海伦在埃及”是否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也无法像解释“赫拉克勒斯子孙的回归”等神话一样，还原海伦叙事可能反映的“历史事实”。希罗多德《历史》的海伦叙事是否超出历史解释所能达到的边界，因而只能让渡于文学史的归纳或形式主义的文本分析？换言之，在实证主义方法缺席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捍卫历史学的经典认识：“文本是历史的造物？” 事实上，20世纪末，西方古典学界的希罗多德研究经历了一个路径转向，由“向前看”剖析希罗多德对古风诗歌传统的承继关系，转变为“向后看”强调希罗多德文本的历史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当数托马斯的《语境中的希罗多德》。在托马斯的研究中，“语境”特指希罗多德所处的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希腊社会的历史文化，她声称《历史》的文本叙事符合当时兴起的科学式叙事方式，希罗多德与“智术师”（Sophist）等同时代知识精英思考相同的问题，使用相似的概念和逻辑语言。与当时历史“语境”的共性的确是阐释希罗多德海伦叙事的重要视角，佩利恰将希罗多德《历史》2.112-120与智术师高尔吉亚的《海伦颂》（Encomium of Helen）进行对比，指出这两篇文本不仅选取了共同的叙事主题“为海伦辩护”，而且采用了相同的文本结构和修辞手法，甚至相互影响、印证和补充。阿舍里（David Asheri）也强调，海伦是智术师辩论的重要话题，并在牛津版《希罗多德第一至四卷评注》直截了当地指出：“希罗多德是在为海伦辩护，正如同一时期来自列奥恩提尼（Leontini）的高尔吉亚在《海伦颂》中所做的一样。 ”然而，对古典文本历史性的解读，是否只能止步于文本与“语境”抑或“历史背景”特征异同的比较？一个被有意或无意忽视的事实是，希罗多德在《历史》1.1-5叙述了另一个版本的海伦故事。希罗多德借用“波斯人”之口嘲讽到，希腊人发动战争是“愚蠢的”（ νο των），因为与同样被劫持的伊娥（Io）、欧罗巴（Europa）、美狄亚（Medea）一样，海伦前往特洛伊不是因为强迫，而是出于自身爱欲驱使下的私奔，故而是“令人羞耻的”（α δεομ νη）。希罗多德是在为海伦辩护还是谴责海伦？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希罗多德在《历史》2.112-120和《历史》1.1-5对海伦作出了矛盾评价？如果可以，那么对《历史》2.112-120智术师“语境”的阐释是否同样适用于《历史》1.1-5？对希罗多德《历史》海伦叙事的解读不能只着眼于文本的某个部分，而必须关照到《历史》文本整体，我们必须回答为什么希罗多德同时对海伦作出矛盾评价，是因为希罗多德的历史书写缺乏逻辑吗？抑或《历史》只是不同史料的杂糅或汇编？ 很大程度上，对文本“语境”的强调，是近年来西方古典学者突破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重构文本历史性的一种尝试。但必须指出的是，文本所处的“文学世界”和“历史世界”不是彼此割裂的，希腊古风时代以后层累形成的文学叙事传统同样是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流行的历史文化，都是希罗多德文本的“语境”。与此同时，对希罗多德海伦叙事历史性的重构也不能局限于文本与历史文化异同的比较。修昔底德批评他的前辈一味取悦观众，这一批评恰恰说明希罗多德的文本叙事是有现实指涉的，与“语境”的关系是对话式的。据此，本文尝试超越托马斯代表的“语境”解读模式，从“文学世界”和“历史世界”两个方面重新定义希罗多德的“语境”，通过重构希罗多德文本与当时历史文化的对话过程，探索历史学者阐释古典文本的新视角。为此，本文首先聚焦于“文学世界”，揭示希罗多德《历史》2.112-120与1.1-5不是分散的、互不相关的独立文本，而是希罗多德对“文学世界”叙事传统的继承和超越；在此之后，分别考察《历史》2.112-120和1.1-5与高尔吉亚《海伦颂》的互文关系。我们将会看到，希罗多德巧妙地将对海伦的“文学叙事”带入“历史世界”——“正义”标准问题的争论之中，进而将“为海伦辩护”和“谴责海伦”这两种表面上相互矛盾的文学叙事模式编织成具有一致立场的历史书写。 一、文学世界的海伦叙事 托马斯主张，诗歌代表的口头文学叙事在本质上是属于过去的、古风式的“旧传统”，所以无法被视作希罗多德的“语境”。但非常重要的是，希罗多德不仅在《历史》2.112-120明确将荷马作为竞争对手，而且多次直接评述阿尔开俄斯、萨福等古风时代的抒情诗人，以及埃斯库罗斯等古典早期的悲剧作家。事实上，古风时代以来的文学叙事传统在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仍具有很强的时代性，通过宴饮、教育和公共节日等场景不断地被表演与再现，所以对于希罗多德来说这不是已经消逝的“旧传统”，而是流行于当时文化中的“鲜活”语言，不是与《历史》毫不相关的文学描写，而是其所处“语境”的一部分。因此，诠释希罗多德《历史》的海伦叙事不应局限于当时的智术师“语境”，而是必须首先重构文本所处的“文学世界”，考察希罗多德的文本创作如何受其形塑并对其回应。 很大程度上，希腊文学传统中海伦叙事的主要情节、主题都起源于荷马史诗。在《伊利亚特》的描绘中，诗人强调特洛伊战争的爆发是“为了海伦”，海伦的私奔不仅使无数英雄殒命，还导致同胞兄弟蒙羞，故而受到希腊人和特洛伊人的双重责难。奥斯丁据此强调，史诗中海伦的“爱欲”与英雄阿基琉斯的“荣耀”形成鲜明对比，故而是诗人谴责的对象。但与此同时，一些古代学者注意到，诗人对海伦充满了怜悯与同情。普利阿摩斯（Priam）认为海伦的私奔是被迫的，战争的责任应归咎于神的安排，他犹如一位慈父宽慰海伦：“在我看来你没有过错（α τ η），应该受到谴责（α τιοι）的是神明。”佩涅洛佩（Penelope）也宣称“是神明怂恿她干下了这种可耻的事情”。此外，海伦的被迫还来自帕里斯的强力。老将涅斯托尔（Nestor）提醒希腊人，海伦被劫持时发出“痛苦的哀叹和呻吟”。不难发现，荷马史诗对海伦离开斯巴达原因的解释是多重的，既是由于海伦主动的爱欲与私奔，也是迫于神意的安排和帕里斯的强力。 在《奥德赛》中，荷马提到海伦前往特洛伊的过程，虽然没有明确说明海伦最终是否到达特洛伊，但指出墨涅拉俄斯在归乡途中曾滞留埃及，并向普洛铁乌斯询问前程，而海伦也在埃及获得使人忘忧的魔药。希罗多德据此批评，荷马将海伦谴责为引发战争的原因是有意为之，有失偏颇，“因为不像他采取的另一种说法那样十分适合他的史诗，便故意放弃了这种说法，但是表明他知道这个说法”，海伦根本没有到达特洛伊，所以不应受到谴责。对此，纳什认为，荷马史诗体现的是泛希腊主义传统，所以同时保留了不同的文学叙事；奥斯丁则将《奥德赛》看作对《伊利亚特》的注解和修正。对此，鲁斯的解释更为直接：史诗作者并没有认为自己的叙事是经典的、唯一的，而是默认在观众的脑海中同时存在“谴责海伦”和“为海伦辩护”两种不同的叙事传统。 虽然希罗多德没有直接评述抒情诗人的海伦叙事，但他对阿尔开俄斯、萨福等抒情诗人作品的频繁征引和评述足以证明，抒情诗歌和史诗都是希罗多德历史书写必须面对的竞争对手。来自列斯波斯岛（Lesbos）的阿尔开俄斯在残篇42中，将海伦的“爱欲”（ ρω ）与忒提斯（Thetis）的“爱”（φιλ τη ）相对比，强调前者给“神圣的伊利昂”带来残酷的灾祸，而后者则生育了英雄阿基琉斯。据此，鲍勒指出，阿尔开俄斯继承了史诗谴责海伦的叙事主题，将海伦的爱欲看作英雄荣耀的对立面。紧接着，阿尔开俄斯又在残篇283指出，因为帕里斯和阿芙洛狄忒，海伦失去心智，抛弃自己的孩子和丈夫。布兰德尔认为，与荷马史诗的复杂态度不同，阿尔开俄斯毫不犹豫地批判海伦爱欲造成的恶果，而没有丝毫的怜悯和同情；但博德克却认为，残篇283谴责的重点是帕里斯违背“客谊之礼”（ξεν α）的不义之举。事实上，在贵族宴饮的表演场景中，对忠诚的歌颂和对背叛的谴责是阿尔开俄斯诗歌的主题，因此，海伦的爱欲与帕里斯的不义都是诗人谴责的对象。 阿尔开俄斯把海伦的爱欲纳入对背叛的谴责中，然而，同样来自列斯波斯岛的女诗人萨福却将海伦主动的爱欲作为歌颂的对象。与城邦男性公民的价值观念不同，萨福在残篇16中拒绝歌颂英雄在战场上的武功，转而强调“最美的事物是人的爱欲之物”。哈钦森认为，萨福是在谴责海伦抛弃自己的孩子和丈夫；布兰德尔也认为，残篇中对家庭的破坏体现了女性视角对海伦的谴责。但是，佩奇的解释更具说服力，诗人对私奔造成后果的描述恰恰是在渲染海伦对帕里斯“爱欲”的炽热程度，为了追求“最美的事物”而抛家弃子。与阿尔开俄斯对背叛的批判和警示不同，萨福歌颂的爱欲是一种可以突破亲情纽带的、可歌可泣的力量。因此，海伦的爱欲不是令人羞耻的，而是诗人价值判断的标准。 与萨福相似，伊比库斯也将海伦的爱欲作为歌颂的对象。在残篇S151的开篇，伊比库斯指出，因为“宙斯的计划”和阿芙洛狄忒的安排，希腊人和特洛伊人为了海伦的容貌（περ ε δει）而厮杀。戴维斯和芬格拉斯指出，此处诗人是在渲染，神明而非海伦，才是特洛伊毁灭的责任者。博德克补充到，诗人强调帕里斯是“欺骗待客者”（ξεναπ τ［α］ν），因而海伦的爱欲和私奔完全是被动的，不应受到责难。此后，伊比库斯在残篇S151中宣称，他歌颂的是与荷马完全不同的主题，不是英雄在战场上的武功，而是对美丽的爱欲。布兰德尔指出，诗人对爱欲的歌颂不局限于海伦与帕里斯的异性之爱，而且包括男子间的同性之爱，甚至在残篇的结尾，史诗中原本发生在战场上的厮杀，被重新解释为英雄之间的比美竞赛。 不难发现，抒情诗歌的叙事传统同样存在“谴责海伦”和“为海伦辩护”两种不同主题的竞争，而其中的焦点——海伦的“爱欲”——恰恰是希罗多德《历史》1.1-5的主题。如果说，阿尔开俄斯、萨福和伊比库斯对海伦“爱欲”的争论集中于《伊利亚特》式的对“海伦离开斯巴达的原因”的探究，那么，另一位抒情诗人斯忒西科洛斯（Stesichorus）则像《奥德赛》那样，转而聚焦于重构“海伦前往特洛伊的过程”。据《苏达辞书》记载，斯忒西科洛斯创作了两首关于海伦的诗篇。首先，他讲述了海伦私奔的故事，为此触怒海伦而失去视力。所以，他被迫创作了另外一首《翻案诗》（Palinode），为海伦正名：“这个故事是不真实的，你（海伦——引者注）没有登上那多桨的船，你也没有到达特洛伊的城池。”（ο κ στ τυμο λ γο ο το , ο δ βα ν νηυσ ν σσ λμοι ο δ κεο π ργαμα Τρο α ）为了纠正此前对海伦的谴责，斯忒西科洛斯强调，帕里斯带到特洛伊的不是海伦本人，而是她的“幻影”（ε δωλον）。纳什、奥斯丁等学者强调，《翻案诗》体现的是斯巴达海伦崇拜的地方性叙事模式，虽然格拉佐西等学者对此持谨慎态度，但普遍认同斯忒西科洛斯在与“谴责海伦”的叙事传统相竞争。费林雄辩地指出，《历史》2.112-120实际上是对《奥德赛》和斯忒西科洛斯《翻案诗》的改编。事实上，很难证明斯忒西科洛斯和希罗多德都明确提出了海伦在埃及的说法，但毫无疑问的是，希罗多德《历史》2.112-120采用了斯忒西科洛斯的策略，将叙事重点从“海伦离开斯巴达的原因”转移到“海伦是否去过特洛伊”，从而为海伦洗刷罪责。 在古典早期悲剧作家中，埃斯库罗斯是海伦叙事的代表，他参加过马拉松、萨拉米斯之战，几乎只比希罗多德早一代人，因而对重构《历史》海伦叙事的“文学世界”更为直接。在上演于公元前459/458年的悲剧《阿伽门农》中，埃斯库罗斯通过进场歌、第一和第二合唱歌，多次渲染特洛伊战争的爆发是“为了海伦”。海伦像一头狮崽，虽然表面美丽，却是一个“害船、害人、害城邦”（ λ να λανδρο λ πτολι ）的祸害。多伊尔据此指出，埃斯库罗斯对海伦的形象塑造以潘多拉为范式。显而易见，埃斯库罗斯继承了古风时代以来“谴责海伦”的文学叙事传统，但在对“海伦离开斯巴达原因”的具体解释中，他却丝毫没有像荷马、抒情诗人那样，正面提及海伦主动的“爱欲”，相反，《阿伽门农》中的海伦变成了“爱欲”的对象，“爱欲”的主语被替换成帕里斯。 埃斯库罗斯强调，帕里斯在“邪恶的劝诱之神（Πειθ ），好预谋的迷惑之神（ τα ）生育的难以抵御的女儿”驱使下，用强力劫持了海伦，违背了“客谊之礼”，最终受到宙斯的惩罚。不仅如此，“爱欲”的主语还扩展到为夺回海伦而发动战争的阿伽门农和墨涅拉俄斯，甚至是特洛伊城破之后肆意屠杀的全体希腊人。罗特认为，“爱欲”对“客谊之礼”的破坏可以看作是整部《俄瑞斯提亚》（Oresteia）三联剧的主题。虽然与“谴责海伦”的阿尔开俄斯一样，埃斯库罗斯谴责“爱欲”造成的不义之举，但正如布兰德尔发现的那样，埃斯库罗斯没有责备包括帕里斯在内的任何男性。通过置换“爱欲”的主语，埃斯库罗斯宣称，帕里斯以及所有男性英雄的“欲望”都是海伦的美丽造成的恶果，因此，海伦要为所有的不义之举负责，她不仅导致家庭的破坏、英雄的殒命，而且带来城邦的毁灭，是希腊人遭受所有苦难的根源，海伦甚至被指责为阿伽门农归乡后被谋杀的罪魁祸首。在埃斯库罗斯的“海伦叙事”中，“帕里斯的强力”没有像“为海伦辩护”叙事传统声明的那样，是替海伦洗刷罪责的理由，反而被重新塑造，变成“谴责海伦”的新证据。可以说，埃斯库罗斯是在针对性地反驳“为海伦辩护”的叙事传统，并有意识地与其竞争。在下文的分析中我们将会看到，转换“爱欲”主语这一叙事策略被希罗多德《历史》2.112-120所接受，并在与高尔吉亚《海伦颂》的竞争中再次翻转，重新变为“为海伦辩护”的有力武器。 由此可见，在希罗多德《历史》文本所处的“文学世界”里，海伦与特洛伊战争的故事是史诗、抒情诗歌和悲剧等不同文学体裁共同的叙事对象，在公元前5世纪层累形成了一套完善的语汇系统。具体说来，完整的“海伦叙事”包括“海伦离开斯巴达的原因”和“海伦前往特洛伊的过程”两个主要情节，围绕“海伦的爱欲”、“帕里斯的强力”、“违背客谊之礼的不义之举”、“神意的安排”等关键性要素，形成“谴责海伦”和“为海伦辩护”两种相互竞争的文学叙事模式。不难发现，《历史》2.112-120与1.1-5不是分散的、互不相关的独立文本，前者集中于“海伦前往特洛伊的过程”，后者聚焦于“海伦离开斯巴达的原因”，所以是希罗多德《历史》“海伦叙事”的两个不同部分。与此同时，二者对海伦的矛盾评价也不是因为希罗多德的历史书写缺乏逻辑，而是希腊文学竞争性叙事传统的延续。 面对文本的“文学世界”，希罗多德受其形塑，亦与其竞争。如果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看作两部独立的作品，那么我们可以说，古风、古典时期的文本通常只会选取“海伦叙事”的一个主要情节展开叙述，或讲述“海伦离开斯巴达的原因”，或叙述“海伦前往特洛伊的过程”。然而，希罗多德却将“海伦叙事”的两个主要情节、几乎所有关键性要素以及对海伦的竞争性评价，都纳入了他的《历史》之中。希罗多德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声明，他有闻必录，只是记载传闻，然而，正是这一经常被用来质疑希罗多德只是一个史料编纂者的原则，将他的历史书写打造为一种能够融合史诗、抒情诗、悲剧等不同文学叙事传统，并因此超越其上的新体裁——historia。正如纳什所说，海伦叙事是古风、古典时期不同文学体裁竞争的“试金石”。希罗多德《历史》的海伦叙事超越了他的前辈，创作出了古风、古典时期希腊文学史上最为全面、最为卓越的“海伦叙事”，故此才能成为后世学者不断解释、争论的经典文本。显而易见，只将《历史》2.112-120视为阐释希罗多德“海伦叙事”的唯一文本是片面的，不能把《历史》1.1-5对海伦的谴责排除于结论之外。如果可以接受这样的认识，那么要追问的是，希罗多德如何将彼此矛盾的文学叙事传统融入他的历史书写中？在文本的表象之下，希罗多德如何为“谴责海伦”与“为海伦辩护”编织一致的深层逻辑？ 二、《历史》2.112-120：为海伦辩护 如果说，希罗多德的海伦叙事既受到希腊文学叙事传统的形塑，又与其竞争，那么，在“历史世界”里，希罗多德与他的智术师“语境”关系是怎样的？诚如许多学者注意到的那样，希罗多德《历史》2.112-120与高尔吉亚《海伦颂》的叙事主题都是“为海伦辩护”，但是，对文本历史性的重构不能止步于与历史“语境”异同的比较。如果说，公元前5世纪智术师关注的焦点从古风时代对世界本源形而上的求索转向现实的城邦政治，那么，高尔吉亚《海伦颂》通过怎样的逻辑语言参与城邦政治，希罗多德《历史》2.112-120是否也同样参与其中？ 高尔吉亚《海伦颂》虽然题为“ γκ μιον”（颂歌），但正如伊索克拉底指出的那样，这个文本实质上是为海伦正名的辩护词。与荷马、萨福和伊比库斯一样，高尔吉亚的辩护也集中于“海伦离开斯巴达的原因”，或是神意的安排，或是帕里斯的强力，或是语言（λ γο ）的说服，最后，高尔吉亚着重强调第四个原因——海伦的“爱欲”（ ρω ）。高尔吉亚辩称，“爱欲”是一种理性难以驾驭的强大力量，以至于任何严厉的习俗和法律（ν μο ）都不能阻挡。因此，高尔吉亚宣称海伦完全是被动的，“爱欲”的力量迫使海伦背弃自己的丈夫和城邦，虽然冲破了法律和习俗的限制，但并不是“犯下不义之举”（ δ κησεν）。沿着这样的思路，高尔吉亚认为，海伦与帕里斯的私奔行为，“不能被看作是罪过，而只能是不幸”（ο χ μ ρτημαμεμπτ ον λλ τ χημα νομιστ ον）。 很大程度上，高尔吉亚《海伦颂》是希腊文学传统中“为海伦辩护”这一叙事模式的延续，通过修正对“爱欲”本身的价值判断，来为“海伦的私奔”这一“不义之举”辩护。事实上，从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以后，史诗、抒情诗歌特别是古典早期的悲剧都曾讨论过“爱欲”与“正义”的关系。但与之不同的是，高尔吉亚将对海伦“爱欲”的评判，置放于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的一个流行命题中：“正义”的标准是“本性”（φ σι ），还是“习俗和法律”（ν μο ）？“本性”与“习俗和法律”对立的逻辑观念是当时希腊人为弥合城邦内争、重建公民政治共同体的重要议题。对此，格恩里指出，以智术师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分成不同的派别：一是“本性派”，以希比亚斯（Hippias）、安提丰（Antiphon）等为代表，主张“本性”是“正义”的标准，而“习俗和法律”是违背人类本性和欲望的暴君；二是“习俗和法律派”，以普罗塔戈拉（Protagoras）、卡里克勒斯（Callicles）等为代表，宣称每个城邦的“习俗和法律”对于各自来说都是真理，因而是衡量“正义”的准绳。虽然高尔吉亚在《海伦颂》的结尾处宣称，他对海伦的辩护是“自己的消遣”（ μ ν δ πα γνιον），但是这并未改变高尔吉亚对海伦“爱欲”的歌颂是遵循“本性”与“习俗和法律”对立逻辑的事实。因此，高尔吉亚对海伦“爱欲”的辩护，根植于当时希腊知识精英对“正义”标准的争论，是“本性派”的代表。 诚然，《历史》2.112-120与《海伦颂》都在为海伦辩护，但如果将两份文本的内在逻辑进行互文性对比，会发现其中存在关键性差异。首先，《历史》2.112-120与《海伦颂》的叙事内容不同，希罗多德在《历史》2.112-117像斯忒西科洛斯的《翻案诗》那样，集中于书写“海伦前往特洛伊的过程”。在帕里斯和海伦因风暴来到埃及后，当地的郡守托尼斯（Thonis）将帕里斯押解到国王普洛铁乌斯面前加以审判，国王这样宣读他的判词： 如果我不是认为，不能处死那些被烈风吹到我国土上的客人是非常重要的话（’Εγ ε μ περ πολλο γε μην μηδ να ξε νων κτε νειν, σοι π ν μων δη πολαμθ ντε λθον χ ρην τ ν μ ν），我现在已经替希腊人惩罚（ τεισ μην）你了。啊，你这个邪恶至极的（κ κιστε）人，对以客谊之礼招待你的人犯下最为不敬的恶行（ξειν ων τυχ ν ργον νοσι τατον ργ σαο）。你溜进你自己的待客者（σεωυτο ξε νου）妻子的内室，即使这样仍然不能满足（ ρκεσε）你，你激起她的欲望，然后将她拐走（ ναπτερ σα α τ ν ο χεαι χων ）。即使这样仍然不能满足（ ρκεσε）你，你又劫夺了这位待客者（το ξε νου）的财物跑到这里。我不会让你带走这位妇女和财物，我会为那位来自希腊的客人守护他们（τ λληνι ξε ν φυλ ξω），直到那位客人自己愿意前来带走这些东西；至于你本人和随从，因为我认为不能处死客人（μ ξεινοκτον ει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命令你们三天之内离开我的土地去其他地方。如果不遵守我的命令，你们就会被看作是我的敌人。 引人关注的是，希罗多德自《历史》2.99开始，一直使用间接引语，转述“埃及祭司”讲述的以国王为线索的埃及历史，行文至此却突然改变叙事风格，转而使用直接引语。虽然古典语言学家对此有不同解释，但德容准确地指出，这一变化体现了希罗多德对叙事内容的肯定与强调，克里斯特认为，《历史》中的国王形象是希罗多德探究方法的投射。因此，普洛铁乌斯的判词是希罗多德的叙述重点，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历史》2.112-117的叙事主旨。 在普洛铁乌斯的判词中，希罗多德虽未明确使用“ ρω ”一词，但在对帕里斯劫持海伦过程的描述中，连续使用两个“即使这样仍然没有满足你”，生动刻画出帕里斯内心欲望的膨胀过程。在欲望亦即“本性/φ σι ”的推动下，帕里斯不仅与海伦发生奸情，而且劫夺“待客者”墨涅拉俄斯的家财，因而破坏了“ξεν α” （客谊之礼）。在这段篇幅不长的文本里，“ξεν α”、“ξ νο ”以及以之为词根的复合词，以密集的节奏重复出现9次之多。因此，范黛华认为，《历史》2.112-117的叙述重点即是帕里斯对“客谊之礼”的违背。普洛铁乌斯不仅惩罚了帕里斯背叛“待客者”的行为，而且将自己视为希腊人的“客人”（ξ νο ）。据此，巴克尔认为，希罗多德将普洛铁乌斯的形象刻画成一位“教育者”（διδ σκαλο ），为文本的希腊观众树立了恪守“客谊之礼”的典范。赫尔曼指出，“客谊之礼”不仅是当时希腊社会重要的文化观念，而且是公民和城邦之间交往的标准，因而是重要的“习俗和法律”。 在《历史》2.112-117的叙事中，“习俗和法律”与“正义”（δ κη）这一概念紧密相连，希罗多德在文本中反复强调，帕里斯的行径是“不义之举”。帕里斯的奴隶向托尼斯寻求庇护，揭发帕里斯“对墨涅拉俄斯犯下的不义之举”（ Μεν λεων δικ ην）；普洛铁乌斯在发表自己的判词之前，首先听取了“关于帕里斯不义之举的控诉”（π ντα λ γον το δικ ματο ）。不仅如此，帕里斯对“客谊之礼”的违背还被指责为亵渎神明。托尼斯在向国王普洛铁乌斯汇报时强调：“一个特洛伊的客人前来，他在希腊犯下了不虔敬的（ ν σιον）恶行。”普洛铁乌斯指责帕里斯时说，“对以客谊之礼招待你的人犯下最为不敬的（ νοσι τατον）行为”，因而是“邪恶至极的人”。 概言之，《历史》2.112-117的叙事主线是，帕里斯因自我“爱欲”的驱动违背“客谊之礼”，因而犯下“不义之举”。托马斯、阿舍里等学者准确地指出，《历史》2.112-120的海伦叙事与高尔吉亚的《海伦颂》一样，都依据“本性”与“习俗和法律”对立的逻辑，都体现了智术师的论证风格，但是，这两个文本在本质上却是相互矛盾、彼此竞争的不同叙事。对于希罗多德来说，“习俗和法律”而不是高尔吉亚主张的“本性”，才是“正义”的标准。高尔吉亚鼓吹海伦“爱欲”的正义性，而希罗多德则认为，“爱欲”是破坏“客谊之礼”这一“习俗和法律”的罪魁祸首，帕里斯不断膨胀的“欲望/φ σι ”，以及由此导致的对“客谊之礼/ν μο ”的违背，才是真正需要谴责的对象。因此，希罗多德才在《历史》2.112-120有意回避像高尔吉亚那样直接讨论“海伦的爱欲”，而是采取他曾经的竞争对手埃斯库罗斯在《阿伽门农》中的策略，悄然将“爱欲”的主语替换成帕里斯，从而将文本叙事的焦点从“海伦的爱欲”转移至“帕里斯的不义之举”。这一解读不仅基于对《历史》2.112-117的解读，也适用于《历史》2.118-120。 在《历史》2.112-117叙述完“海伦前往特洛伊的过程”之后，希罗多德接着在《历史》2.118-120中叙述了一个古风时代文学叙事传统很少关注的故事情节：“海伦的返乡”。希罗多德详细讲到，墨涅拉俄斯在特洛伊战争结束后来到埃及，希望将海伦带回希腊，但是“尽管被埃及人以客谊之礼相待，墨涅拉俄斯这个人却对埃及人犯下了不义之举”（τυχ ν μ ντοι το των γ νετο Μεν λεω ν ρ δικο Α γυπτ ου ）。原来，墨涅拉俄斯受到恶劣天气的阻拦而无法启航，于是宰杀了两名当地孩童向神献祭。芒森认为，墨涅拉俄斯宰杀孩童献祭这一情节是在影射当时希腊社会流传的埃及国王布西里斯（Busiris）将英雄赫拉克勒斯献作祭品的传说，所以认为希罗多德是在批判当时希腊人的蛮族观念。然而，我们发现，希罗多德对墨涅拉俄斯和海伦返乡的叙事仍然是在“本性”与“习俗和法律”对立的逻辑中展开的。布兰德尔指出，希罗多德用“不义的”、“不义之举”评价墨涅拉俄斯，将其与劫持海伦的帕里斯相比较，二者都破坏了“客谊之礼”，违背了正义的标准“习俗和法律”。 在《历史》2.120中，希罗多德这样总结他在埃及探究而来的海伦叙事：“这是我的意见（γν μην），神明安排了这一切，目的是通过特洛伊的毁灭向世人清楚地表明这个道理，神严厉地报复严重的不义之举（ δικημ των）。”特洛伊人无法交出一直滞留在埃及的海伦，所以，对于希罗多德来说，海伦并不是特洛伊战争的真正起因，相反，帕里斯违背“客谊之礼”的“不义之举”才是战争的原因。与此同时，墨涅拉俄斯代表的希腊人虽然取得战争的胜利，但是他们对“客谊之礼”的违背也终将面临相似的惩罚。据此，萨义德指出，希罗多德是在批评公元前5世纪“雅典帝国”对盟邦的压迫。正如德容所说，与荷马史诗的核心观念是“荣耀”（τ μη）不同，希罗多德的叙事主旨是“正义”（δ κη）。无论是《历史》2.112-117关于“海伦前往特洛伊的过程”，还是《历史》2.118-120关于“海伦的返乡”，“习俗和法律”是“正义”的标准这一逻辑语言，贯穿于整个《历史》2.112-120的文本叙事。 由此可见，希罗多德不仅具备智术师的思维逻辑和语言特征，而且和后者一样，是当时希腊城邦“正义标准”问题争论的参与者。虽然《历史》2.112-120与《海伦颂》这两个文本采取了“为海伦辩护”这一共同的文学叙事模式，依据的都是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流行的“本性”与“习俗和法律”对立的逻辑语言，但二者在本质上却代表针锋相对的不同立场。希罗多德强调，“习俗和法律”，而不是高尔吉亚鼓吹的“本性”，才是“正义”的标准。托马斯关注到希罗多德与伊奥尼亚自然哲学家、希波克拉底医学家对同一问题得出不同的结论，但遗憾的是，她未能将这种解读贯彻到希罗多德与高尔吉亚海伦叙事的比较中，导致海伦叙事的智术师“语境”被简单等同于“历史背景”，高尔吉亚《海伦颂》只是解读希罗多德《历史》海伦叙事的参照。但事实上我们发现，这两个文本的关系是“对话式”的，希罗多德通过修改叙事情节、转移叙事焦点等高超的叙事策略，将《历史》2.112-120打造为驳斥高尔吉亚“本性派”立场的有力武器，因此我们可以说，希罗多德《历史》2.112-120是高尔吉亚《海伦颂》的挑战者和竞争者。 三、《历史》1.1-5：海伦的爱欲 《历史》1.1-5以“海伦的爱欲”为题，当前西方古典学界最为流行的一种解释模式是“否定式开头”（false-start）。佩利恰宣称，高尔吉亚的《海伦颂》与希罗多德《历史》1.1-5都运用了被称为“στ σι στοχαστικ ”的修辞手法，这一手法由公元前2世纪海尔马戈拉斯（Hermagoras）概括，意为：在文本开篇抛出一个令人质疑的观点，然后在此后的叙事中予以反驳和否定。佩利恰对文本的细致分析具有很强的说服力，高尔吉亚在《海伦颂》开篇将对海伦的责难作为靶子。同样，希罗多德也宣称自己无法评判“波斯人”的说法，宣称“我不会说（ο κ ρχομαι ρ ων）这些事情是否确如其是，而是要说我知道的第一个向希腊人犯下不义之举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否定式开头”回答了希罗多德自相矛盾的海伦叙事，如何在同一个文本中实现逻辑自洽这一问题，但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历史》1.1-5为什么要使用这一修辞手法，希罗多德否定的对象是什么？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理性的”、“史学的”希罗多德是在否定“神话式的”、“文学虚构的”诗歌传统。莫米利亚诺认为，“毋庸置疑，希罗多德是在摒弃当时流行的对波斯战争的神话式解释，他明确指出，如果要探究波斯战争的原因，一定不能从神话着手，也不能从荷马那里找寻。伊娥、美狄亚、海伦的故事不是波斯战争的内容。因此，这里是希罗多德驳斥荷马史诗的一部分”。弗洛里也指出，希罗多德反对通过诗歌传统中的神话传说来解释东西方冲突的原因，转而从理性的角度解释东西方冲突的原因和罪责（α τ η）。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成熟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否定他的“不成熟的前辈”散文纪事家，尤其是赫卡泰乌斯（Hecataeus）。德鲁斯等学者认为，《历史》1.1-5是对赫卡泰乌斯版本的“东西方争斗原因”具有讽刺意味的仿写。佩利恰指出，《历史》“卷首语”宣称的“人类的业绩”（γεν μενα ξ νθρ πων）是对赫卡泰乌斯“人类的谱系”（γ νο νδρ ν）的驳斥。托马斯也接受了“否定式开头”的解释，认为《历史》1.1-5体现的是智术师叙事方式对旧传统的否定，希罗多德既是在驳斥荷马史诗神话式、英雄式的历史记忆，也是在批评赫卡泰乌斯谱系式的历史书写。福勒补充到，希罗多德反驳的对象可能还包括米利都的狄奥尼索斯（Dionysiusοf Miletus）等其他希腊早期散文纪事家。 上述两种可能的解释都认识到，希罗多德否定了将战争原因归咎于海伦的叙事传统，因而都将《历史》1.1-5的海伦叙事看作是《历史》2.112-120“为海伦辩护”的佐证，二者不构成逻辑上的矛盾。在“为海伦辩护”的文学叙述传统中，经常辩称“海伦离开斯巴达的原因”乃是迫于帕里斯强力的“劫持”，而非海伦因“爱欲”而“私奔”，那么，希罗多德在《历史》1.1-5否定诗人和散文纪事家的同时，是否连带否定了“海伦因爱欲而私奔”这一情节呢？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仔细阅读《历史》2.112-120为海伦所做的辩护，会发现希罗多德同样提到了海伦的“爱欲”。普洛铁乌斯的判词指责帕里斯“你激起她的欲望，然后将她拐走”（ ναπτερ σα α τ ν ο χεαι χων ），希罗多德在此处使用了比喻性的“ ναπτερ σα ”（直译为：扇起翅膀）一词间接形容海伦的“爱欲”。反观“否定式开头”的解释模式，最为重要的依据是，希罗多德声称他对劫持妇女的故事不予置评，“我不会说”（ο κ ρχομαι ρ ων），但是，不予置评并不意味着对叙事内容的“否定”。对于希罗多德来说，historia以日常见闻为叙事来源，而对于东西方民族劫持妇女的传说，无法通过亲眼所见或者亲历者的记述而加以考察，因此，希罗多德之所以采取不予置评的态度，原因仅仅在于这些发生在远古的故事超出了historia所能评判的范畴，而没有否认内容本身。因此，必须承认，希罗多德没有像斯忒西科洛斯《翻案诗》那样否认“海伦因爱欲而私奔”的丑事，相反，对海伦“爱欲”的评判恰恰是《历史》1.1-5的主题。 相对于《历史》2.112-120，《历史》1.1-5的文本叙事最为明显的一个特征是，希罗多德几乎完全转述“波斯人”的话语，而没有像第二卷那样频繁地强调第一人称“我”的实地见闻和意见。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对海伦“爱欲”的谴责只是对史料的征引和编纂，而非希罗多德本人的立场？豪伯尔德等学者相信，希罗多德的记述来自波斯史料，《历史》1.1-5反映了公元前5世纪波斯帝国的政治宣传，即通过叙述波斯人眼中的特洛伊战争，与希腊人在意识形态上展开对抗。但是，更多的学者认同，希罗多德的叙事来自希腊而非波斯的史料。费林令人信服地指出，《历史》1.1-5叙述的内容、主旨和结构，都是基于希腊人的思想观念，而所谓对“史料来源”的征引只是希腊文学传统中经常出现的修辞手法。在此基础之上，德容进一步强调，无论是《历史》1.1-5的“波斯人”，还是《历史》2.112-120的“埃及人”，甚至是第一人称的“我”，在文本中的功用都是“叙述角色”（persona），亦即文本作者的叙事手段，所以二者都是希罗多德自己的历史书写。 事实上，《历史》1.1-5不是对不同来源“史料”的杂糅和汇编，而是一个具有精致叙事逻辑、前后连贯的文本。首先，《历史》1.1-4通过“波斯人”讲述了从伊娥开始东西方两代人之间相互劫持妇女的过程，指出最后海伦的爱欲和私奔导致特洛伊的毁灭，是波斯人与希腊人敌对的肇始。紧接着，《历史》1.5.1指出“腓尼基人”讲述了不同版本的故事：“但关于伊娥，腓尼基人说的却和波斯人不一样。”（περ δ τ ο ο κ μολογ ουσι Π ρσ σι ο τω Φο νικε ）第一位被劫持的妇女不是迫于强力，而是由于自己的爱欲与腓尼基船长通奸，因害怕“令人羞耻的”（α δεομ νη）行径被发现而私奔。有趣的是，“腓尼基人”的说法虽然表面上是对“波斯人”伊娥故事的纠正和驳斥，但事实上却佐证了后者的核心观点，即妇女只有因为主动的爱欲才会被劫持，所以海伦的爱欲是导致战争的罪魁祸首。不同来源的说法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书写中融合成具有共同主题的文本。布拉沃和韦科沃斯基令人信服地指出，《历史》“卷首语”至1.5的文本布局是一个环状结构（ring composition），而环状结构的中轴正是“智慧的人对被劫持的妇女不以为意，因为显而易见，如果不是自己愿意，她们是不会被劫走的”。 因此，《历史》1.1-5与2.112-120一样，是希罗多德有意识的、精心书写的“海伦叙事”的重要部分，它以“海伦的爱欲”为题，从正面回应高尔吉亚《海伦颂》的核心论据：对“爱欲”的歌颂。与高尔吉亚不同，希罗多德对“爱欲”的评判没有局限于海伦，而是像埃斯库罗斯在《阿伽门农》中所做的那样，把“爱欲”的主语从海伦扩展到发生冲突的东西方民族。朗准确地指出，“劫持”（ ρπ ζω）是《历史》1.1-5的核心概念之一，但是，他没有进一步认识到，希罗多德之所以强调“劫持”，是为了渲染希腊人和蛮族人“爱欲”导致的后果。腓尼基人贪恋妇女的美貌，劫持（ ρπασθ ναι）在船尾挑选货物的伊娥；接着，希腊的克里特人来到腓尼基的推罗，劫持（ ρπ σαι）腓尼基公主欧罗巴。在希腊人劫持（ ρπ σαι）美狄亚之后，帕里斯又因自己的爱欲（ θελ σαι）而从希腊人那里劫持（ ρπαγ ）海伦。伴随着希罗多德对“劫持”一词的频繁使用，“爱欲”成为文本叙事的焦点。 在《历史》1.1-5对海伦的谴责中，希罗多德反复强调，作为“爱欲”后果的“劫持”是违背“正义”（δ κη）的恶行。很大程度上，追溯因“爱欲”而犯下“不义之举”这一“原因”（α τ η），构成了《历史》1.1-5的叙事主线。希罗多德在《历史》“卷首语”宣称，historia的主旨是“特别要探究东西方族群相互争斗的原因”， 紧接着按照如下结构展开对“原因”的探究： 1.2.1 κα τ ν δικημ τωνπρ τον το το ρξαι. （波斯人说）第一次不义之举是这样开始的。 1.2.1 μετ δ τα τα λληνα α τ ου τ δευτ ρη δικ η γεν σθαι, （波斯人说）此后，希腊人需为第二次不义之举负责。 1.4.2 τ μ ν νυν ρπ ζειν γυνα κα νδρ ν δ κων νομ ζειν ργον ε ναι, τ δ ρπασθεισ ων σπουδ ν ποι σασθαι τιμωρ ειν νο των. 波斯人认为，虽然劫持妇女是不义之人的行径，但是因为被劫持的妇女而立即报复也是愚蠢之举。 波斯人将“原因”首先归咎于因“爱欲”而劫持伊娥的腓尼基人，认为这犯下了第一次“不义之举”，继而希腊人劫持了腓尼基的欧罗巴。虽然双方的“不义之举”都应该被谴责，但是波斯人强调，“事实上，这些事情让他们打成了平手”（τα τα μ ν δ σα πρ σα σφι γεν σθαι）。换言之，东西方相互劫持妇女形成了一种新的秩序和平衡。然而，希腊人的“爱欲”打破了新的秩序，劫持美狄亚，犯下了第二次“不义之举”。在这里，无论是劫持欧罗巴之前东西方民族约定俗成的原有秩序，还是劫持美狄亚之后形成的新的秩序平衡，都可以看作“习俗和法律”。波斯人和希腊人对造成东西方冲突的“原因”各执一词，向对方要求“对劫持的惩罚”（δ κα τ ρπαγ ），并且互相指责对方劫持妇女的行为违背了“习俗和法律”，是“不义之举”。最终，希罗多德强调，无论是最初腓尼基人对伊娥的劫持，还是后来希腊人对新秩序的破坏，甚至包括海伦的私奔，都是因“爱欲/φ σι ”导致对“习俗和法律”的违背，因而都是“不义之人的行径”（ νδρ ν δ κων ργον）。 事实上，对“爱欲”的谴责不仅是《历史》1.1-5海伦叙事的主题，而且与此后9 卷本《历史》的叙事线索一脉相承。在《历史》1.6之后，希罗多德对“第一个向希腊人犯下不义之举（ δ κων ργων）的人”的叙述同样是从“爱欲”开始，克洛伊索斯的祖先巨吉斯（Gyges）因为“爱欲”而迷恋吕底亚国王坎道列斯（Candaules）的妻子的美貌，最终犯下“违背习俗之事”（ ν μων）。在《历史》的结尾，希罗多德讲述了“薛西斯的爱欲故事”（τ ν ρωτα τ νΞ ρξεω），薛西斯“爱上”（ ρα）兄弟的妻女，制造违背“习俗”的惨剧。布兰德尔指出，“爱欲”是整部《历史》的主线，它可以指涉东西方的僭主、波斯国王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僭越。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整部希罗多德《历史》都是依据《历史》1.1-5的逻辑线索展开的，亦即探究“本性”、“习俗和法律”与“正义标准”的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接受布拉沃和韦科沃斯基的观点，将《历史》1.1-5看作对整部《历史》叙事主旨的浓缩和导入。 综上所述，《历史》1.1-5与2.112-120一样，都是对高尔吉亚《海伦颂》的挑战和驳斥。根据“本性”与“习俗和法律”对立的逻辑，希罗多德向他的读者证明，高尔吉亚鼓吹的“爱欲”不是值得歌颂的，恰恰相反，无论是海伦还是帕里斯，甚至是《历史》“卷首语”中声称的包括“希腊人和蛮族人”在内的所有“人类”的“爱欲”都是对“习俗和法律”的违背，因而与“正义”相悖。学界通常认为，希罗多德《历史》完成于公元前430—前420年，高尔吉亚也于相同时期在雅典教授演说术，虽然《历史》与《海伦颂》两部文本创作、完成的确切时间点已几不可考，但正如托马斯所指出的那样，古代文本的传播并不局限在作品“发表”之后，在创作过程中就已经通过口头流传开来，因此，对文本互文关系的考察更应强调叙事主题、逻辑语言的比较。可以确定，几乎同龄的希罗多德与高尔吉亚在创作高峰期上是存在重合的，并且都活跃于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希腊知识精英圈，即使《海伦颂》的创作年代可能略晚，但丝毫没有影响这样一个事实：希罗多德与高尔吉亚代表的群体即公元前5世纪的“本性派”知识精英，展开着竞争性“对话”。在与历史“语境”的竞争中，希罗多德自相矛盾的海伦叙事获得了一致的内在逻辑，因此，我们可以说《历史》的海伦叙事不仅是“历史的造物”，而且也是历史的参与者和创造者。 结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历史研究中的“真实性”、“客观性”提出有力挑战，由此导致对实证主义的重新审视。然而，历史学家在反思“历史的文本性”抑或“历史的构建性”的同时，应该如何阐释“文本的历史性”，揭示文本的历史维度？换言之，历史学家如何才能像海登·怀特所宣称的那样“重建历史研究的尊严”？必须承认，西方学者主张的“语境”解读模式是对文本历史性的一种解释，在传统历史主义的逻辑预设下，将文本看作一种历史现象，是特定历史情境的产物，然而，“文本是历史的造物”这一认识可以得到更为丰富的阐释。 希罗多德不仅是“历史之父”，也是一位叙事高手；他不仅叙述了海伦的故事，而且如伊默瓦尔所说，整部《历史》都是由多层次的“logoi”（故事）编织而成。如果我们将希罗多德的历史书写看作一种文本叙事，那么，它必然既是文学的，也是历史的；既处于“文学世界”之中，也位于“历史世界”之内。因此，托马斯将“文学世界”的叙事传统排除于希罗多德“语境”之外的做法是片面的，希罗多德海伦叙事的关键要素、叙事模式以及自相矛盾的评价，都来自古风时代以来文学叙事传统的限制与塑造。与此同时，叙事本身是有“对话者”的，如果认为阐释古典文本只需将“历史世界”作为背景性材料，对文本进行符合论式的勾勒，那么，文本大量的历史含义将会因此被遮蔽，只能得到片段性的说明，而无法取得整体性的解释。 文本的“语境”应该是包括“文学”、“历史”两个世界在内的“大历史”。希罗多德《历史》的海伦叙事，不仅具有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历史“语境”的一般性特征，而且在“文学”和“历史”两个世界与他的“语境”展开竞争和对话：一方面，希罗多德将historia打造为一种融合史诗、抒情诗歌和悲剧传统的更为宏大的独特体裁，进而超越“文学世界”的前辈；另一方面，希罗多德的文本叙事巧妙地将“文学世界”的语言符号带入“历史世界”——公元前5世纪“正义”标准问题的争论之中。我们看到，正是在与高尔吉亚《海伦颂》及其代表的“本性派”知识精英的竞争过程中，希罗多德《历史》表面上自相矛盾的海伦叙事被赋予了一致的深层逻辑：“习俗与法律”，而不是“本性”，才是“正义”的标准。以海伦故事为题的“文学语言”在“历史世界”的竞争性对话中被重新塑造，成为希罗多德参与城邦政治共同体构建的武器。 由此可见，文本与历史不是彼此割裂的，二者的关系是对话式的。换言之，文本不是静止的、封闭的，而是鲜活的、开放式的；它不仅是历史学家经常宣称的“历史的造物”，而且也是历史本身的参与者和创造者。当我们超越传统历史主义逻辑预设下的“语境”解读模式，转而将文本与历史置放于一个竞争性对话的视角之中，希罗多德《历史》文本的生成过程及其内在逻辑将得到更为全面的阐释，从而为更加立体地重构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的希腊历史提供新线索。诚然，后现代主义思潮强调的“历史的文本性”对反思历史解释的边界等问题具有启发性，但是，我们不能据此否定依靠文本重构历史的可能性。在客观实证主义方法之外，历史学家仍然能够通过自己的技艺揭示“文本的历史性”，进而实现维拉莫威兹所说的终极理想——“复活那个已经消逝的世界”。 （作者郭涛，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希腊研究中心讲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