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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是文化互动的结果。互动可以发生在同一考古学文化内部（如同文化的不同类型间），也会发生在不同区域考古学文化之间（如“区系类型”理论所强调的区域文化间的碰撞和融合），还可以发生在中华文明和外来文明之间（如源自西亚、中亚等地区的小麦栽培技术、黄牛和绵羊等家畜的饲养以及青铜冶炼技术逐步融入中华文明之中）。正是这种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文化互动，“中华文明在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兼容革新能力，成为了其长期生长的起点，从中孕育出的共同文化积淀、心理认同、礼制传统，奠定了中华文明绵延不断发展的基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发布会”。 探源工程的工作表明“（多元格局的区域文化）在长期交流互动中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最终融汇凝聚出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文明核心，开启了夏商周三代文明。”探源工程将二里头文化视为“文明核心”是恰如其分的： 时间上，二里头文化继承了龙山时代诸多区域文化的优势因素，开启了以青铜礼器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的青铜时代，并形成“广域王权国家”——“最早的中国”（许宏）。 考古材料上，二里头遗址作为最早有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不仅发现了最早的宫城、王城、城市干道网，出土了近战兵器群、青铜礼器群等，还表现出“海纳百川”（包含不同区域的文化因素）和“强势辐射”（在互动中，作为“核心文化”以输出为主）的特征，集中体现了我国早期文明从“多元”到“一体”过程中关键时期的核心地位。 在精神文化上，相比于各区域差异较大的日用陶器，“一体”更多地表现在礼器及其纹饰上，它反映了不同区域文化的精英阶层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体化趋势，他们在某些领域共享着较为一致的观念，体现了跨区域的文化认同，甚至形成了“文化霸权”（艾兰）。 下面，笔者以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为例，以小见大，浅谈其所体现的“多元一体”文明进程。  对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的认识，可以从如下方面进行理解： 材质：青铜+绿松石片。工艺：铸铜+切片粘嵌。造型：四系微弧状。 功能：腕饰。伴出：铜铃。纹样：神面纹传统（介字冠+内卷纹）+兽面。 青铜铸造：目前一般认为我国青铜铸造技术源自西亚，通过“金属之路”（杨建华）传入，并掀起“东亚青铜潮”（许宏）。从根源上来讲，牌饰的青铜底托实际上是中西方文化互动的结果。 铜牌饰：西北地区的铜牌饰（未镶嵌绿松石）可能是二里头绿松石铜牌饰的重要来源（刘学堂、陈小三）。 用切割的绿松石片拼形：直接来源是二里头二期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再向前可追溯到山东龙山文化两城镇M33（王青）。 绿松石粘嵌：龙山时代西北、晋南、海岱文化区均有出现（陈国梁）。 铜玉组合：镶嵌绿松石铜牌饰这种“金镶玉”的模式，其实属于铜玉组合，而更早的“铜环璧”+玉璧的多件套臂钏组合在石峁、陶寺均有发现。 纹样：争论较大，学者曾提出龙、鹿、狗、狐狸、熊、鸱鸮、饕餮等观点，笔者则认为上部分纹饰源自龙山时代以来的神面纹传统（介字冠+内卷纹），下部分则为“剖展”的兽面（另文详论）。 腕饰：微弧可系的造型证明其功能很可能是腕饰（黄翠梅、徐汝聪），而更早的绿松石腕饰传统则见于宗日遗址、陶寺遗址。 铜铃：三件绿松石铜牌饰都伴出有铜铃，而更早的铜铃（红铜）则见于陶寺遗址。陶寺铜铃的社会意义和技术传统都在二里头文化得以延续（宫本一夫）。 上面简述了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的“多元”来源，当二里头文化将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的造型固定后，天水、三星堆发现的铜牌饰都受到了二里头铜牌饰的影响，另外，内蒙古的大甸子遗址虽然没有发现铜牌饰，但陶器上的神面纹则也能看到二里头铜牌饰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神面纹方面“一体化”的过程。  二里头镶嵌绿松石铜牌饰所见文化互动示意图 （仅为可能的互动关系，箭头不表示传播路线）韩鼎/供图 历时性来看，二里头镶嵌绿松石铜牌饰集中体现了龙山时代以来的文化互动，青铜铸造技术、绿松石片切割粘嵌技术、戴于腕部的功能、金玉共振的审美、龙山神面纹的传承、与祭祀的关系等体现了“多源”的来源，反映了二里头文化“海纳百川”的特征，这是“多元”。 共时性来看，二里头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与天水、三星堆铜牌饰，以及大甸子神面纹的共通性，反映了二里头文化的“强势辐射”，这是“一体”。同时，这种“一体”性在商代的饕餮纹上得以延续、强化与扩张。 至此，我们看到宏观的文化互动在具体器物上的表现。器以载道，器物层面“多元一体”的背后反映的是不同区域器物使用者对中华文化认同的逐步形成。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