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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期间的“山药蛋派”作家 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召开。当时，延安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很多。后来成为“山药蛋派”主将的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晋绥“五战友”均在延安。 束为考入了鲁艺戏剧系，其他几位在鲁艺附属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学习。后来八路军延安留守兵团成立了部队艺术学校，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并入了部艺，设有文学、音乐、戏剧、美术四个队。马烽在美术队，西戎、胡正在戏剧队，孙谦在文学队。不过他们均没有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 但座谈会结束后不久，毛泽东就来到当时鲁艺的驻地桥儿沟，给鲁艺和部艺的学员作报告，主要内容是希望大家不仅要在“小鲁艺”学习，更要到“大鲁艺”学习。这与座谈会讲话的精神是一致的。 目前可考证的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山西籍作家、艺术家有画家力群、苏光，他们都在鲁艺任教员。此外还有在晋绥边区工作的郁文、欧阳山尊等。据西戎回忆：1942年冬，也在晋绥边区工作的亚马、卢梦根据笔记向他们传达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这说明亚马和卢梦应该也参加了座谈会。会后，他们也在不同的情况下进行了传达。 1942年，赵树理在太行区工作。后来新华日报社决定创办一份通俗性报纸，主要发行对象是敌占区的民众。这份报纸就由赵树理负责主持编辑，叫《中国人》，设有副刊《大家看》。不久，日军开始了残酷的“五月扫荡”，《中国人》停刊。赵树理调到太行区党委宣传部工作，之后又到了北方局党校。也正是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小二黑结婚》等一系列作品。  赵树理和他的《小二黑结婚》 当时的赵树理不在延安，当然也不可能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有资料显示，1943年时，在太行区的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和在晋绥分局的《抗战日报》（后改名为《晋绥日报》）均全文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应该是在《解放日报》发表全文之后的事情。不过，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此前太行区不了解或不知道延安文艺座谈会及会议的主要精神。 赵树理创作思想的转变 赵树理的创作有一个转变过程。现在可考的赵树理最早的小说是发表于1929年的《悔》和《白马的故事》。不过，这两篇小说基本是采用新文学革命以来欧美现代派文学的手法创作的，与其之后的作品全然不同。之所以会出现创作风格的转变，大概有以下原因： 首先是赵树理的文化修养。赵树理出生于晋东南太行山区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属于农村“有文化”的人，特别是熟悉农村占卜打卦等内容。当地的民众对传统话本小说、民间戏剧等非常喜欢。赵树理本人也很喜欢这些民间艺术。求学期间，特别是在省立第四师范读书时，赵树理阅读了大量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如梁启超的《饮冰室全集》和《新青年》《小说月报》等新文化报刊刊发的作品，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郁达夫等作家的作品，以及果戈里、契诃夫等外国作家的作品；他还读过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就其创作来看，由于从小接受了许多属于传统文化、民间艺术的东西，他能驾轻就熟地采用具有民族特色的表现手法；又由于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使他的作品表现出具有时代意义的内容。 其次是赵树理的现实境遇。他的家庭是旧时代旧制度下日见没落、失去希望的代表。他虽然读过书，却到处流浪，居无定所。这对赵树理触动很深，他希望改变社会，走向新生。因此，他与具有新思想的进步青年接触密切，参加了许多革命活动。1926年，赵树理曾秘密加入共产党，后因流浪失去了组织关系。全面抗战爆发后，赵树理参加了牺盟会，积极投身抗战工作。这期间，他主要从事文化工作，负责剧团的演出创作及报刊的编辑出版工作。他意识到，必须是广受民众喜爱的作品，才能真正起到团结、动员、激励民众的作用。于是，赵树理创作了许多受人喜欢的作品，如1931年创作的叙事诗《打卦歌》在《北平晨报》的副刊《北晨艺圃》发表，小说《铁牛的复职》在太原的《大风报》连载。 再次是读者的喜好。1926年时，赵树理曾给幼时的同伴读新文学早期的作品，结果大家都听不懂，不想听。1933年，赵树理在太谷北洸县村当国文老师，老百姓要他给大家读《七侠五义》《施公案》《小五义》一类的小说。这使赵树理进一步受到了触动，创作者应该也必须为这些最广泛、最普通的民众写他们能够接受的、体现时代进步要求的作品。 实际上，这并不是某一个作家的问题，而是新文学在完成对旧文学的革命后，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如何实现新文学的民族化与大众化。这个问题在当时的文学界备受关注，引发了十分热烈的讨论。  1944年于陕西王家庄合影。右起：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 1942年1月16日至19日，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与中共晋冀鲁豫边区党委联合召开了文化工作者座谈会。在会议讨论阶段，有同志认为使用群众的语言写不出伟大的作品。赵树理则结合实际强调，自己只是想用群众的语言写出群众的生活，让老百姓看得懂，喜欢看。他认为，离了大多数就没有伟大的抗战，也就没有伟大的文艺。在形式上应该向老百姓喜欢的那些作品学习，因为老百姓对它们是熟悉的。关键的问题是要有新鲜的进步的内容。 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坚定了赵树理等人的艺术创作方向 但单纯强调艺术性的倾向在根据地还是存在的。在晋绥边区，也展开了相关的讨论。一些从大城市来的艺术家认为艺术就是艺术，看不起老百姓的语言、生活，也有作家在创作上存在着模糊的观念。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解决了一系列当时急需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是我党理论建设、特别是文艺理论建设的重要成果。  彭德怀给《小二黑结婚》的题词 这一时期，许多作家对新文学的发展进行了探讨思考。如端木蕻良曾在山西抗战前线工作，后辗转在武汉、香港等地参加抗战，至1942年旅居桂林。这一时期，他的创作思想发生了变化，开始探索民族形式，追寻“人民的文学”创作道路。端木蕻良的这种转变实际上代表了大部分作家的思想。特别是抗战爆发后，四面八方的文艺工作者进入山西，或办学办报，或到前线慰问，或留在抗战一线，有的还为抗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高咏、蒋弼、何云等，他们的鲜血染红了背包中的诗稿。 同时，作家们创作了大量表现中国人民浴血奋战、争取独立、英勇斗争的作品，小说如刘白羽的《五台山下》、柳青的《地雷》，诗歌如艾青的《北方》《风陵渡》、何其芳的《北中国在燃烧》、卞之琳的《前方的神枪手》，散文如黄钢的《我看见了八路军》、周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周而复的《诺尔曼·白求恩片断》等。这些作品脱离了“欧化”倾向，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受到读者的喜爱。 践行“讲话”精神的艺术创作 赵树理在辽县下乡调查时，根据当地的一起命案，于1943年创作了小说《小二黑结婚》。这部小说受到了彭德怀的高度重视，认为“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小说几个月内在太行区发行三四万册，形成了一股“小二黑”热。 这一时期，赵树理有机会读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使他找到了理论根据，坚定了继续走下去的决心。之后，赵树理又陆续创作了《李有才板话》《孟祥英翻身》《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小说的发表，标志着中国新文学在完成了对旧文学的革命后，实现了民族化、大众化的转换，为之后新中国审美奠定了实践基础。 座谈会召开后，文艺界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各地在传达学习的同时，开展了许多活动。如延安出现了向民间文艺学习的热潮。1944年，在戏剧界涌现出《白毛女》《兄妹开荒》以及《小姑贤》等作品，美术界出现了《丰衣足食图》《战胜旱灾》《人民的刘志丹》《当敌人搜山的时候》等作品。 晋绥边区组织作家、艺术家深入部队、农村、工厂，一方面帮助工作，一方面采访创作。为纪念全面抗战七周年，晋绥文艺界组织了“七七七文艺奖征文”活动。在这次活动中，马烽创作的长篇通俗故事《张初元的故事》获散文类乙等奖，西戎与卢梦、孙谦、常功、胡正、张朋明等合作的《王德锁减租》《大家办合作》分别获戏剧类甲等奖与丙等奖。这一时期，晋绥“五战友”陆续写出了受人关注的作品。这些作品主要是在座谈会之后创作的，并产生了积极影响。 这一时期极具影响力的作品还有马烽、西戎合作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这部小说是作者在参加晋绥边区第四届群英大会时，按《晋绥大众报》的要求，对大会典型材料进行整理改编而成的。  《吕梁英雄传》剧照 《吕梁英雄传》一经发表，立即在根据地引起强烈反响。重庆谈判时，由周恩来、董必武带到重庆，由《新华日报》连载，在国统区亦产生了广泛影响。在新文学的重镇，诸如上海等城市也广受欢迎，成为表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具影响力的经典之作。 “山药蛋派”的出现及其艺术特色 1942年前后，在山西各根据地均出现了许多本土作家。他们的创作都体现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大致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这些作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自觉地站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争取人民自由的立场上创作。其作品均从现实生活中来，对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是这些作家对社会生活有非常深入了解。他们战斗在抗击日寇、翻身解放的第一线，不仅是作家，更是战士。他们不是生活之外的观察家，而是创造生活的劳动者，他们的心与时代、与人民同频共振。 三是这些作家体现了服务人民的自觉意识。他们努力表现人民群众的生活，努力让人民群众接受自己的作品。 四是这些作家有自觉的审美追求。他们努力使自己的创作能够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体现出民族审美的发展与进步。  1991年中秋节，文坛“五战友”在山西省作家协会机关大院内亲切交谈 五是这些作家熟悉、了解民间语言，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地域风情；他们又对那些来自民间的、地域的语言进行了提炼升华，既显现出现代汉语的典雅规范，又显现出现代汉语的鲜活生动与丰富性、准确性。 六是这些作家具有多样的创作才能。不仅小说、散文等成就突出，在戏剧、曲艺，甚至音乐、美术以及影视等诸多方面均有不同的贡献。他们在20世纪40年代集中涌现，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重要创作现象，被后人称为文艺创作中的“山药蛋派”。其中，赵树理被视为“山药蛋派”的旗手；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人被视为“山药蛋派”的主将；还有更多的作家在艺术追求上表现出非常相近的风格，是“山药蛋派”的重要组成部分。 “山药蛋派”出现在山西，且以山西作家为主，但并不是一个区域性的创作现象，其影响也并不局限在山西一地。“山药蛋派”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创作流派，影响了新文学以来的几代作家，对中国新文学实现民族化、大众化产生了重要作用。他们的创作体现了党的文艺路线与文艺方针，践行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 （作者单位：山西省作家协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