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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7日下午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加强统筹规划和科学布局，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 我想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基础上，就如何深化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谈一些感想体会。 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大汶口文化陶文、红山文化东山嘴祭坛的发现以及80年代初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群、良渚文化良渚遗址的发现使得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成为中国考古学、中国历史学领域的热点问题并延续至今。经过几十年的资料积累、研究探索，特别是本世纪开始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不懈努力，我们“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北京故宫陶瓷馆（武英殿）：彩陶花瓣纹钵【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1963年江苏省邳州市大墩子出土】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我们惯常讨论的“文明”一词源于拉丁文，后来主要指某种社会进步阶段，例如，美国进化论学派的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其名著《古代社会》中就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阶段。中国古典文献中对“文明”的表述，最早见于《易·文言》的“天下文明”，《尚书·尧典》中有“睿哲文明”的说法，这里的文明均是“有文章、有文采而光明”之意。 古人为什么觉得有了“文章”就如同有了光明呢？首先，从人的角度出发，人有了“文”才会区别于动物和野蛮；其次，从社会角度出发，“文”又是礼法制度，有了礼法制度，才构成了区别于野蛮的人类社会。《礼记·大传》说“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易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郑玄注曰“文章，礼法也”，文章就是礼仪制度。由此可见，古人对于社会进步的考察标准，其实是以思想与制度为准绳的。 我们现在研究中华文明起源也大抵如此，文明，既包括物质文明，也包括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在文明起源研究的早期阶段，学术界更注重文明定义、文明标准的讨论，其成果也多偏向于物质文化表征，有学者提出了“博物馆清单式的”文明标准。而“文明”及其起源，更多的是一种社会发展阶段的进步、是一种社会关系逐渐复杂的过程。除了物质文明、物质文化史的研究，进一步研究社会的方方面面，才能更好地理解文明起源及其发展演变，才能全面揭示文明的特质及其道路机制。特别是更要注重实物遗存所反映出来的古人的思想、精神世界与社会制度的研究。正所谓“物以载道”、“透物见人”。  新石器时代 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究是一个既复杂又漫长的系统工程，需要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起来，综合把握物质、精神和社会关系形态等因素，逐步还原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这是中华文明探源的重要技术路线。以往的考古学研究中我们强调的“多学科合作”更多地指向自然科学手段在田野考古工作中的应用和后期综合研究中的结合。实际上，考古学研究也应注重人文及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多学科合作，包括历史学、文献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神学、宗教学等众多学科。 一、与历史学、文献的结合 考古学是主要根据古代人类活动所遗留下来的实物遗存研究当时人们的生活及其社会的状况，进而解析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探索其发展变化的背景、原因和规律的一门科学。从考古学最初发生来看，一开始就与文献与历史紧密结合在一起，而后来在新大陆更多地倾向于人类学，是殖民主义在文化和文明史观上的表现。历史学是通过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研究过去的人及其文化。可见考古学与历史学有着一致的目标和天然的亲缘关系。 考古学对于传统史学而言，早已脱离了“正经补史”范畴，特别是在早期文明及其起源研究和史前史的构建、社会发展规律的探寻上，更是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反之，历史学特别是文献史学，为考古学发现提供了线索、弥补了考古学宏大叙事体系中具体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细节资料。 在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结合中，古史文献则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文明起源研究而言，虽然大多数文献成书年代均大大晚于文明发生的年代，但正如孔子在《论语·为政》中所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西汉礼学家戴圣所编的《礼记》中《礼器》篇说：“礼也者，反本循古，不忘其初也。”说明这些成书年代较晚的文献，承袭并发展了从远古以来的社会文化体系、道德体系、社会关系准则。古史文献至少为我们解读考古学材料提供了一个视角和大致的方向。 二、与哲学、社会学的结合 哲学是对基本和普遍问题研究的一门学科，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体系。世界观是关于世界的本质、发展的根本规律、人的思维与存在的根本关系等一些基本问题的总体认识，人类根据世界观形成的认识世界的方法称为方法论。社会学是系统地研究社会行为与人类群体的社会科学，其本身就是从哲学体系中演化而来。因此哲学与社会学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同时，考古学的研究内容与成果也是构建哲学理论、社会学理论的重要途径。 三、与神学、宗教学的结合 在文明起源及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原始信仰与宗教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何通过相关的物质遗存来考察中国远古、上古原始信仰和宗教的性质及其作用，离不开神学、宗教学的研究。特别是处于文明起源和早期文明阶段，在缺少文字资料的前提下，如何判断物质遗存具有祭祀礼仪和宗教属性、如何整合这些性质的遗迹及背后反映的礼制体系、道德体系和社会关系准则，神学与宗教学就显得尤为重要。 相关的研究表明，宗教发展史分为“原始宗教”“古代宗教”“历史宗教”“世界宗教”四个发展阶段，其中部分流传至今的“古代宗教”又被称为“历史宗教”，例如伊朗的“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原始宗教”大约产生于公元前30000～前10000年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古代宗教”一般指存在于公元前4000～前2000年初之间的世界各地宗教。“世界宗教”指随着阶级社会的发展，世界各地区、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日趋频繁，在思想领域的反映，即宗教本身也在较宽广的视界下注意到人类所普遍关心的问题。因此,在古代某些民族、国家中出现了超民族和超国家地区的宗教乃至世界性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宗教发展阶段显然与社会发展阶段相关联。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认为物质决定意识的同时，也认识到意识的反作用，认为意识的主观能动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同样起作用并具有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因此，在深化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与神学、宗教学的结合非常必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整合人文、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个相关学科的力量，深入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及其特质、机制，究明中国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既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国外考古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