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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术世界中民俗学的世界性危机 上文所说的阿兰·邓迪斯也是主张用folkloristics一词取代folklore的民俗学者之一。他自20世纪60年代起，开展了许多引领学术潮流的研究，不断向美国民俗学界提供重要且有趣的话题，在理论研究方面也留下了卓越的功绩。2005年3月30日，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讲授研究生课程时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邓迪斯在去世前半年，曾在2004年美国民俗学年会上受会长之邀进行了主题演讲，演讲内容翌年被整理成《21世纪的民俗学》(“Folkloris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文，该文可谓邓迪斯为当代民俗学留下的“遗言”。 邓迪斯的演讲极为奇特，在开始演讲之前，他首先面对台下600位听众问道：“你们之中有多少人曾听过我的课？”话音刚落，有三分之一的听众举起了手。通过这个小插曲，我们可以推断出，身为美国民俗学第一人的邓迪斯，给美国民俗学界带来了多大的影响。 成为“邓迪斯遗言”的这次演讲，实际目的在于为美国民俗学的颓废之态敲响警钟。他讲述了世界范围内呈现出的民俗学令人忧虑的衰退之势，并激烈地指出美国民俗学的严重困境，以及陷入这一困境的理由。邓迪斯的演讲揭示出21世纪伊始的民俗学显现出的让人无比担忧的惨淡局面。 邓迪斯指出，从国际范围看，民俗学研究生课程正在减少或消失。以丹麦为例，曾声名远扬的哥本哈根大学民俗学课程，如今已不复存在。在德国，学界努力建设“以民族学为中心”(ethnology-centered)的学问，而非民俗学，民俗学被另换了招牌。就连实力雄厚的民俗学研究圣地——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也修改了研究生课程的名称。从网页上可以看到，民俗学系已经与民族学系、文化人类学系、考古学系一起，在管理上隶属于艺术学院和文化研究研究所(Institute of Cultural Research)。针对这一点，邓迪斯批判说，“文化研究研究所”一词容易让人联想到“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是那些想要成为文化人类学者的文艺家类型的学者所倡导的。他进而愤慨地说道：“一想到民俗学者要和那些迷恋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人为伍，就觉得难受。” 反观美国，UCLA的民俗学与神话学的博士课程属于“世界艺术与文化”方向，而民俗学博士后研究员只不过是包含了舞蹈系在内的众多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选项而已。在曾与印第安纳大学齐名的宾夕法尼亚大学中，“民俗学与民众生活系”的博士课程事实上已极为衰败，若不能引进新的教师补充师资，将难以再现昔日荣光。不仅如此，即使在一直引领着美国民俗学教育和研究的印第安纳大学这一“据点”，那里的民俗学系也被与民族音乐学系合并成了一个系。放眼全美国，如今已不存在完全独立的民俗学课程，这着实令人伤悲。 据罗纳德·贝克(Ronald L.Baker)所言，以拉尔夫·伯格斯(Ralph S.Boggs)1940年的调查为开端，美国定期对开设民俗学的大学进行了调查。在伯格斯1940年调查时，拥有民俗学课程的大学为23所。1950年，为振兴现代美国民俗学及美国民俗学的制度化和学院化做出杰出贡献的理查德·多尔逊(Richard M.Dorson)再次进行调查，当时设有民俗学课程的机构增加到了60所。而贝克在1969年调查时发现已有170所，1977年有404所，1986年则至少增加到了509所。但在此后，拥有民俗学课程的大学数量不断减少，而且对培养学术研究人员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研究生课程也不断萎缩。 邓迪斯所悲叹的世界民俗学的危机并没有结束，它正以现在进行时的方式持续着。近年来，很多学术领域的研究活动都呈现出国际化的趋势，在这一背景下，世界各国的民俗学也开始携手合作。2008年起，以美国、欧洲、印度等国的民俗学学会、团体为中心，各国民俗学者通过H-Folk网(H-Folk：H-Net Network on Folklore and Ethnology)开始了国际学术交流。2010年11月，从这个邮件群里不断传来令人悲伤的消息。 最初的一封邮件是由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发布的，这所大学也是上文中邓迪斯悲叹的对象之一。赫尔辛基大学于1898年创设了民俗学系，是世界上最早拥有民俗学专业学术职位的大学，民俗学历史极为悠久。确立了历史地理比较研究法、创立了“芬兰学派”的安蒂·阿尔奈(Antti Amatus Aarne)等人曾执教于口承文艺研究领域，所以这里可谓欧洲民俗学的“重镇”。然而自2010年初开始，赫尔辛基大学着手探讨将民俗学教师的职位削减一半(从4个削减到2个)的方案。为了获得世界各国民俗学者的支持，赫尔辛基大学民俗学相关教师向全球发出了题为“赫尔辛基的民俗学需要您的帮助”(Folklore in Helsinki needs your help)的邮件。 在赫尔辛基大学教师群发邮件的6天后，群里出现了第二封邮件。这次的发信人是德国波恩大学民俗学专业的学生，他们通过邮件倾诉波恩大学民俗学专业可能被废除的危机。原来波恩大学出于财政原因，开始商讨废除民俗学专业，学生则突如其来地被告知。因此，学生们为了寻求世界各国民俗学者的邮件支持，群发了以“德国波恩大学民俗学学生紧急求助”(Urgent call for help from students of Folklore Studies in Bonn/Germany)为题的邮件。 诸如此类的民俗学制度性危机并非与日本无关。在日本，人们没有感受到如欧美般剧烈的制度性变化，然而毫无疑问，这样的变化正在悄然逼近看似稳定的日本民俗学者。民俗学专业的课程，今后不太可能大幅增加。民俗学者的教育、研究职位以及所教授的课程都将逐渐减少。更确切地说，学科日渐式微的悲剧，早在数十年前就已经上演了。 日本与美国类似，于1979年和1985年分别对开设民俗学课程的大学开展过调查。日本民俗学会学校教育特别委员会报告中记录了1979年的调查结果，结果显示：开设民俗学课程的4年制大学、短期大学、高等专科学校共有141所，仅占全国4年制大学及短期大学总数的14%。而日本民俗学会第三期学校教育特别委员会报告中则记录了1985年度的调查结果，结果表明：设有日本民俗学课程的学校总数为135所，比1979年略有减少。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日本民俗学走上了学院化的道路，不断涌现出接受过民俗学专业教育的研究者，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在该时期进行的调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目的在于确认日本民俗学学院化带来的“成长”，并期待其影响进一步扩大。可惜事与愿违。 “世间对于民俗学的关注度日益高涨，事实上民俗学相关书籍的出版也盛况空前”，然而即使是在这一时期，开展民俗学教育的大学仅有10%，并且出现了数字的停滞，甚至略减。这种情形对于当时的日本民俗学者而言也是极为意外的，在第三期学校教育特别委员会报告中，他们指出“六年间(第一次调查后——引用者注)，大学等机构中民俗学教育的状况可以说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单从数字上看，开设民俗学课程的大学甚至有减少的倾向。这一结果与开始调查时的预想大相径庭。在这六年中，有些大学增设了民俗学专业课程，所以原本预计民俗学相关课程数量在全国会有所增加”。 简言之，即使是在日本民俗学表面上极为活跃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民俗学实际上也未能完全融入学术世界中。因为调查方法及大学基数有所不同，所以我们不能把日美两国数据简单地加以比较，但比照上文提及的美国1986年开设民俗学的机构数(509家)来看，在日本的大学等教育、研究机构中，民俗学的存在感更低。而日本的数据在此时已经达到顶点，并开始走下坡路。 由于没有之后的详细数据，所以难以确认此后日本民俗学制度的推移及现状。不过，2021年12月，日本民俗学会的主页上登载的“民俗学专门教育机构”的总数为51家(其中37家设有研究生课程)。同样是因为收集数据方法的差别，我们不能把这一数据与20世纪80年代的调查结果作简单比较，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中看出，日本民俗学者再生产的学术机制正在逐渐崩塌。可以说，日本的学院派民俗学在学术世界中尚处于没有完全成熟的阶段，却已经不得不从学术世界中撤退出来。学院派民俗学在制度上的地位之低，同样体现于其他方面。 负责为日本的学术研究提供资金支持的日本学术振兴会，每年会在各个学科领域分配科学研究补助金(科研经费)，民俗学在其中的地位相较其他学科而言极为低下。科研经费在各个学科的划分，明确地反映在“细目表”上。这张细目表会依据学科的进展、动向实时做出调整变更，而细目表的划分体现出了日本学术世界中的学科地位。通过这张表，我们可以看出在日本学术世界中学科是如何被划分的，各门学科是如何被看待的。 细目表在2003年曾被大幅修改过，在此之前，从上层的单位中划分出了“部”“分科”“细目”三层。这一时期，民俗学属于“文学”部的“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化人类学”分科之下的“文化人类学(含民族学、民俗学)”细目。细目表示的是一般学科的分类，日本史、国文学、社会学等作为独立的细目并列着，而民俗学只不过是包含于文化人类学之内的、附带于括号之中的存在。这种情形在2003年之后也没有发生多大变化。非但如此，由于其他相邻学科均明确地确定了自身的学术地位，所以从这一角度看，民俗学的地位相对变得更低了。 2003年修改之后，细目表从上层的单位中划分出了“系”“分野”“分科”“细目”四层。细目与其说是对学科的划分，不如说是对学科内部、比学科低一层级的研究领域的划分。在这样的分类方式下，民俗学成为“人文社会”系“人文学”分野“文化人类学”分科下的“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细目，直至今日。在调整之前，民俗学属于“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化人类学”分科，“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化人类学”被笼统地归在一起。而调整之后，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化人类学四个学科分别独立出来，与哲学、文学、史学并列成为“分科”中的一门独立的学问。与此相反，民俗学在“分科”一级尚从属于文化人类学，在下一层级的“细目”中才勉强与文化人类学并列。这表明在日本，与其他学科相比，民俗学在制度上的地位甚低，或者说在学术世界中掉了队。 上述世界民俗学在制度上的弱化问题，我们切不可将其简单地看作制度问题而掉以轻心。研究者的职位数、与其关联的学生数以及研究资金的多少，这些制度方面的弱化必然会造成民俗学这门学科的弱化，阻碍研究者的再生产，这又反过来导致制度更加弱化，陷入恶性循环。在日本民俗学界有这样一股风潮，认为学术制度的问题是与学问的“纯粹性”相悖的世俗问题，应避免对其过于关心和关注。然而，制度状况的恶化问题极为重要，不可小觑，因为它不仅仅会对制度本身，也会对学科的根基、学问的实践带来负面影响。在日本民俗学所在的学术世界中，学术世界的制度并没有将民俗学与其他学科等同视之，也就是说，没有认可民俗学作为一门“普通”的独立学科存在于学术世界之林。 当我们放眼世界民俗学，不难看出，民俗学在制度上的不稳定几乎是通病。那么，自诞生以来已历经150年岁月的民俗学，为何至今仍未成为一门“普通”的独立学科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