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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结语：学院派民俗学的变革之路 综上，当我们以日本、美国、德国民俗学为中心纵览民俗学的世界史时，不难发现，想让民俗学作为一门普通的独立学科在学术世界中站稳脚跟绝非易事。各国民俗学均受到“近代”这一时代性的制约，各自独立发展而来，缺乏普遍性。而这种普遍性的缺乏，有时又导致各国民俗学之间不可通约性状况的出现。而且，民俗学中缺乏生成人类普遍价值、促进人类普遍理解的宏大理论。从制度方面看，这一系列的原因使得民俗学学科危机加深，造成了世界性“民俗学悲剧”的局面。 然而，在如此“民俗学悲剧”的局面下，只有日本民俗学顽固地拒绝变革，而美国、德国的民俗学则在数十年间激进地变革了数次。美国、德国民俗学经历的历史，对于日本民俗学未来的变革之路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美国民俗学和德国民俗学的经验为日本民俗学展示出两条可行的变革之路。首先，日本民俗学可以如美国、德国那样，进行包括定义和方法在内的整体变革，摆脱学科的近代束缚。迄今为止的日本民俗学，对于“民俗”一词的定义过于窄化、固化、僵化，这种把握民俗文化的方式在现代社会中失去了意义，所以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对“民俗”进行再定义，或者放弃这一概念。当然，日本民俗学一向重视的“民俗”“传承”等词汇不是一朝一夕便能舍弃的，但我们可以尝试摸索更加宽松的研究对象，在包含“民俗”“传承”的同时，把多样化的文化现象也囊括进来。这条变革之路通过放宽限制，将拘泥于古代的日本民俗学研究范式变更为适应当下的研究范式。 其次，美国、德国民俗学的经验还揭示出另一种在研究方法上变革的可能性。今后，后现代学术研究、去学科研究的倾向会越来越强烈。日本民俗学第三代学者在其扩散性的研究动向中，已不乏对去学科研究的关注。以往的日本民俗学研究固步自封，想要打造民俗学独有的学术主题、理论、视角、技术、方法论，却以失败告终。新一代学者很有可能自觉导入去学科的视角和方法，从其他学科获得理论资源。这条变革之路意味着日本民俗学者将模糊学科间的边界，在各学科间自由驰骋，从固化学科研究对象、方法的框架中解放出来。就新一代学者而论，虽然都不标榜民俗学的特殊性，但这与老一套的跨学科研究有所不同。二者虽然同样不追求研究课题、方法的特殊性和固有性，但跨学科研究立足于自身的学科基础，在此基础上尝试跨界交流，而去学科研究则更为激进，彻底打破了学科意识。 以上两条变革之路，可以从民俗的定义和研究方法两方面将作茧自缚的日本民俗学解放出来，揭示建构多样化(不止一种)民俗学的可能性。然而，事实上，这两条变革之路并非耳目一新之物，类似的变革之法在日本民俗学发展过程中曾屡次浮现，却又被屡次抹杀。描绘蓝图轻而易举，想要真正实现却困难重重。最后，我想指出当日本民俗学穷途末路进行上述变革时，民俗学者必定需要面对的三个困难。 首先，尝试变革时，我们一定会直面“复古”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难题。 不论是美国民俗学还是德国民俗学，并非所有学者从一开始就试图进行巨大变革和转变。他们之中不乏原本自我肯定、抗拒变革的人士。这两国民俗学的变革，与其说来自民俗学的内部需求，不如说是由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代背景所决定的，那是超越民俗学学科的社会整体面临变革和转型的时代。另一方面，虽然日本社会当时同样变革四起，但民俗学却仅仅修改了细枝末节的研究手法，从而造成了今日日本民俗学不幸的局面。而错过了改革的大好时机的日本民俗学，一直将“复古”思想潜藏在学科内部，阻碍变革。 即使一些学者悲叹日本民俗学的“不幸”与“落日”，不，正是因为这种悲叹，学界复古的势头愈发猛烈。他们追忆古老的美好年代，过度美化学科的往昔，将自己定位为“正确”继承了学科传统的正统派，不断赞美过去，麻痹自己，让自己暂时忘却伤痛。日本民俗学的开创者柳田国男已逝世60年，然而学界仍然笨拙地将柳田的业绩及柳田本人作为研究课题不断回顾，研究成果好似回忆录，实则充满惰性。而这种思考停滞的状态恰恰反映出日本民俗学的穷途末路之势。 当然，柳田的思想价值至今仍熠熠生辉。他的思想依然鲜活，需要被继承和发扬。然而我们必须抨击那些懒惰的研究者，他们在学院派民俗学的框架下，把柳田国男占为己有，将其视作学科先驱，将其著作奉为经典，教授柳田构建的学问体系，把古典民俗学教义以学术史研究的形式进行毫无建设性的重复研究。 其次，我们在尝试变革时，需要面对井底之蛙般的民俗学者们对于新知的不宽容态度。这是第二个难题。 在日本，戒律森严地传承着既往民俗学的研究者，会主张自己拥有民俗学的“所有权”，从而抗拒变革。他们把学科名称、体系都看作自己的所有物，把变革视为动摇民俗学根基、夺取自己所有物的行为，所以必定会禁止变革者使用“民俗学”一词。这种禁止要求，曾经以“那不是民俗学研究”的表述呈现，现在依旧如此。这种极度傲慢、不宽容的言辞使得日本民俗学数次变革的萌芽被扼杀在摇篮里。上文提及的佐藤健二，是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引领变革的第三代“少壮派”中的一员，他如此回忆当时民俗学的状况：
这种状况在30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改变。在日本民俗学会主办的硕士论文发表会、研究发表会的现场，“那不是民俗学研究”的表述还是会常常被不自觉地吐露出来。希冀美国民俗学变革的芭芭拉·基尔森布拉特-基姆布拉特曾说“那么，我们应冠以何名(学科名——引用者注)什么才是应该讨论的重要课题？这些问题超越了我们学科领域的命运，指明了具有严格意义的学科方向。多尔逊认为理所应当的(民俗学的——引用者注)特有主题、统一理论、知识的统一性，不过是学科领域陈腐观念的遗留物”，从而主张一扫前辈学人的旧弊。日本民俗学同样也需要破除陈规，但这些陈规现今依然在学界横行跋扈。 再者，在我们尝试变革之际，必须面对学院派民俗学者所属的学术世界的结构问题。这是第三个难题。 俯瞰民俗学的世界史，不难发现：上述两条变革之路，不论是在消极延长日本学院派民俗学的寿命，还是在积极发展日本学院派民俗学，都是不可或缺的学术战略。但是，即使变革获得“成功”，也未必意味着民俗学学科在学术世界中的“成功”。如美国民俗学所示，即使变革顺利开展，民俗学也未必能发展成为一门活力四射的学科，在学术世界中占据重要一席。又如德国民俗学所示，根本性变革意味着需要完全放弃学科名称，作为一门崭新的学问重新出发(德国民俗学尚未激进到如此程度)，这也困难重重。 学术世界中的大学教职及资金分配体系虽然已经有所倾斜，但日本学院派民俗学者还是能够享受到“民俗学”名下的微薄红利，所以他们不可能有胆量舍弃民俗学的名称及民俗学带来的恩惠，积极投入到新学科的建构中。可以说，当下学术世界的结构同样阻碍了日本民俗学的根本性变革。只要民俗学继续标榜自己是学术世界中的一员，就无法避开这一问题。 学术世界的结构难题，不仅仅源于上述俗不可耐的原因。当去学科研究的方向获得成功，当“那不是民俗学研究”的狭隘主张销声匿迹，民俗学者还将面临围绕学科产生的身份认同缺失的问题。“民俗学是什么”“民俗学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独特性在哪里”，去学科的研究方式本应否定这些疑问的生成，却悖反地唤醒了这些质疑。这种对自己存在意义的疑问会卷土重来，而其他学科也会向民俗学追问“民俗学是什么”“它的独特性在哪里”。民俗学只身一人强调自己“特意不采用独特的方法论体系和限定研究对象”，主张自由地开展研究，也难以被其他学科认可。这一点从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等迄今为止遭遇的批判便可看出。事实上，与日本民俗学相比，美国民俗学具有更加强烈的去学科研究倾向，所以受到了来自其他学科的批判。在学科的派别主义盛行、相互争夺霸权的学术世界结构中，民俗学的变革原本就不会被轻易接受。 上述两条变革之路是当下日本民俗学迈向未来时，避免从学术世界消失的悲剧上演，得以在学术世界中保命、延寿的必要条件，或者说最低条件。倘若一直拒绝这两条变革之路，那么在不远的将来，日本学院派民俗学只能接受从学术世界退场的凄惨结局。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设想到，当我们力图变革时，必将遭遇种种困难和阻碍。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即便跨越了重重难关，也未必能迎来民俗学崭新的天地。 正所谓，“学科不是永恒的(Disciplines are not forever)”。 （本文刊载于《民俗研究》2022年第3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