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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革命”前后的民俗变化 几乎所有民俗学家都意识到了消费和生活革命带来的日常生活剧变，深切感受到民俗文化传承发生的断裂，以及民众生活意识的巨大变化，因此，生活革命长期以来始终是日本民俗学颇为关注的课题领域。不少学者采用“今昔比较”的方法，亦即将生活革命之前和之后民众生活文化的变迁状况予以比较，在细密观察的基础上探讨各类民俗传承的连续性和断裂性等问题。除了对新近诞生并逐渐成为现实的新岁时习俗、新人生仪礼和新的娱乐、艺能等予以关注之外，民俗学家还必须同时面对如何理解消失的民俗、变异的民俗以及它们与新生的民俗之间复杂的关联性等全新的课题。当然，学者们的观点并不完全相同，既有较多强调断裂性的立场，也有较多强调连续性的见解。 以前日本民俗学的饮食文化研究，主要是以山村、农村、渔村的传承性食材、调理方式、节日饮食等为中心，各市町村的饮食习惯调查以及《日本饮食生活全集》等，便属于此类研究。这些研究较多偏重节日饮食和日常饮食的区别，较多讨论大米或杂谷的饮食生活史、诸如正月制作年糕等礼仪饮食及其信仰的意义、或者还有所谓“神馔”的象征性等。不过，生活革命前后饮食生活的变化，也很快引起了关注。古家晴美对长野县立科町的农户进行的民俗学访谈，发现了人们意识和感觉的微妙变化，例如，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物质尤其是食物的丰足，人们对于丢弃食物的行为还会产生一种愧疚心理。现代民俗学会2013年的年会，主题即为“高度经济增长期饮食生活的变貌”，西野肇、表真美和村濑敬子等人分别发表了题为“家电制品的普及与生活变化：以冰箱为中心”“饮食生活与家族团圆”“料理与媒体”的研究报告，证明了从民俗学路径研究现代饮食生活及文化的有效性，令人耳目一新。经济高速增长和生活革命，促使一般人的饮食生活进一步西化，冰箱的普及使食物的冷藏、冷冻成为可能，饮食生活开始追求新鲜食材，并促使人们发现了“冰镇”的美味。早期的民俗学曾经重点研究厨房里的民具，但这一时期家用电器成为生活的重心。家用电器的普及和饮食生活的洋风化，相当程度也受到以NHK“今天的料理”为代表的饮食节目和各种妇女杂志的菜谱、食谱等以及电视和电视剧的影响，电视里的料理节目推动了家庭饮食的西化，导致人们憧憬、渴望被洋式料理和各种家用电器所包围的日常生活。随后，伴随着快餐业的兴起，冷冻食品和各种半加工或全加工的食品进入日常饮食；食品外卖业的发展，也使得人们的饮食生活程度不等地出现了外部化的倾向，亦即外食的机会和次数日趋增多。 研究者们当然也注意到传统的年节行事发生的变化。比如，传统节日普遍出现简略化倾向，有的甚至趋于消亡；很多年节的气氛日趋淡化。都市化导致农村人口过疏，很多村落的传统节日或祭祀难以为继。但另一方面，城市生活形成了新的节奏，企业、职场和学校的运行节奏和公共节假日构成了现代都市生活基本的时间框架。学校本身形成的生活文化及其节奏，诸如开学和结业典礼，还有修学旅行等，通过各个家庭对全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处在地域社会的学校逐渐部分地承担起一些民俗传承的功能，除了课程涉及“节供”之类民俗的内容之外，还有多种汲取了民俗性活动的校园生活。在年节行事的不断调整中，逐渐出现了一些新节日，例如，圣诞节、情人节、母亲节等。此外，个人生日、结婚纪念日、家庭旅行计划也逐渐受到重视。但有研究显示，有些新节日往往只是为孩子们才特意举办活动的，不少家庭随着孩子的长大成人，也就不再举办了。有些传统上曾经是地域社会或家族集体性的节日，如今却日益个人化。在日本，由于年节行事的商业化，现在的人们往往是通过全国连锁的便利店而感受一年之中那些节日的，例如，中元节和年末，便利店就会有包装好的礼品供人选购；情人节到来之前，有大量的巧克力被堆上货架等。 传统的人生通过仪礼，例如，涉及“生”与“死”的民俗也发生了巨变。以前生孩子，有“产秽”意识，所以，在村落旁边另行搭建小“产屋”，让产妇在那里隔离一段时间，围绕着孕产和生命的诞生，形成了很多传统的仪式和礼俗。从临时搭建“产屋”，到常设“产屋”，再到产妇逗留其中时间的缩短，“产屋”在有的地方还成为产妇的短期疗养场所，但其终结和医院出产的普及基本上同步。大约从20世纪60年代起，孕妇在医院分娩逐渐成为常态，各地的“产屋”习俗也基本是在这一时期消亡。医院把产妇和新生儿视为自然的身体生命来对待，不再允许有产神和灵魂之类介入的空间。于是，诸如“胞衣”之类的礼俗自然走向衰落，在医院生孩子，人们慢慢地不再关心它，形成了任由他人处置的态度。曾视“胞衣”为婴儿分身的观念，由于人们身体观、胎儿观、出生观等的变化而不再流行，对于战后出生的人们而言，它几乎成为“死语”。以前民俗学有关产育民俗的研究，主要围绕诞育的系列仪式及民俗事象展开，同时关注孕妇—产妇—母亲的身份转变。但在现代社会，产育环境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由于大家族和村落制度解体，核心家庭的产育仪式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例如，丈夫积极参与诸如安产祈愿、产前检查、带新生儿去神社参拜等仪式活动。过去，新生儿作为地域社会或大家族的一员备受重视，如今，这些因素淡化了，不再需要共同体的认可与接纳，于是，各种仪式主要就成了为新生儿的健康成长祈愿，归根到底只是核心家庭内部的祝贺活动。 传统葬礼以前是以村落或大家族为单位举办，但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及以后，出现了殡葬礼仪的产业化，亦即逐渐改由专业的殡仪公司和殡仪馆安排在专门的葬仪场举行。于是，有关葬礼的风俗，实际就出现了部分地由行业公司来设计的现象。从亲族近邻互助操办丧事，到委托专业公司来安排，这当然也伴随着相关仪式空间的变化，告别仪式从在家举行转移到专用设施，自然有所简化。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临终死亡的场所由家内为主转变为医院为主，因此，专用的葬仪场就成为既非临终场所、亦非火葬场的中间性空间。虽然有些地方曾利用寺院的专用空间或经堂作为葬仪场，但大的趋势是城市不断增加葬祭设施，寺院的存在意义趋于模糊。在一个时期内，人们还把死者遗体带回家安排葬仪，等入殓之后，再举行守夜和告别式，但到20世纪90年代及以后，地域社会和家族结构的变化使得以前那样的丧葬仪式难以为继，逐渐出现了小规模化和短缩化的趋向。由于前来参加葬礼或吊唁的人数越来越少，直接把遗体从医院搬送到葬仪场的情形也就逐渐普及。于是，守夜和告别式逐渐合流，甚至还出现了“一日葬仪”，亦即省略守夜等环节，当天就完成葬礼的情形。再进一步，便是只有近亲家人参与的葬礼，或不举行仪式而直接火化的“直葬”。“直葬”这种形式，以往主要是穷人或死因不想让人知道的情形下(例如自杀)举办的，现在也逐渐一般化了，据说在东京可以占到20—30%左右。目前在日本，新的丧葬方式仍在持续摸索当中，不久前还出现了老人们生前就为自己安排好后事的“终活”(临终活动)。总之，丧葬礼俗日趋多样化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常识，全社会如何理解葬仪、如何接受死亡以及如何才是合适的葬仪等，越来越难以达成基本的共识了。 20世纪60年代以来，很多地方自治体一直在推动冠婚丧祭的简朴化运动，且往往是从政府职员和学校教员的婚礼开始，简单而又隆重的集体婚礼和快乐的新婚旅行等受到奖励。但相关举措除了导致一些传统仪式细节消失之外，也有适得其反的情形，例如，选择豪华宾馆等设施举办豪华装束的婚宴，反倒推高了费用，与简朴化的目标背道而驰。葬礼的简朴化在有些地方也不是很顺利，火葬场和葬仪场的建设与普及促使传统葬礼的某些环节，例如，灵柩离家和送灵去墓地途中需要“换鞋”等民俗趋于消失，但很长时期内参加吊唁时的“香典”(份子钱)并未减少，有的地方甚至还年年增高。“香典”在日本属于社会人际“义理”，是家族世交、礼尚往来之连锁性人际关系中诸如“还礼”之类的环节之一；由于丧葬费用居高不下，“香典”往往也是丧主办事费用的重要补充。有些丧主配合简朴化运动，用电话卡、茶叶或手帕等小礼物对吊唁者当场还礼，结果却使前来吊唁的客人感到尴尬，并使彼此互惠、互酬的人际关系原理发生了改变。正因为如此，丧葬礼俗的简朴化努力在不少地方遭遇到了顽强的抵触。 村落曾被很多民俗学家视为传统民俗的“传承母体”，但传统的村落生活发生了质变，很多新民俗的产生无法用“传承母体论”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原理渗透到农村，以往那些共同劳动或互助习俗逐渐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劳动作为商品被交换。农业劳动机械化、农活作业的合理化水平不断提高、多种经营的发展等，使得“兼业农户”的数量大幅度增加。自来水和上、下水系统的建设，逐渐替代了水井和传统的茅厕，也推动了洗衣机的入户普及，于是，曾经的妇女井边或河边聊天之类的情景便随之消失。当然，村民的价值观和生活意识也发生很多变化，在有些地方，神社的神职甚至找不到后继者，很多墓地也因外出者不再回来祭扫而渐趋荒废。在较为偏远的地方，由于年轻子女外出后不再回来，年迈的父母就倾向于把家族墓地移至住家附近，为的是盂兰盆节时回乡的子孙们比较容易去上坟，或使后人更容易记住。 汽车(包括各类农用汽车)的普及，当然还有道路系统的整备，使得偏僻乡村的生活便利性大幅度改善，它带来的变化之一就是村落“境界”(两个村落之间的交界处)的消失。遍地开花的住宅小区开发使得曾经的境界之地不再幽暗暧昧，全社会用电量剧增甚至使黑夜消失，这意味着昼夜的境界也趋于淡化。乡民身份职员化，促使其人际关系从村内延展到村外更广阔的世界。换言之，经济高速增长和生活革命促使均质性空间扩大和异质性空间消失，传统的境界意识日趋消解。也因此，妖怪和狐仙附体之类的故事不再有暧昧空间作为依托，取而代之的便是都市传说。偏远山村因交通改善被纳入全国的公共交通网络，人们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日趋活跃，年轻人越来越容易离乡外出就学或打工。外部商品对山村的农林产品形成挤压，村落的传承越来越难以为继，不少传承成为文化遗产后变成了表演，似乎去外地演出比起在本村内举办更加重要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