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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不断刷新的“理所当然”与民俗变迁的方向 岩本通弥曾引用德国民俗学家海尔加•根特(Helga Gerndt)的民俗学定义：“民俗学是研究较广范围居民集团日常生活的学问。其视线投向过去及现在的文化表现。民俗学追问的是大多数人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为何会成为理所当然。即与我们共有生活空间，体验空间的人们，是如何在过去以及现在塑造自我这一存在的。”以此为依据，他认为，民俗学应该关注日常生活成为理所当然，也就是被许多人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成为理所当然(“日常化”)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的各种变化。在指出现代生活不断平准化，亦即全球化促使各国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日益趋同的同时，岩本通弥对“日常化”这一概念进行了解说，指出日常化就是“成为理所当然”的过程，其中包括各种各样的文化转移、越境以及从外部吸取的新文化要素在“生活世界”里也成为“理所当然”的意涵。正如鲍辛格所说的“科学技术世界”，指的是科学技术原理渗透其中的生活用品一般化的“生活世界”，汽车、电话、电视、电脑、智能手机等均成为近在身边、理所当然的生活环境的一部分，从对这些新事物感到异质性或有所抵触，到它们不知不觉间成为不言自明的存在，甚或进一步开始“理所当然”地规范人们的生活。民俗学对于“日常化”的实践过程，对于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应该质疑，通过将生活世界客体化，使之成为可能凝视的对象。 世事人事的变迁，包括人们处在其中的生活方式与民俗文化的变迁，应该是所有民俗学家均能够意识到的。经由梳理日本民俗学对世事变迁和生活革命以及生活改善运动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的是，由于民众对更理想生活的发自内在的追求，也由于各种外来的干预、推动或渗透，日常生活的常识总是不断地被刷新，亦即总是从一种理所当然的状态进入到另一种新的理所当然的状态。只有新的理所当然得以形成，人们才能感受到日常生活的安定感。但斗转星移，物是人非，生活者个人的生命历程同样也会逐渐刷新眼下似乎是安定且日复一日的日常，为了使生活得以过渡到全新的理所当然的状态，社会就需要有人生过渡仪式的“发明”，通过这些仪式，人们获得或加持新的日常状态。日常生活世界既有滴水穿石或潜移默化的微调，也有剧烈的地壳变动，于是，那些总是得到特别关注的“民俗”，就成为民俗学家观察变迁及其方向的线索或指标。标榜朝向当下的现代民俗学，需要把研究的重心置于深入和细微地观察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世界是如何不断地刷新着常识和生成着意义，也因此，现代民俗学应该就是关注我们同时代人民的民俗学。 外部力量尤其是行政权力对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的干涉，当然会程度不等地破坏当下的理所当然，从而“搅乱”生活、颠覆常识。如果类似的运动过于频繁或过于不可抗拒，亦即若运动成为常态，则“非日常”状态就会替代“日常”状态，从而使日常生活本身遭受严重的冲击或持续的破坏，从而无法产生新的生活安定感。从这个意义上讲，并不是所有的运动都必定能够推动生活的改“善”。太过偏离当下常识的运动，即便在权力推动下获得一时成效，或多或少也会遭遇民众各种形式的拒绝、抵触或变通。中国在“文革”结束之后，民众的日常生活从过度意识形态化的状态逐渐回归，即便是有无数痕迹留在了此后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但新的理所当然和新时代的常识还是得以确立(部分地属于恢复)。显然，民俗学家不仅需要对民众的日常生活及其理所当然进行观察，还需要关注激烈动荡时期社会意识结构的复杂变化，也需要对变革趋势中所谓人之“常情”“常理”予以追问。 民俗学的初心原点是要理解民众，并从民众的立场出发去认识人们在其日常生活中是如何主体性地创造民俗及文化，以及人们所追求的幸福美好生活的方向性。换言之，民俗学有助于提高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品质，因为它尊重普通人在建构、创造和提升自身日常生活中具有主体性的实践。日复一日的努力，日常实践的累积成就了普通人的日子；无数普通人的日子都有机会朝向美好生活的方向发展，才是较好的社会。无数普通民众依托于他们来自传承的过去经验、知识和智慧，在当下致力于个性化的生活实践，指向于未来可以期许的安稳而又美好的生活。政府致力于改善民生和干预民众日常生活的努力，只有符合这个方向才是好的政治。从东亚各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与生活革命的实际经验中，我们不难发现，确实是无数普通民众孜孜以求的生活实践支撑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及其不断涌动的变革。当现代民俗学把“生活”作为关键词并把它置于比“民俗”更为重要的地位时，它就需要持续地深思和追问“如何才能把转瞬即逝、流动不居的日常生活客体化”这一重要的方法论课题。 日本民俗学通过对日本近代以来的民俗文化变迁、战后由各方权力主导的生活改善运动，以及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生活革命等的深入研究，基本上揭示了日本式现代生活方式的基本形貌。那么，中国民俗学是否也需要有类似的研究，中国式的现代生活方式又是怎样形成的?近年来，笔者倡导对中国已经和正在发生的生活革命展开民俗学的研究，倾向于使用“生活革命”这一概念，用来概括中国普通民众的现代日常生活方式的整体性诞生及其提升的方向性。经由“生活革命”这一视点，我们可以把当下的中国社会理解为不同于“乡土中国”的现代中国，而不是或不再是那个“乡土”的乡村社会或与现代都市社会处于二元对立状态的中国。这意味着，当下的中国社会在总体上，无论城乡都是“都市型”现代生活方式已经确立和正在普及的现代社会。中国也犹如鲍辛格所揭示过的，早已是现代科学技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地渗透着的现代社会。只是在这样的社会里，仍需要时不时地有乡土性或本土性的“民俗”被再生产出来，以满足乡愁、认同、文化资源和观光等多种现代社会的需求。 中国有不少擅长于微观研究个别民俗事象的民俗学家，但他们对自己身边蔓延的生活革命却没有感觉，不觉得它和自己从事的民俗学有多么密切的关系。除了民俗学家经常可能秉持的“民俗观”较为重视民俗事象的稳定性、传承性或连续性之外，他们对日常生活中那些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变化熟视无睹，这恰好说明了民俗学的日常生活转向并非易事。民俗学家的视野、趋好和理念都会影响到他们的判断，例如，对于旧时过往的乡愁或审美，有可能妨碍民俗学家直面当下的生活课题；对于奇风异俗的过度关注，也很容易使民俗学家意识不到日常生活世界中不动声色、潜移默化的微变。重要的是，民俗学家截至目前所开发的概念工具，似乎也较难对世事变迁及生活革命给予很好的概括与解释。但无论如何，中国民俗学家也生活其中的当下中国现代社会，其日常已是现代的日常而非乡土的日常，更不是很多民俗学家热衷于采用“传统”或“民俗”等概念所描述的那个过往旧时的日常。中国已经和正在发生的生活革命，和日本当年的情形有一定相似性，因此，日本民俗学对生活革命的研究成果可以给中国民俗学带来一些参考。在中国，不仅政府对民生承担的责任更大，其对民众的日常生活干预的频度和力度也更多、更强；中国的生活革命和信息技术革命是一个连续性的不间断的过程；和日本社会的“一亿人口皆中产”及生活方式的平准化相比较，中国生活革命的过程尚存在贫富差距、社会保障迟滞、公共服务不均等，以及厕所革命与垃圾分类等非常重要却又难以迅速解决的诸多问题。虽然中产阶层在中国也出现了大面积崛起的局面，但“富了以后怎么办?”等问题，也还是与日常生活的价值观深切关联。所有这些都是需要中国民俗学家努力去关注、理解和研究的。中国民俗学如何走出只对生活中特定事象(民俗)感兴趣的局限性，从而把百姓生活的整体纳入视野，把当下的现代日常生活视为对象，可以说是当下颇为紧迫的课题。 （本文刊载于《民间文化论坛》2022年第1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