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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茅盾文学奖 与茅盾文学奖的机缘 近年来，因为各种机缘，我有幸参加了一些文学奖项的评审工作。从上海的“新概念”作文大赛，到武汉的《长江文艺》双年奖，再到中国作协的茅盾文学奖，每一次评审经历都令人难忘。以我有限的经验观察，虽然各类文学奖项总会引起或大或小的争议，但评委良好的专业素养和道德水准，却能保证结果的公平与公正。当然，“黑幕”或“内幕”往往是坊间最为热衷的谈资，只不过在新媒体时代的舆论监督下，即便是哪位评委怀有私心，恐怕也不敢越雷池半步。至于一些文学奖项的争议性问题，我想主要是与读者的趣味分歧有关。争议的存在，反倒证明了获奖作品的优秀——因为争议意味着每个人都能以自我经验进入作品，而一部优秀的作品，总是会以敞开自身的方式，在成为时代镜像的同时与我们相遇。 值得庆幸的是，由于担任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的缘故，我读到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并与它们的创作者在纸上相逢、心中相见。 这份机缘要从湖北省作家协会说起。2018年，湖北省作协换届，我作为高校代表成为了主席团的一员。新任省作协主席是著名作家李修文，他年轻有为，行事果敢坚毅，很快就让工作局面焕然一新。次年应中国作协的要求，省作协党组推选我担任茅盾文学奖评委，而告知我这一消息的正是修文主席。老实说，在接到电话的那一刻起，我的内心就五味杂陈，惶恐自不待言，但更多的是激动与期待。因为对一个专治当代小说的学者而言，这样的机会可谓是千载难逢。参与“茅奖”评审，从某种程度上便意味着进入了最新的文学现场。尽管现场是未经提炼的事件聚合地，免不了无序与偶然，但它才是当代文学历史化和经典化的真正起点。而全面参与“茅奖”评审的这段经历，也的确让我对当代文学产生了一些新的看法。 按照中国作协茅盾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的工作安排，每位评委须在进京会评之前，对2015年至2018年间的长篇小说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虽说因专业之故我已阅读了不少作品，但那点阅读量在200余部参评作品面前真是不值一提。唯一的办法就是以勤补拙：从2019年5月收到评审通知算起，到7月下旬进京会评，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除了正常的教学任务外，几乎投入了所有的精力去阅读作品。个中况味自是一言难尽：既有遇见好作品时物我两忘的欣喜，也有碰到坏作品时难以卒读的痛苦。好在每部作品都有内容简介，通常我会先从故事性入手判断其可读性，继而选择若干段落试读一番，如此便排除了不少叙述缠夹、辞令油滑的平庸之作。不过为了避免遗珠之憾，我会尽可能地多读一些段落，这么做也是为了给好作品设立参照系。毕竟文学奖就是在参评作品内部进行比较，只有将几部同类题材的小说放在一块，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价值才能见出高下。举个例子，虽然李洱的《应物兄》一直备受争议，但就人物塑造、知识叙写和思想旨趣而言，确实在知识分子题材小说里独占翘楚。而葛亮的《北鸢》，在几部书写民国往事的作品里也显得出类拔萃。诗人叶舟，以煌煌百万余言写就的《敦煌本纪》，读来让人心魂激荡，常有梦回边塞之感……简言之，在这段痛并快乐着的时光里，我基本上了解了参评作品的整体质量，但哪些作品能成为我心目中的获奖之作却尚无定论。聊以自慰的是，7月在北京的会评大概要持续20多天，我估摸着应该很快能做出取舍，但事实证明这样的想法太过天真，因为在北京等待我的，将是一场让人殚精竭虑的马拉松式的审读会。 伴随着眼药水与风油精的盛会 2019年7月下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会评工作正式开始。报到当天的具体情形已经淡忘，只记得北京的夏天很是炎热，似乎比火炉武汉也好不到哪里去。会评的地点坐落在八大处附近，草木葱茏，风景宜人。登记入住时，我顺带看了眼评委会名单，马上便想到了“冠盖满京华”的辞句。评委会成员共62人（包括评委会主任铁凝），基本上由学者、作家和编辑组成，名字个个如雷贯耳，这般阵容，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茅奖”在国内文坛的权威地位。办完入住手续后，待我推开房门时不禁莞尔，桌上居然摆放着眼药水和风油精。这两样东西在武汉时就已经成了我的日用品，没想到它们会如影随形，将会继续伴随我百感交集的评审之旅。 会议第一天的日程至关重要，议题涉及评奖规则、分组安排和进度规划，等等。进入会场后遇到几位老友，更有不少神交已久的新朋，大家寒暄问候，甚是融洽，全然预料不到未来的分歧与辩论会何等激烈。会议由评委会副主任、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主持，他思路清晰，言简意赅，交代完必要事项后即宣布评审会开始。61位评委分成三个大组，每组负责审读一批作品。我所在的第一组有不少老评委，也有和我一样的新人。前辈们经验丰富，年轻人犀利敏锐，第一次组会便各抒己见。也许是初选之故，气氛比较轻松，共识明显大于分歧。按规则首先要从200余部参评作品中选出80部，接着是80选40，40选30，30选20，20选10，直至选出最后的五部获奖作品。 由于大家都是有备而来，因此前几轮并未遇到很多困难。为提高工作效率，评委们会进行充分交流，既倾听彼此看法，寻找共识，也尝试着说服与自己意见不合者。组会每隔两三天便召开一次，间隔的这几日大家各自闭门读书，或查缺补漏，或温故知新，总之读书读得昏天黑地，不知耗费了多少眼药水和风油精。傍晚时分，评委们常常是分成两拨人马，一拨去对面的八大处爬山，另一拨则在院里散步。大家戏称爬山者为玩命派，散步者为养生派。院里也有一些体育设施，只可惜场地狭小，对我这个酷爱踢球的人来说就是个摆设。几位中国作协的工作人员经常打篮球，其中一位器宇轩昂的年轻人叫刘诗宇，如今已是学界鼎鼎有名的青年批评家了。也经常见到陈晓明老师一身短打去跑步，偶尔还会听到同乡马步升老师的爽朗笑声…… 不过休闲的时间总是短暂，为保证进度，评委们日以继夜地工作，不是关在房间里读作品，就是一边放风一边讨论，甚至连吃饭时间都利用了起来。随着程序的推进，落选的作品也越来越多，遗珠之憾便在所难免。不记得是在哪个环节，韩少功的长篇小说《修改过程》落选。因为有《马桥词典》这样的杰作在前，所以相比之下《修改过程》便略显平常。像我这样的晚学后辈，因受韩少功这一代作家的文学启蒙，自然会在情感上有所偏爱。奈何时过境迁，面对历史风云的万千变幻，20世纪80年代成名的一些作家对于当代中国的书写已渐有隔膜之感。 “如何书写中国”的新评审标准 从20进10开始，评审工作遇到了真正的困难。因为这20部作品，无论从思想性还是艺术性来讲都属精品，题材广泛，名家云集，淘汰任何一部都备感可惜。说到这里，就有必要谈谈我对“茅奖”评审标准的理解了。 由于本届“茅奖”的评审标准，既“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的原则”，强调“坚定文化自信，展现中国精神”，同时也对“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作品”，“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的作品”特别关注，因此讨论参评作品如何书写中国，就成了评委们共同关心的话题。事实上，在审读作品时，不管是文学地理学意义上的中国形象，还是全球化语境下特殊的中国经验，抑或是复兴传统文化的中国故事等，均是“茅奖”评审的考量因素。然而很多参评作品的思想旨趣和美学风貌，却与新时代语境下“中国”概念的自我升级存在差距。比如有些作品写乡村，沿袭的仍是80年代文学的老套路。我将其概括为东方主义思维和魔幻现实主义笔法，它们偏爱蛮荒破败、自由散漫的原始生命，钟情魑魅魍魉、阴风邪气的巫术魅影，其中虽说寄托了作家的启蒙意图，但猎奇式的东方主义和天马行空的魔幻笔法，却很难见出当下中国的乡村现实。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一些其他题材的作品中。简言之，我以为“茅奖”有自己的评判标准和价值取向，有些作品可能在想象力上令人惊诧，但其现实书写却不合“茅奖”要求。面对这样的作品，我也只好忍痛割爱了。 这里还有必要提及一些未进前十的优秀作品，它们分别是范小青的《灭籍记》、石一枫的《借命而生》、范稳的《重庆之眼》、李宏伟的《国王与抒情诗》、次仁罗布的《祭语风中》等。在我的印象中，范小青一直擅写江南水乡的民俗风情，尤其是当我读惯了苏童阴湿缛丽的枫杨树故事后，更觉范小青笔下的江南风光旖旎、人情温暖。可是《灭籍记》却一反常态，作品里荒诞夸张的黑色幽默，着实令我拍案惊奇。还有擅讲故事的石一枫，《借命而生》这部作品悬念迭起，叙述周密，完全改变了我对当代作家长于想象而乏于逻辑的偏见。至于范稳的《重庆之眼》，气势恢宏，结构精当，也是一部近年来少见的战争题材佳作。青年作家李宏伟的《国王与抒情诗》，在科幻小说内植入复杂的现实忧思，无限延展类型小说的叙述边界，以黑马姿态备受评委瞩目。相比之下，我对《祭语风中》的落选更感遗憾。从组会上评委们的发言来看，这部作品颇受好评。与马原、扎西达娃这些早年书写西藏的作家相比，次仁罗布显然更注重藏族的本土经验，他对神性价值和日常生活的叙写，无疑反映了西藏当代汉语小说的日渐成熟。 经过多次讨论，甚至是反复激辩之后，“茅奖”的十部提名作品终于出炉，它们分别是葛亮的《北鸢》、刘亮程的《捎话》、孙惠芬的《寻找张展》、梁晓声的《人世间》、李洱的《应物兄》、徐则臣的《北上》、陈彦的《主角》、叶兆言的《刻骨铭心》、徐怀中的《牵风记》、叶舟的《敦煌本纪》。作家阵容涵盖老中青三代，题材多样，风格迥异，基本上代表了过去四年间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准。此时已是8月中旬，距离会评结束也为期不远了。不知其他评委状态如何，反正我已是强弩之末。每每头晕眼花之际，便会羡慕作家们的精力过人，不知他们是如何孜孜矻矻、夙兴夜寐地写出那么长的作品的。虽然长篇小说越写越长未必就是好事，但尊重作家们的付出，却关乎评委们的职业伦理问题。每念及此，我便会重振精神，誓要在这不分伯仲的十部里选出五部获奖作品。 我对几部获奖作品的看法 在我看来，评审到了最后阶段，比较作品本身的质量已无太大必要。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你说《应物兄》好，我偏认为《敦煌本纪》更胜一筹。你说《牵风记》就一定胜过了《北鸢》，我看倒也未必。总之评奖的特殊性就在于，当候选作品难分轩轾之际，便要考虑作品质量以外的其他方面。而茅盾文学奖作为国内最具权威性的文学奖项，历来就有划定文学场域、引领创作潮流的特殊功能，同时还要兼顾代际、地域、性别、民族等各个因素。换言之，获奖作品并不一定是候选作品里最好的，而是最能体现“茅奖”评审标准，具有弘扬其文学理念和价值诉求的作品，比如现实主义、中国经验、中国故事等元素，均是考量作品的标尺。基于这一原则，评委们虽然存有分歧，但共识也开始逐步形成。 一个值得注意的状况是，评委们因代际之别，在文学观念上其实已经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分化。像“50后”的一些评委老师，坚持文学为人生的现实主义观念，强调小说品相的典雅庄重和深邃高远。“60后”的一些评委老师则秉承文学的现代性观念，尤为看重作品的先锋意识和实验色彩。至于“80后”的青年才俊，更是对纯文学如何破圈，以及类型小说的文学合法性问题关注甚多。而我认为中国当代文学自80年代的革新以后，基于人文主义的启蒙文学已持续多年，在社会现实业已发生巨变的今天，若是作家群体始终抱持文学现代性的固有观念，执着于改造国民性问题的话，那么便有可能遮蔽当下中国更为复杂的世相人心。基于此，我就更为偏爱《人世间》这类以日常叙事表现平凡人生的作品。 作为一部“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的现实主义小说，《人世间》以烟火缭绕的日常叙事，写尽了市井人生里的世相百态。那些生活的激流、历史的巨变与人物的成长，不仅反映了底层人民对传统伦理的践行，而且也唤醒了我们无法忘却的民族记忆与道德理想。对评委们来说，梁晓声这位当年知青文学的代表人物，能够放下慷慨激昂的理想主义，专注书写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本身就反映了那一代启蒙作家的反思与蜕变。时至今日，我仍然记得读这部作品时和人物荣辱与共的感受——梁晓声几乎写尽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人生际遇。前不久据此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热播，足以印证《人世间》是一部真正体现了“人民性”的杰作。除了这部作品几无争议以外，《牵风记》《北上》《主角》也称得上是众望所归。 在这当中，《牵风记》的获奖说明评委不仅要考虑参评作品本身的质量，同时也会兼顾作家的创作生涯。比如徐怀中先生，作为军旅题材领域内的一位大家，他自然是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从《西线轶事》到《牵风记》，明显可见老先生对同类题材中“革命+恋爱”模式的超越。在他笔下，虽然山河破碎、国难当头，但身处历史大变局下的中国人民，却始终秉持着我们民族的精神操守。也只有将《牵风记》放在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谱系里，它的“中国”精神、风格与气派才会尽显无疑。正因为如此，我甚至觉得这部作品最能体现“茅奖”的评审标准。 还有《北上》。当“70后”作家已成为当代文坛的中流砥柱时，徐则臣的获奖便具有了代际更迭的标志性意味。记得有一次我和某位相熟的评委开玩笑说，“茅奖”老面孔实在是太多了。确实如此，也许是因为80年代成名的那批作家始终保持着艺术生命力，所以便让人产生一种“70后”还是青年作家的错觉。但以他们的社会阅历与人生经验，其实已足够写出优秀的作品，因此我对徐则臣的获奖更感高兴。与“50后”和“60后”作家相比，徐则臣的文化自觉意识十分突出。在他笔下，尽管仍会书写百余年前的中国，但其形象已不再是东方主义式的蛮荒神秘，而是反映了新时代语境下当代作家对于“中国”概念的全新理解。其中的民族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及与大国崛起相匹配的全球化视野等，均让《北上》成为了最能反映“当代中国”的获奖作品。 至于《主角》，其实我在评审之前并未特别留意，甚至也没读过陈彦此前的作品。一方面是因为我的阅读量十分有限，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陈彦写小说多少有些跨界和“玩票”的意味吧。然而当我读到这部作品时，却着实被深深地吸引了。因为这是一部非常好看的作品。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一些作家和评论家似乎瞧不起“好看”这个评价标准了。诸如好看等于肤浅，小说不是故事等奇谈怪论，我以为正是造成文学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幸还有陈彦这样专注于讲好看故事的作家。在这部作品里，陈彦写秦腔名伶忆秦娥的人生故事，其中虽然也寄托了作家借人物命运去再现历史变迁的写作意图，但他对传奇和戏剧的借鉴，却让故事本身变得曲折动人、高潮迭起。而这种追求故事性的小说，无疑祛除了文学的观念化写作。也就是说，读《主角》，根本不必去捕捉什么思想要义，只需融入故事，与人物同呼吸共命运，便足以领略小说艺术的魅力了。除此之外，《主角》还有一点令我印象深刻，那就是作为一位戏剧界的专业人士，陈彦写秦腔，从舞台化妆与表演程式，再到文化精神和人生哲学，处处用笔、步步倾心，完全体现了对秦腔的专业叙写，仅此一点，便足以见出陈彦写小说的工匠精神。 最后的投票 前面大体上谈了我对几部获奖作品的看法。接下来要说的，主要是《应物兄》与《刻骨铭心》这两部作品的竞争故事。 作为2018年现象级的长篇小说，李洱的《应物兄》在评审之前已是呼声很高。平时大家交流，也经常会提到这部作品。因其复杂，所以言人人殊。有人从中看到了《儒林外史》或《围城》式的知识分子批判，有人则读出了知识叙写与权力话语的博弈问题。肯定者言其先锋，否定者称其油滑，无论如何，这部作品都是评委们眼中的焦点之作。另一部同样备受瞩目的作品是叶兆言的《刻骨铭心》。有心读者只需稍加留意，便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即80年代中期那批参与文学革新运动的先锋作家，虽在一段时间内备受争议，但随着近年来文学语境的变化，他们正以受到“茅奖”肯定的方式，逐步完成自身的经典化进程——莫言、贾平凹和格非莫不如是。如果从创作成就和知名度来看，叶兆言显然也属于此类作家。在《人世间》《牵风记》《北上》《主角》已无争议的背景下，李洱还是叶兆言，便成了横亘在大多数评委心头的一道难题。 某日傍晚散步，偶遇一位江苏评委，他直截了当地询问我的看法。此时我仍未做出决定，其实单就作品而言，《刻骨铭心》因题材之故，在现实广度和思想深度上较之《应物兄》恐怕要略逊一筹，但我又十分喜欢叶兆言的语言风格。考虑到当代小说家越来越偏爱口语写作，优雅精确的书面语日益稀缺，因此像《刻骨铭心》，还有《北鸢》和《敦煌本纪》这样的作品才格外值得我们珍视。几位作家以其天纵之才，或温润如玉，或慷慨激昂，均在各自曲折动人的故事里将汉语之美呈现得淋漓尽致。读《刻骨铭心》，很容易感受到知识分子写作独具的绵延醇厚的书香气。因此李洱还是叶兆言，实在是让人举棋不定。 大概是组委会了解到了评委们的意见分歧，为保证投票顺利，遂将最后一次组会推迟了一天。评委们也抓紧这难得的机会重读作品。待到组会开始时，大家热烈发表意见，努力说服彼此、寻求共识。很快评委们便基本上达成了一致。接下来的环节就是投票了。投票的地点是召开第一次全体大会的会议厅。时隔二十多天，当我再次走进这里时，也许是因为体力透支之故，瞬间竟有恍如隔世之感。想想这段时间的辛苦即将收尾，不禁思绪纷飞、百般感慨。简单的流程说明后，投票正式开始。不得不说，每位评委投下的都是神圣而庄严的一票。因为每张选票的背后，都凝聚了评委们的艰辛和努力，以及风油精与眼药水。 宣布票数的时候，结果并不意外。《人世间》高居第一，《牵风记》《北上》《主角》《应物兄》皆是高票当选。评委们热烈鼓掌，庆贺新一届“茅奖”作品的出炉。会后聚餐，中国作协的领导们逐一敬酒，铁凝、李敬泽、吴义勤、邱华栋等人言笑晏晏，不停地向评委们道着辛苦。杨庆祥则拿着手机，计算“茅奖”新闻在微博热搜上的停留时间，于是大家便调侃“茅奖”热度的今不如昔。虽说在这个文学早已被边缘化的时代，“茅奖”所受的关注也越来越少，但只有这个时候，文学才会短暂地重回大众视野。不过昙花虽短，也是刹那芳华，有此盛会，文学便精魂不死、生命永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