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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7日下午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指出，我们运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地学、物理学等前沿学科的最新技术分析我国古代遗存，使中华文明探源有了坚实的科技分析依据，拓展了我们对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认知。对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究是一个既复杂又漫长的系统工程，需要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起来，综合把握物质、精神和社会关系形态等因素，逐步还原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要加强统筹规划和科学布局，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一个庞大的、系统的工程。这个工程主要是由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一系列大遗址构成，比如良渚、石峁、陶寺、二里头、殷墟、三星堆等。很多著名的考古学家聚在一起，统筹策划，领导这些遗址的考古工作和研究，探索中华文明的源头，思考文明的中国方案。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以考古为基础，多学科合作共同推进，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火车头。这个庞大的工程，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巍先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先生等著名考古学家的统筹设计，在各大遗址领队的分解下，最终落实在一系列的“小工作”上，由基层的一线考古工作人员完成。 所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宏伟蓝图，是以数量众多的考古人共同支撑完成，是建立在数以百次的调查、勘探、发掘，还有后期大量的考古资料整理和在实验室进行的千百项测试研究共同构成的。 大遗址的基础考古工作，是传统调查、勘探和发掘三板斧。 考古调查没有别的捷径，以徒步走以及不时弯腰拣陶片为主，再辅以GPS定位和相应的资料记录。如果只是捡陶片、做记录，还相对稳定一点，考古调查最难和最令人惊喜的，是寻找遗址。找不到时，也可能一连好几天，十几天毫无收获，每天就在田野，一走就是一天，再走又是一天。但可能有一天有突破了，常常又会有接二连三的发现。众里寻他千百度时有多焦灼，找到时，就有多心花怒放、喜气洋洋！ 考古勘探以传统“洛阳铲”为主要工具，需要由人力打出一个个探孔，再根据探孔中不同深度出现的土质土色特征、变化以及土中的包含物来判断遗址的分布、结构和布局。对于大遗址，勘探工作是必须的，因为不可能直接发掘全面揭露。必须通过勘探，找到城墙的走向、壕沟的分布、门的位置等等影响大遗址结构的关键信息。通过勘探明确遗址内及遗址周边居住区、墓葬区的分布。 有的大遗址，还往往有对周边环境的治理和改造。良渚的高低坝水利系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发现。在雨水丰沛的南方地区，水利和大遗址的关系是非常值得重视。有一些遗址如三星堆遗址显示出或许有水利设施在保证城市在洪水期不被淹没，安然无损。 调查、勘探的结果，通常需要发掘来证实，同时发掘也是更全面、系统的获取资料和信息的手段。发掘中，通常会遇到大量的遗迹，叠压打破关系非常复杂，尤其是在延续时间非常长的大遗址。古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遗址中生活留下的遗迹，几百年的生活痕迹浓缩在通常1-2米的文化层堆积中。需要考古工作者细心、耐心的工作，去解释、去还原过去的生活。在这些遗址里，或者在任何考古发掘工地的探方里，经常看到一群人面红耳赤的争论一条线该怎么画。学生争论不出结果，就把老师喊来，官司一级一级往上打，老师、资深老师、甚至领队来，通常要做的就是拿起手铲“再刮刮”。谁被请来判断，谁就亲自上阵蹲在地上刮，孰早孰晚，孰先孰后，田野工作做得好不好，就看这条线画的好不好。 各种实验室分析需要的取样工作，通常也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完成。实验室样本，最怕的是污染，植物考古要取土样，动物考古要取骨骼，碳十四测年需要炭样。后期做大植物考古的样本，要将土样浮选了，将里面比水比重轻的炭通过水的浮力挑选出来，在显微镜下挑选和鉴定植物种子，获得当时人生产和食用植物的信息，把这些信息按时间尺度排列，就获得了这一地区农业发展的历史，把附近地区的信息相互比较，就获得了农业传播的信息。农业是人类迈入文明的基石，没有农业就没有文明。微植物遗存一般是孢粉或植硅石，也是处理完样品后，在显微镜下判断孢粉或植硅石的种类，然后通过计数，来获得遗址周边环境的相应信息。 考古年代的判断除了依靠类型学之外，碳十四测年已经在其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碳十四测年在考古中越来越多的运用和数据积累，极大改变了对过去年代框架的认识，也引起了学术界对文化的传播理论的重新认识。  三星堆青铜神树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随着越来越多的学科跨界加入，考古材料中越来越丰富的信息被释读出来。有的重建了上万年来的环境信息，有的探讨人类如何移动和迁徙，农业如何发展，聚落如何兴起，大型城市何时出现，这一个千年和上一个千年，人类社会出现了哪些变化，以及导致这些变化出现背后深刻的原因。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成果是建立在中国考古学以及相关的自然、社会科学的发展基础直上的，是建立在无数琐碎而细微的考古田野工作和实验室工作基础之上的。虽然工程的核心是以良渚等为中心的超大型遗址，但是这些超大型遗址的周边，还有数量庞大的小遗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这些坚实的工作基础上，揭示了中华文明一步步从蒙昧迈向文明的过程。这条路，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筚路蓝缕，摸索、探索、追寻出来的。 首先，通往这条文明之路的基石——农业，是在这片土地上独立起源的。考古材料显示，中国北方是旱作农业（黍、粟）的起源地，中国南方是稻作农业起源地。 其次，作为中国礼仪、权力象征的玉器工艺和文化，是中国独立发展起来的。玉器从玉料开采到加工成型，再到纹饰雕刻，与青铜器一样，同样有复杂的工序，需要大量的劳动协作和非常优秀的人力资源来完成，不是一个简单村落可以独立完成的。并且这些玉器的造型、大小和纹饰，并不能随意被使用，而是有相应的一套礼仪制度来规范。 再次，中国的城市，良渚、石峁、陶寺等，类型丰富、功能各异，与埃及、西亚古代城市有同有异，而最终形成的以夯土城墙、高台土木结构建筑为特征的都城形态，区别于埃及、西亚古代城市结构和建筑形态。 最后，根据欧亚大陆西端社会发展现象总结出的文明四要素，其中关键的文字和冶金术，中国自有其特色。无论是埃及象形文字还是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都是拼音文字，与后来的希腊文、拉丁文相承继。而中国则独立发展出了以象形、会意、形声等造字原则创造出的丰富的汉字系统。冶金术中，中国的范铸法成为区别于埃及、西亚失蜡法的独具中国特色的青铜冶铸方法。 中国悠久的文明、丰富的文化遗产是中国考古学赖以发展的基础，也是中国考古学向世界发出自己声音的底气。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在借鉴西方考古学的基础上，独自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考古学学科发展之路。作为中国考古战线的一线工作者，欣逢盛世、倍感温暖，唯有以自己踏实的工作、扎实的努力，为中华文明研究添砖加瓦，方可不负时代、不负党、不负祖国、不负人民。 （作者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