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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在五千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脱胎于中华文明母体的古蜀文明的曲折发展历程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 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区域考古工作已经持续近2年，最近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在6月14—16日连续3天对其进行报道。王巍、雷兴山等联袂一线发掘者雷雨、冉宏林、赵昊、黎海超等在现场做解读。此次发掘意义重大。 新发掘的6座坑已出土文物近13000件，相对完整的3155件。相当多的青铜造像形象为以前所不见，故直播中主持人称其为“奇奇怪怪”。其中最吸引笔者的是被雷兴山先生称为“国宝中的国宝”的8号坑“青铜神坛”。除央视报道外，卜工、王仁湘对该神坛做有介绍与初步研究（卜工：《吹尽狂沙始到金》，红星新闻 2022-06-14；王仁湘：《快评三星堆｜神灵在高天》，公众号：器晤2022-06-18）。  图一：神坛 作者/供图  图二：神坛（1、2层） 作者/供图 综合相关信息，该神坛高约1.5米，出土时已经断裂（图一）。据现场专家初步观察，该神坛可以分为上、中、下三部分（或三层）。下层近似中原青铜器的圈足，横截面为方形，有镂孔。表现的应是神坛台基。台基里面有一个铜铃。台基上（即中层）焊接有13个人像。其中12人分布于外围，可以归并为3组，每组4人。A组4人跽坐在台基四角（图片中缺失3人）；B组4人端坐在台基四面中线处，坐具不清晰 ；C组4人位置近台基四角，分别跽坐在单独的小台基上，四人合作，肩上扛着由杠子组成的 “滑竿”。台基中央一个隆起的部位有一个跪坐背罍小铜人（图二）。王仁湘认为其是一位女性形象。铜罍刻画精细，捆束铜罍的绳索还刻画着蝴蝶结造型。这种背罍青铜人像在三星堆还是首次发现。A、B两组人像皆面向台基外侧，C组四人面向一致，背罍小人与C组人像面向相同。C组四人抬起的滑竿以上形成一个平台，构成神坛的上层。一具小神兽立于该层平台，神兽的腰部与头部间蹲坐一具人像。人像上半身已断掉。 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青铜造像，展现出三星堆文化善于立体艺术形象创意。8号坑出土的这件神坛可视为三星堆文化青铜立体艺术形象创意典型代表。 这种艺术风格不见于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的后继文化，但更晚一些的云南地区青铜器却擅长这种艺术风格。  图三：贮贝器 作者/供图  图四：贮贝器 作者/供图  图五：鸟足曲身顶尊神像 该风格又集中表现在各种贮贝器上，甚至局部的造像题材也能在贮贝器上找到相似处。如1956年云南石寨山墓地出土的一件贮贝器之器盖上塑有“杀人祭铜柱”的场景，其中就有一个乘坐“肩舆”女子，该女子或是主祭者（图三）。该墓地同年出土的另一件贮贝器上则塑有“向滇王纳贡”的场景，其中有多个背负各类物品的题材（图四）（《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18》第210、212号，科学出版社、龙门书局，2018年）。这些“肩舆”、背负题材或许是8号坑“滑竿”、“背罍”造像的延续。正如直播中雷兴山提到的，三星堆的海贝出土时多盛装在青铜尊、罍内。这些中原地区酒器在三星堆文化里成了最早的贮贝器。中原地区的尊、罍作为彝器，一般陈设于宗庙等礼仪场所；三星堆青铜塑像中的尊、罍常被人顶在头上（图五）。这种差异可能反映了两地尊、罍的用途迥然不同。 三星堆遗址的这些器物坑出土有大量海贝，但海贝的用途是什么还没有定论。据杨干才调查，生活在云南的阿卡人（哈尼族之一支）认为海贝是天上神树所产，由某种渠道来到人间，其代表了生育能力；本世纪初阿卡人仍然把海贝置于蕨类植物上祭祀祖先（中央电视台《走近科学》2008年3月29日）。上述神坛中层中央女性所背罍（贮贝器）着意表现的可能就是海贝。民族志材料或许能为解读三星堆文明打开一条道路。 《华阳国志·蜀志》载：杜宇“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扬雄《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都记有杜宇跟朱提（今云南昭通地区）关系密切。一般认为杜宇所处时代为西周时期，略晚于三星堆器物坑，但早于目前所知最早的贮贝器（战国时期）。《华阳国志》《蜀王本纪》的相关记载或是三星堆文化青铜艺术对滇文化影响背景之一斑。 8号坑出土的这件神坛可能表现了与祭祀有关的礼仪场景。据学界对1、2号坑器物研究，其中的青铜人像至少可以分为祭祀对象和祭祀者两类。而这些人像原本是与其他器物一起放置在特定场所内（如庙宇），它们或组合在一起表现一个场景，若干个场景表达一个主题；或作为供奉对象被珍藏、供奉。那些祭祀者极可能是与一些被祭祀者组合在一起，用以表现某个真实的礼仪事件，即对历史的记录演绎。类似于清代郎世宁的《乾隆皇帝射猎图》。也可能是对某种礼仪或信仰的展示，供人观摩学习。中原地区三代重要的礼仪事件莫过于“夏启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阳之蒐，康有酆宫之朝，穆有涂山之会，齐桓有召陵之师，晋文有践土之盟”（《左传·昭公四年》）。盟主通过盟会确立天下共主或霸主的地位。期间也会有盟誓等宗教仪式，但其远没有三星堆器物坑器物所烘托得那么神秘。此类盟会事后，盟书被藏入秘府，事件被写进史乘。中原地区的礼仪规范传承，更多是靠礼书对规则的记录和对贵族子弟的礼仪教育。至于单独让人供奉膜拜的神像，三代则没有此习俗。这是三星堆与中原不同的地方之一。发达的塑像叙述或许暗示着三星堆文化文字类语言记录手段的缺乏。 采集于这批祭祀坑的近200个碳14样品的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至1012年。赵昊在直播中形象地说相当于商纣王之时。这些器物坑出土的残损器物有些能够拼合成一件器物。如1986年2号坑出土的青铜残件能与现在8号坑出土的青铜残件拼合成一件相对完整的“鸟足曲身顶尊神像”（图五）。随着发掘、修复整理工作进展，会有更多的这种现象出现。学界越来越倾向于在某次不可知事件中，原本处于一地（也可能是若干庙宇类祭祀场所）的器物被破坏后，分散埋在了这8座坑和其周边的其他矩形沟槽、小坑中。即这些器物是三星堆文化数百年来的累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三星堆文化的墓葬鲜有青铜器发现。学者们推断三星堆文化神权占据了主导地位，社会财富主要用于宗教活动。笔者以为不能因为三星堆器物坑出土器物壮观而拔高其文明发展程度，综合墓葬、聚落等方面，其社会发展程度并不高于同时期的中原。 《华阳国志·蜀志》把古蜀国历史演绎为“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充斥着神话色彩，不为今人所信。由考古工作知，成都平原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出现相对较晚；成都平原周边山区和高原已发现的新石器文化则可以上溯至前仰韶时代或仰韶时代，这些文化遗存，尤其是川北高原的文化遗存，与仰韶文化有密切关系。大约距今5000年起，原居住在成都平原周围山地和丘陵的人们开始进入平原定居，在成都平原创造出了桂园桥遗存、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等考古学文化。期间与周边文化虽然有交流互动，但其发展相对独立，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是其发展的高峰。8号坑神坛犹如高峰上的明珠。 公元前316年，秦灭蜀，成都平原纳入秦国版图；至西汉，成都平原的物质文化面貌大体为中原所同化。整个过程好似周太伯奔吴，断发文身，不与中原交通，至周章而复归于周。孙华总结到：三星堆文明的主体来源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它不是原生文明，而是次生的文明。三星堆文明与中华文明类似于母体和子体的关系。 （作者系北京联合大学考古研究院副教授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