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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们党历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看待中华民族历史，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运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地学、物理学等前沿学科的最新技术分析我国古代遗存，使中华文明探源有了坚实的科技分析依据，拓展了我们对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认知。” 我国的考古学研究是从考古材料出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不断吸收借鉴符合事物客观发展规律的理论与方法，客观地探讨古代社会不同发展阶段及其所蕴含着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辩证关系，经过几代人的薪火相传，在文明起源、农业起源、人类起源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我国人骨考古研究是以考古发掘出土的人骨材料为基础，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助力考古学重大研究课题的同时，在探索现代人类起源、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成过程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切从实际出发——科学探索人类演化历史 人骨考古是针对考古发掘出土的人骨材料所开展的综合性研究，除了要探讨人类的体质特征和类型在时间、空间上的差异与形成规律之外，还要对诸如“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等一系列有关进化机制和进化动力方面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阐释。简单地说，对人类起源问题的研究，也就是对人类及其近亲——高等灵长类动物的体质特征和类型在时间上的变化的研究。 这部分内容通常又被称作古人类学，我国的古人类研究秉持着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几代学者的薪火相传，不断科学探索我国现代人类演化历史。 20世纪50年代，吴汝康先生根据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等相关论述，提出了劳动对塑造人类身体结构所起的两点作用，即劳动造成人类体质的不平衡性或镶嵌性特征以及劳动对大脑产生了重要影响。之后，他在1978年出版的《人类发展史》中专门阐述了“劳动在人类特征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吴新智先生通过长期研究发现，我国古人类化石形态特征普遍表现为面部扁平低矮、鼻梁扁塌、眶型为长方形、常见矢状脊、上门齿呈铲形等。在总结这些形态特征的基础上，吴新智先生论证了中国直立人和智人之间形态方面的镶嵌性，同时结合分子生物学研究结果，提出“与世界其他地区存在与时俱增的基因交流”的观点。1998年，他正式提出了关于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假说；1999年，71岁的他开始学习人类进化相关的前沿科学知识，并通过实验和科学的推理论证，找到了能佐证自己学说的证据，用科学的事实支持了国际学界现代人起源的“多地区起源论”。 进入21世纪以来, 我国古人类学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 新发现了田园洞、黄龙洞、智人洞、道县、许昌、华龙洞等一批古人类化石，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研究成果，进一步证明了“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假说的可靠性，并且已基本厘清中国最早人类（直立人）的来源；同时，随着我国古代人类的古DNA研究不断深入开展，为东亚地区尤其是我国境内古代人类遗传、演化、适应方面提供了重要信息，特别是2017年北京田园洞人基因组的破译为东亚人群演化研究打开了局面。  坚持正确历史观——客观分析中华民族体质特征 马克思主义定义的“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中华民族的形成是我国学者密切关注的问题之一。1923年，李济先生在其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中就已涉及中国人种的构成问题。1949年以来，随着人骨标本的大量发现，学界开始广泛关注中国古代民族的形成及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探索。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费孝通先生引用考古学、人类学的资料来探讨汉民族的形成过程，开拓了研究我国汉民族形成问题的新视野。9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致力于对不同历史时期古代人群之间的形态学关系及其与现代各民族之间的种系渊源关系的研究。 1996年，我提出先秦时期我国古代人种类型分布状况理论框架。后来，随着出土人骨标本的逐渐丰富，按照不同颅面形态特征，又将新石器时代居民进行古人种类型划分，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古今各民族种系源流方面，特别是对我国现代汉民族种系形成过程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主要以中原地区与华夏—汉民族密切相关的考古学重要资料为基础，配合开展对周边地区其他人群，尤其是根据历史文献记载与汉民族及其祖先曾经发生过较大规模的融合、通婚的古代族群，进行体质人类学、分子考古学、动植物考古学等生物考古学研究。 总体而言，现代汉民族的体质特征表现较为一致，都属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但同时也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南北差异，最早的源头应是新石器时代主要分布在今河南、山东、陕西一带的古中原类型居民，并且直至延续到汉代。结合郑州地区汉、唐、宋墓出土的人骨标本的古人种学研究和古DNA分析结果可知，汉、唐时期该地区居民基本符合古中原类型的体质特征，到宋代，当地居民的体质特征开始偏离古中原类型，接受了较多来自其他族群的遗传学因素，主要是受到了古西北类型和古华北类型居民的影响，并最终形成了与现代北方汉族居民接近的体貌特征。 与以往的历史学研究相比，我们运用生物考古学研究方法，初步建立了汉民族历史形成过程中各个时期不同地区重要遗址出土人骨遗存的数据库，更准确地梳理现代汉族究竟是在何时、何地，吸纳了何种古代族群发展而来。 汉民族的历史形成过程研究成果反复见证了中华大地上几千年来的民族融合、文明交汇的历史规律，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族群变迁和融合，而是在环境不断演化与古代文明和族群不断变迁因素的影响和推动下，文化、生态环境、族群等因素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复杂的历史过程。 以田野调查发掘为基础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已走过百年历程，在几代考古学家的不断努力下，基本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并且走出国门，进一步掌握国际学术话语权。 作为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人骨考古研究在吸收和借鉴国际学界的理论与方法的同时，积极与我国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地检验、理解与发展。2020年“古代人群与分子生物学研究”被正式列入“中华文明探源研究”项目，通过学者们的共同努力，必将为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提供坚强支撑；并为进一步解答更多的历史之谜、实证和研究更多重大问题提供人骨考古方面的科学依据。 （作者系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内蒙古大学特聘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