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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领域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命题，以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党中央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早源自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各民族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才有前途、才有希望。[1]此后，党的十九大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的政治理念和民族工作的指向写入报告，载入党章。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总结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的一个重要方面。2021年8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共同建设伟大祖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并进一步丰富该命题的内涵“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由此看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成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并以中华民族的意愿、党的政治主张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意志呈现出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原创性论断既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无疑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因此，对其理论溯源的研究应先于该意识的培育和实践转化的存在，故本文仅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溯源展开讨论，供读者参考。 一、中国民族史研究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溯源可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说起，此时的中国社会迈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彼时，中国民族史学界在研究我国民族史、民族关系史方面取得了累累硕果，有学者开始对中华民族的起源、中华民族聚合的形成以及中华民族形成发展中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探讨。这一学术动向受到费孝通先生的密切关注，他认为研究中华民族的选题很好，用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材料结合研究，方法对头，深入下去才能取得真正的成绩。[2]于是中华民族形成史的研究被扩展为以下选题：中华民族的含义、中华民族的起源、中华民族聚合的主体与核心、中华民族的自在发展、中华民族的觉醒与自觉发展、中华民族的振兴等。这些研究在当时有两个目的：一是完善中国民族史的学科体系；二是对爱国主义与民族团结教育产生积极意义。[2]实际上，费孝通已经意识到：一方面，民族史学科建设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不能单打独斗，要采用多学科的方法方能取得预期成果；另一方面，只有通过在学理上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中华民族如何形成等重大历史和理论问题研究清楚，方能对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产生更加积极的意义。 费孝通先生还谈到他对民族史研究领域的一些具体困惑。例如，在有关部门组织学者编写中国各民族简史中，各民族的关系、各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是否书写、怎样书写的问题。他认为如果撇开民族关系，以任一民族为中心编写其历史都很难周全。他说这既是“困惑我的问题，”也“在编写‘民族简史’时成了执笔的人的难题。”[3]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事实是各民族相互离不开，但是如何呈现这些史实，费孝通坦言：“困惑我的主要问题是汉族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发展发生过什么作用和怎样去看待包含汉族和国内所有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3]为解决民族史研究的学术难题，费孝通把精力集中到了对上述选题的研究上来。最终，这些研究选题的集大成者是费孝通先生在1988年8月22日完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一具有时代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在党和国家认识和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对待世界不同文明立场上被广泛采纳。[4] 费孝通先生在对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研究梳理中，从学理上系统论述和揭示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逐步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其名称和含义的形成与它的历史相伴随。“中华”源于魏晋，由“中国”与“华夏”各取一字复合而成，其最初含义多解，与边陲相对，有文化和古代民族之意。[2]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夏，唐太宗认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5]此处，“中华”作为民族名称，指“汉人”，但“爱之如一”自然有平等相待之意，而“依朕如父母”则隐喻自古中国各民族之间如同一个大家庭的关系。“中华民族”作为现代意义的民族称谓，始于20世纪初，辛亥革命后，中华民族涵义范围扩大，囊括了中国各民族，沿用至今成为中国各民族的总称，也成为中国各民族在总体上的民族认同。这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在近百年“共同抵御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形成了休戚与共的自觉的民族实体”，[6]它的整体性和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却早已存在于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形成和发展的数千年历史之中。到了近代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斗争中，才真正显现出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之所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直接对象，中华民族意识到了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和不可分割性，于是各民族由自发的反抗走向自觉的联合，共御外侮。对中华民族形成的研究改变了民族史领域研究各民族是“实”、研究中华民族是“虚”的范式。这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和自信去确认，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中华文明的载体就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一个迄今已有五千年历史的民族实体。这样的学术认知从根本上改变了把中华民族视为“复合体”“联合体”的认识局限，也从根本上奠定了研究中华民族史应该是“实”、而非“虚”的历史观。 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对中华民族形成的认知和研究没有止境，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回望中华民族的历史和展望中华民族的未来时，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民族形成的政治认同作出了高度的理论概括，“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实际上从那时起，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各民族同仇敌忾、共御外侮，血与火的共同抗争让各族人民加深了祸福与共、休戚与共、命运与共的思想意识，产生了守望相助、急难相扶的兄弟情义，团结一致、共御外侮成为共同的政治行动。习近平总书记总结这段历史时首次概括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1]在此把中华民族高度归纳为“一个命运共同体”，这一理论提升从政治发生学的角度考察，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有了更加明确的政治归属和政治认同。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时反复强调，要牢固树立中华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由此可见，中华民族处于共同的历史命运是原初的驱动力，命运与共、生死与共意味着中华民族要在这样的动力下催生出民族解放的凝聚力，共同的历史命运成为中华民族最初的整体认同特征，即共同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共同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认同。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西方人看到了中华民族发生的变化，他们通过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观察到了中华民族觉醒的过程，1919年中国人民抵制巴黎和会的五四运动，美国人杜威说：“我们正目睹一个民族国家的诞生，而出生总是艰难的”。[7]时任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认为，“中国人民从巴黎决议的不幸中产生出一种令人鼓舞的民族觉醒，为了共同的思想和共同的行动而结合成一个整体”。[7]中华民族产生出共同的思想和行动的整体性自觉已经被身在中国的西方人察觉，近代中华民族产生的根本性变化，其表现就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腐朽没落的封建主义，谋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政治诉求。 中华民族共同体产生这样的政治追求，是这个命运共同体最初的理论溯源。一方面，由于这个民族实体在历史上已经形成共同的生存空间，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血脉相通，历史文化记忆同根同源同种，进一步夯实和凝聚了这个命运共同体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中华民族逐渐意识到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实现民族复兴由谁来领导和组织是问题的关键，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各民族团结的领导核心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才由理想追求变成了现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历史已经总结出两个真理性必然：其一，“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其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因此，由近代产生出来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溯源，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成了一脉相承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从十二个方面阐述了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揭示了坚定“五个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所在，并为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明了方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复合概念中，“铸牢”示意坚固、牢不可破。“中华民族”作为元概念前文已述，而“共同体”是指人们在共同条件下结成的集体。这种命运的共同体意识表现在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尊严感、责任感、归属感和认同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的原创性论断，既是对中国近现代和当代历史的概括，又把每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才有了“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的共同体观念。把“中华民族”与“共同体”两个词合在一起，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由中国各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都紧密联系在一起。“意识”一词通常被概括为人类所特有的对于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出现的，是主体（中国各民族）对客体（共同的前途命运）的深刻认识。这一认识经历了长期的社会实践，能集中反映中华民族共同体最本质、最具代表性的内容和要素。这个意识从实践中抽象和升华出来，能体现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和根本利益，能使个人的意志和各民族的意志凝聚为中华民族集体的意志，能成为激励和促进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思想基础，也是各族人民共同遵循的价值目标和理想归宿。为此，具备“四个与共”属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唯有“五个认同”是最具本质属性的核心内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五个认同”二者不可分割，后者是前者的核心内容，是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公约数，是统领性要素。坚定“五个认同”是彼此联系和促进的有机整体，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基础，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 参考文献： [1]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年4月，第27页。 [2]陈连开：《中华民族研究初探》，北京：知识出版社，1994年11月，第2、59、62页。 [3]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费孝通著：《六上瑶山》，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第262、261页。 [4]郎维伟，文晓波：《中国民族理论本土化与费孝通研究民族的思想维度》，《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第16-22页。 [5](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第198·唐纪十四》，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3册，第2410页。 [6]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29页。 [7]罗志田：《中国的近代：大国的历史转身》，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1月，第200、201页。 （周勇军，西南民族大学图书馆馆员；郎维伟，西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黎雪，西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