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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牌饰和木牌饰是二里头文化的代表性器物，目前已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了10件左右，浑身镶满绿松石片是这种器物的显著特征，尤其镶嵌绿松石片的铜牌饰，还是我国年代最早的“金镶玉”制品，充分反映了二里头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时代特点。奇特的造型、华丽的装饰，都是前所未见的，关于这种绿松石牌饰是如何起源的，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现已认识到，应从镶嵌工艺、纹饰构图和纹饰寓意等方面，来分别追溯绿松石牌饰的起源。对此，近年已有学者做过不少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笔者以下着重从镶嵌工艺角度探讨二里头绿松石牌饰的起源问题。  截至目前，二里头文化的绿松石牌饰主要出自二里头遗址，通过对该遗址已出土各种绿松石牌饰，以及宫城以南围垣内绿松石废料坑的梳理分析，笔者初步归纳出二里头绿松石牌饰的镶嵌工艺特征：（1）以开料、切割、研磨等工艺流程，加工成适合镶嵌的绿松石嵌片；（2）嵌片均为两面平整的小薄片，一般厚约0.1厘米，长方形者一般长0.5厘米、宽0.4厘米；（3）嵌片的边缘加工整齐，多为直边或斜边，也有弧边者；（4）嵌片呈现各种几何形，主要包括长方形、方形、三角形、梯形等不同形状，也有出角梯形和圆形者；（5）各种不同形状的嵌片按照特定的图案逐片排列和镶嵌，而且镶出的图案具有特定纹饰构图和寓意，反映的是神灵崇拜和精神信仰；（6）嵌片表面的面积多比背面大，即表面的边缘多向内倾斜，以使背面和内斜的边缘能涂抹更多的粘合剂，增加嵌片粘贴和镶嵌的牢固性，这也是二里头绿松石嵌片的一个重要特征。这六项特征是我们讨论二里头绿松石牌饰镶嵌工艺起源的标准和基础。 目前所知，与二里头绿松石牌饰镶嵌工艺起源有关的考古发现主要来自西北、中原和海岱三个地区。通过对这三个地区出土的史前时期绿松石片制品的比较，笔者认为西北地区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宗日文化和中原陶寺文化相关遗址出土的史前绿松石制品，应是“填充”工艺制成的，绿松石片应为贴片，不符合二里头绿松石嵌片的诸项特征，并且填出的范围不是特定的纹饰图案，也无特定寓意，只具有装饰作用，尚属较为落后的工艺，应不是二里头镶嵌工艺的源头。而海岱地区龙山文化日照两城镇、临朐西朱封等遗址出土的史前绿松石制品，包括镶嵌绿松石片的龙形牌饰、玉冠饰等，其嵌片特征基本符合二里头绿松石嵌片的诸项特征，应是镶嵌工艺制成的，与二里头绿松石牌饰的镶嵌工艺特征相同。而且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制品，在纹饰结构和纹饰寓意上也与二里头绿松石牌饰相同或相似。另外，海岱地区更早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也出土了绿松石制品，如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的象牙雕筒和骨指环等，都粘嵌有数个绿松石圆饼，尽管不是正式的嵌片，但莒县陵阳河遗址已出土了大汶口文化晚期用于镶嵌的小玉片，推测在大汶口时期应已出现了绿松石嵌片。这表明海岱地区的绿松石镶嵌工艺历史悠久，工艺也比较进步。因此，二里头文化绿松石牌饰的镶嵌工艺应来自海岱地区龙山文化。 总体而言，二里头文化绿松石牌饰的镶嵌工艺和关键文化因素应源于海岱地区，再由夏人借助铸铜技术创造出镶嵌铜牌饰这种新式铜礼器。进一步分析，绿松石牌饰的起源和扩散情景与牙璋反映的历史进程一致，都是“早期中国”形成阶段的重要物证和标识物，这也使得华夏文明具有浓厚的东方文化底质与气质。笔者否定西北地区绿松石工艺对中原地区的影响，但并不否认西北地区铸铜技术对中原地区的关键性影响，事实上，华夏文明正是因为接受了西北地区的冶铜技术和东方地区的文化因素和艺术传统，才发展出独具地域特色和文化传统的青铜文明。 （作者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