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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动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关于深化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研究，我有四点思考。 第一，对于“文明”“中华文明”概念要有深入理解。 “濬哲文明”（《尚书·舜典》），“其德刚健而文明”（《周易·大有·彖》），“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易·乾·文言》），周代文献中的“文明”，指人类在道德修养、社会在礼仪制度层面达到的高度。而现在中文使用的“文明”一词，多指对西文词汇“Civilization”等的意译，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或将其理解为一整套长久传承下来的伟大文化传统，或理解为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上一般将其解释为与“野蛮”相对的高级社会阶段或国家阶段。 实际上“文明”“文明社会”“国家”几个概念是要加以区分的。恩格斯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是将“国家”基本对等于“文明社会”而非“文明”。中华文明、两河文明、埃及文明，都是延续3000年以上的原生文明，而非三个狭义的“国家”或者“文明社会”。我们可以将“文明”定义为高度发达、长期延续的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的综合实体，而中华文明也就是中华民族所拥有的高度发达，长期延续的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的综合实体，一定程度上对应进入国家阶段的“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上的中国”。 第二，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是三个不同阶段，不可混为一谈。 中华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8000多年前，那是一个中华原创思想的爆发期，在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产生了较为先进复杂的以“敬天法祖”为核心的思想观念和知识系统，并传承至今，构成中华文明的核心内涵。当时还出现了秩序井然的社会和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 距今6000年以后的庙底沟时代，出现大型聚落、大型祭祀中心，有了大墓、城垣、宫殿式建筑，以及大量美玉、美陶等，其建造或者制造需要较为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需要较高的技术水准，显示已出现掌握公共权力的首领和贵族，社会开始了加速复杂化的进程，迈开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二步。 距今5100年左右，分别以良渚和南佐超大型聚落遗址为代表的长江下游和黄河中游地区，至少已经达到了早期国家或文明社会的标准，出现了区域王权，初步以地缘关系代替血缘关系。但当时尚未出现统领“天下”的王权，属于“古国”文明阶段。 距今4700多年进入庙底沟二期是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第一个关键节点，黄土高原尤其是陕北地区遗址急剧增多、石城大量涌现，同时在黄土高原文化的强烈影响下，内蒙古中南部、河北大部和河南中部等地的文化格局发生突变。之后在黄土高原还出现了数百万平方米的陶寺都邑和石峁石城。约距今4100年进入龙山晚期是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第二个关键节点，中原龙山文化大规模南下豫南和江汉两湖地区，很可能对应古史上的“禹伐三苗”事件，随即夏王朝诞生。通过“禹伐三苗”至少已将长江中游纳入夏朝版图，夏朝初年，夏王已经初步具有“王天下”的“大一统”政治王权，中华文明从此进入成熟的“王国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以后的夏代晚期和商周时期“王国文明”进一步发展。 第三，中华文明是具有“一元多支一体”结构的“天下文明”模式，孕育了敬天法祖等文化基因。 “元”是根本本原之意，距今8000多年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有了“天圆地方”“敬天法祖”的“一元”宇宙观和伦理观，这是文化上的中国能够融为“一体”、政治上的中国“分裂时向往统一、统一时维护统一”的根源所在。同时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具有“多支”结构或多个样貌，中华文明起源也有不同的区域子模式。这样一个“一元”宇宙观和“多支一体”格局的早期中华文明，既不同于西亚、希腊式的“城邦文明”模式，也不同于社会文化高度同质的“埃及文明”模式，而是将具有共同基础的多个支系、多个圈层的区域文明社会统一起来形成的特殊文明，可称为“天下文明”模式。“天下文明”模式，以及敬天法祖、诚信仁爱、和合大同等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跌宕起伏而仍能连续发展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根基所在。 第四，中华文明是有着长久而强烈历史记忆的文明，“三皇五帝”传说能够得到考古发现不同程度地支持。 距今8000多年前在上山、跨湖桥、贾湖、大地湾等遗址发现的“八卦”等符号、含石子龟甲、规矩形骨器、族葬习俗，以及成年男性的更高地位，与记载和传说中伏羲女娲观象制历、始创八卦、合婚立制、鼎定人伦等事迹基本吻合。距今4700多年黄土高原文化的东向强烈影响可能对应“涿鹿之战”，距今4100年左右老虎山文化的南下晋南和中原龙山文化的南下江汉两湖，可能分别对应“稷放丹朱”和“禹伐三苗”事件。有了这些关键点的确立，就有可能够搭建起“三皇五帝”时代的基本框架。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