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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对于自己所作的史论，十分自信。他自我评价说： 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即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 他还认为：“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1]一个史家，如此坦率而又如此自誉来评论本人的史记，在中国史学上实属罕见。 范晔这里提到的几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一是范晔在史学上明确地提出了“著述及评论”这样的概念，把“著述”与“评论”并列地提出来，这是第一次，显示出他对于“评论”的重视。二是作为皇朝史来说，《汉书》在当时“最有高名”，影响甚大，范晔著史撰论，都以其为参照，为“比方”。三是贾谊的《过秦论》是范晔心目中史论的典范，故以其自况。 近年来，关于范晔史论的研究，屡有论文面世[2]，读后颇多启发。本文所论，或有异同，祈望读者和同好予以指正。 一、关于范晔史论的几种不同的评价 对于范晔的这种自我评价，后人有种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嘲笑。宋人洪迈评论说：“晔之高自夸诩如此。至以谓过班固，固岂可过哉？晔所著序论，了无可取，列传如邓禹、窦融、马援、班超、郭泰诸篇者，盖亦有数也，人苦不自知，可发千载一笑。”[3] 第二种看法是宽容。宋人叶适认为：“范晔类次齐整，用律精深，但见识有限，体致局弱，为可恨耳。其序论欲于班氏之上增华积靡，缕贴绮绣以就篇帙，而自谓‘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盖宋齐以来文字，自应如此，不足怪也。”[4]尽管叶适认为范晔“见识有限”，但对范晔所撰的序论、赞语及自我评价，都视为当时文风所致，不应引以为怪。 第三种看法以称赞为主要倾向，而持这种看法的人较多，由此可以证明范晔对于自己在《后汉书》中所撰写的“评论”的评论，大致是中肯的。 首先，从流传和影响来看。范晔的史论在南朝就有很大的影响。梁朝萧统所编《文选》，第四十九卷共辑选史论九首，其中班固一首，干宝二首，范晔四首（即《皇后纪》论、二十八将论、《宦者传》论、《逸民传》论），沈约二首，赞语四首，其中班固三首，范晔一首（即《光武纪》赞）。范晔的史论被选入的最多，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它的评价。据《隋书·经籍志二》著录，有范晔《后汉书赞论》四卷；《旧唐书·经籍志上》著录，有范晔《后汉书论赞》五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同此。可见，自南朝至北宋，范晔史论始终受到人们的重视。 其次，从对范晔史论的整体评价来看。刘知幾是不大赞成史家撰写史论的；而在诸家史论当中，最为推重班固，说他“辞惟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翩翩奕奕，良可咏也”。而班固以下，“必择其善者，则干宝、范晔、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约、臧荣绪、萧子显抑其次也，孙安国都无足采，习凿齿时有可观”[5]。不论怎么说，在刘知幾看来，班固以下，当首推干宝、范晔等人了。清人王鸣盛从范晔史论的精神境界着眼做总的评价，他认为： 《班彪、固父子传》论云：“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此虽华峤之辞，而蔚宗取之，故蔚宗遂力矫班氏之失。如《党锢》《独行》《逸民》等传，正所以表死节，褒正直，而叙杀身成仁之为美也。而诸列传中，亦往往见重仁义、贵守节之意。善读书者当自知之，并可以想见蔚宗之为人。[6] 王鸣盛这一段话所做的结论，是从范晔对班彪、班固父子对司马迁《史记》之批评中引申出来的。也可以说，是从《史记》《汉书》《后汉书》的比较中所得到的认识。这里涉及的史家，有司马迁、班彪、班固、华峤、范晔以及王鸣盛本人，的确值得人们反复比较和思考。王鸣盛不仅赞同范晔对班氏父子的批评，而且明确地肯定了《后汉书》史论的精神境界。 关于这一点，在王鸣盛之前，顾炎武论两汉风俗时，曾有所涉及，可与王鸣盛之论相互印证。顾炎武指出： 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故范晔之论，以为“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所以倾而未颓，决而未溃，皆仁人君子心力之为”。可谓知言者矣。[7] 从顾炎武所论中可以获得这样的认识，即认为范晔史论的精神境界，是有切实的社会历史根据的，并不只是反映他的思想倾向与“为人”操守。 清人赵翼也是推崇范晔史论的，他举例说： 又其论和熹后终身称制之非，而后崩后则朝政日乱，以见后之能理国。论隗嚣谓其晚节失计，不肯臣汉，而能得人死力，则亦必有过人者。论李通虽为光武佐命，而其初信谶记之言起兵，致其父及家族皆为王莽所诛，亦不可谓智。此皆立论持平，褒贬允当，足见蔚宗之有学有识，未可徒以才士目之也。[8] 赵翼是精于考史又擅长史学批评的史家，他所举的这几个例子，都是极容易引起歧异认识的人物。因此，用范晔对这几个人所做的评论来说明范晔史论的面貌，当是比较有说服力的。赵翼末了所做的“立论持平，褒贬允当”“有学有识”的结论，应该说是很高的评价了。 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除上文曾提到《党锢》《独行》《逸民》等传外，直接评论范晔《后汉书》史论的，还有邓禹论、窦宪论、马蔡论赞、《陈蕃传》论、《党锢传》总叙、《孔融传》论等。即使是嘲笑范晔的洪迈，对其邓禹、窦融、马援、班超、郭泰诸传论，多少也是肯定的。综合以上诸家所论，对范晔史论表示推崇和肯定者，有24首，除去3首重复提到者，尚有21首，范晔史论受到普遍的重视和好评，自无疑义。 二、评论平允与致意风俗 范晔史论之所以受到重视，除上述顾炎武、王鸣盛、赵翼分别说到的有关因素外，还有哪些原因呢？这里，不妨据王鸣盛所论诸例做具体分析。通观王鸣盛所举诸论，对范晔史论大致可概括为三个特点，一是评论平允，二是推明忠义，三是致意风俗。 关于评论平允。王鸣盛在“邓禹论”条下引《后汉书·邓禹传》后论并对此发表评论说： “论曰：邓公功虽不遂，道亦宏矣！及威损栒邑，兵散宜阳，褫龙章于终朝，就侯服以卒岁，荣悴交而下无二色，进退用而上无猜情，君臣之美，后世莫窥其间”云云。蔚宗此论，不甚贬禹，而亦深许光武，最为平允。袁宏《后汉纪》第七卷为禹论，乃深责光武，以为功高不赏，反复为禹惋惜、呼冤。愚谓禹粗定长安，旋为赤眉所败，废然而返，功颓业丧，虽归大司徒印，仍封侯食邑，及中元元年复行司徒事，为幸多矣。宏此论殊不平。[9] 王鸣盛认为范晔对邓禹及光武的评论“最为平允”，是有几个方面的因素作为根据的。第一个因素，是从邓禹同光武的关系来看，他同意范晔的认识。第二个因素，是从邓禹的全部宦途来看。第三个因素，是从范晔史论同袁宏史论的比较来看。这末了一点很值得注意。《后汉纪》先于《后汉书》而书，但范晔并不受前者史论的局限，而是独立地提出自己的见解。正是从范、袁二人史论的比较中，王鸣盛得到了“平允”与“不平”的两种结论。王鸣盛关于“平允”的结论，还见于他对“马蔡论赞”的评价，他写道：“马融、蔡邕，传各为一卷，而论分赞合，变例也。马论虽贬之实惜之，反复有味，蔡论则全是申雪矣；赞亦抑马扬蔡，平允而意致深长。”[10]此处所论，不仅是“平允”，还加上了“反复有味”“意致深长”，史论要达到这一意境，可谓难矣。 关于推明忠义。如上文所说，王鸣盛对于范晔史论的精神境界尤为称颂，其论《陈蕃传》后论，便是突出一例。范晔《后汉书·陈蕃传》后论是这样写的： 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昏俗。而驱驰险厄之中，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终取灭亡之祸者，彼非不能洁情志，违埃雾也。愍夫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伦莫相恤也。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仁，虽道远而弥厉。及遭际会，协策窦武，自谓万世一遇也。懔懔乎伊、望之业矣！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11] 这一首史论，从陈蕃个人际遇结局，论到了士人的志向及不同的处世态度，进而论到信义、民心、朝代存亡，其旨趣、情志，溢于字里行间，诚可谓“反复其味”“意致深长”。对于这首史论，王鸣盛是这样评价的：“《陈蕃传》论推明忠义，心事悲愤壮烈，千载下读之，凛凛犹有生气。以王允与蕃合传，其与允也至矣。”[12]从这里，可以看出范晔史论对后人确有感染力。这种感染力，出于他对社会进步、朝代兴亡的深切的关注之情，以及他对那些为进步和正义而“抗论”、而“争衡”的士人的崇敬之意。 关于致意风俗。这个特点与上文所论有密切关联，因其言及风俗本亦着眼于社会进步与朝代兴衰存亡大势。对此，王鸣盛写道： 《党锢传》首总叙说两汉风俗之变，上下四百年间，了如指掌；下之风俗成于上之好尚，此可为百世之龟镜。蔚宗言之，切至为此，读之能激发人。 《后汉书·党锢传》序，约一千五百字，引文不长。在这篇序文中，范晔概说两汉风俗的几次变化，指出：“上好则下必甚，矫枉故直必过，其理然矣。”这就是王鸣盛所说的“可为百世之龟镜”的论点。在这首序文中，范晔对于一些士人“清心忌恶，终陷党议”，深致不平之意。王鸣盛对此表示钦佩，指出：“袁宏《后汉纪》第二十二卷论党锢一段，蔚宗虽亦稍取之，然彼乃深斥党人之非，用意与蔚宗不同。”[13]查《后汉纪》此论，亦可谓一首宏论，然其意在强调“野不议朝，处不谈务，少不论长，贱不辩贵”的“先王之教”，与范晔论旨迥然不同。在这里，王鸣盛仍然运用比较的方法，指出范、袁史论的异趣， 很可发人深思。 三、笔势纵放的类传史论 综上所述，我们对于范晔自己所说“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云云，当有一个大致的认识。而“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云云，当做何看待呢？ 《后汉书·循吏列传》以下，有《酷吏列传》《宦者列传》《儒林列传》《文苑列传》《独行列传》《方术列传》《逸民列传》《列女传》，以及东夷、南蛮、西南夷、西羌、西域、南匈奴、乌桓鲜卑等传。这十五篇传的序论，难以尽述，兹举数例，略做评析。 《循吏列传》序概述了东汉一朝循吏简史，认为光武时期与章帝、和帝以后，是循吏辈出、往往不绝的两个时期。循吏的特点是“仁义笃诚，使人不欺”，“可以感物而行化”，做到“明发奸伏，吏端禁止”，“移变边俗”，等等。范晔着重指出了循吏的出现，其最重要的原因是最高统治者的政治风范。故序文用了近一半的篇幅称赞光武帝的“勤约之风，行于上下。数引公卿郎将，列于禁坐。广求民瘼，观纳风谣。故能内外匪懈，百姓宽息。自临宰邦邑者，竞能其官”，充分肯定了这种垂范作用对于循吏政治的重要影响。《循吏列传》后赞进而指出了循吏政治的社会作用是：“推忠以及，众瘼自蠲，一夫得情，千室鸣弦。”作为史学家，范晔对循吏表示出“怀我风爱，永载遗贤”的崇敬之意，表达了他的一种社会理想。 同循吏相对的是酷吏。《酷吏列传》的序、赞表明范晔对酷吏政治的朴素辩证认识。他一方面认为酷吏的出现是政治统治中不可避免的，酷吏的特点是“肆情刚烈，成其不桡之威”。他们敢于“揣挫强势，摧勒公卿”的执法精神“亦为壮也”，故能“厌快众愤”；但毕竟手段严酷，“末暴虽胜，崇本或略”。这个评价自然不如对循吏的称颂，但范晔也没有完全否定酷吏的作用，认为前者是本，后者是末，他们的关系，是为政之中的本末关系。 《后汉书·宦者列传》序，也可被视为一篇宦官小史，而以论东汉为详。从历史上看，范晔认为，宦人中“其能者”可有功于国，“其敝也”则为国之祸。西汉时的宦人，“勤心纳忠，有所补益”者有之，“以佞险自进”“损秽帝德”者有之。东汉时期，宦官权重，以至于“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汉之纲纪之乱矣”。范晔在后论中还分析了宦人的权力是历朝历代逐渐滋长起来的，其危害终于发展到“忠贤所以智屈，社稷故其为墟”的地步，“今迹其所以，亦岂一朝一夕哉！”应当说，这是一篇极为深刻的对宦官参与政事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但历代皇朝体制又决定了它无法割去自身肌体上的这个赘瘤，以致一再重复因宦人掌权而造成“纲纪大乱”“社稷为墟”的政治悲剧。 《后汉书·儒林列传》的序与论，是范晔史论之佳作中的突出者，历来为论者所重，上文已经涉及于此，笔者亦拟另撰专文，予以评论，此不赘述。 以上《循吏》《酷吏》《宦者》《儒林》四传的序、论，都反映了范晔对政治统治、国家兴衰的关注，反映了他的积极的、进步的社会历史观和历史人物评价标准。 《后汉书》“六夷”传的序、论，分别论述周边各民族、各地区同三代、秦汉的关系，而尤着意其与东汉联系的密切。他写道：“自中兴之后，四夷来宾，虽时有乖畔，而使驿不绝，故国俗风土，可得略记。东夷率皆土著，喜饮酒歌舞，或冠弁衣锦，器用俎豆。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者也。凡蛮、夷、戎、狄总名四夷者，犹公、侯、伯、子、男皆号诸侯云。”[14]尽管范晔于“六夷”传的序论及传文中，对各族仍难免有不恰当的评论，然上引这段话所确定的基本看法，反映出他对各族关系的认识，大致上是继承了司马迁的思想传统，是难能可贵的。 《后汉书·循吏列传》以下各传诸序、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纵向论历史演变，横向评得失利害，以陈述史事为目的，以总结经验为归宿，有吞吐古今之志，无矫揉造作之意，此即其所谓“笔势纵放”之由来。 四、政治、哲学及学术思想 范晔的史论，是《后汉书》的精华所在。除了上述前人所做的有关评价外，从今天的认识来看，他在史论中所反映出来的政治、哲学及学术思想，都是十分重要的史学遗产。 首先，他对东汉时期的大治乱得失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论王莽、东汉之际的形势说：“传称‘盛德必百世祀’，孔子曰‘宽则得众’。夫能得众心，则百世不忘矣。观更始之际，刘氏之遗恩余烈，英雄岂能抗之哉！然则知高祖、孝文之宽仁，结于人心深矣。”[15]从历史的形势来看，范晔所论未必中肯，但他提出了“得众心”“结于人心深矣”对于政治上的成功的极端重要性，无疑是深刻的见解。他论“中兴之业，诚艰难也”，认为光武“闭玉门以谢西域之质，卑词币以礼匈奴之使”[16]是明智之举。认为光武吸取西汉初年分封异姓诸侯王的教训，“鉴前事之违，存矫枉之志”，仅以少数功臣“与参国议，分均休咎，其余并优以宽科，完其封禄，莫不终以功名、延庆于后”，也是明智之举。论末总结说：“祟恩偏授，易启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广招贤之路，意者不其然乎！”[17]这是把不同的政策上升到理论认识的高度。范晔在《皇后纪》序论中，也还指出了东汉“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维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祸速”[18]的弊端。在《宦者列传》的序论中，范晔一方面分析宦官和外戚勾结的原因，另一方面又分析了宦官得势的种种不同情况，以及造成“纲纪大乱”“败国蠹政”的严重后果。凡此，都是着眼于政治得失所做的历史评论。 其次，范晔的史论还表明了他在历史观上的朴素唯物论倾向。他批评佛教“好大不经，奇谲无已”，“故通人多惑焉”[19]。他批评种种方术“斯道隐远，玄奥难原，故圣人不语怪神，罕言性命”[20]；方术怪诞之论“纯盗虚名，无益于用”，不过是有人“希之以成名”[21]的工具罢了。他对武帝“颇好方术”，光武“尤信谶言”，桓帝“修华盖之饰”，都采取批评的态度。他在《光武帝纪》后中引卜者王长语，举方士夏贺良上言，望气者苏伯阿语，以及道士西门君惠、李守等人的预言，以证明“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这在《后汉书》史论中是极特殊的一例，自然不值得称道。他极少讲“天命”，即使讲到了，也是采取保留的态度。他说：“天命符验，可得而见，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大福者，归于信顺乎！”[22]他是把顺乎天、信乎人结合在一起来看待的。这虽多少带有一点折中的色彩，但范晔的思想倾向不是折中的，所以直到临死前还说：“天下决无佛鬼！” 最后，范晔的史论，显示出他对东汉时期学术史的兴趣和见解。例如，他论道术，一方面说它“有补于时，后人所当取鉴”，一方面指出“然而其敝好巫，故君子不以专心焉”[23]。他论经学，批评经学的烦琐、误人，同时指出“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的成绩。他论史学，肯定“司马迁、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载籍之作，大义粲然著矣”，又对迁、固做了比较，并给予班固很高的评价。但他不同意班固对司马迁的批评，认为班书“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24]。这个评论在史学史上有很大的影响。他论应奉、应劭父子说：“应氏七世才闻，而奉、劭采章为盛。及撰著篇籍，甄纪异知，虽云小道，亦有可观者焉。”[25]他把王充、王符、仲长统三位唯物思想家合传，说王充《论衡》“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王符《潜夫论》“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说仲长统所著《理乱篇》《损益篇》《法诫篇》都“有益政者”[26]。《后汉书》其他类传，如《党锢》《循吏》《酷吏》《文苑》《独行》《逸民》《列女》等传的序、论，也都是对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的政治作用和社会影响做了精彩的评论。范晔的史论，言深意远，用词典雅，在史学上是不多见的。 [1] 沈约：《宋书》卷六十九《范晔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31页。 [2] 赵国华：《谈范晔〈后汉书〉的序、论、赞》，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施丁：《谈谈范晔的史论》，载《学术月刊》1988年第8期；舒仁辉：《范晔〈后汉书〉史论探讨》，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臧云浦：《范晔〈后汉书〉研究二题》，载《徐州师院学报》，1993年第1期等，不一一列举。 [3] 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五“范晔作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1页。 [4]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六“后汉书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70页。 [5] 刘知幾：《史通》卷四《论赞》，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82页。 [6]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三十六“范矫班失”，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252页。 [7]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两汉风俗”，黄汝成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52～753页。 [8]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四“后汉书编次订正”，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82页。 [9]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三十五“邓禹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243～244页。 [10]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三十七“马蔡论赞”，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264页。 [11] 范晔：《后汉书》卷六十六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171页。 [12]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三十七“陈蕃传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265页。 [13]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三十八“《党锢传》总叙”，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266页。 [14] 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序，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10页。 [15] 范晔：《后汉书》卷十二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508～509页。 [16] 范晔：《后汉书》卷十八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697页。 [17] 范晔：《后汉书》卷二十二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788页。 [18] 范晔：《后汉书》卷十上《皇后纪》上序论，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01页。 [19] 范晔：《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32页。 [20] 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二上《方术列传上》序，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703页。 [21] 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二上《方术列传上》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725页。 [22] 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五《刘焉列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444页。 [23] 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下《郎顗襄楷列传》下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085页。 [24]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下《班彪列传下》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86页。 [25]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八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622页。 [26]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九《仲长统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64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