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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统一六国，随后悉废封国，改为郡县，并宣称“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江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全国设置36—48个郡，县、道1000个以上，(1)“封邦建国”时代结束。中央集权体制的大一统帝国终于崛起于东亚。(2) 公元前221年作为时代的界标，不论过去、现在或将来，所有学习历史的人都会记住这个年份：中国“大一统”时代的开端。 从这以后的历史，与我们贴得越来越近，有一种似乎触摸得到的感觉。但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像19世纪的谭嗣同那样，为“两千年之政，皆秦政也”而愤激不已。百年来认识上的种种反复，都教会我们，冷静清醒地“认识自己”，知其“何以如此”，要比简单否定过去，遽然与已往历史决裂更难，但也显得更为紧要。 这使人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差不多贯穿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始于20年代，屡起高潮，至今未息。读黄仁宇的一系列史论专集，就感觉得到今日我们也还不能摆脱这一情结。尽管他使用的语言（例如他反对“封建”一词贯通到底）与观察的视角（重管理技术层面）并不相同，但仍是想回答中国何以不能顺利地由“中世纪”转向“现代”。我们不难看到，讨论所指目标都集中于秦以后的中国社会及其基本体制上。 当年金观涛破门而出，检阅了上述成果，称这个问题类似“斯芬克斯之谜”，并一眼就发现史学界实际上是陷进了一张因果反复循环的“大网之中”。(3)例如持专制主义统治与持小农经济结构的各为一派，都说这才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最基本的原因。试问：是“专制主义统治造成了小农经济的落后”对，还是“小农经济落后使专制主义得以长存”对？这不成了“鸡生蛋”还是“蛋生鸡”？ 能不能跳出这张“大网”？我看也难。当金观涛说出“斯芬克斯”时，其心里的潜台词已经包含着不敢自信的意思。事实上，“超稳定”说也常被质疑驳难。很有意思的是，黄仁宇也发出了同类的感慨，不过这回他换了一个典故，称其为“潘多拉魔盒”（《放宽历史的视界》）。他的“在数目字上管理”，也只是执其一端。 历史会不会就是这样一张斩不断、理还乱的“大网”？历史本来就因果相续，环环相扣，亦因亦果，非因非果，像庄子或佛家说的那样？如果这样，那大可不必为无穷的猜测烦恼——我们还得不断猜下去。试着理解就是史学永不衰竭的一种乐趣。 这时我想到了黑格尔的一句名言：“存在就是合理”。什么时候对历史的设计成功过？运动就是一切，过程就是一切。 就像“大一统”，秦始皇实现一统中国之时，肯定没有想到过：大固然有大的好处，但大也有大的难处。大了，必须“统”，不统就神散形乱；大了，就难“统”，统死就生气全无。这“统”字是门大学问，里面有内外的应对、上下的应对，纠缠不清的华夷之争、中央与地方之争、集权与分权之争，更深的还有秩序与自由之争、人己之辨等等。 两千年来的中国，“摸着石子过河”，分分合合，收收放放，修修补补，为了做好这篇大文章，费尽心血，试尽了多少种法子？你能说那个法子当时就没有道理？能说我们今天就已经摆脱烦恼，找到了十拿九稳的法子？ 或许正因为这样，历史才有值得咀嚼的味道。 由列国纷争走向大一统 汉承秦制。自汉而后两千年，国家控制方略时有变易，由秦开创的大一统体制则一脉相承，分久则必合。然追究秦制，由涓涓之流汇成江河，实为春秋战国社会变迁的集大成者，其变亦由来已久。 秦亡后六年出生的贾谊，在检讨秦兴亡的名篇《过秦论》里就说过，秦统一六国的功业，乃是“奋六世之余烈”，非始于始皇一代。 相比起贾谊，顾炎武要追溯得更远些。他说：“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时则绝不言（周）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一无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4) 顾炎武是从社会风气看变迁，着眼于春秋以来“封建”礼仪的丧失。133年，他是从《春秋》终篇算到六国称王之年。“六国称王”，在旧史家看来，确实是乾坤倒转的“大世变”。(5) 上面两位古贤说得都不完全。商周“封建”体制转变为秦“大一统”体制，虽然不能与“传统”体制转变为“现代”体制相提并论，但在一点上却有相似处，即两者都不是局部的、一事一项的变迁，而是由一系列相关性变迁运动构成的一种大变局。这不只关系着治道、政术、教化，更关系到政体，亦即国家根本体制的大变局。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看作为在中国传统社会的范畴内，最为深刻的一次具时代转折意义的变迁。 这种变迁的特有情味，可以通过下面的事实得到应验：“百家争鸣”这样的思想开放，只有这一次；战国至秦这样上中下“涡流式”的社会变动，也仅此一次。它们在以后长达两千年的时段内再也不曾重现过，直到近代社会变迁开始。 今日我们若更为宏观地来看，西周“封建”的蜕变，一开始就植根于体制内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二元对峙，彼长此消，演变到春秋时代已经不成模样。秦的“大一统”体制，正如“百川异源，皆归于海”，它是会聚八百年的小变、渐变而终成大变局。凡是历史上的大变局也莫不如此。 对这次变迁的情节，各种“通史”都给予高度关注（变迁的性质又当别论，现在多数仍以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定性），重要环节都不会有大的遗漏，至多详略不一。除前数次提到的吕思勉专著外，新出的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3卷，从官吏制度、郡县制度、封君制度、俸禄制度、上计制度、户籍制度、财政赋税制度、爵秩等级制度、法律制度、军事制度等十多个方面，备述了战国时期变迁的细节。(6)白寿彝新编12卷本《中国通史》，前后甚至一卷之内观点都不尽一致，这是“大集体”编写难免的通病，但从综合晚近各种研究成果的角度来看，颇可参阅。另外，比较忽略海外华人学者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也是该书的一个缺憾。 总而言之，以周王“共主”地位丧失、“联邦”体制解体为主要标志的社会变迁，是诸多因素的合力促成的，其中长期的兼并战争与各诸侯邦国内部的各种权力斗争，都起着助燃爆破的作用。其重要关节大致有三： 一是列国的区域开发和地缘政治的拓展。 在讲述这一问题之前，先得说一下有关区域发展与统一的关系。 与旧史观不同，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中国的历史发展同样是多元的综合。中国历史不支持“一元起源论”。考古发现逐渐显示，中国文明的起源绝非纯粹是由中原向四处辐射的结果，相反四周也不断地为中原的发展提供活力（魏晋南北朝那一次最为典型），两者反复互动，取长补短。因此，“统一”是一种长期的历史运动，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各区域自身的发展。 商、周在由各区域发展整合为“一统天下”的历史长途中，无疑是重要的两站。但还是应实事求是地估定它们所涉的地域，用“统一”的长镜头给它们准确的定位。 首先，商周王国的自领区域跟与其联盟的区域不是一回事，后者实际是地方自治的。再进一步说，即使就联盟所涉的区域而言，也有一定的范围，不能随意放大。据现有的考古，商人曾到达过的地方，其东境最远也只到今潍坊以西，西周才扩展到整个山东半岛。(7)从《中国文物报》获悉，轰动一时的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遗址，经长达九年的整理研究，终于以《新干商代大墓》专著形式面世。著者认为“大量实物资料证明，商代赣鄱地区有一个大的政治集团，这里的文化发展至少与中原相当，是一支与中原商文化并行发展的南土方国文化”。我觉得，这一结论比之“统一论者”更接近历史实际。著者没有明说，在我理解所谓“并行”，就是它尚未进入商联邦的视界。(8)南方究竟最远到达哪里，是不是跨过了长江，还需继续寻找充分的实证，但四川与长江中游的巴蜀，西周时尚未到达，到了秦统一战争后才进入秦版图，这是显而易见的。相反，东北辽河流域以及中原北境，却一直是商周及商周以前古部族交叉活动最频繁的地区，它们很早就与中原部族的活动联结在一起。但这里的分合无定的状态也最严重，一直延续到秦汉以后。 回到西周“封建”各诸侯国，它们实际是包含着宗族血缘与区域地缘二元因素的混合体。各诸侯国之内，都有不同部族的土著方邦居住；三晋地区，更是长期与狄戎诸族交错杂处。那时究竟有多少部族邦国，很难弄得清楚。《荀子·儒效》说西周“兼制天下”共71国，这是指大的邦国；而《吕氏春秋·观世》则说有“封国”400多，“服国”800多。吕思勉先生在好多地方都说，准确的数字恐怕已不可而得了。 从西周建国到秦统一，历时八百余年之久。当初封建的诸国经长期经营，农业发展、人口增殖都很快，二三百年后已非昔日面貌，更不用说入战国后。西周以亲缘化解、融合地缘的政策非常成功——“同姓不婚”的族外婚制成了特异的黏合剂。在每个以大国为中心的区域内，接触—冲突—交流—融合—整合的过程走了一圈又一圈，到战国时期，以大国为核心，若干区域地缘政治的特色已十分明显。春秋时代大约有一二百个邦国，经过不断兼并，到战国初年见于文献的只有十余国，大国仅七。(9)不说大国，就以鲁国为例，为其兼并而为附庸的，史载即有项、须句、邿、鄟、鄫、卞等小邦邑，(10)它们都已经整合进了统一的鲁文化圈。 从春秋战国倒过去，反看清楚一个问题：不管西周建立初有多少邦国，邦国之内、邦国之间都存在有不小的空隙地带。那时的人地比差很大，人少地多。由国君直接管辖的郡、县，其中不少便首先是在邦国内空隙地带或邦国与邦国之间交界的空隙地带设置的。(11)这就是区域人口和地缘经济发展的标志。郡县与原来的封邑不同，官员都由国君直接任命而不世袭。“大一统”就是这种地方行政系统“制度创新”的推广和全面实施。(12) 但对于大中国的统一来说，历春秋战国550年，巴蜀对四川地区的统一、楚国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统一、吴越对东南沿海地区的统一，三者意义最大。如此到秦统一，“中国”不仅已入川，且越过长江而进至珠江流域。但也应该说清楚，秦对后两个区域的整合程度远不能与中原、河淮地区相比——“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岂偶然哉？ 总之，秦的大一统建筑在诸国各自区域统一的基础之上，是没有疑问的。 二是贵族阶级“自杀性”的内争。 “大一统”与“封建制”最鲜明的区别，就在于以流动的官僚制代替世袭的贵族制，封国尽变为由中央任命的郡县职官来治理。从此，严格意义上的贵族在中国不复存在。它对中国历史未来的走向，其意义绝不可低估。 封建宗法制度，嫡长子继承法则固然有稳定程序的作用，但使权力系统缺乏更新竞争的活力，也潜伏着日后的继承危机。各级贵族，特别是诸侯国君素质的下降与腐败成风，迟早会动摇统治的“合法性”，庸弱者不胜其职，强悍者不安其位。为着经济和政治权益资源的再分配，贵族阶级内部将一己之私利置于“名分”之上，甚至不惜“引狼入室”、援用“外力”，权力斗争自春秋起即持续展开。结果，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贵族阶级无意识地自坏规则，自掘坟墓，导致变局的发生。 典型的事例恐莫过于晋国。公元前475年（史家多以是年为战国之始），晋文侯卒，子伯立继立为昭侯，昭侯分封其亲叔成师于曲沃，号桓叔。曲沃的城大于晋都邑绛（翼），内乱之祸早有预兆。其间经历了四代“同胞”相互弑杀，历时67年内战，曲沃武公“名不正”地获取了晋国国君的名分。其子献公继位后，即重用异姓卿大夫，驱逐诸公子和桓庄之族。但此后晋国长期不得安宁，围绕国君的政变层出不穷。为对付自己世族内部的政敌，每一新立的国君无不用弑杀公族、援引卿大夫的手段（“废公室，裁世族”）以求稳固其权势。晋国公族势力就在自杀中衰微，以致有“晋无公族”之称，造成六卿坐大。接着六卿内战火并，一批强宗世卿亦被消灭，终至三家分晋。一个封建制的晋国演变成了三个君主集权制的新“领土国家”（许倬云语）：韩、赵、魏。而后三晋常为制度变革的先锋，故法家亦多三晋之士。与此相似的，即为田氏代齐。秦、楚与中原诸国不同，君权一向比较高，似乎部族时代“父权（家长）制”的传统比中原浓烈。 许倬云先生对贵族阶级在残杀中没落、被消灭，以及东周以来的社会各阶层变动，结合战国官制变革做过翔实的考证，且用了数量统计方法，演示其变化轨迹，主要论点可参阅《历史分光镜》相关内容。其结论值得注意：“战国的社会结构，与春秋不同，已经逐渐抽去了世袭贵族一层，剩下的只是君主与被统治者两橛，没有中间许多阶层的逐级分权。”(13) 各国情势虽各有不同，但总体而言，东方六国的高层权力都呈一种由上而下滑落的态势，导致卿大夫专政、“政在家门”。时局就像孔子所描述的“礼崩乐坏”，沿着“天子—诸侯—卿—大夫”路线一步一步转移。上层的无能与下层的僭越相互激荡，通过一系列内外交攻的政变（这一时期政变特别频繁），“礼乐征伐”两大功能逐渐由上向下转移到强有力者手里，贵族阶级赖以生存的体制环境也就不复有效。各国都不同程度地朝着集权于国君的君主集权制方向发展。当时的趋向完全是不由自主地进行的，权力欲——像恩格斯说的“恶劣的情欲”——成了推动历史发展的杠杆。我有一种感觉，相比于后世，这一时期人们的野性尚未完全消失，自然竞争的势头正浓。因此，这一段时期，历史的动感来得特别强烈。(14) 三是列国间的兼并战争。 随着地区的开发与地方经济的发展，各诸侯邦国的国力强弱不均，产生不平衡态势。西周末的政治危机与东迁是先兆，春秋“五霸”时代的终结，更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共主”地位丧失。不断自大的诸侯国已经戳穿“名分”这张“纸老虎”（张荫麟语），不再恪守“共主”和尊卑有序礼制的不可侵犯性，并进而产生兼并的冲动，包括欲“问鼎中原”的楚国和僻处西陲的“虎狼之国”嬴秦。兼并与反兼并战争的新形势，更加速了已腐朽的贵族阶级的淘汰和新职官阶层的崛起。各国出于富国强兵的动机，重用客卿，发展职官制度，以及实行征兵制，推行军功奖励制度，成为推动新旧制度更替最重要的两个轮子。 制度的创新是通过战国时期一系列变法来实现的。其中，著名的有魏国李悝、楚国吴起的两次变法，而秦国的商鞅变法，几乎集成了各国已有各种制度变革的成果，组成创新系统，由此成为将来秦统一中国、创建全国性统一集权制度的母本。商鞅的出现，预示着历史变革差不多已快到了水到渠成的前夕，只等待统一战争催生了。 商鞅变法的具体内容，已为大家所熟知。我想特别强调其中的两项： （1）新的职官实行任命制和俸禄制，既摆脱了血缘宗法制的直接干预，也掐断了与地方政治经济的直接相关性，成为中央权力系统的工具。与此同时，对世卿世禄制也实行以“军功”论取舍，作为一种过渡，直到最后自行消亡。 （2）实行郡县制，并逐渐推广，以取代原来的“分封制”。秦国的设县、郡看来都不全是学六国的（参见第69页注〔3〕）。秦国本无“封建制”（封邑乃是食租税），因此朝君主集权制演变要容易些。在统一进程中，对被灭六国，取消“封建”代之以郡县，更是顺理成章。 由此想到，如果没有秦统一战争这种特殊的历史手段，东方六国“封建”向郡县的过渡，扭扭捏捏，恐怕还要拖好几代时间，才能慢慢完成转型。在这里，我们再一次体验到了所谓“恶”的历史作用——战争，这一为人类良知所不容的残暴行动，却常常有帮着实现转换历史场景的作用，真叫人哭笑不得。 秦的统一只是“大一统”的始点，而不是终点。在中国历史上，整个的统一运动非常像滚雪球——现在我需要稍作修正的是，这种雪球不是一个，而是好多个，东南西北中都有——但相当长时期内，中原始终是最大、最有活力的一个。商周时期形成的“华夏”，是“中国”这个大雪球最早的核心。“中国”的概念也是在这里率先形成。 今天的中国，正是“华夏”用中原这个大雪球滚合了好几个区域的雪球，历秦汉、隋唐、元明，直到清雍正、乾隆年间基本完成，才成其为“大中华”。而且还须注意到，在我们讲述的传统社会范畴内，即使后来经济重心向南方转移，但政治中心还始终在北方。 因此，今天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中国是经历了很多历史阶段才逐渐成为这样的规模。它是多元部族文化和多元区域文化长期融合的结果，是一个动态的长过程。唯其如此，在这五千年里，不断有新鲜血液的加入，不断有民族融合的高潮。其中以商周之际、春秋战国之际、魏晋南北朝、宋元之际和清前期为最著，至少有过五次高潮。作为这种历史运动的总结果，统一的民族称谓看起来还是应该称“中华民族”。 就说今天人口最多的“汉族”，本身也是一个不断混合的民族，其原来的核心则是西周时自称的“华夏”，但“华夏”本身又是由先前许多部族（所谓东夷西夏等）融合成的。秦汉后，又融合了许多部族进来，也不再是“汉”朝时的那个“族”的原样延续。我自己是苏南人，或吴或越（故乡正处于吴越交界处），但我不敢肯定我的祖先就一定不是从北方来的，就没有“胡人”的血统。 “大一统”的历史镜像 前面讲的都是事实层面，它是如何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但是，史家一般不会到此满足，总喜欢追究何以会如此，难题也就出来了：中国为什么在两千年前就进入“大一统”，而这“大一统”体制又能延续两千年？ 正像大家已经知道的那样，这一问题有许多试解的答案，都有些道理，但也都有被反驳的地方。特别是前一个问题，我不敢说，现在有哪个可以被认可为“标准”的答案。后一个问题更容易把结果与原因绞合一起。有些明明是统一功能的显示，如全国性的交通网络（包括运河）、大灌溉工程、区域市场间的沟通、全国性的救灾赈济等等，却都被当作了“统一”的前提，真是一团糨糊。 相比起历史发展需要、人民群众要求之类虚的说法，地理环境似乎更容易为实证的史家首选，且具说服力。例如中国是个内陆国家，四周基本封闭；大河流域，水利灌溉的需要；季候风的影响，水旱灾害频仍，救济的需要，等等。 其中以“水利”说影响最大。魏特福格尔的说法在西方被广泛接受，连李约瑟也接受，我国史学界中相信的人也不少。后来有人反驳，水利灌溉工程出现得晚，实际秦才开始有，西汉渐成规模，说是“大一统”的“因”，毋宁说是它的“果”反恰当些。何况有些人工河的开发，是基于军事政治的目的。黄仁宇后来改强调“防洪”（排水、泄流），并在春秋史事中找到不少例证，就是补前面的史实漏洞。季候风的影响，也是黄仁宇加上去的。这既涉及救灾，也关联到北部游牧部族不断的南侵，但也明显有倒果为因的嫌疑。(15)至于内陆一条，前几年“文化热”时，大谈“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其说即出于此。实际这一观点在20世纪前期中西文化讨论时就已经流行。近年来有人以东部沿海新石器文化为例，说中国也有“海洋文化”，而且中国文明起源也极有可能是由东向西发展的，其源头在东部沿海。总之怎么说都有疑问。 这个问题放大到中国之外，也有许多说不通的地方。例如印度有两条大河，除西北一个口子向中亚细亚敞开外，其余均呈封闭状态，却是长期不能统一，地方间的割裂性很强。两河流域由部族国家走向联盟、走向统一，与中国也很相像，但那里就没有出现中国式的中央集权，中央与地方之间不容易保持和平与持久的平衡，地方城邦的权力很大，城邦始终有独立自主的特性。只有埃及尼罗河流域出现过内部认同性很强的一统局面，但又经不起外来的冲击，新巴比伦王国为波斯帝国所灭。今天的埃及已经是两河的后代，而不是古埃及的后代。许倬云先生对此发表了不少中西比较的议论，可参阅《历史分光镜》有关段落。(16) 这样讨论下去有没有尽头，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转换一些角度，不是从“前提”，而是从“过程”中去观察问题呢？我总认为事在人为，路是人慢慢地走出来的。历史是积淀而成的。我不知道这可以叫什么“史观”，反正我感觉反比较合乎实际。 例如我就比较赞同许倬云先生从人群聚合的角度去讨论中国的统一进程。人群的流动、扩展与文化的传播、整合，大概是上古时代普遍发生于早期文明所在地方最重大的事件。 所谓“统一”本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看你站在什么角度说，可大可小。若东南太湖地区或四川成都平原有一个涵盖面很大的共同体，不也是一种“统一”？但这种共同体组成规则可能是联合型的，也可能是兼并型的。按约定俗成的规则，后者即完成了“统一”，即诸“多”而归于“一”（故后来孟子说：“天下乌乎定？定于一”）。但历史实际要比我们的界定复杂，许多较小的共同体可以长期孤立地存在，不与外界发生纠葛。这种“世外桃源”即使到明清也还有。即使因兼并组成一个新的更大共同体（产生“共主”），其中也还有个集权与分权的约定——大体的情形，先总是部分集权，慢慢将小共同体的权一步一步收上去，最后走到君主极权的程度。(17)这一过程不是所有共同体都能走完，走到半途或灭或并，转变到更大的共同体中去的是多数。其中造成状态各种差异的原因，是综合的、多因素的，也不排斥偶然的因素（包括自然灾变）。但有一条是基本的，所有比较稳定的联合或统一，都必须有经济的、文化的乃至心理的基础，同质性必须大大超过异质性。否则强扭的瓜不甜，总要烂掉的。 我觉得对中国历史而言，最值得研究的却是商周“四方”概念的产生。(18)现在还没有在别的区域发现过同类证据，暂且只能假定只有商周部族有此观念（周是抄袭商人的）。 很明显，“四方”是一种“以我为主”的方位概念，即自居为“中”，进而整合为所谓“五方”。假若以今天中国版图的地理方位而论，我们对这个“中”不免会感到可笑——不明明居“北”？但以我为核心的“统一”意识却就是从这里产生的。 现在我们还不能确定商有没有“中国”的概念，但从自称“天邑商”也已经透露出一种“王者之气”。西周是个关键。它比商聪明的地方，就是能以弹性化的宽容精神处理共同体扩大后的凝聚问题。在我看，这就是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两者兼备的精神。既逼你进入，但又给你自治，慢慢同化融化。 我想特别要补充说的，这种“中”的意识还具有虚拟的特性。“四方”既包含已知的，也包含未知的，外延是虚线，可无限延展放大。唯其如此，概念模糊性的好处，是极具放大的功能——直到“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一特性不言而喻，已成了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因此从无人再细细推敲。 现在要追究“四方”观念又何以产生并接受为一种共同体的虚拟概念，一般说来“四方”是从对太阳运行的观察而得。若如此，又怎样演化为地域方位的概念？没有实证，目前只能靠推测。 我以为，最先产生这种观念的必是流动性很大的部族。只有在很大范围内流动过的部族，见的世面多，眼界才宽，方能产生“四方”的概念。商具备，周也具备这个条件。若是这样，苏秉琦说商可能起于辽宁“红山”（较早金景芳即主张辽宁说）、许倬云认为周曾远走北部草原，或许真“猜”对了。商多迁，周也多迁，似无问题。一些真的居住在“中原”长期不动的，如山东、山西、河南的土著小部族反不易产生这类宏观意识。楚国后来眼界宽了，才生出“问鼎中原”的野心，也说明“中原”无“故主”。你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当然那已是较晚的事了。但也说明这个“中”的意识实际是很灵活的，富有弹性。 还有一层意思，或许大家都注意不够，“五方”还是一个中国特有的整体性“世界模式”。细加推究，东南西北中为一个整体，而与“天”的概念对应，则这“五方”即为“地”的总和，故“土”为“中”。由此到战国后，便逐渐发展出五行、三才（天地人）的思想。据此，我认为，“五方”的整体概念恰恰是从华北大区域内，农业部族同质而少差异的现实状况中产生的。这里是中国“世界模式”的母本。这就可以理解何以周人在岐下还只满足于“西伯”的地位，取商而代之，立足于中原，就勃发出了“中国”的观念。 太史公在《货殖列传》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这“三河”，扩大一点说，即今天处于黄河中下游的华北区域。在这个大区域里，考古业已证明，至少从距今六七千年前起，农业遗址的分布面很广，而且越来越密；区域内聚落遗址的不断发现，更强化了这种印象，彼此的相似性是一目了然的。黄土农业的优越性就像何炳棣先生科学论证的那样，使这个区域的农业面貌在全国处于先进的地位，人口比其他任何区域都稠密。游牧部族进入该区域，不久也必被同化为农业部族（商周都经历过这种同化过程）。这就是一种向心力——或者说向心力就产生于当时相对先进的农业经营方式之中。在这样同质性很强的区域内，“四方”与“中”的概念就比较容易产生。 这个“中”最后能不能落实到一点上？李学勤先生就把它具体定位到了洛阳。他引《逸周书·作洛》里周公说的话为证：“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以为天下之大凑”，这“土中”意即“大地之中”。他更征引《周礼·大司徒》记载的用仪器土圭测量日影以确定天下之中的办法佐证。具体地说，就是在夏至那天建立八尺高的垂直竿“表”，到正午时分，竿影落在“表”下向北伸出的度尺“圭”上，长一尺五寸，符合这个条件的就是天下之中。这样的地点在哪里？李先生说即在今登封告成镇，古代的阳城（夏禹的都城），离洛阳很近。李先生还说，告成那里现存的观星台，相传即是周公测景台故址。(19)我觉得，包括太史公的话在内，上述所引典籍或许都已经是战国之后的观念。因此，我宁愿把这“中”看作较广泛的华北地理概念，它是以“中原”为“中”，可以弹性地无限向“四方”延伸。 总之，我所要强调的是农业村落的同质性，是产生“中”的现实依据。这也可以从“国”与“野”的对应、“华”与“夷”的对立里获得信息。这“中”是指可耕种的“土地”（国行畦田，野行井田），而夷则处在“中国”之外，若夷变而为夏，则又进入了“中国”。这样，中国历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就出来了：任何“统一”其实都是同质（农业村落）相加，或者是同质（农业村落）的放大。从一个个“单元”说是相加，从共同体说是“单元”模式一圈一圈向外放大。同质的相似最容易产生“同心同德”的联合心理，较少排拒的阻力。 这就使人联想到一度被广泛引用的，马克思关于“马铃薯”的比喻（他也是引用别人的）：一袋马铃薯，倒出来是一个一个的马铃薯。但引用者似乎看轻了中国人的智慧——至少从西周起，中国人已经创造出了如何使一个个马铃薯具有朝“马铃薯总汇”凝聚向心的一套办法，它绝不是只简单地把口子一扎就了事。而且对一些后进的边远的部族，秦以后都另行处理——有保留土司，称为“羁縻”，一国多制等等变通的办法。顺着上面的比方，就好比大口袋外扎一些小口袋。在这方面，我们的祖先是聪明的，中国人不缺政治智慧。 许倬云先生在他的论著里，把西周创建的“普世体系”——亲情加德行，“天下一家”（当时叫“亲亲尊尊”，后来就被说成政治的道德化和道德的政治化相统一）看得很重，非常有道理。但先得说明，这条主要也还是对“大口袋”说的。 文化诠释是着重从观念形态去观察社会，有它的优点。社会生活的感受最后必凝聚结晶为观念，因此能够沉淀下来的观念一般必具有典型性，涵盖面大，时效性强，不像社会生活一事一像带有片面甚至偶然的性质。例如“中”与“一”的概念，一经西周创制流行后，两周的八百多年里，成为深入社会生活的一种主导意识，影响十分久远。它往往具有一种定向的引导作用——放眼世界，每一个国家的历史里，因这种或那种原因（这里就有许多偶然的、殊相方面的因素，不一定带普遍性），主流的观念一旦形成，多会形成一种“定向发展”（张荫麟《东汉前中国史纲》“自序”）的态势。例如在西方，希腊罗马城邦的“民主”“共和”观念就起了这样的作用。 在上古，以一个核心为代表的“中国”，它有随意可以放大和灵活应用的特性。所以，它就可以因时而变，因时而进。试看春秋“五霸”，明里不敢称“王”，但“挟天子以令诸侯”行动的背后，却仍是要“以我为中心”，准“天子”心理呼之欲出。到了战国，索性连这层薄薄的皮也撕破了，终于先后纷纷称王，连蕞尔小国宋也称起王来。实际他们之中，没有一个真甘心做一区域之偏“王”，谁都想“定鼎中原”，有没有能力则是另一回事。孟子也每每以这种心理去打动他游说的对象。他不仅对梁襄王大讲天下“定于一”的道理，还劝到了“宋王偃”的头上：“不行王政云尔，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尔）为君。”(20)这虽不免有点滑稽，但也说明孟子懂得“众星捧月”的心理引诱力是多强。“天无二日，国无二君”。这样，秦汉以后历次的分裂，不管是汉人还是非汉人，或汉化的胡人，强有力者总想一统天下，也就不足为怪了。例如“五胡”之中的鲜卑，到道武帝，其雄心勃勃，率兵“伐燕”，部下思北还，他便说道：“四海之人，皆可为与国，在吾所以抚之耳，何恤乎无民？”(21)道武帝的“四海”概念就非常灵活，但欲将“四海之人”皆成“吾民”的一统意识，已与原西周的“中国”观念无二致。此足见中国人的一统意识很顽强，很根深蒂固，西周之功真的大极了。 主观上的求“大一统”与实际维护好“大一统”，这种主客观的紧张，贯穿了秦以后两千年的历史进程，成为一个突出的主题。 “帝国”时代的内部分期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稗史小说家的话，已成了中国老百姓人人皆知的历史常识。 在秦以后的两千年里，究竟统一的时间长，还是分裂的时间长，算法有好多种。说到底，看你怎么界定“大一统”。例如两宋，辽、西夏、金、蒙古与之长期对峙，似乎也不能算“大一统”？若以清版图为准，虽历代有盈有缩，但都比不上“大清”，那过去的“大”不也可打上问号？说下去，直到大清雍正以前，长期存在土司、羁縻州，也不能算完全“统一”。再有把先前春秋战国也算作分裂（没有统，哪来分？）。因为所持标尺不一样，有把分裂时期算得很长的，更多的则认定“合”比“分”的时间要长得多，统一是主流。 我以为斤斤计较于长或短，对于理解中国历史意义不大。重要的是必须把中国的“大一统”看作为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合与分作为两种历史力量，始终存在于统一的历史过程之中，合中有分，分中有合。否则，历史就是静止不动的了。 我想还是回到比较传统的说法上来。明显的分裂，东汉末、西晋亡一次最长，号称三百年；唐末后一次，“五代十国”，六十来年；南宋与金南北分治，一百五十来年。三次大分裂总计不超过五百年，占四分之一。但真正具有分裂危险，甚至可能改变历史走向的，还是“五胡十六国”、南北朝那一次大动乱。元明清以后，大局已定，内部分裂的隐患渐小，其间宋的建制作用很大。容后再讨论。 这里想进一步讨论的是：两千年之内还可不可以分出阶段来？ 或者说如何理解这两千年历史的发展脉络？ 在此之前，还得把历史陈账翻一下，再接新话头。这两千年，过去都是以“封建社会”称之的。因此，近50年，在史学界，除了“古史分期问题”，还有一个叫作“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的讨论。两者相比较，非常之不对称，后者一般都是因“通史”编写引出来的，有一些零星的论文，不多；作为著作出版的，据我所知，只有一本，那就是我当助教时的业师，束世澂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及其分期》（195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后者的讨论有的还与“古史分期问题”相交错重叠，例如“西周”说都主张有“领主经济”与“地主经济”两个阶段，前者就把西周春秋战国也包含了进去，跟我上面说的“两千年”还不是一回事。 1959年又出现过一阵子关于“打破王朝体系”的讨论。接着就有了以农民战争作为划分标准的主张。这势必弄成前尾（旧王朝）接后头（新王朝），怪模怪样。记得我获准到“工农兵学员”班上恢复讲课，教材就是按“三次农民战争”来编的，今天想来殊觉可笑。 后两种“革新”明显不妥，故当时学界就多以沉默待之。非常奇怪的，事情也就这样不了了之。等到改革开放，教材编写渐成风气，又来不及从容讨论，这么长时段，总得分章，各种“通史”编写也就只得自行其是，二、三、四、五、六、九，各种分段都有，一般的采前中后或早中晚之类的模糊词，都有点勉为其难的意味。 最近12卷本《中国通史》已出齐。白寿彝先生在《总论》第1章第3节第2小节《历史的分期》里曾有一个简单扼要的交代。看起来社会分期的大框架仍采郭沫若说。但先生把“秦始皇统一六国”看作为“封建制在全国占支配地位”，正式的“封建社会”实际上是从秦统一算起的。这点与郭说非常不同。 白先生对“封建社会”又主张分为四期：秦汉——中国封建社会成长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时期；五代到元末——中国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时期；明朝及清朝大部分年代——中国封建社会衰老时期。这种分法大体也没有超过现行各种“通史”的水平。 但是到了第3卷《上古时代》出版时，白先生在《题记》里却说：“从历史发展顺序上看，这约略相当于一般历史著述中所说的奴隶制时代。但在这个时代，奴隶制并不是唯一的社会形态。我们用上古时代的提法，可能更妥当些。”这里似乎隐含了一种不欲明说的转向或踌躇，值得注意。明了这点，对下面的情形也就不致太奇怪。现行12卷统一框架采用了模糊法，分远古、上古、中古、近代四大段。熟悉学术史的都知道，这又回到20世纪初夏曾佑先生著书的时代，实际是“存而不证”。但也有明显的缺点，便是“中古时代”拉得太长，12卷中竟占了8卷。这不如20世纪上半叶编写的“通史”，“中古”外也有再分出“近古”的；在日本则有分出“近世”的，它是从北宋开始。这么长的“中古”总得分段。 这就是当下“通史”有关这一问题的现状。 秦以来内部历史分期所以会闹得这样半生不熟，我体会这里面既有观念方面的障碍，也有认识方面的难度。 观念方面，主要关系到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话头。近世中国的落后使史家回头去看历史，心里不免会悬着一个与现代社会的对比，自然就产生数千年停滞不前的强烈印象。所以，凡是作宏观估量，容易把两千年的历史混煮成一锅，只看得其中的“停滞”。与此相关，过分的否定，也使历史合理性的关注几乎从历史视域中消失，对历史上种种治国方略探索的甘苦不容易抱“同情地理解”的态度。 夏曾佑先生20世纪初就说过：每一个大的王朝大抵最好的时期不到百年，接着就是危机，最后亡于内乱外祸，反复循环。新中国成立后翦伯赞等先生的“斗争—让步—再斗争—再让步”，说的是王朝与王朝之间，也是一种类同循环的感觉。直到晚近就有了“六道轮回”的说法。后者把中国传统社会始终没有发生质的转变，在原有的轨道上徘徊不前的状态，以宿命的色彩描绘得惟妙惟肖。 上述的归纳，过于大而化之，对欲求历史细节，具体考察历史轨迹的史家，自然缺乏吸引力。何况，真要想探求中国传统社会何以走不出去，不从历史的细部去解剖，恐怕也不容易搭准脉搏，找对医方。前人遇到过的难题，今人就不再碰头？事实说明，未必。 事情常常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宏观尝试的受挫，使史家产生了一种厌烦心理，随即向微观方向奔去。近二十年来，除了最初一两年重复了一阵宏观旧话题，史学界总体上都趋向于微观课题的开发，视宏议为畏途。正因为如此，这一话题冷落有时。最近才有迹象表明，或许又会重新活跃起来。从好处说，大概也正应了学术发展“合—分—合—分”的常轨：衰极始有转机。 但这一问题的展开，也还有认识方面的许多困难。 首先遇到的，就是以什么样的标尺去衡量同异，以裁定发展或演进。以前讨论中比较有价值的成果，多半都集中在制度方面，例如经济领域方面的所有制关系，政治领域方面的中央集权制度。此外工商业的地位、区域的发展、社会风气的变化等等，亦有涉及，但判断难度就相对要大些。 即使标尺集中了，接下来还有研究基础的问题。从目前中国史研究的情形来看，我们反倒先注意了中外历史的比较，而对本国各朝历史的综合比较长期忽略。无论断代史或专史（制度史）课题研究多数都就事论事，以微观争胜，少纵横比较，少会通的眼光。在这样的研究基础上，要想得到每一朝代的整体性估价已经很难，何况还得前后左右比较？因此，“形成”“发展”“进一步发展”这类不痛不痒的语词，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再进一步说，对某一标尺的理解，也还有史识方面的歧异。从现象上来看，近五十年的中国史学似乎很重理论分析，但这种理论上的认定有没有问题，反省还很不够。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专制主义”贯通到底——批判的情结导致对历史上存在过的政治体制少一种清醒的辨析。 从我读书所得的印象，“专制主义”贯通到底固然是大流，但也有不同的声音。20世纪上半叶，不少史家对历代君主的集权状态还是有所区别对待的。例如钱穆《国史大纲》，从其篇目安排就可看出与今天的说法有很大的出入。他称秦汉的政权为“大一统政府”，但其中却还有“平民政府”“士人政府”的子目出现；称魏晋南北朝的门第为“变相的封建势力”，该时期为“变相的封建势力下的社会形态”；称隋唐为“新的统一盛运”，称北宋为“贫弱的新中央”；到明代，始出现“传统政治复兴下的君主独裁”的标题。 钱穆先生的上述看法，无疑是与他的文化生命观相联系的。他的注意力集中于文化与士人的作用，对“道”与“势”的紧张，看重“道”的一面，所以看历史好的方面总比一般人为多。但他对明清的看法，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明祖崛起草泽，惩元政废弛，罢丞相，尊君权，不知善为药疗，而转益其病……故中国政制之废丞相，统‘政府’于‘王室’之下，真不免为独夫专制之黑暗所笼罩者，其事乃起于明而完成于清。”（《引论》）我在通史教学中也一直是把明清断作“极端君权时代”。 与钱穆先生思路有别，但实际却支持先生宏论的，则有许倬云、严耕望、黄仁宇等对官僚制度运作的实证研究。由秦而成全国系统的官僚体制，在世界上很是特别。韦伯曾对此表示惊讶。也有英国文官制度取法于中国的传言。(22)对中国这种官僚系统的实际情状和功能，许、严两先生辨析更细，颇有说服力。 先说许倬云先生。他对中国的文官制度曾给予特别的关注，诸多研究成果在大陆还没有得到应有的传播。许先生对西方文化的熟悉程度给人印象至深，眼界自然不同，但他对中国历史的判断完全不离“本根”，并无牵强附会之弊。 许先生从秦汉以来文官的选拔、运作过程考察中得到的结论，便是中国的文官体系最大的特点是：“兼具工具性与目的性两种功能。”为韦伯的工具性文官制度所缺少的，中国文官体系具有“儒家意念的目的论，所以与王权实际上不断有对峙的紧张”（即“道”与“势”的紧张）。下面的一段话，最能表达他的整体看法：“由于中国的文官体系具有地区的代表性，能网罗全国人才，因此，文官体系在国家与社会的对抗过程中往往并不落下风，所以说中国王权并不绝对专制。文官体系在国家与社会的对抗过程中，是主要的抗衡力量，具有特别的功能。又因为文官制度选拔的背后有一大堆社会精英，他们受过专业训练，等着出仕，但能够出仕者往往只是其中少数，而未出仕的人仍在社会的一端，站在儒家意念的立场，监督政府的作为。为了要培养文官制度，中国同时也培养了一大群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带动社会来抗衡国家。”(23)如果细细回顾历朝历代的王朝政治，我们能说这些话没有来由？何况官僚的作用，在体制中的地位，明清时代，与汉唐以至两宋相比，确实有显著的不同，情味全变。陈寅恪先生关于中国文明造极于赵宋，大抵也是从士人官僚对王权政治的制衡和监督作用的紧张程度来估量的。我在读明人笔记文集时，每每牵动这种情思，越发感到寅恪先生的感觉千真万确，明清士人，比之宋人，则显居下流。当然这是指总体状态而言的。 许倬云先生的另一高见，与我们上面的话题直接相关。他从上层、中层、下层三个层面的关联角度探讨了中国历朝社会控制的得失利弊。这里只能罗列他的标题：西周的包容——上层的坚凝；秦代的缺失——中层与下层的疏离；汉代政治权力的基础——中层的坚凝；东汉的缺失——上层与中层的断裂；唐代的用人——中层的变化；宋代的养士——中层的扩大；明清的缺失——中层与下层的断裂。(24)且不论这样的断语是否尚须斟酌，但它无疑是一种方法论的示范。只有经这样相互关联对比式的，一条线一条线地梳理，中国历史内在的发展脉络才有可能得以清晰地展示，摆脱大而化之的粗糙，逐渐落到实地。 与许倬云相似，黄仁宇先生着重从政府管理社会的操作功能方面，对中国历史发展脉络作过整体性的分析。他的中心参照系统是“在数目字上管理”，前已作过交代。由此出发，他把两千年的历史分作三个标志性大阶段：第一帝国时代（秦汉）、第二帝国时代（隋唐宋）、第三帝国时代（明清）。第一帝国的政体还带有贵族性格，世族的力量大。第二帝国则大规模和有系统地科举取士，造成新的官僚政治，而且将经济重心由华北的旱田地带逐渐转移到华南的水田地带。在第一、第二帝国之间有过三个半世纪以上的分裂局面（晋朝之统一没有实质意义）。若将第二帝国与第三帝国比较，则可以看出第二帝国“外向性”“扩张性”，带“竞争性”。第三帝国则带“内向性”、“收敛性”与“非竞争性”。(25)看，这又是一种梳理思路。 有一点或许还没有引起大家特别注意。黄先生对北宋、特别是王安石变法的见解，不同凡响。他认为北宋的财政政策已从农业转向当时前进的工商部门。 他甚至说：“如果这个政策成功，中国历史可以整个改观，而世界历史，也不会发展到19世纪的状态。”乍听起来真有点惊世骇俗。他真正的用意却在解释王安石加速金融经济、商业财政化尝试的必然失败，以强化他的中国不能从“数目字上管理”的先天病症。因此，下面的推论自然是很通顺的：“明朝之采取收敛及退却的态度者，也可以说是王安石新法失败后的一种长期的反动。”所以他又称明朝是帝国时代的“大跃退”。我们可以不同意上述的判断，但它却提醒我们：宋朝的历史地位，不可轻忽。与唐相比，宋对中国历史可能更有点像分水岭的样子。若两千年分作两段，一般都认为在唐中叶。我看可能以宋为分界更恰当些。唐中叶到宋建国这一段是前后过渡的中间时段。一入宋代，社会各方面的风貌迥然不同。容后专题讨论时再议。 严耕望先生则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提供了新的视角。各种现行的“通史”教材总喜欢渲染秦始皇如何宣布皇帝的独尊，至高无上，很容易造成秦以后已是皇帝独裁专制。严耕望先生研究的意义，就在于以其细微的考证，揭示了中央对地方行使权力的实际运作过程，纠正了那种认为一开始就将地方“统”得很死的误解。例如据他的考证，秦汉时代，“郡守有丞以佐之，由中央任命，但无实权，而太守自辟用之卒史、书佐反较有权”；又指出汉之刺史、郡国守相丞尉、县令长侯国相及丞尉虽不能用本地人，但他们“自辟”的属吏必为本地人，如“（郡）主簿于属吏中最为亲近，犹今之秘书长，功曹总领众曹，郡吏进退赏罚皆由之，其职有类于中央之丞相，故南朝时有谓当时宰相只如汉时大郡之功曹，故其权极重”等等，且特别说明“此为汉代地方官吏用人重要而严格之条例也。此条例之意义与影响极大”。(26) 这里仅以严先生对秦汉地方行政的研究为例，说明集权与分权总不是绝对的，没有绝对的集权，也没有绝对的分权。皇帝“一人说了算”，这叫君主制，地方由中央直接管理，这叫“中央集权制”。但皇帝总得有一套办事的机构帮助其处理“万机”，直到明代之前由宰相统领的一套官僚班子，还是很有实权的。因此国外汉学家看到唐“政事堂会议”还惊叹它多像“内阁会议”。地方的权也不可能一下全部由中央包揽。秦汉时地方权力的行使实际还是掌握在本地人（实际是族长一类人物）手里，只是首长由中央任命。东汉地方世族掌发言权，一直管到选拔人才、评品人物。要到隋文帝时代才有大的转变。因此地方的权是一步一步往上收的。即使如此，直至清亡前，中央的权力也只到县一级，县以下还是由“三老”“孝悌”“力田”等等名义不一的义务性职务在管理，明清又有所谓“乡绅”，“其性质皆近乎自治”。其间的前后变迁、演进及其缘由大值得研究。可惜严耕望先生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略》四册百万字的专著，我还无从得见，殊觉遗憾。 “东方专制主义”，这是西方人在观察东方政治形态时所得的对比印象。我对这一个词近来怀疑渐多。君主制与“专制主义”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从君主与官僚机构的关系说，没有一个皇帝真可以“日理万机”，什么事都一人包办的。何况还有许多规则，成文的、习惯的。例如万历帝想选自己心爱的郑贵妃的儿子做继承人，与大臣们闹了很长一段时间别扭，展开一场拉锯战，结果还是不成。一气之下，从此“君王不上朝”。再如明朝遴选内阁部院大臣，即采取先为皇帝拟好候选名单，由皇帝抽取决定。这都能笼统地叫“专制”？“专制”更像是君主制的一种特殊形态——它更多地取决于皇帝个人的品格。中国人往往叫作“暴君”，这很贴切。至于“昏君”，像准木匠天启帝，说他是“专制”，我总觉得有抬高的意味，他还不配。这个问题，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也说过，可以一读。(27) 到这里，对我自己提出的问题，只是说了别人已经做了哪些。我自己还不敢说有什么竹子在胸中。只是想在以后的几个专题讨论里能不能理出一点头绪来。结果如何，也不敢说。 我常常觉得，未知的很多很多，即使已知的，有的时候也会变成未知的。生活中最怕“打破砂锅问（璺）到底”，史学上的事也是如此。 《历史分光镜》里，载有许倬云先生一则他在美国读书时碰到的故事，很有趣。有一位名叫威尔逊的，某埃及学大师的门生。老师过世后，他就是这一领域在美国的首席教授。许先生记得在他的课堂上，只听见他对这一问题也说“我们不知道”，对那一个问题也说“我们不知道”。有一日本学生听了这种“不知道”近一个学期后，终于向他询问：“究竟我们知道的是些什么？”威尔逊先生回答得很妙：“我们知道的就是我们不知道。”（他引用的是苏格拉底的名言。——引者）这位日本同学颇有怏怏之色，以为先生在调侃他。讲完这个故事，许先生最后意味深长地说：“我现在已把埃及王朝的年表忘去不少，但是威尔逊先生的这一句妙语我今生是忘不掉的。” (1) 初置36郡，出《史记·秦始皇本纪》，《晋书·地理志》列载其名，史无争议。后拓展调整之数，严耕望主全祖望41郡说，并说“以郡统县，县有蛮夷者曰道，县道总计一千以上”。参见《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略》，载前引《释中国》第3卷，第1496页。谭其骧先生考订终有秦一代，前后可能设置过48郡，其中46郡肯定存在。参见《长水集》“秦郡新考”，原载于1947年12月《浙江学报》第2卷第2期。这一说法现为史学界多数人接受。 (2) “大一统”一词始于何时，我未曾细加考证。有关始皇文献，似未见涉及。猜想要到西汉。董仲舒即对武帝明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载《汉书·董仲舒传》。董说出于《公羊传》对鲁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之传疏。 (3) 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 顾炎武：《日知录》卷13“周末风俗”。 (5) 秦以后，分裂时期各国亦类称“帝”，颇似“六国称王”情态。如“五代十国”，除南平始终称王，余则皆称“帝”，实则不过类似唐末时的一节度史而已。但有一点是可以注意的，分裂各国仍是各自范围内的“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很像原来的大“中国”裂变为许多个同质同构的小“中国”。所以后来很容易重归于统一。此点在中国历史上实在非常之紧要。 (6) 徐喜辰等主编：《中国通史》第3卷（上册），乙编第5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7) 栾丰实：《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1997—1998年《中国文物报》发表了一系列讨论“山东商代文化”的文章，其中有徐基：《山东商代考古研究的若干问题》（4.15—5.27分四期连载）、任相宏：《从泰沂山脉北侧的商文化遗存看商人东征》（1997.11.23）、张学海：《史家遗址的考古收获与启示》（2.4）、张国硕：《史家遗址岳石文化祭祀坑初探》（5.27）、《商王伐东夷事件之考古学佐证》（2.4）、刘延常：《潍坊会泉庄遗址考古发掘的意义》（3.25）等，都程度不同地提出商代东扩的范围还有待继续探索，并提出如何看待当地土著文化的长期性，以及商文化影响的估价问题。 (8) 参阅彭明翰：《南方商代文明的新篇章》，《中国文物报》1989年8月12日。 (9) 吕思勉：《先秦史》。据《公羊疏》《左传》《晋书·地理志》《列国图说》《春秋大事表》等书参酌，认为春秋时在200国左右，而见于《春秋》《左传》者也只有50余国，其他均已失载。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50—151页。 (10) 刘宝楠：《论语正义·季氏篇》引赵佑《温故录》。 (11) 许倬云先生指出“中国的移民形态是填空隙，而不是长程移民”，极富识见。因此，在中国，即使上古时期，基层乡邑也仍是地缘与亲缘相结合的，异姓同住久了，与原土著也就有了亲缘的关系。见《历史分光镜》，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03页。 (12) 吕思勉：《先秦史》第13、14章对郡县由来考之甚详。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先生指出西周的制度本有“县内诸侯”之名，县是直隶国君的。新制度往往由旧名称异变而来，“县”也是一个例证。另据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略》考据，秦早在武公十年、十一年即有设县的记载，时为公元前688—前687年。郡之名亦早见于春秋时，见《国语·晋语》夷吾对秦公子絷语。因此历来说秦是仿照晋行郡县制不确。秦的许多制度创新，被说成由晋移植过来的传统观点，看来有问题。不止这一项，另外说楚无“郡”名，亦不确。《史记·春申君传》载楚王赐给他“淮北地十二县”，十五年因“淮北地近齐，其事急”，春申君向楚王提出在此设郡，并以上述12县“献之”，得到同意。这条史料再次证实不少新设县、郡近边境，属于向外开拓的地区。这是目前见到的以郡统县的最早记载，时在战国中叶。新出白氏《中国通史》第3卷没有吸收耕望的考证成果，不应该。严文载《释中国》第3卷，第1494页。 (13) 许倬云：《历史分光镜》，第46页。 (14) 吕思勉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中说得很浅显明白：“但是进到封建时代，还是不得安稳的。因为此等封建之国，其上层阶级，本来是一个喜欢侵略的民族；在侵略的民族中，战争就是生利的手段。”这里的“战争”，既指对外兼并，也包括内战。参《吕思勉遗文集》（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 (15)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给我们的新认识”，此书其他文章也多有提及。 (16) 许倬云：《历史分光镜》，第314—329页。 (17) 最近，我国世界史学者在分别审视了东西方诸多上古国家的历史实例之后，认为无论东西方，上古国家都存在过贵族制、民主制、共和制和君主制等多种成分；起自君主制和终于专制主义则是共同的历史轨迹。参见施治生《试论古代的民主与共和》，《世界历史》1997年第1期；徐松岩：《中西古代国家发展道路的同异》，《光明日报》1998年2月20日。 (18) 关于商周“四方”与“中国”概念的产生，可参阅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转引胡厚宣《论五方观念及中国称谓之起源》《甲骨文四方风名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41—142页。西周情况，已在于省吾先生注中揭出，不另赘述。 (19) 李学勤：《失落的文明》“天下之中”，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115页。 (20) 《孟子·滕文公下》。 (21) 《（北）魏书·本纪》皇始二年。 (22) 对这一说法，我很怀疑。许倬云先生说得比较平直：“文官制度一词，有人称科层制度，有人称官僚，其实都是一样的，英文是Bureaucracy。中国历史上文官制度早已十分发达，而西欧的历史则未见如此发达的文官制度，其登庸人才的管道长久以来没有制度化。近代国家组成以后，方有像样的文官制度。”见《历史分光镜》，第83页。 (23) 许倬云：《历史分光镜》，第68—69页。 (24) 同上书，第213—234页。 (25) 黄仁宇的上述观点遍见于他所著各书。较集中的论述可参《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大陆版卷后琐语”；《放宽历史的视界》“中国历史与西洋文化的汇合”，第150—166页。 (26) 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略》，载《释中国》第3卷，第1499—1500页。 (27) 对“专制”一词的用法，西方学者也渐有异议。如中世纪后期的法国，学界均习称其政体为君主专制。安德森在其《专制主义政府的世系》（伦敦1986年版）一书中即说：“‘专制制度’是个误用的名字，在不受限制的意义上，没有一个西方君主曾对其臣民有过绝对的权力。”但他本人却是东方专制主义论的支持者。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却认为孟德斯鸠关于专制主义的定义，更适合于旧制度时代的法国，而不适合于康熙时期的中国（《中国国家权力的基础和局限》，香港1987年版）。他的这一观点明显受到利玛窦的影响（《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90年版）。马克垚则称在中国“法律对于王权也有一定的约束力，只是不如西欧那样强烈而已”。“中国的君权还受到官僚制度的限制。”以上出处，均请参阅马克垚主编的《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第294、336页。有关这一问题，我将在《前编：通论专题研讨》七中再行议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