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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彭春是现代知名戏剧家、教育家和外交家，他写出了中国第一个话剧剧本，被认为是中国话剧导演第一人；先后任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教授，著名戏剧家曹禺是他一手培养出来的。外交方面，1948年，张彭春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作为主要人员参与起草《世界人权宣言》，成功将儒家观念置于人权的框架中，避免了西方话语对“人权”概念形成彻底的垄断。就是这样一位在现代史上多个方面留下痕迹的人，关于他的史料整理工作却相对滞后，至今未见专门的传记和年谱出版。笔者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特藏资源库中看到了他的日记手稿《（清华学校）日程草案》（以下简称《日程草案》），该日记手稿为行草书写，用商务印书馆印制的线装记事本记录。封面印“岁寒三友”画，题“岁寒三友，紫翔作于涵芬楼”，扉页为红印，印“记事珠”三字。《日程草案》记录时间从1923年1月30日到1925年12月31日。[1]1923年，张彭春受清华学校之聘，携妻女迁居北京，任清华学校教务长。这位曾经受惠清华庚款资助留美的博士，上任伊始就大刀阔斧筹划教育改革，决心要让清华成为“一造就中国领袖人才之试验学校”[2]，可以说张彭春为清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日程草案》就记录了张彭春在清华的革旧鼎新事迹，特别是其中关于创建清华学校大学部和国学研究院，清华校长换任“风波”，以及他在戏剧方面的相关活动和他与新月社同人交往等内容，颇具史料价值。本文因篇幅所限，先讨论《日程草案》里的新文学元素，以期呈现一个更为丰富的戏剧家张彭春形象。 一、在教育与戏剧之间 从《日程草案》可知，张彭春始终在教育和戏剧之间徘徊，有时觉得自己应该专门从事教育行业，有时戏剧（文学）的蛊惑又不断出现在他身边。在张彭春看来，教育是他的职业，而戏剧则是他的志业。他在1925年3月11日日记里写道：“创造新文学——这是我的志业已有近十二年了，然而用力做时很少！感觉时常有，而苦无材料，字不够用。”“教育事是为饭碗。既然吃他[3]，就对他有相当的责任。文艺事是自然喜爱的，自己觉得不佩[4]近文艺。吃教育，不能在他上得着较深的趣味。爱文艺，自己又觉着自信不足，不能立刻舍去一切为他工作。”[5]就这样，张彭春有时会受到文艺的蛊惑：“若舍弃教育而从事文艺，将来在文艺方面能否有成，完全没把握。因为完全没把握，所以特别唤醒我的勇气。知是一定失败，所以更要试一试。事事太有把握，生活也甚无趣了！”[6]但当他冷静下来的时候，张彭春又坚定地认为自己应该先专门从事教育行业：“不会走就想跑是人之常情。在文艺上我初学走步，将来能否跑得动还是很大的疑问。在这时期想舍开教育事业去作文艺，不只是不智，也是大可笑的事。”[7] 张彭春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源自他的一个自我认知。跟鲁迅、胡适等人不同的是，张彭春自小没有入私塾接受传统的儒学教育，未能打下较好的旧学基础，文字表达能力相对较弱。他曾在日记里痛心疾首地写下这样的文字：“用笔是我感大苦的努力，为什么这样？想在思想界里过生活，文字是必须的工具。只于能用口不能用笔，所收效不能远，不能久！” [8]“我妄作文学梦！在文学上谈创造至少在五年后！本国文学毫无根柢，大可耻！”[9]事实也是如此，文字表达确实不是他的长处，张彭春留存下来的文字作品并不多。而这样的“失语”状态给他带来了不少烦恼，甚至让他失去了一些应得的荣誉：“改造清华的思想大半出于我，因为文字不便都让别人用为己有去了。所谓研究院、专门科草案都是我拟的，现在用我意思的人一点也不承认谁是产生他们的！”[10]为此，张彭春立志要好好练字、读古书，他在任清华学校教务长期间，在处理各类繁忙的行政事务外，还坚持抽出时间来阅读儒家典籍，并时常向梁启超、胡适等人请教。 文字工具的使用不便是张彭春不敢专事文艺创作的重要原因，也是他日常生活中的“敏感点”。他开始关注身边的读书人，并且不自觉地将自己代入其中：“昨天在车上遇着梁、徐同林长民。读林对于国会同人的宣言，文词很精练的。想到现在作白话有成绩的人，亦都是文言文很有根柢的，所以文言的工夫一时是舍不开的。如同梁、林一般人的力量，都以文字为不可少的工具。既然如此，要好好的读起古书来了。”[11]“我到通伯书房看他的书籍，英文、法文、德文的书都有，中文书里有太白、东坡等集子外，一部《文选》翻阅得很旧。通伯、西林也是中文有根柢的人，旧的文学完全不通，那[12]能希望写好白话？”[13]新月社的聚餐会张彭春虽然也会参加，但他总觉得其他人都是有成绩、有作品的人，他混在里边不够资格。有一次他甚至觉得胡适瞧不起他，因而特别生气。又有一次他在《学衡》杂志上看到柳诒徵的一篇文章批评当时高校行政领导的丑态：“有操笔不能为一短简者，有寻常之字读之大误令人喷饭者。”[14]张彭春很自然地就联想到为文论字实在是他的短处，自己也在柳诒徵嘲讽之列。 二、《日程草案》里的戏剧元素 张彭春是现代话剧的倡导者和先行者，有论者曾指出：“彭春先生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艺术家，他对中外戏剧都有着博大精深的修养，他对中国话剧艺术的贡献是全面的、独到的，也是巨大的。他像欧阳予倩、田汉、洪深、熊佛西等老一辈戏剧艺术家一样，值得人们永远地纪念他。”[15]张彭春则在日记里这样总结自己之前的戏剧创作：“我的兴趣在说白剧，西方的成绩我稍知道一点，也写过三两个英文的戏，都很空虚无物。第一次试验在一九一四年春，剧名Chains，三幕。第二次——Intruder 1915，第三次——Awakening 1915冬，第四次——木兰1921。中文说白戏，在南开，一念差（1916）是我排的，新村正（1918）的大意是我编的。字句上精采[16]大半出于时伉尹诸先生。这次回国后，排演了Chitra（1924），助理七七。因为感文字的困难，所以努力读旧文学。”[17]类似的记录可以让我们了解更多张彭春戏剧活动的细节，进而更为直观全面地观察张氏的戏剧事业。 《日程草案》里保留了不少张彭春看戏、排戏、讲戏的记录：“参观燕京女校《刘姥姥》的排演。晚饭James请。到新明看杨小楼的《连环套》和余叔岩的《失街亭》。”[18]“昨天帮学生排《流血惨剧》第三幕。露一点手段，有人说好，所以不免得意起来。”[19]“四日午饭在君家，适之自南来，同座有林长民、志摩。下午演讲《中国戏剧》，天津妇女会，美国人居多。”[20]此外，日记还留下了一些他对中国戏剧发展的思考，1925年6月14日日记写道：“我自己感觉的需要是研究旧剧的特点，从旧剧中得到新剧的出发点，旧剧本和演习法都可指示中国的不纯西方的戏剧如何产生。然而现在中国是乱世，戏剧本是点缀太平的，乱世中哪有精神和余财花费到愉[21]乐上去？戏是必须演的，演必须用钱用人。各种美艺都是太平事业。”[22]张彭春在这里指出了“旧剧本和演习法”的可供借鉴之处，新剧的产生需要通过研究旧剧，从旧剧中找到方法和灵感。后来周支山约他合编一部中国戏剧的书，由张彭春拟目录，而后周去搜集材料。书的范围注重活材料——从现在还唱戏的人的经验里可得的材料。张彭春在接到周支山邀请后开始思考中国戏的将来和可能：“中国戏有没有将来？以往社会心理对于它如何？将来又如何？真想改进中国戏应取如何步骤？以先什么是大家共认为戏的美？美的标准近来向那方改变？”[23] 值得一提的是，《日程草案》还保存了张彭春与当时其他戏剧家的交往记录，对于我们了解彼时的戏剧生态有一定帮助。比如洪深的借钱风波，张彭春在1923年3月31日日记里写道：“洪深送来五十元还南开。这笔账应当我负责，他与南开毫无关系，而我因为急于用他演剧，我把南开钱给他用了三百美金，这实在是我用南开的。虽然借的时候有孟、张作证，然而钱是由我管。可是想借南开钱的建议确是洪自己的主意，来找我说的。我应当给他写信重责他非快设法不可。现在的五十块收与不收要同华先生商议。”同年4月24日日记：“动身前必须做的：到南洋烟草公司取洪深寄来钱（今天下午）。”又如1925年4月24日日记里出现了欧阳予倩的身影：“昨天午饭同座有欧阳予倩，长谈上海戏剧情形。有余暇，游艺易发达。”相比洪深和欧阳予倩，余上沅、赵太侔、熊佛西等国剧运动倡导者在张彭春日记里留下的痕迹显然更深。余、赵诸人还未回国的时候，张彭春就对他们有所关注：“《晨报副刊》上登着熊佛西从纽约来的一封信。余上沅、赵畸、闻一多、瞿世英、梁实秋、顾一樵等组织了一个中华戏剧改进社，并且今年夏天余、赵、闻三君回国来‘先做冲锋工夫’。他们定志回国后不做官，不做大学教授，专门干众人轻视的戏剧，他们要使戏剧之花开遍于中华大陆。余在Carnegie专门学校研究了一年，志在舞台监督。赵从过Brander Matthews和Norman Bel Geddes，并G认为最得意的高徒。闻是多才多艺，诗有《红烛集》，而且能画。熊很热心宣传。三君回国后，定能给中华戏剧开新纪元。在美留学人中，我对于戏剧的兴趣，可算是最早。因为不专于一事，所以又要让别人赶过。将来落得个终身无一专长！”[24]等到他们回国以后，张彭春开始跟他们有了更为深入的接触：“昨天排演《上海惨剧》的时候，余、赵、闻三先生来。他们都是专家，所以我深觉惭愧。俗话说，同行是冤家。我与他们大谈，怕不过表示给他们我也是内行，患人之不己知是我浅薄处！长篇大论谈了许多北京戏剧状况，问了许多他们的计划和美国最近消息。余、闻湖北，赵山东，余、赵北大，闻清华，大概分工如下：余排演，赵剧本，闻画家（亦能诗）。有意排演Peer Gynt，参用Expressionistic 派表演法。从这看出他们新[25]气很盛，想以输入最新派别在中国得欢迎。我想中国没有能懂西洋派别的观众。他们有青年勇气去做试验，我也愿意看他们成功。”[26]从日记文字可以看出，张彭春对于他们的心态其实是矛盾的，一方面表示愿意看到他们成功，另一方面又有一种自己逐渐被他人赶超而产生的复杂情绪。 三、在教育与戏剧之间 有意思的是，作为戏剧家和教育家的张彭春对文学革命以来的文言白话之争颇为关注，且对白话文学的可能与现实做了较为深入的思考。我们先来看他日记里的一段话： 文言白话的争一时不能分胜负，两个最大分别：一个是写出给人看，一个是说出给人听。写出人看的，说出人未必懂，只要人看了可以懂就够了，所以字句尽管往古洁处锻炼。人看懂了文言再看白话，自然嫌他麻烦，讨厌他不雅驯。说出人听的自然要人一听就懂，近来写白话的，有时所写的人听了不能懂，那末[27]白话的活气脉他没得着，文言的简练他也已经丢开。这类白话文是现在最常见的，《学衡》《甲寅》不满意的白话十之八九都是这类的。 所谓白话的活气脉是白话文能不能常[28]久的主要关键。活气脉是由活经验得来，人到与人接近的时候，如有情感事理想发表给人听，他自然的工具是文言还是白话？文言最宜个人独自发表，多有时间锻炼再思，预备写出可以给人看着有一种美感。白话的好处在接近活经验，文法的标准在说出来人立刻可以懂。多读书可以学文言，多与现代人接谈可以得着一时代的活言语。 想作好白话，书页必须多读，字句也必须精练。好白话，将来有生命的白话，必须用创造的苦工夫得来，必不是只因为文言写不来，或因为懒用读书工夫，或因为用外国文法的习惯，或因为一时风尚所能成功的。 由戏剧及演讲入手，用白话是没有问题的。信札短简，白话可，文言也可。寻常说理文字，都可用演说或谈话式。情景文字还是白话好。如此文言最大用处只在简札上，多看些尺牍书应当有用。[29] 张彭春在这里首先认为文言白话本质的区别在于写出给人看和说出给人听，因而文言讲究古洁雅驯，白话则追求通俗易懂。接着，他提出白话文发展的关键在于活气脉，活气脉是由活经验得来，而当时写白话的人往往缺少活气脉和活经验，以致遭到别人的批评。最后，他特别指出好的有生命的白话一定是用创造的苦工夫得来的，所以想作好白话，书页必须多读，字句也必须精练。总体来说，张彭春在文言白话之争中保持了一种比较温和的姿态，一方面他认同白话文发展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他又对彼时的白话文写作有所保留，认为它们有较大的进步空间。同时，张彭春也会阅读《学衡》《甲寅》等文化保守主义刊物，并在日记里留下了相关痕迹：“章行严的《甲寅》周刊出现，文尚雅驯，白话不刊。反对白话文，与《学衡》旨趣相同。藉白话藏拙本是小丈夫行为，徒以古奥自高亦非正大气象。”[30]由此可见他对于章士钊、吴宓等人一味推崇文言文的行径并不认可。 张彭春认为活文学是充分汲取旧文学的养分发展而来的，并对一味学习西方文艺的做法保持了谨惕：“现在诗词曲都是已谢的文体，为在世界上产生影响，或须介绍给他们旧有的成绩。为本国新文学的产生，可以从事试验新文体旧意境，或旧文体新意境。如果力量充足，新文体新意境。”[31]“我对于‘Undine’亦有怀疑。它不是中国东西，与我们生活经验相隔太远了。一切服装要仿欧洲中世纪，费力又有什么根本的用处？”[32]张彭春理想中的新文学是来自民间的、与普通百姓生活休戚相关的，他认为新文艺如果只为几个文人抒情，是没有大将来的，必须跟全国人民的生活连上，然后才可以有结大果的机会。中国文人所提倡的白话还是文人的白话、古书里的白话，不是民间的活话。只有当作家们可以熟练运用民间活话的时候，中国真的新文学就要出现了。然而现实却并不尽人意，他在日记里不无遗憾地写道：“昨天在城里又买了几本‘新文化’的书报。读了《小说月报》泰戈尔号的两三篇文章，他们的文词很富丽，幻想很灵活；然而有几处让我觉着它似乎不大切实，根基不甚牢靠。”[33] “小说、说白剧、自由诗都是近来通行的文体，受西方的影响很多。因为生活浅薄，新作品中意境及文体都少可取。”[34] 四、日记里的新月社及新月社同人 张彭春与新月社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新月社名称的由来就与他有关。1923年11月，张彭春次女诞生，他因喜爱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歌，就用泰戈尔的诗集《新月集》为二女儿取名“新月”，英文名为“露丝”。不久后，徐志摩、胡适等人筹备组织文学社，社名暂未确定。张彭春就把“新月”二字推荐给他的朋友们，大家欣然接受，于是才有了“新月社”这个名字。《日程草案》里有不少与新月社有关的记录，1923年11月12日日记里写道：“昨天在城里访志摩，同午饭，还有陈、黄（《晨报》），逛城南园，看菊花展览。他和通伯想集合一些对于文艺有兴趣的人在本星期六聚会，与会的大概有：周作人、鲁迅（作人兄）、张凤举、徐祖正、陈通伯、丁燮林（西林《一只马蜂》）、张欣[35]海、胡适之、杨袁昌英、郁达夫（《沉沦》）、陈博生（《晨报》）、蒋百里、陶孟和、沈性仁、徐志摩。想每两星期聚会一次，互相鼓励。他还想组织一个戏剧社和读书团。”这大概可以视作是新月社的前身。同年11月19日日记记录下了新月社的诞生：“昨天在城里。这几天因为常进城，不甚注意校里事。又产生了‘新月社’，作下去一定要用许多时间。”此后，新月社开始频频在日记里出现：“今天到新月社，第一次见张东荪。”[36]“昨新月社欢迎志摩自欧归，诸友得晤谈。”[37]“昨在新月社与叔永、奚若、鲠生、适之、通伯、孟和、志摩、任光谈高等教育。”[38]有意思的是，张彭春虽然经常参加新月社活动，但对新月社中人却有他自己的看法。他在1925年8月17日日记里写道：“新月社无事业。少数人晤谈，也可算一种需要。只不负责的任意，没有什么真诗的可能。富家子所知的不是真苦难，所觉的不痛快只是欲望多，一时不能完全任意得到。非富家子千万不要染富习！”十来天后，他又在日记里写道：“这派政见手段如何是另一问题，无论如何他们是有计划的。如胡、丁、梁对于学问艺术都能提倡，然而他们都是很深的绅士习惯，自以为有才，而与民众不接近，手段上清洁些，然具体的计划是没有的。他们多受英美学说的影响。”[39]由此可知，在张彭春看来，新月社中人的缺点在于高高在上，缺乏与底层民众的接触和对苦难的深刻体验，也拿不出具体的计划。这样的认知可谓是击中了新月社的痛处，新月派被后来人诟病的地方也往往在此。 具体到个人，《日程草案》里记录了很多徐志摩、胡适、梁启超、陈西滢等人的信息，颇有价值。先说徐志摩，张彭春和徐志摩是挚友，1924年泰戈尔访华，新月社排演泰翁诗剧《齐德拉》，徐志摩、林徽因主演，梁思成负责舞美，张彭春任导演，徐志摩说道：“我们几个朋友只是一般的空热心，真在行人可说是绝无仅有——只有张仲述一个。”[40]后来，徐志摩更是在文章里这样回忆他与张彭春的点滴往事：“尘世匆匆，相逢不易。年来每与仲述相见，谈必彻旦，而犹未厌。去冬在北平，在八里台，絮语连朝。晨起出户，冰雪嶙峋，辄与相视而笑。此景固未易忘。”[41]类似的文字让人动容，而张彭春日记里也留下了诸多徐志摩的痕迹：“昨天接着志摩信，说君劢有要事找我谈。”[42]“午饭在松坡图书馆，见着君劢、志摩。”[43]“晚志摩讲《未来的诗》，我《戏的未来》。”[44]“昨天志摩来行，他因为母亲病又回硖石，北来最早要到半月后。”[45]类似的记录还有很多，这些日记文字或可补徐志摩年谱之阙，为徐志摩研究提供新的史料。徐志摩是张彭春与新文学之间的桥梁，《日程草案》里不止一次记录张彭春向徐志摩借阅新文学书籍，因为跟徐志摩交流又萌生文学兴趣等情形。徐志摩还约张彭春写关于泰戈尔的文章，张以没有到过印度，没有看见过泰戈尔的学校和戏剧，不愿意写无根基的空话为理由婉拒了。张彭春认为徐志摩富于文辞，读中国书不少，性又近于文字的运用，因而很适合当一个作家，他在日记里这样评价徐志摩的文章：“志摩的《蔓殊菲儿》富于情感，文词很华丽，引诗也很多，不过还有可删而未删的地处。从此看出志摩有乃师的雄富，理性上还不能深刻精细。这并不是坏点，为壮年作者，实在是有希望的表现，不至于象[46]有的人的意思太枯干，字词不够用，感情不畅快，那种不可救药的毛病！想在感情文字上有作品，最怕的是老得太早，被计算和理性给缚束死了。”[47]徐志摩在1925年3月赴欧游学的时候，张彭春预备以朋友的名义送他一点川资。五个月后，张彭春日记里记录下了徐志摩归国情形：“昨新月社欢迎志摩自欧归，诸友得晤谈。志摩怨中国懒性深，无生气！俄国势甚可怕。新月社想改组加积极工作，太安逸！已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自然懒于改章。革命不从这种人产生！我也在此列！”[48]这段文字留下了徐志摩访欧后对彼时俄国的认知，以及他想改组新月社的愿望，值得录在这里。 作为新月社重要成员的胡适在《日程草案》里也经常出现，张彭春和胡适都考取了1910年庚子赔款的第二批公费留学生，同年赴美，且先后成为杜威的学生，两个人来往较多也属正常。1923年2月20日日记记录了与胡适的一次聚餐，胡适在这次聚会里说到将来不再教学，专做著作事业，也就是后来他所提倡的整理国故，对此张彭春发表议论道：“国故自然是应当整理的，而适之又有这门研究的特长，所以他一点一点的觉悟出来他一身[49]的大业。然而他在北京这几年的经验所以使他发达的趋势改变，是很可以给我们一个观念，就是中国有才华的人在社会上没有一个作‘活事’的机会，所以要他们把才力放在不被现时人生能迁移的古书古理上。”20天后，张彭春看了胡适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认为从这个书目里看不出什么求国学的法门，然而可以看到胡适所谓的国学是从这些书中可以得来的。既说是历史的国学研究法，所以必须把这些书按胡适的次序，从头到尾读一遍。但这还是一种死工夫，为少数人或可试办；为那些不能专心研究文科的人应当如何可以得一点国学的知识，这是为大多数教育的问题，也是胡适列的这个书目不能解决的问题。张彭春曾向胡适借《词选》，并说要同他学作词，胡适则叫张彭春读他的《词选》，熟读二三百篇，自然会作了。日记里还记录了1925年底拟邀请胡适出任清华学校校长事宜，当时陶孟和和丁文江都推荐胡适，张彭春也认为在学问方面胡适是最适合的人，彼时胡适已经声明辞去北大教职，他觉得用一点力气劝驾，胡适也许愿意来清华。接着他在日记里写道：“来后校内如何处置一切？实行教授治校，裁靡费，招集学者，废普通专门分科，组织文理大学。学生一定欢迎，多数教员也能合作。至于他自己喜作行政事与否，那在他个人。他身体能否支持，家庭有无问题，这也在他个人斟酌。……如适之愿来，并且是由我约请的，于我没有什么丢脸。我实在学问名望都远不如他。一点办事才也很有限，退下来自己深造是莫好的机会。我要坚持请适之。”[50]由此亦可见张彭春的胸怀和见识，因为时任清华教务长的张彭春正是清华学校校长的最有力人选。遗憾的是，后来胡适并未来掌清华，而张彭春也在各派势力斗争下离开清华回到南开。 注释： [1] 其中1924年3月1日到1925年2月18日日记藏于其他图书馆。 [2] 张彭春：《清华学校课程委员会报告》，崔国良、崔红编：《张彭春论教育与戏剧艺术》，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02页。 [3] “他”当作“它”，以下引文不再一一标注。 [4] “佩”当作“配”。 [5] 张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3月11日。 [6] 张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3月11日。 [7] 张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3月14日。 [8] 张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3年12月12日。 [9] 张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6月11日。 [10] 张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10月7日。 [11] 张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3年8月5日。 [12] “那”当作“哪”，以下引文不再一一标注。 [13] 张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3年12月25日。 [14] 柳诒徵：《罪言》，《学衡》，1925年第40期，第2页。 [15] 田本相：《序三》，黄殿祺编：《话剧在北方奠基人之一 张彭春》，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5年，第5页。 [16] “采”当作“彩”。 [17] 张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6月19日。 [18] 张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2月23日。 [19] 张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6月10日。 [20] 张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3年12月6日。 [21] “愉”当作“娱”。 [22] 张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6月14日。 [23] 张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12月22日。 [24] 张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4月21日。 [25] “新”当作“心”。 [26] 张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6月12日。 [27] “末”通作“么”。 [28] “常”当作“长”。 [29] 张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7月23日。 [30] 张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7月21日。 [31] 张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6月19日。 [32] 张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3年12月16日。 [33] 张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3年11月13日。 [34] 张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6月19日。 [35] “欣”应为“歆”。 [36] 张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3月22日。 [37] 张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8月9日。 [38] 张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8月17日。 [39] 张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8月31日。 [40] 转引自冯竺：《张彭春生平事略》，《南开校史研究丛书》（第10辑），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54页。 [41] 黄仕忠：《偶遇徐志摩》，陈建军、徐志东编：《远山：徐志摩佚作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384页。 [42] 张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3年7月15日。 [43] 张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3年7月18日。 [44] 张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3年7月31日。 [45] 张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3年12月12日。 [46] “象”当作“像”。 [47] 张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3年8月12日。 [48] 张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8月9日。 [49] “一身”当作“一生”。 [50] 张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12月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