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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复兴:晚年孙犁的“转身”

http://www.newdu.com 2023-05-08 北京晚报 肖复兴 参加讨论

    
    晚年的孙犁先生不再写小说,只写散文随笔。虽然他创作过一组“芸斋小说”,但这里的小说,是散文春秋变体的一种写法。
    这一明确、清醒的选择,与同时代的多数作家有明显的不同,大约只和同样以小说名世的巴金先生晚年的选择有些类似。作家对文体的选择,带有强烈的个性与时代性,孙犁先生的选择,与他经历动荡年代之后的思想、情感、心态、性格有关,与对转折年代世事朱紫变化、人生浮沉况味的深刻感受有关,与对文学发展古今新旧的审视、认知和把握有关。这是孙犁先生由小说创作转向散文随笔写作的三个成因。
    孙犁先生的小说和散文随笔可称“并峙双峰”,在我看来,后者甚至比前者的成就更高,更值得重视和研究。正如他的自省所言:“我过去所写的小说中,也有坏人吧?现在看起来,都很概念。晚年对世事体会深了,偶一触及,便有入木凿石之感。”(《谈镜花水月》)对小说创作,他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用的多是彩笔,热情地把她们推向阳光照射之下,春风吹拂之中。”(《关于〈山地回忆〉的回忆》)
    关于“彩笔”,孙犁先生还写过一篇有意思的文章《朋友的彩笔》,这篇文章说的是朋友,更是文学。在结尾,他明确指出:“每一时代,有其风尚,人物言论随之。魏晋风度,存于《世说新语》。以后之作,多为模仿,失其精神,强作可人。此无他,非其时代,而强求其人,不可得也。”
    在孙犁先生晚年的散文随笔中,弃彩笔而笔墨更趋斑驳,这是其自觉的追求。因此,作品的色彩更苍劲,语言更生动,思想含量更高,于今日的社会和文坛,更具针对性的价值与意义。2023年是孙犁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重读他晚年的作品,梳理这一变化的轨迹,对重新认识、理解孙犁先生,不失为一条学习和探索的路径。
    
    这里只谈孙犁先生的散文。
    关于散文写作,孙犁先生有自己明确的主张和强大的定力,那便是从自己的创作经验出发,特别强调“写小事”。在给姜德明的信中,他说:“最好多写人不经心的小事,避去人所共知的大事。”在给韩映山的信中,他说:“最好是多记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从中表现他为人做事的个性来。”
    所谓的“人不经心”和“无关紧要”,指小事的两个方面:“人不经心”,是被人们忽略的,即熟视无睹;“无关紧要”,是看似没有什么意义和意思的,即见而无感。
    写小事需要注意什么,孙犁先生强调了两点:
    第一,“短小是和精悍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小,要精悍,而不宜过细。在给谢大光的信中,他说:“散文如果描写过细,表露无余,虽便于读者领会,能畅作者之欲言,但一览之后,没有回味的余地,这在任何艺术,都不是善法。”在论及贾平凹的早期散文时,他提到散文写作的“细而不腻”和“低音淡色”,其中“细而不腻”的“腻”,就是指散文过细容易产生的弊端,即“糖吃多了不甜”。
    第二,写小事,并非堕入琐碎的婆婆妈妈,一地鸡毛。在《关于散文创作的答问》中,他说:“是所见者大,而取材者微。微并非微不足道,而是具体而微的事物。”他还说过:“所见者大,所记者实,所论者正中要害。”将“微”“大”“实”“论”合为一体,才会是好散文。
    孙犁先生散文中的小事,都是经过精心选择的。1947年,他写了一篇散文《相片》。战争年代,乡亲们找他给在前线打仗的亲人写信时带的纸,都是剪鞋样或糊窗户剩下来的,信封则是他们亲手折叠的。用这样的纸写信,并不好使,“可是她们看的非常珍贵,非叫我使这个写不可,觉得只有这样,才真正完全表达了她们的心意”。他特别提到一个远房嫂子带来一张日本鬼子占领时制作的“良民证”上的相片,相片一角留有敌人刺刀反射的“白光”。她要把这张相片随信寄给丈夫,为的是激励他勇敢战斗,赶走敌人。
    特殊的信纸,带有刺刀“白光”的相片,这都是小事,即“取材者微”;但以此激励亲人在前方奋力杀敌,却“所见者大”,亦为“正中要害”的论。如果只说后者,要害倒是正中了,却成为空洞的口号;如果只说前者,容易成为流水账,所记均不“实”。
    1992年,孙犁先生写了一篇散文《扁豆》,其中讲到1939年在阜平打游击时,暂住在神仙山山顶背面的一户人家。这家只有一个四十开外的男人,他种了肥大出奇的扁豆,每天天晚,他都做好玉面饼子,炒好扁豆,等孙犁回来吃。吃完,“我们俩吸烟闲话,听着外面呼啸的山风”。
    文章至此戛然而止。那种战时的萍水相逢,读后令人感动,且有余味。同样是所谓的小事,却细而不腻,小事不小,“所见者大”;而且“大”得不空,扁豆和山风,是散文的背景,也是主角。
    余味是孙犁先生散文写作时有意识的追求。他说好的散文“言近而旨远,充满弦外之音,真正达到一唱三叹的效果”,这也是对散文写作“小”而不小的一种理解吧。
    
    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孙犁散文选》,孙犁先生在自序中提出关于散文写作的三点意见:一是质胜于文,质就是内容和思想;二是要有真情,要写真象;三是文字、文章要自然。
    这三点意见看似老生常谈,其实并非陈词滥调。孙犁先生指出:质、情、文字是支撑散文写作的“三脚架”,在一篇散文中,能真正有机融合,做到如上三点,并不易。
    在自序中,孙犁先生说了这样一件事:“传说有一农民,在本土无以为生,乃远走他乡,在庙会集市上,操术士业以糊口。一日,他正在大庭广众之下,作态说法,忽见人群中,有他的一个本村老乡,他丢下摊子,就大惭逃走了。平心而论,这种人如果改行,从事写作,倒还是可以写点散文之类的东西的。因为,他虽一时失去真象,内心仍在保留着真情。”
    这件事绵里藏针,颇含讥讽之刺,像一则寓言。可以看出,在孙犁先生所提的三点意见中,抒真情、写真象尤为重要。如今,化装矫饰的散文写作或虚构泛滥虚情假意,或胡披历史文化外衣,或自我膨胀缺乏节制,“残存着不少杂质”,就如孙犁先生讥讽的“农村酒招”一样,散发着华丽却破旧的虚泛与空洞。不知别人持何种态度,对我自己来说,是要警惕的。
    
    对散文写作的现状,孙犁先生曾给予尖锐的批评。他先从中国散文的传统入手,明确指出:“中国散文写作的主要点,是避虚就实,情理兼备。”随后他又说:“当然也常常是虚实结合的。由实及虚,或因虚及实。”即便是“空灵的散文,也是因为它的内容实质,才得以存在”。他极强调散文写实的重要性。
    言及中国古代散文,孙犁先生推崇欧阳修。在《欧阳修的散文》中,他说:“文章的真正工力,在于写实;写实的独到之处,在于层次明晰,合理展开;在于情景交融,人地相当;在于处处自然,不伤造作。”他还说:“古代散文,很少是悬空设想,随意出之的。当然,在某一文章中,作者可以因事立志,发挥自己的见解,但究竟有所依据,不尚空谈。因此,古代散文,多是有内容的,有时代形象和时代感觉的。”
    基于此,他指陈如今散文写作中存在的问题:“近来我们的散文,多变成了‘散文诗’,或‘散文小说’。内容脱离社会实际,多作者主观幻想之言。”究其原因,这是缘于“对中国散文传统,无知或少知,偏离或远离。其主要表现为避实而就虚,所表现的情和理,都很浅薄,且多重复雷同。常常给人以虚假,恍惚,装腔作态的感觉。而这些弱点,正是散文创作的大敌大忌”。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大敌大忌”,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孙犁先生晚年的散文,描写故乡、乡亲、乡情的占据相当的比重。他的《乡里旧闻》中有一篇《菜虎》,很短,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卖菜的农民菜虎手推一辆独木轮高脊手推车,因是木制的轮子,推车时发出吱扭吱扭的声响,悠扬悦耳。离家还有八里路,他的老伴坐在家里就听见菜虎推车的声音,便下炕做饭;菜虎到家,饭也就熟了。孙犁还加了一笔:“在黄昏炊烟四起的时候,人们一听到这声音,就说:‘菜虎回来了。’”
    第二部分,孙犁七岁那年的七月,滹沱河决口,庄稼尽数被淹,菜虎的小女儿盼儿只好挖野菜充饥。其他小孩子不懂事,问她:“你爹叫菜虎,你们家还没有菜吃,还挖野菜?”听盼儿说“一家人都快饿死了”后,孩子们“一下子就感到确实饿极了,都一屁股坐在泥地上,不说话了”。
    第三部分,菜虎一家入了教,把盼儿送进洋教堂,“立时换上了洋布衣裳,也不愁饿死了”。盼儿被带到天津,不知能不能回来;菜虎和他多病的老伴,还是死了。
    最后,孙犁写道:“现在农村已经看不到菜虎用的那种小车,当然也就听不到它那种特有的悠扬悦耳的声音了。现在的手推车都换成了胶皮轱辘,推动起来,是没有多少声音的。”
    如同一首简洁的奏鸣曲——三段式,外加一个简短的尾声。三段式是一喜、一悲、一更悲,最后,在胶皮轱辘手推车和独木轮手推车——有声和无声的对比中,文章戛然而止。
    孙犁先生以自己的创作实践,针对散文写作的“大敌大忌”,脚踏实地践行着中国式散文的写作理念。
    
    《书衣文录》是孙犁先生晚年散文随笔写作的别样范式,其中大多是随笔,但也有部分是散文笔法,完全可以当成散文来读。虽然只是涉笔成趣,却如新蔬出泥带露,别具风味。试举这样三则——
    昨晚台上坐,闻树上鸟声甚美。起而觅之,仰望甚久。引来儿童,遂踊跃以弹弓射之。鸟不知远引,中两弹落地,伤头及腹,乃一虎皮鹦哥,甚可伤惜。此必人家所养逸出者,只嫌笼中天地小,不知外界有弹弓。(1975年6月13日题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夜起,地板上有一黑甲虫,优游不去,灯下视之,忽有诗意。(1983年6月23日题于《文苑英华》)
    二月四日下午,余午睡,有人留简夹门缝而去,亦聊斋之小狐也。是日晚七点三十五分,余读此书年谱,忽门响如有人推摇者,持眼镜出视,乃知为地震。(1975年2月4日题于《蒲松龄集》上)
    前两则,一为台上观鸟,一为灯下看虫。观鸟,先觉其美,后见鸟被射伤而慨叹“不知外界有弹弓”,多有象外之意;看虫,孙犁先生说是“忽有诗意”,其实夜半看虫,虫与人均优游不去,更有衰年独处的落寞凉意,令人感喟。至于第三则,留简与小狐、门响与地震交织在一起,虚实叠加,有声有色,均在《聊斋志异》的氛围和情境中。如果不是在读《蒲松龄集》,何来这水乳交融的妙笔?
    孙犁先生曾说:“散文之作,一触即发。真情实感,是构思不出来的。”一触即发是散文写作的最佳状态,可遇而不可求,这在别的文学创作中亦难得一见。我觉得这有点儿像诗歌里的即兴绝句。
    这样的写作,在《书衣文录》中独见,乃秉承传统笔记写法一脉,却连带现实,不掉书袋、不泛滥抒情、不拖泥带水,可谓“书衣体”,是孙犁先生散文写作中独具风格的一种文体。
    
    1988年,孙犁先生写了一篇散文《菜花》,说冬天储存的大白菜,放久了,菜头会鼓胀起来,菜花就是从菜头上冒出来的。这种菜花,群芳谱中不见,寻常人家常见。在结尾,孙犁先生由菜花引申,写了这样一段话:“人的一生,无疑是个大题目。有不少人,竭尽全力,想把它撰写成一篇宏伟的文章。我只能把它写成一篇小文章,一篇像案头菜花一样的散文。”这段话最能彰显孙犁先生散文写作的主张,也最能看出孙犁先生散文写作的风格。
    孙犁先生写“像案头菜花一样的散文”的想法,在日后的散文写作中越发彰显,我以为源自这样两点:
    第一,这是他对散文的基本理解与认知。他说过:“中国散文的特点,是组织要求严密,形体要求短小,思想要求集中。”
    第二,这与他后来一再提出的“老年散文”的理念密切相关,像“老年人宜于写些散文”、散文“是一种老年人的文体”这样的论点,他不止一次说过。而且,他特别指出:“人越到晚年,他的文字越趋简朴,这不只与文学修养有关,也与把握现实、洞察世情有关。”
    “像案头菜花一样”的小而简朴的散文,是孙犁先生晚年对这一文体的认识与把握,并且贯穿于他的写作实践之中。
    1995年孙犁先生病重期间,写下最后一篇散文《记秀容》。《记秀容》只有千字,记述的也只是秀容从十七岁至六十四岁人生轨迹中的点滴小事,却将过去与今日、记忆及现实、思绪和感想缠绕在一起,余音不绝。与《菜花》一文相隔七年,他写得更简朴、更简洁、更简约,铅华洗却,花叶落尽,老树疏枝,清癯而气凝,飒然而声清,留给我们长久的感喟……
    谨以此文纪念孙犁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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