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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景深先生（1902—1985）是我国戏曲、小说研究的拓荒者和代表人物，复旦大学张培恒教授曾总结说：“赵景深作为中国现代戏曲史、小说史的研究专家，是继王国维、鲁迅之后，第二代专家中的带头人。”早在新文学运动时期，赵景深就是积极的参与者，撰写和翻译了大量文学作品，还担任过新文学运动的重要阵地北新书局的总编辑。二三十岁时，他忽然转向戏曲小说研究这片当时的荒漠之地，终成一代“曲海宗师”。个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童年时代的深刻影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1980年盛夏，我受《儿童时代》杂志编辑部之约，去复旦大学采访赵景深先生。当时复刊不久的《儿童时代》上，经常可见赵先生校订的儿童古诗；同时，刊物有一个专栏叫“我的儿童时代”，赵先生自是专栏合适的作者人选。不过，当时赵先生年事已高，身体欠佳，我的工作就是记录先生的谈话并整理成文稿。那天，他花了整整一个上午向我讲述了自己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往事，幽默风趣而满怀童心。 我整理谈话成《我的学问是怎么来的》一文，署名赵景深发表在《儿童时代》杂志（半月刊）1980年第21期。之后，我又将整理得较为详细的口述实录写成文章呈赵先生审阅，他对之加以肯定，并进行了认真、仔细的修订。 现在，我在当年文字的基础上加以补充，汇成一篇文章以飨读者。为了阅读的方便，仍以赵先生第一人称进行叙述。 一 1902年，我出生在浙江兰溪，5岁时我家搬到安徽芜湖。讲到我的儿时，我最先想起的便是我的姑母。虽说是姑母，可她只比我大两岁。她穿着长衫，扎着长辫。母亲不许我们到外边“吹风”，我就和姑母在家里玩骑竹马的游戏。我在前、她在后，嘴里唱着从《儿童教育画》中看来的歌谣：“太阳出来一点红，哥哥骑马弟骑龙。骑马上山去，骑龙游水中。” 我当时根本不懂什么叫戏曲，只是在背书或写毛笔字之后，觉得这种游戏是一种非常舒服的消遣。8岁那年，我进入芜湖当地的芜关小学。它的前身是清朝的考场，每间屋子都挂着“天字号”“地字号”的牌子。那时，学生如果不听话，老师仍然是要打手心的。有一次，我被国文教员叫到讲台上去，心里十分害怕。其实，这个披着长发的男教员是个具有新思想的人，但我当时不知道，只是被他一个接一个的提问吓呆了。 辛亥革命前，父亲带我到武昌去了一年。父亲当时是四川旅鄂中学堂的“堂长”，该堂只有两个班级，我在小的班级。在课堂里，我捧着有彩色插图的《诗经》，当着先生的面摇头晃脑地背诵。可是天晓得，那书本里讲的什么我完全不懂，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快下课吧，好让我早点回家。”一放学，我便飞也似的奔向父亲的卧室。 辛亥革命那年，孙中山先生到芜湖，群众开会欢迎他。父亲鼓励我写一篇文章在会上演说。那天，台下人山人海，我才10岁，个头很矮，人家抱我到台当中的椅子上。我很紧张，终于把那篇文章“背”完了。没想到，台下竟掌声雷动。这以后，我胆子大起来了。 二 不久，芜湖的军阀打起来了。一只小船载着我和父母暂别自己家，到离镇十余里的乡下濮家店去。濮家店，小小的水乡，四通八达都是河流。我常常一个人用笔墨在纸上涂抹来打发时辰，父亲见我没事干，便带我到田里与河边去荡荡。我发现了一个线装书里完全没有的新鲜世界。在渔民的船上，我见到一种水鸟，它能一下子把鱼咬住，吞到喉咙口，然后又吐到船舱里。我惊讶极了，父亲告诉我，这是渔夫的助手——鸬鹚。我们还到过田里，到过乡下的茶馆，看到各种庄稼，也看到三教九流、各式各样的人。看到这许多东西，我的心扑通扑通跳个不停。这以后我就敢一个人到外边去了，好像家门以外总有一块吸铁石吸引着我。 每逢寒暑假，母亲就带我到宁波的外婆那儿去住一阵。那时我的心已经变得很“野”，一有空闲就朝城隍庙跑，庙又大又深，走江湖的戏班子常在里头演戏。看这种戏不要门票。戏台上演着《武松打虎》，庙里人头攒动，我在人群中自顾自地手舞足蹈起来。 当中学教师的舅舅是个明眼人，他很喜欢我，每过几天总要花钱带我上戏院看戏。那会儿，我可真是上瘾啦！可是，有一些唱词听不懂。我下定决心，省下吃零食的钱，一下子买下一套12本线装小本的《三庆班京调》，躲在屋里钻研。有一天晚饭后，舅舅提着胡琴问我：“喜欢唱戏吗？我来教你怎么样？”我欢喜得拉住他的衣裳不放，要他赶快教我。舅舅教我什么叫西皮，什么叫二黄，并说我的童声特别好听。很快，我就会唱《三娘教子》《李陵碑》《空城计》等一些曲子了。 在舅舅家里，表弟妹们时常吵吵闹闹，我就带他们做游戏。他们哭的时候，我就把一个四脚方凳朝天放，在两旁和后边贴上纸，后边的纸开了两个门，算是上下场出入口。我再用油光纸剪成几个纸人，贴在一些小棒上，用手拿着玩儿。我既是导演又是演员，还给哑巴演员配音。我演的武士格斗逗得他们一个个破涕为笑，看完了还缠着我，“哥，明天再演一个！” 三 我不是什么神童，在学习上也走过弯路。我在芜关小学念完一年级，成绩不错。后来因为搬家，也因为想学习英语，就进了教会学堂——圣雅各小学。教的东西不一样，我得从头学起。一年半以后，我在芜关小学的几个同学告诉我，他们已经升到四年级了，并劝我回到芜关小学去。当时的小学是四年制，我想这样做很划算，我可以跳几级，不久就能毕业。可是一回到芜关小学，我这种“一步登天”的思想就被打得粉碎。我对于芜关小学新开的“史地”和“理化”课程一窍不通。然而，好胜心还是使我在芜关小学待到学期结束。不用说，发榜的那一天，我差一点坐了“红椅子”（不及格）——倒数第二名！ 那天回家路上，我心情十分沉重。走着走着，想起芜湖流传的一则寓言故事：从前有一个将军，自称能跳到塔顶。男女老少都来看了，谁知将军不慌不忙地把塔门打开，循着塔楼的梯子一步一步稳稳当当地“跳”上去。观众叫道：“这有什么好看呀？”将军微笑着说：“任何事情不都是要一步一步来的吗？”于是，我下定决心回圣雅各小学再读两年半。在之后的两年半里，我才真正学到不少东西。 由于我喜欢看戏、看书，爱观察生活，所以从小也酷爱写文章。我在圣雅各小学念书的时候，有一个姓崔的老师思想比较开明，经常布置一些《论富国强兵》之类的新颖题目给我们写作文。我一写起作文来就很带劲，常把报上看到的和自己观察及体会到的东西写进文章。圣雅各小学有个规矩：写得好的作文要抄出来，放在一个玻璃柜子内，让全班同学观看、学习，这叫作“登龛子”。我的作文几乎每篇都能“登龛子”。 我在小学里演过话剧，剧本用的是《小说月报》刊登的《侠女救兄记》，还演过两场别的话剧。有一年芜湖城里闹起大水灾，街上无法行走，大家把澡盆当船驶，在水中划来划去。看到这景象，我同情遭难的穷人，又感到自己无能为力。有一天，武昌文华大学的学生找到我：“听说你会演戏，咱们一起演戏募捐，你干不干？”我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怎么不干？干！”于是我们便开始排练。我记得当时演的是《大偷与小偷》和一些别的戏。演出时，收票的、打扫的都是我们几个人。大家都严格执行规定：演出赚来的钱，分文不取，悉数捐给灾民。就这样，我算是与戏曲交上朋友了。 我在小学的时候就试着向报刊投稿了。12岁时就喜欢读儿童杂志，《童话》《儿童教育画》《少年》等都是我的好伙伴。15岁那年，我翻译了一篇包尔温的《国王与蜘蛛》，向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少年》杂志投稿，文章如愿刊登了出来；接着，又写了我听来的故事《小孩和蜗牛》《对角棋》，也发表在《少年》杂志。《小孩和蜗牛》说的是一个小孩背不出书的故事，他母亲叫他看蜗牛，蜗牛每爬一步，他就背诵一句，这孩子终于培养了耐心，把书背出来了。 我后来到天津南开中学读书，老师讲到挪威戏剧家易卜生，我听得津津有味，时常提出一些问题。后来我看见《新青年》杂志介绍丹麦童话家安徒生，课余我就试着翻译了安徒生的童话《国王的新衣》《火绒匣》和《白鹄》（即《野天鹅》），也被《少年》杂志登了出来。 我还很喜欢做编辑工作。我和几个同学模仿《少年》杂志办了一个小杂志。写稿的总是这几个人，有时整期刊物都是我一个人写的。别人办刊物有铅印、油印，一印就很多，我们的刊物却都是手抄的，每期只有一本，大家只能传阅。因为这刊物不是机器印出来的，而是手抄的，同学们幽默地称它为“肉报”。 我讲的这些都是60多年以前的事了。我能演戏、做文章，都是我认真读书、仔细观察生活的结果。儿童时代，是一个人可塑性最强、求知欲最旺盛的年代，大家一定要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