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毛笔所书“借痴斋藏”
    钱锺书先生晚年家中甚少藏书，一般人往往因此误以为钱先生一生都只从图书馆借书读，而不爱自己购书。其实并非如此。20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会儿，钱先生是很喜欢买书的，外文藏书颇富。只不过后来移居北京，原来的这批书散失了，习惯也改了。当年钱先生买的书里，有一类性质蛮特别：从物权上说，它们属于别人，因为书款是别人出的，但选购、阅读却由钱先生自己包办。这就是所谓“借痴斋藏书”。
    吴学昭在《听杨绛谈往事》一书里写钱锺书四十年代中期在上海的情形：“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薪俸不足以维持生活，还得兼做家庭教师。锺书随后收了一名家境丰裕的拜门学生周节之，束脩总是随着物价涨。拜门弟子还不断请老师代为买书，自己并不读，专供老师借阅。锺书蛰居上海期间，虽然饮食起居简陋逼仄，买书读书却得恣意享受，对他来说是最快意不过的事。他高兴地在买来的书上一一写上‘借痴斋藏书’，盖上‘借痴斋’印章。”（第186页）为什么要叫“借痴斋”呢？杨绛在《我们仨》中给出了一个浅显的解释：“学生并不读，专供老师借阅的，不是‘借痴’吗！”
    对这位周节之先生，我们现在所知甚少。《顾廷龙日记》里有钱锺书、周节之当时同往合众图书馆的记录：1944年4月3日，“默存偕其友周君来参观”；1945年12月12日，“默存偕周节之来，同访森老，不值”。
    关于“借痴斋藏书”的下落，《我们仨》里特意写道：“‘文化大革命’中书籍流散，曾有人买到‘借痴斋’的书寄还给锺书。也许上海旧书摊上，还会发现‘借痴斋藏书’。”此后，得到过“借痴斋藏书”的人显然不止一位。陆灏先生的《听水读抄》（海豚出版社2014年2月版）记述过他得到的一本：“在施蛰存先生送我的西文旧书中，有一本英译西班牙小说《塞莱斯蒂娜，或卡利斯托和梅利贝娅的悲喜剧》（Celestina or the Tragi-Comedy of Calisto and Melibea），系伦敦George Routledge&Sons Ltd出版的Broadway Translations译丛之一，没有出版年份。在精装书的红色环衬页上有钢笔草书‘借痴斋藏’四字，显然就是钱先生当年读过的书，可惜没钤‘借痴斋’印章。”
    2022年底，我收到上海寄来的三册英文旧书，一册在书前空白页上有毛笔写的大字“借痴斋藏”，另一册则有蓝色钢笔写的“借痴斋藏”，同一页右上角写着Ex Libris:H.T.Chew，想即“周节之藏书”之义。我熟悉钱锺书先生的笔迹，知道这些字都是钱先生写下的。不但有字，还有印。钢笔写的“借痴斋藏”上，加盖了一方朱文印“借书一瓻”。此外一册书，没有字，但钤一方尺寸更大的细朱文印“慈溪周氏借痴斋藏书”。不用说，这三册英文旧书都属于流散的“借痴斋藏书”，且如杨绛料想的，它们正出自上海的旧书摊。
    关于“借痴斋”这一斋号，此处稍作解释，因为它实际上并不像杨绛说得那么简单。我们先看写于1942年的《谈艺录》序最后 一节：“余既 自叹颛愚，深惭家学，重之丧乱，图籍无存。未耄善忘，不醉多谬；蓄疑莫解，考异罕由。乃得李丈拔可、徐丈森玉、李先生玄伯、徐君调孚、陈君麟瑞、李君健吾、徐君承谟、顾君起潜、郑君朝宗、周君节之，或录文相邮，或发箧而授。皆指馈贫之囷，不索借书之瓻。并书以志仁人嘉惠云尔。壬午中元日锺书自记。”在序中致谢的诸人中，周节之排在最后，因为他年辈最小，而他向钱锺书提供的帮助，无疑对应着下一句最后的几个字——“不索借书之瓻”。这里涉及一个典故。《集韵》“瓻”字注云：“古以借书，借书馈酒一瓻，还书亦馈酒一瓻。”瓻，是盛酒器，此句说，按古俗，借书时须向出借者赠酒，还书时还要再赠酒，以示谢意。所谓“不索借书之瓻”，则指周节之出借了书却不要报偿。因“瓻”字发音与“痴”相同，“借书一瓻，还书一瓻”的古语，后被人有意无意间讹传为“借书一痴，还书一痴”。这样一来，意思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说把书借给别人很傻，借到了书的人要把书还回去也很傻了。宋代周煇《清波杂志》云：“借书一瓻，还书一瓻。后讹为痴，殊失忠厚气象。”曾慥《高斋漫录》云：“痴瓻二字两出，疑痴字为刻薄子妄改尔。”我想，钱锺书替周节之拟定“借痴斋”这一斋号，一方面固然是表彰他慷慨借书的这股痴气，另一方面大概也不无调侃的意味。了解此语来历后，我们再看钢笔字“借痴斋藏”上加盖的印“借书一瓻”，就能完全明白二者的关系了。
    “借痴斋藏书”既然都是由钱锺书选购并阅读的，那么从反映钱锺书阅读的品味和习惯的角度来看，它们跟钱锺书自己的藏书其实没什么实质上的区别，而只有形式上的区别。稍稍考察一下这几本“借痴斋藏书”，说不定对我们更充分地认识钱先生读书、治学的实际情形能有些许助益。
    一，《巫术寰宇记》
    第一本书为蒙塔古·萨默斯（Montague Summers，1880—1948）著《巫术寰宇记》（The Geography of Witchchraft，1927）。全书分八章，分别记述了巫术在希腊和罗马、英格兰、苏格兰、新英格兰（即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地的情况，因此若按原文字面意思译作《巫术地理》恐未必妥当。在中国，最早关注蒙塔古·萨默斯这位巫术研究家的，可能是周作人先生。萨默斯在1926年出版《巫术及魔鬼史》（A History of Witchcraft and Demonology）。1928年7月19日，周作人在致江绍原的信中称：“昨买到‘文明史’丛书中，M.Summers的一本《魔术史》，似尚有意思，此外有一本《魔术地志》……”所谓《魔术史》，即指《巫术及魔鬼史》；《魔术地志》，即指《巫术寰宇记》。第二天，周作人又在信中说：“《魔术史》看了一部分，甚为失望，因为著者‘夏’先生（引者按：Summers在英文中有‘夏天’之义）似是教会的‘忠实同志’，他相信撒但来同Witch（引者按：英文，女巫）睡觉……他又竭力攻击人类学派的研究，以为只有神学者（！）才能知道巫术的本义！不知道‘文化史’丛书中何以收这样的正统思想的著作。我只因它还有点材料可看，故忍耐看之。至于用字上之春秋笔法，则每每发指也。”在同年发表的文章《关于妖术》中，周作人写过他购读萨默斯著作的缘由：“英国散茂斯（Montague Summers）所著的《妖术史》和《妖术地理》系Kegan Paul出版的‘文明史’丛书的两种，一九二七年刊行，定价是十二先令半和十八先令。因为这种丛书是颇有名的，而我又颇喜打听一点魔法妖术的事情，所以奋发一下子把他去买了来。”周作人读过的《巫术及魔鬼史》，今存国家图书馆，参周运先生的长文《知堂藏书聚散考》（《乘雁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11月版，第498—501页）。陆启宏先生所著《近代早期西欧的巫术与巫术迫害举报》（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版）附录三“天主教驱魔仪式”，共八页，即译自萨默斯的这部书。
    萨默斯著《巫术及魔鬼史》《巫术寰宇记》二书，钱锺书先生都读过，并在《管锥编》中加以引用（前者见第三册第1017页，后者见第一册第299页）。《容安馆札记》第六百六十六则引及《巫术及魔鬼史》。《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里亦有对二书的摘抄，《巫术寰宇记》抄录尤多，达整整十页（见《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21册第47—56页）。然而，外文笔记摘抄《巫术寰宇记》，当在五十年代以后了。我的推测是，钱锺书先生在上海时既有“借痴斋藏书”本《巫术寰宇记》于身畔，自然不必多费一遍抄录工夫，后来到了北京，手边已无原书，才又借读摘抄的。
    外文笔记对《巫术寰宇记》的札录，有如下数事可述：一是在萨默斯名字旁加英文批注：Cf.David Garnett,The Familiar Faces,pp.17—8 for a satirical portrait of Summers（参大卫·加内特《那些熟悉的面容》第17—18页，有对萨默斯的讽刺性描写），说明钱先生对萨默斯这位作者是时时留意的。二是外文笔记抄录虽多，但全书八章里有一章的内容是完全略过未录的，那就是关于新英格兰（即美国）的一章，这多少体现了钱先生一贯的作风：关注的始终是欧洲大陆，而对美国历史文化了无兴味。三是《管锥编》第一册谓：“通观中西旧传巫蛊之术，粗分两类。一者施法于类似之物……二者施法于附丽之物……吾国厌胜，以桐为人，犹西方古希腊、罗马以还常作蜡像而施术也。”此下注释引及《巫术寰宇记》，然所标页码超出了外文笔记的抄录范围，或可证明钱先生在写作《管锥编》的过程中又一次查阅了萨默斯的《巫术寰宇记》。这就意味着，这部书钱先生至少读过三次。
    从写于20世纪三十年代的《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一文，我们不难发现，钱先生对西方典籍中有关魔鬼之类的记述一直有强烈的兴趣，他会留意到萨默斯的《巫术及魔鬼史》《巫术寰宇记》，自是情理中事。不过，外文笔记摘取《巫术寰宇记》的段落并不皆与巫术相关，如书中记西班牙王后伊莎贝拉（1503—1539）自视极高、自律甚严，生儿子费利佩前，临盆之际，她认为任何痛楚或软弱之流露皆于尊严有伤，因此当有女眷从旁劝她在阵痛时不妨“自然释放”，伊莎贝拉道：“不必多言！死则死矣，哀号病呻，作女儿态，断乎不能。”想来钱先生笔记撮录此节，只是因为掌故有趣、吐属名隽罢。事实上，此节出自《巫术寰宇记》全书最末一页的注释。钱先生真是把这书从头到尾、连注释也不放过地读透了。
    二，《荒蛮岛民》
    第二本书为亨利·伍德·内文森（Henry Woodd Nevinson，1856—1941）著《荒蛮岛民》（Rough Islanders，1930）。所谓“荒蛮岛民”，指英国人，典出丁尼生的《惠灵顿公爵挽诗》（Ode on the Death of the Duke Wellington），据内文森讲，此处的“荒蛮”兼指岛屿与人民。这是一部泛论英国国民性的书，从气候、人种、君主制、贵族、阶层、精神生活等各方面对英国人的特点加以考察。
    英国国民性是钱锺书先生关注过的题目，相关论述主要见诸1947年发表、谈乔治·奥威尔《英国人民》一书的书评。就国民性所作的概括性通说，钱先生并不很认真地看待，所以他才会说：“每读到关于某一国人民的品性，某一个民族的心理或精神的讨论，我也常想问：要多少美国人的品性才算得整个美国民族的品性？所谓英国人民的性格究竟是多少英国人具有的性格？……讨论民族品性的书往往只是一种艺术作品，表示出作者自己识见的深浅，知识的广狭，以及能不能自圆其说，对该民族的了解未必具有客观的准确性。”
    亨利·伍德·内文森是英国有名的记者，尤以战地报道著称，到过南非、俄国、印度和巴尔干。他见闻广，观点激烈，为自由派的报纸《每日纪事报》（Daily Chronicle）和《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撰稿，支持女性争取选举权，甚至支持社会主义运动。内文森写的自传，先后分三卷出版，1935年推出了一卷的精华本，书名叫《生命之火》（Fire of Life），钱锺书先生读过此书，摘抄的内容见《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5册第437—439页。抄录《生命之火》所用的那本练习簿，封皮上有“上海民生文具印制厂制”字样，可知是钱先生20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时札录的。我猜，读《生命之火》与读《荒蛮岛民》应该大体同时，至少相去不远，因为钱先生习惯于在一段时间内集中读某一位作者的多种著作。
    钱先生为什么会读内文森的书？理由之一或许是内文森文笔爽利。1947年，钱锺书先生为英国文人白朗（Ivor Brown）的集子写评论，说：“白朗写得一手爽辣精悍的散文，是笔战时短兵相接的好武器。虽然心思不甚深密，但具有英国人所谓健全的常识。”这话大可移用到内文森身上。钱先生读《生命之火》有摘抄，读《荒蛮岛民》则用铅笔在页边处划竖线，标出精彩的句子，有时还画个勾，表示赞同作者的意见。《荒蛮岛民》前言第一段，写内文森1912年跟随保加利亚的军队在巴尔干战场做报道，遇上个法国记者，对英国人的品性大表不满：“在他看来，我们这个民族忒小气，钻钱眼儿里去了，伪善，粗鲁，缺乏艺术细胞，而且面目可憎。”内文森闻言恼恨，爱国心炽，起而抗辩，结果被人反唇相讥。钱先生在这一段旁边划了竖线，也许是欣赏内文森灵活洒脱的文笔。
    钱先生1947年谈《英国人民》的书评中特别提到“我所见这二十年来德国、法国、捷克和西班牙作家为他们本国人解释英国民族性的著作”，而《荒蛮岛民》前言里开列参考书，就提到了好些部此类著作，如德国人鲁道夫·科尔施纳的，法国人安德烈·齐格弗里德的，捷克人卡尔·恰佩克的，西班牙人德·马达里亚加的等等，我有点疑心，钱先生看过内文森的书后，会据这份书目“按图索骥”，补读相关著作的。《荒蛮岛民》第24页一段引文边上有钱先生的划线，写的是：“英国人理所当然地接受了等级制，习焉不察，竟至于以为自己生活在平等的国度里……英国生活真正的关键词不是平等，而是自由。”这段文字的出处，正是上文刚提到的那位德·马达里亚加先生所著的《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Englishmen,Frenchmen,Spaniards），著者为在牛津教西班牙语的教授。其实《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一书钱先生早年即读过，札录见《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3册第22-29页，在此算是“见已读书，如逢故人”了。然而有点让人讶异的是，划线在第25页之后就再未见到了。不知钱锺书先生读完了这部《荒蛮岛民》没有。
    三，《漂泊的宁芙》
    第三本书为詹姆斯·拉弗（James Laver，1899—1975）著《漂泊的宁芙》（Nymph Errant，1932）。这是一部以讽刺笔调写出的长篇小说，主人公少女伊凡吉琳，原本待在瑞士的寄宿学校，苦闷了三年，小说开头，她毕了业，打算回牛津跟姨妈一起生活，后来因缘际会，在欧洲大陆跑了许多地方，甚至到过土耳其。若依内容拟书名，译作《少女浪游记》未为不可。
    作者詹姆斯·拉弗是英国时尚史方面的专家，他写时尚变迁的著作今天还有人读。但钱锺书先生看过的詹姆斯·拉弗的书，大概已极少有人再读了。钱先生的笔记摘录过两部詹姆斯·拉弗的书：一部是《惠斯勒》（Whistler），见《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2册第39—43页。读此书时间甚早，在20世纪三十年代钱先生于牛津大学留学之际。当时钱先生对画家惠斯勒似极有兴趣，写于同时期的随笔《释文盲》《谈交友》都提到他。另一部是长篇小说《维纳斯的背景》（Background for Venus，1934），见《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5册第526—529页。摘抄《维纳斯的背景》的练习簿，封皮上写“上海合记教育用品社监制”。我猜钱先生读《漂泊的宁芙》跟读《维纳斯的背景》应该是前后脚的事儿。
    《漂泊的宁芙》风格轻倩诙谐，大概颇为钱先生所赏，故在页边留下不少铅笔竖线。这里只举小说第一页的一处为例。詹姆斯·拉弗描绘寄宿学校的环境，写道：“右边远远地闪动着日内瓦的灯火，那里是女打字员、女秘书的天堂，是年轻外交官的炼狱，是流亡者的庇护所，是全人类的希望所在。”钱先生在此句旁划了线，也许认为作者有识见，对日内瓦这座城市的职能、特点做了敏锐又俏皮的提炼。划线停止在第88页，后面还有两百多页，钱先生读完了没有？我想，很可能还是读完了的。这就要谈到钱锺书先生翻看长篇小说的一个习惯：他是开头、展开的部分读得仔细，若作摘录，抄得也会多些。读到后面，渐渐不耐烦起来，速度加快，很可能一目十行了，因此笔记里摘录某部长篇小说，通常出自后半部分的内容少于出自前半部分的。但钱先生读书太快了，说到底，是读书能力太强了，哪怕意兴阑珊，终卷总归不难。据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毕业生郝楚回忆，1946年至1949年，钱锺书先生执教暨大时，“每周二、四、六到校上课，每次总是手里抱着一大摞厚厚的看完的书来向图书馆调换另外一大摞厚厚的书去”。郝楚感慨：“我在好几所大学校内度过了四五十年，至今还没有见到过像他那样快速阅读的人。”（《师恩永记》，收入《记钱锺书先生》，大连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84页）钱先生当时手里抱过的那些厚书，未必都是大经大典，兴许内文森的自传、拉弗的小说也在其中呢。
    钱锺书先生自己购藏的书，勾画批注有时是颇多的，2020年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公布的四种钱先生旧藏皆是。而“借痴斋藏书”，名义上属于他人，钱先生不好大量标注批点，顶多用铅笔划几道竖线，方便过后擦去。当然，我们也因之失却观摩他隽妙品评的机会。杨绛《我们仨》称有人买到过“借痴斋藏书”并寄还，可揣知外间流布的“借痴斋藏书”或许并不少。假如有藏书的人读了这篇文字，发觉自家架上也有“借痴斋藏书”，愿意公开出来，那就再好不过了——关于钱先生的藏书、读书，好像知道多少都嫌不足，总想知道得再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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