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诗界革命”有其鲜明的文学改良主张。在提出“诗界革命”的同时，梁启超受“少年意大利”与“明治青年”的启发，于1900年初创造了“少年中国”概念。“少年”诞生于十九、二十世纪的交界点，既非纯新，又非全旧，与“诗界革命”相得益彰，以此为题材主旨的诗作以一种全新的姿态，成为清末“新诗”中具有高度创造性和影响力的文学成果，为古典诗歌最后一次革新注入活泼、青春、健康、浪漫的气质。
    与唐诗的“少年精神”不同[1]，晚清“诗界革命”中的少年意气，应运于进化论的思想语境，其动力来自国族存亡的忧患意识，诗作不再限于豪情壮志、赤子之诚的心灵独白，而是大量吸收“冒险”“铁血”“尚武”“进取”等“新民”的要素。“少年”与“二十世纪”现代意识的多元融合，寄托着对“新世纪中国”的磅礴想象，衍生为当时诗词作品中流行的话语结构。从“新诗”到少年歌、爱国歌，再发展到学堂乐歌，显现出以“少年”为核心的新意境在旧诗体中萌生、迸发、繁荣而后固着的轨迹。激进、先锋的“少年”概念，最终转变为大众化、通俗化的语词，渗透到日常的教育、生活与言论中。
    从启蒙实践的效能来看，“少年诗”推进了开启民智的进程。从“少年”这一浓缩时代精神、承续传统文脉的特殊语词入手，探讨晚清“诗界革命”中的少年意气，或可开掘出这一文学思潮中被政治话语和新旧二分法遮蔽的文体实践意义与话语创造活力。
    一 诗人代际与作为一种新意境的“少年”
    《少年中国说》在1900年初面世后，最迅速也是最主要的阅读反馈，来自《清议报》“诗文辞随录”中发表的诗歌。文章刊登月余，“同是少年”就作《寄少年中国之少年》一诗，表达读罢梁文的澎湃之情。“元龙豪气犹湖海，小范罗胸有甲兵”[2]，作者以陈登、范仲淹呼应原文中叱咤风云气不平的拿破仑、阿剌飞[3]，虽然情感上有所共鸣，读史明志的意象与梁启超却还存在一定距离。“少年”在此像是引为同道的“标识”，尚未发挥结构性作用。
    另一首由仓海君所写的“读后感”诗，面貌就大不相同：
    谁挟强亚策？同洲大有人。愿呼兄弟国，同抑虎狼秦。慷慨高山泪，纵横大海尘。支那少年在，旦晚要维新。[4]
    诗人首先拉开一幅东亚地图，分析中、日国势；随后以日本维新志士为榜样，寄“兴亚”“维新”之愿于“支那少年”。诗作既保留了古典诗歌的形制格律，又夹杂新兴的概念名词（“强亚策”“维新”）、西学的舆地知识（“洲”“国”“海”），是一首标准的“诗界革命”之作。两首诗的情志有别，说明“少年中国”意象首先在改良、爱国的立场上被同道读者接受；而诗人本身的经历眼界、对“诗界革命”的理解以及与“少年”气质的契合程度，则决定了以“少年”入诗能否生成新的意境。
    后一首诗的作者，正是被梁启超目为“诗界革命之钜子”的丘逢甲。“胸次难消兵十万，眼中同醉客三千。高歌自抱神州感，漫作寻常侠少年”。[5]丘氏早年志在“兴汉、强华、驱胡、复土”[6]，因抗日保台而盛名远播。虽然很早就接触到海外世界，但他对西学新法却抱有理性上的怀疑与感性上的疏离。甲午后，丘内渡广东，兴学潮嘉，逐步由守旧转为求新，1898年之后，因同情戊戌变法，与康、梁以及日本东亚同文会走得很近。丘逢甲与“诗界革命”的相逢，其独特的心曲在近代诗人中也极富代表性。诗中的“少年”既是一种新人，与新的国家、政体、思想、精神紧密联结；又是古来英姿勃发的游侠少年的“变体”。对于像丘逢甲这样出生于1860年代、年近四十岁的“老诗人”来说，完全接受“诗界革命”之“新”并非易事，相形之下，“少年中国”更可能有效地唤醒诗人的时代精神，及时而恰切地映射他们“戎马书生豪气在”的内心抱负。
    1873年出生，其时28岁的梁启超，对“少年”也有类似的寄托和回忆。甲午前后他正值青春，除了晦涩难懂、颇具实验性的“新学诗”而外，诗词创作常“抒发英勃忧愤之气”，带有“由年龄、时代造成的”浪漫气息。1894年《水调歌头》式的直抒胸臆，到了1898年政变失败、东渡日本写下的《去国行》中，已转化为夹杂着大量有关明治维新事迹、人物的“新诗”：“吁嗟乎！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不幸则为僧月照，幸则为南洲翁。”[7]人生重要的时刻，梁启超都选择将亲历的生命、一刹那之实感，融入“少年”诗句中：跨越太平洋时，回望东亚“少年悬弧四方志，未敢久恋蓬莱洲”[8]；澳亚归舟，寄望“老国从思新少年”[9]；三十岁生日，自叹“风云入世多，日月掷人急。如何一少年，匆匆已三十”[10]。
    古今皆有、中西汇通的“少年”，既是时代的主题，又烙印着个体的忆记，构成了一种有情的新意境。《少年中国说》的结尾，梁启超任由情感“白热度”燃烧，以一段韵文，高歌年轻人的蓬勃生命力：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11]
    鸿笔丽藻，围绕“青春”的情感“奔迸”而出，诚挚而动人心弦。个体的“鲜活经验”凝结为语句的激情与活力，并“触及可能存在着的共同的、普遍的参照”，作者以此宣告：“少年中国”既是创造性的，又是被创造的“情感结构”[12]。
    丘逢甲、梁启超等知识分子，本有功名，又亲历甲午、戊戌，怀揣书生报国的信念登上历史舞台，在政坛中皆已建业立名。写诗对他们而言是政治失意后的“不得已而为之”，其实并非正途。“诗界革命”的“三长”（“新意境”“新语句”“旧风格”）之于这一代诗人，“旧风格”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在此，“少年”意象与其说是一种新的政治诉求，实际更接近于情感的牵连共鸣。这些最初的“少年”形象，尚未灌注“新民”“公民”“国民”等现代民族主义的概念意涵，是陆游笔下从军乐的“男儿”、龚自珍杂诗中“颜丹鬓绿”的“人才”、曹植《赠白马王彪》里志在四海的“丈夫”的变体——实际上，这几个语词也时常替换使用，突出年轻男子的英武之气。
    最早一批《清议报》的读者和投身“诗界革命”的诗人，与戊戌变法、维新启蒙的立场有较大相关性。伴随着《清议报》中的新式政论文被广泛阅读，一系列新思想、新概念、新语词迅速溢出同人圈层，收获了年轻读者的喜爱。部分读者转换为写诗的生力军，在“诗界革命”的风潮中登上文坛，崭露头角。新一代的诗人与老一辈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受梁启超及其输入的“欧洲之精神、思想”影响至深。他们有的在《清议报》上初次亮相便暴得大名，如蒋智由、蒋同超；有的紧跟梁启超的思想而转变诗风，如柳亚子、高旭等后来南社的骨干成员；有的是政变后追随而来的青年学生，如蔡锷、马君武等人。王飚曾对其中倾向革命的“一批新的年轻诗人”有所总结：“所谓‘新’，不仅指他们此前尚无闻于诗坛，而且指他们的思想和作品都呈现一种新时代的风格；所谓‘年轻’，也不仅指他们的年龄，而且指他们显示了一种新兴阶级的朝气、热情和激烈的革命精神。”[13]此论中肯，“新时代的风格”与“新兴阶级的朝气”可作为新诗人共同的代际“归属意识”。换言之，在“三长”中，他们更沉浸于“新”所带来的刺激与可能性，也更乐于拥抱语言风格、美学思想、思维模式的新变，古典诗歌的形式边界于是呈现出了一些“弹性”。
    是以，“少年中国”的相关语汇在“新诗”中俯仰皆是、蔚为大观，不仅有赖“情感结构”的共情机制，也与论述结构中的“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有深层的联结。例如自命“铁血少年”的诗人写有两首诗，其一由自身感怀描述志向：“偶然现作少年身，叹息中原障俗尘。绝好头颅求善价，不知谁是鼓屠人。”其二则赞扬“冒险”精神：“绝世英雄冒险家，河山云气失天涯。扁舟一叶寻新地，不让张骞八月槎。[14]”第二首诗的主角是越大洋、探新洲的哥伦布，是晚清知识人想象开辟新境、振兴民族时，必会提及的西方豪杰。冒险家的形象，涵盖希望、热诚、智慧、胆力[15]，是青年成长的绝佳榜样，被知识精英反复评述、讨论，并以之抨击儒家思想的保守沉疴，“我少年既以其所研究之新理新说公诸天下，将以一洗数千年之旧毒”[16]。
    作者名字中的“铁血”指的则是另一位受人崇拜的世界豪杰，德国首任宰相俾斯麦。他曾有名言：“天下所可恃者非公法，黑铁而已，赤血而已。”“铁血”由此而来，以概括俾斯麦以军事强力统一德意志的政略。梁启超在《自由书》中大赞俾斯麦的决断自信[17]，1903年制作《世界八杰笺》时写有画赞：“公法不恃恃铁血，双瞳如炬心如雪。胸中甲兵不可说，叱咤全欧风云裂。”[18]俾斯麦的铁血政策，直接启发并影响了梁启超对“尚武”“军国民”的推崇，也是《新民说·论尚武》一文重要的论据。[19]几乎每一个了解过哥伦布、俾斯麦生平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为他们的“进步”与“爱国”所倾倒，尤其二人都重振积弱国族，成就一番事业，颇具象征性。“二三豪俊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我同志，我少年，其可自菲薄乎？”[20]
    像“铁血少年”这样将“冒险”“尚武”等爱国热望带入诗词，以哥伦布、俾斯麦瞩望“少年”的作者，常见于彼时报刊之上。如“突飞之少年”所写《励志歌》其三：“诸君听我歌，三歌云惨黑。大声疾呼竟何意？怪尔四座无颜色。挺身冒险横当熊，侠骨撑天铁血红。少年未死肩膀重，尊王大义印脑中。”[21]如“河北男子”描述的“铁血生”的故事：“铁血当年瞰经史，翩翩承平佳公子。陆沉忽复见神州，竟为热血供驱使。”[22]署名“亚东铁血生”的自白：“我今长啸走东海，绵刀欲将黄祸担。”[23]大有读书人弃文从武、重铸“兵魂”的气魄。
    理想青年的形象逐渐向“少年学书更学剑，顾盼中原生雄姿”[24]的侠气迈进，充满武力与热血，令无数志士仁人向往不已。诗歌既是感性的表达，也代入自我、重塑自我。蒋智由曾以人格之感性、理性之别，定义“文章”的温度：“热的文章，其激刺也强，其兴奋也易，读之使人哀，使人怒，使人勇敢，此热的文章之效也。”以此观之，“诗界革命”中年轻一辈的“少年诗”仿佛是“赤色”的，其诗歌“表战争，表势力，使人豪壮而感奋”[25]，是应时而生的“热的诗歌”。
    二 “二十世纪之少年”
    “少年”作为新语词、新意境、新理想，与“二十世纪”的新时势直接相关，体现一种世界性的现代意识。
    “世纪”，对于中国士大夫而言是情感复杂而亟待解读的全新概念。它不仅是一个崭新的时间刻度，也标志着帝国主义背景的地理政治席卷而来。“传达的是一种‘同时代性’的感觉，一种将不同空间及其历史脉络纳入同时代性的普遍视野的认知方式”[26]，“世纪”孕育着无限的希望、可能与“解放”的契机，同时也令身处其中的中国人焦虑万分。蔡锷在分析十九世纪欧洲进步之缘由时指出：“争竞愈剧，则战祸愈广，战祸愈广，则文明之程度因之以骤进。”他于是预言二十世纪：“其争竞之剧，战祸之烈，必数倍于昔日，而文明程度增高之速率，其亦数倍于前也必矣。”[27]是以，“军国民主义”的普及、古人“武士道”精神之发覆，被中国知识精英视作国族崛起的迫切手段。[28]蔡锷对过去、将来的论断，实际是“世纪意识”的产物，即站在1900年这一“世纪初”的时间点，观察与总结“19世纪欧洲”及此前中国历史的结果——“在中国，‘19世纪’以及其他世纪的概念全部是‘20世纪’的衍生物，即先有了‘20世纪’的意识，才会创造出自己的前史”[29]。“尔时太平洋中二十世纪之天地，悲剧喜剧壮剧惨剧齐鞈鞺。吾曹生此岂非福，饱看世界一度两度兮沧桑。”[30]梁启超于1899年最后一日曼声浩歌即将来到的“二十世纪”，生出悲喜交加、幸福而沧桑的万千思绪，实为“亘于新旧两世纪”的中国人共通的心理图景。
    对“新世纪中国”的想象，落实到具体的文学表达层面，便集中于“少年”意象：时代的意气飞扬与少年的热血元气，互相置换，未知的新世界，是属于中国少年的。衍生而来的，是诗词中“二十世纪之少年”的新结构。
    在《清议报》《新民丛报》上发表过大量诗作的高旭，对此结构多有尝试。如写于1901年的《伤时事》的开篇：“鸿濛开辟五千年，一幅新图落我前。”此“我”正是年仅24岁、坚信“进化原从冒险来”的诗人自己，“新图”是对未来新世纪的想象。《忧群》一诗融会贯通地使用“新语词”来比较中外政党的分别，被黄履平评为“愿宏识巨”，乃其“诗界革命”的代表作。诗中谈到新的时空框架下年轻人的绝大希望：“廿纪少年人，泰山北斗仰。吾华于世界，岂绝无影响。”1903年正是高旭思想转变的一年，诗后半部分出现的“匈奴尚未灭，男儿何家为”的感叹，已显露出革命风格。[31]类似的还有《军国民歌》的“喇叭声呜呜，顿唤兵魂起。中华大帝国，雄飞廿世纪”[32]。《爱祖国歌》则更进一步：
    今日何日兮，汝其返老还童之时。汝之疾果谁可救药兮，而我曷敢辞。汝虽不谅我脑珠费换兮，我终渺渺其怀思！
    我日祝汝之壮健兮，我夜祝汝之康强。汝既占有四千年历史兮，发出无量数贤豪之古光。汝殆为天之骄儿兮，何不竞争廿纪之战场！[33]
    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曾有自问自答：“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欧洲列邦在今日为壮年国，而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34]高旭此歌明显借了这一判断：“今日”是“祖国”由老及少、由病而愈的历史时刻，“我”以无限的热情与自信，赞扬历史的辉煌（古光），投身新世纪的战场（竞争）。“老大”—“少年”的对比图景，是叙事展开的基础，同时又承载了诗人对国家复兴，甚至今必胜昨、逐鹿世界的乐观情绪——“吾意今世纪之中国，其波澜俶诡，五光十色，必更有壮奇于前世纪之欧洲者”。[35]
    “二十世纪之少年”也成为一种典型的自我认知。中国所处的东亚局势，已远远有别于赤县神州的“天下”观念：时间轴线上，二十世纪与过去一切时间产生区别；空间上，大瀛海环九州变为以“太平洋”为中心的地缘政治格局。在强烈的外部压力之下，主体不得不正视由“乡人”为“国人”，由“国人”为“世界人”的身份演化。故诗中多见代入式的情感基调。高旭曾宣告：“二十世纪初，中国当雄飞。以身觉众生，舍我责安归？”[36]更以《壮怀》《二十世纪梁甫吟》《寄蒋观云》等作品表述立身处世的志向：“血战玄黄虎气腾，舞台东亚倩谁登？”[37]“风涛廿纪苍生厄，援手齐登大舞台。”[38]
    “世界开新幕，风潮集远洋”，时间的骤变引起空间地理意识的新解，诗人的眼光不再锁定中国，而萌生一种环视宇内的气势。传统的“酬唱送别”类诗歌中亦大量涌现以海外远游为背景、以“新少年”为对象的作品。如“近世诗界三杰”之蒋智由，在《送人之日本游学》里大谈中国与域外各国的“文明时差”：“大地文明运，推移到远东。输欧迟百岁，兴亚仗群雄。”所指“群雄”非他人，即所送之人——“眼中年少在，佳气日葱茏”。[39]类似的还有江岛十郎：“乱世青年福，联邦黄种亲。平权标目的，尚武唤精神。蛮固倾藩阀，牺牲为国民。亚东廿世纪，大陆好维新。”[40]诗人“毋暇”时常在描述友人临行时，使用“少年”或“青年”二词。“浩浩青年气，萧萧易水寒”[41]，宜古宜今；“秽途求净土，乱世爱青年”[42]，别有怀抱。《赠江东诸君东行》一篇更为清晰地表达了被送别者“年轻人”的身份：“一别隔河山，畏岚渡马关。寄言同旧故，学道振瀛寰。输入新文教，革除老野蛮。远东云雾里，愧煞少年颜。”[43]若与此前诗人与“诸同志”饮酒时所作“湖海诗千首，英雄酒一杯”[44]相比，豪情壮志的隐退消弭，似乎也预告了诗歌外的世界里，新的一代将“送别”旧的一辈，登上新世纪的舞台。
    题赠诗中，又以《大公报》中“少年中国之公民”“支那过渡时代之青年”“老大帝国之老大国民”等人你来我往的寄怀和韵诸作最为典型。“少年公民”有唱和该报主编英敛之、胡协仲之作，大量运用“新名词与时代流行语，体现出洋气扑鼻的新派诗特征”[45]：“太平洋环东亚滨，风潮廿纪舞台新。侧身淮海空豪气，转轴乾坤几伟人。同群誓欲公群谊，医国先须活国民。上万言书吾岂敢，祝天普降甫申神。”[46]世界、少年、公民汇集一身的主体意识，使诗中的豪言壮语更显开阔。胡协仲读完称赞其“一读诗章一怆神”[47]。
    新的主体意识的诞生，也衍生出旧典新用。较为典型的如以戏曲中的“舞台”“登场”描述少年抱负的新机遇、施展拳脚的新空间。从《新罗马传奇》中墨衣学生装的“玛志尼”，到《维新梦》里“青巾儒服”的“维新少年”，再到《黄帝魂》收录的《少年登场》；将二十世纪视作一个“大舞台”，“我中国之少年”目为“今日梨园弟子”，世界竞争时局亦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新人物“出场”时刻，晚清戏曲改良中经典的隐喻，也为诗界革命的作者们取法借镜。特别是新一代年轻诗人，发展到后期，几乎每一首“少年诗”都会搬用，柳亚子还曾在情诗中写道：“廿纪舞台携手处，歌成光复最相思。”[48]
    东京高等大同学校的青年学生所办《开智录》中的诗歌，也是值得讨论的个案。1900年12月，《开智录》改为铅印，后又延续6期，于1901年3月20日停刊。第2期出版时恰逢1901年元月，在西历中，这才是二十世纪的开场。因着这样的氛围，关于“廿世纪”的论说涌现在杂志中，并与一年前同样关注世纪之交的梁启超呼应、互动。冯斯栾的文章描述“二十世纪开幕所演之大剧”是“帝国主义之恶相”，“我国民其长甘居于黑暗终古无天之地狱乎？抑或将欲昂头于天外光明之乐土乎？即择于此时矣”。[49]而这出好戏是演成被殖民之惨剧或“奋发尚武”之喜剧，其决定权皆在少年国民之手。郑贯公在“言论自由录”发表短评《廿纪之新戏台》，以文学的笔墨谈论时事：“今日之戏台者，进步之戏台也，竞争之戏台也，勇往活泼之戏台也，强者立而弱者蹶之戏台也，优者存而劣者灭之戏台也。”[50]登上舞台的“少年”自然需要具备进步、竞争、活泼勇敢、优胜劣汰的性质。同期“词林”更是将此比喻发挥得淋漓尽致：
    廿纪元日赠高梨昆仲未了生
    二十世纪新舞台，少年时代曙光开。脚中傀儡成今古，眼底风涛倏去来。独立旗翻威耀日，自由钟振响惊雷。百年活剧知多少，愿与登场演几回。
    代高梨氏践韵口占贯庵
    百年歌舞一新台，廿纪河山故国开。天赋自由归固有，日趋平等望将来。文明气象通欧亚，独立旌旗掣电雷。战局于今犹未了，竞争应演几多回。
    赠寄星洲寓公自由
    文明地狱野蛮天（二十世纪初即有义和团之事，联军劫掠惨无天日，不知人道之谓何矣），廿纪修罗铁血鲜（梵语有云修罗场）。傀儡争存魔鬼现，喇叭吹起睡狮眠。自由潮汐新中国，独立风云壮少年。绝好黄金供锻冶（西儒谓世界为黄金世界者），与君击剑唱民权。[51]
    三位诗人的共同之处表明：“少年”“廿纪”“新舞台”的结构在《开智录》的编辑群、同人圈，乃至整个大同学校的学生间“流行”。“贯庵”即郑贯公，此篇“口占”是《廿纪之新戏台》的浓缩版，“登舞台”也成为其常用的典故。[52]未了生的诗紧扣“梨园”，剧场舞台的诸种要素被恰切地融入少年新世纪的内核中；仿佛能看到一位威风凛凛、眼底生波的年轻武生，擎着独立旗、和着自由钟，款款登场。署名“自由”的作者是杂志的另一位主编冯自由。他的自注，补充了时代细节，诗作的政治性、时事感最强。“自由”一词的意义，超出了个体的“天赋自由”，指向民族的解放与国家的竞存。
    《开智录》中的诗歌体现出知识青年在代际之间的彷徨、选择，特别是他们独一无二的意志。在这本全由青年学生主导的杂志上，“二十世纪之少年”成为学生群体的“标签”，是辛亥一代青年新的主体意识：非忠君爱国之臣民，而是近代国家之公民，“正是这种新的自我认定，促使他们清醒地审视时代潮流与世界局势，如饥似渴地寻求新知，夜以继日地求索救国之道”。[53]同时它也构建了极佳的抒情场域和论理空间。借着两套笔墨——诗歌与论说，《开智录》将新的主义，例如自由、独立、平等、民权等，嵌入“少年国民”概念，并将自我所在的代际群体定义为推翻专制、优胜劣汰的政治生力军。
    三 从“少年歌”到学堂乐歌
    1902年，《新民丛报》第2期刊“译录中外哲人爱国之歌、进德之篇”[54]的《棒喝集》。其中《日耳曼祖国歌》、《德国男儿歌》、志贺重昂的《日本少年歌》，都曾在明治日本掀起热潮[55]，后收入《教育必用学生歌》《小学新唱歌》《绘图唱歌教科书》等近代音乐教材，“陶铸国民、激励学者”[56]，传唱一时。代表着诗界革命中另一条改革诗体的思路——融入音乐形式的改造创新，以“歌词”启蒙大众，贯彻教育理念。
    与晚清志士对诗歌音乐启蒙作用的期待相似，志贺重昂创作《日本少年歌》的初衷，是看重其“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将赞美日本山水风土的诗词编撰为爱国歌曲，并形成儿童襁褓时就能咿呀学语此类歌曲的风潮，而这，必将起到一种潜移默化间涵养神圣爱国思想的作用。”[57]师法对象正是普法战争期间德国民间流行的爱国歌，如《祖国歌》《德国男儿歌》《剑之歌》等。[58]这些作品都含有浓厚的民族危机感，歌咏国粹“以鼓青年之意气”[59]，令保卫祖国、奋起反抗的思想深入少年的心扉。这也是1888年后三宅雪岭、志贺重昂等人领衔的“政教社”的核心思想：鼓吹“国粹主义”，强调以“日本国粹之胃，咀嚼西方文化，以消化之，与日本文化相同化”。[60]《日本少年歌》便是对这一主张的诗意描写。
    歌词的前半部分，描绘了日本的位置（北半球之东方）、独有的地貌（岛屿）、壮丽的景观（富士山）等地学特征，后半段则以老态龙钟的“旧日本”对比少年朝气的“新日本”，唤醒日本读者，特别是年轻学生的爱国情。[61]地理与民族气质之关系，是十八世纪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基本观点，“即试图单纯依各民族所处地理因素（地势、气候等）对历史上民族兴亡、文明盛衰及民族差异进行解释的体系”[62]。此理论着眼地理知识，主导了近世民族主义与文明论思潮。石川祯浩指出，在此影响下，地理学由传统的“历史学附庸”一变而为支配人类史、文明史的学问体系，成为晚清思想家重要的“新知”。不过，与梁启超应对志贺重昂之《日本风景论》《地理学》等学术著作的态度相比，《日本少年歌》令他感兴趣的也许并非“披着近代外衣的人文地理学”或“考究地球万般现象”的“公例”[63]，而是一种以全新的思想性框架呈现民族主义的诗歌叙事模式。
    无论是形式还是思想，这些“译诗”都与古代乐府的《少年行》有相当大的距离。由于地理、人种、历史、学术、风俗等为“少年歌”“爱国歌”体裁的必要元素，不仅可以借助新语词或旧典故描绘自身民族，更重要的是通过改造表意结构，输入新思想。因此，它们更贴近梁启超1902年后的“诗界革命”纲领，即不再刻意倚重“新语词”而是强调“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64]梁启超在《新小说》第1期发表的《爱国歌四章》，就仿效《日本少年歌》的叙事结构，以四处“君不见”的设问，着重说明中华所拥有的地理、人口、历史、豪杰，完全不逊他国。[65]1904年，他又撰写《黄帝歌》，从历史悠久、文明最先、山河锦绣、威震寰宇等方面歌颂民族祖先的荣光。[66]类似的思路和笔法，还有梅岩写作的骚体“歌谣”《美哉中国歌》[67]，以及1905年刘师培拟作的一首“其音雄壮，其意简括”[68]的《国歌》。马君武模仿《日耳曼祖国歌》作《华族祖国歌》，全诗以“华族祖国今何方？”为核心问题，描绘了东、南、西、北四方的地理风物与国土疆界，最后将爱国热望融入进化公理：“地球之寿不能详，生物竞存始洪荒。万族次第归天亡，最宜之族惟最强。优胜劣败理彰彰，天择无情彷徨何所望。华族，华族！肩枪腰剑奋勇赴战场。”[69]爱国情绪的知识性结构，大大地丰富了诗歌内容的思想性、叙事性。部分“长言永叹之”的作品，已具有议论文、散文的谋篇布局，也造成诗与非诗界限的松动——语言容量扩大，出现了富于弹性、自由度更高的诗行以及新颖的意象系统。
    在叙述结构之外，接受对象也是“少年歌”非常重要的特点，并直接影响了作品的面貌。梁启超在创作《黄帝歌》《终业式》时，便将受众／听众置于第一位：“今欲为新歌，适教科用，大非易易。盖文太雅则不适，太俗则无味。斟酌两者之间，使合儿童讽诵之程度，而又不失祖国文学之精粹，真非易也。”[70]相似的内容，在1902年的《爱国歌》与1904年的《终业式》中便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语言风格：
    彬彬哉！吾文明。五千余岁历史古，光焰相续何绳绳。圣作贤述代继起，浸濯沉黑扬光晶。——君不见，朅来欧北天骄骤进化，宁容久扃吾文明。结我团体，振我精神，二十世纪新世界，雄飞宇内畴与伦。可爱哉，我国民！可爱哉，我国民！[71]
    五千年来文明种，神裔君传统。二十世纪大舞台，天骄君承宠。国民分子尽人同，责任君惟重。于乎！眇眇一少年，中国主人翁。[72]
    由于《爱国歌》是先有词，后谱曲，虽“音雄以强”，“是始愿所不及也”。[73]因此，在《终业式》的写作中，梁启超更关注作品与音乐、曲谱的契合，诗句短而押韵，在功能上实现了由诵到唱的转变。另外，考虑到《终业式》是专为毕业学生所写，新的思想结构，例如地理环境决定论、民族性、进化论、国粹主义等，须用更简白易懂的语言与谆谆善诱的教育姿态来传达。
    1902年，杨度受《德国男儿歌》《日本少年歌》的影响，改造“史地-爱国”为“史地-爱故乡”，写下长诗《湖南少年歌》，激发乡民少年自治自强的意气。到了1904年编写歌曲《黄河》时，诗行已由标准的七言歌行变作长短不一，像“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74]这样盛赞湘人慷慨赴死的语句则改作乐观、必胜的愿望：
    长城外，河套边，黄沙白草无人烟。
    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
    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
    誓不战胜终不还。
    君作铙吹，观我凯旋。[75]
    文字虽采用了较为生涩的文言文，但仍符合曲作者曾志忞申述的学校唱歌标准：“与其文也宁俗，与其曲也宁直，与其填砌也宁自然，与其高古也宁流利。”[76]
    1903年曾志忞在留日学生杂志《江苏》上发起学堂乐歌运动，输入欧美、日本小学校的唱歌教育，于知识上，“使儿童口舌之间引起各科之旧观念，而得新知识”；于心理上，引起儿童之“共同心”“名誉心”“愉快心”。[77]1904年他编辑的《教育唱歌集》问世，胡从经曾指出该集的分类“是随着儿童年龄与学识的递增而循序渐进的”[78]，面向幼儿的作品以讲故事为主，初、高等小学用歌则多涉及知识性、道德性内容，也有像《汝小生》这样“辞意严锐”，须教授者格外注意的作品。[79]中学乐歌较复杂，既有文辞易懂、朗朗上口之作，如《新》，亦有文采斐然、情致婉转、视野阔大的歌词，如《战》《杨花》以及《黄河》，需要学生读者具备一定的学识、审美、语言功底，了解世界大势与新语词；而五首作品皆紧扣“少年”二字，则足见编撰者重视接受者的用心。类似的以年龄划分乐歌的方式，也见于沈心工所编的《学校唱歌集》：“甲种曲调平易，歌意浅显，多言文一致，更参以游戏，期合乎儿童之心理。凡幼稚园及寻常小学堂均可用；乙种之曲抑扬曲折，较难于甲，宜于高等小学及中学堂之程度。”[80]
    学堂乐歌的难易程度，由拟想读者的年纪、学历、认知世界的程度决定。事实上，梁启超创作的《黄帝歌》《终业式》，是为甲辰级留学东京的大学毕业生送别用，接受对象是“将来之大政治家、大实业家、大音乐家”；在送别会上，大家还演唱了《大国民》《东京留学歌》《送别歌》三种，充满“文明古国少年人”的英姿勃发，也不乏欧美文明及改良亚洲之新思考。[81]这几种歌词，在语言风格和文辞笔力上，都较两本唱歌集成熟，内里涉及的复杂思想问题则是当时刚从大学毕业的20岁青年殷殷关切之处。
    曾志忞与沈心工从音乐改良、学校教育的角度出发，理解学堂乐歌的功效与适用群体，是晚清学堂乐歌运动中最为主要的一派作者与倡导者。对“少年国民”的期许，贯穿于不同年龄段的乐歌中。从幼儿歌中天真烂漫、锻炼体操的孩童，到小学堂里“不辨东与西，不辨南与北，不识朱与青，不识白与黑”的“新少年”[82]，肩负责任、“英雄奴隶，一任自择而为焉”[83]的年幼国民；再到“要将只手撑天空”的“中国男儿”，学堂乐歌中想象的“少年”形象发生了丰富万象的变化。随着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女子教育、女界解放等问题也纳入学堂乐歌的写作范畴。
    “学堂乐歌因其受众为莘莘学子，且以其影响力大，因此成为新旧思想争夺的阵地。”[84]不仅如此，乐歌的包容性、叙事性以及与时代脉搏的紧密关系，也受到革命派的关注。例如1903年发刊的《中国白话报》，陆续刊登《汉族历史歌》《大汉纪念歌》《光复歌》《逐满歌》《中国八大奴隶歌》等作品，大力歌颂汉族、抨击清政府统治。主编林白水强调专为“孩子们”开辟“歌谣”栏目，通过唱歌“长进他的见识，畅快他的性情”[85]，与此前编辑《杭州白话报》的“新童谣”等一脉相承[86]，不同的是《中国白话报》激进的立场。此中“歌谣的好处”除了向少年儿童灌输民族主义、国民精神之外，更重要的是将光复汉族的政治主张编撰为脍炙人口、通俗晓畅的俗语文学，起到极大的宣传召唤作用；此后的数种白话报都以此主旨组织“歌谣”栏，典型的如《竞业旬报》[87]。血气方刚的青年知识者此时尚无系统的革命组织，政治理想也较为简单空泛，一腔意气在语言文字中转化为献身精神与浪漫激情的情绪符码，“男儿生不兴黄祸，宁死沧浪作鬼还”[88]，汉民族的民族志、仗剑行侠、血腥复仇等意象元素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柳亚子1906年为健行公学所作的校歌，即是一例：“校校校，造成中国一辈少年少。铁石心肠冰雪操，高树旄头纛。策马向北徼，天戈一挥歼强暴。铭勒燕然，酒饮黄龙，献俘轩辕庙。”[89]歌词集合了传统“游侠诗”中任侠英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90]的气质，赋予“血腥惨烈的活动”[91]以审美价值与社会价值，其写作对象显然已溢出少年学生群体，代表了包括作者本人在内的更广大的热血青年的信念。
    从“少年歌”到“学堂乐”，借助日本、德国流行的爱国歌曲的制式和思想内涵，“诗界革命”在文学形式、读者对象两方面对中国传统的歌谣有所突破。革命派的作品更突出少年革命者“狂狷”的人格、反叛意识及暴力复仇的主旨。在最初的翻译、介绍与拟作中，“少年歌”不仅呈现为一种“中不像中，西不像西”的新风格，更重要的是其呈现“种人”之“心声”的民族主义文学的结构。此“文学”，已不是文体分辨、文章流别、著于竹帛等传统观念中的“文”，而接近于十九世纪西方的“literature”概念——“文学”乃“国民精神之所寄”[92]，系于种族、环境、时代三事[93]。一些“爱国歌”尝试使用古朴雅正与灵活口语化的旧语词，将中国描绘为一个“民族国家”，令人联想到鲁迅在早期文论中提出的“苏古掇新”之诗：“别求新声于异邦，而其因即动于怀古。”[94]因此，“少年歌”的创新性源自其思想性，而非新语词、新概念所带来的激刺。这种改革中国诗的可能性，也并没有因为后续学堂乐歌更倾向于教育、宣传、通俗而减弱。在“诗界革命”逐渐式微的时刻，“少年中国”的思想活力以另一种方式持续地承接新的思想、新的理想。
    注释：
    [1]林庚以唐人生活的趣味、七言诗的新体式以及“奔放的豪情，浑然的天真”，解析“唐诗中的少年精神”。《中国文学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0～165页。
    [2]同是少年：《寄少年中国之少年》，《清议报》第39期，1900年3月。
    [3]“拿破仑之流于厄蔑，阿剌飞之幽于锡兰，与三两监守吏，或过访之好事者，道当年短刀匹马驰骋中原，席卷欧洲，血战海楼，一声叱咤，万国震恐之丰功伟烈。”任公：《少年中国说》，《清议报》第35期，1900年2月。
    [4]仓海君：《与平山近藤二君及同志诸子饮香江酒楼兼寄大隈伯犬养先生》，《清议报》第40期，1900年3月。
    [5]丘逢甲：《寄家菽园孝廉（炜萱）新加坡》（1897年），《丘逢甲集》（增订本），黄志平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17页。
    [6]丘琮：《仓海公诗选跋》，《丘逢甲集》（增订本），第499页。
    [7]梁启超：《去国行》，《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6册，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4510页。
    [8]梁启超：《二十世纪太平洋歌》，《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6册，第4525页。
    [9]梁启超：《饮冰室诗话》，《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6册，第4406页。
    [10]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38页。
    [11]任公：《少年中国说》，《清议报》第35期，1900年2月。
    [12]雷蒙德·威廉斯：《漫长的革命》，倪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9页。
    [13]王飚：《从诗界革命到革命诗潮——再论南社诗歌的文学史地位》，《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14]铁血少年：《壮志》《读科仑布传有航海之思》，《清议报》第44期，1900年5月。
    [15]梁启超：《论冒险进取之精神》，《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第5005～5011页。
    [16]任公：《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清议报》第84期，1901年6月。
    [17]梁启超：《俾士麦与格兰斯顿》，《自由书》，《饮冰室合集·专集》第2册，第4770页。
    [18]转引自夏晓虹《纸墨生辉：梁启超的书艺与彩笺——从梁启勋藏札谈起》，《阅读梁启超·政治与学术》，东方出版社第378页。
    [19]梁启超：《论尚武》，《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第5090页。
    [20]梁启超：《英雄与时势》，《自由书》，《饮冰室合集·专集》第2册，第4776页。
    [21]突飞之少年：《励志歌》，《清议报》第89册，1901年8月。末句的“尊王大义”既是点出“少年”乃拥护光绪的戊戌志士，又与明治维新的“尊王攘夷”精神有联系。
    [22]河北男子：《铁血生歌》，《新民丛报》第52号，1904年9月。
    [23]亚东铁血生：《东海放歌》，《湖北学生界》第1期，1903年2月。
    [24]任公：《赠别郑秋蕃兼谢惠画》，《清议报》第84册，1901年7月。
    [25]蒋智由：《冷的文章热的文章》，《新民丛报》第76期，1906年3月。《蒋智由全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635页。
    [26]汪晖：《世纪的诞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105页。
    [27]蔡锷：《战争者文明之母也》，《清议报》第66期，1900年12月。《蔡锷集》上，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26页。
    [28]奮翮生：《军国民篇》，《新民丛报》第1期，1902年2月。《蔡锷集》上，第166页。
    [29]汪晖：《世纪的诞生》，第92页。
    [30]梁启超：《二十世纪太平洋歌》，《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6册，第4527页。
    [31]剑公：《忧群》，《新民丛报》第35期，1903年8月。郭长海、金菊贞编：《高旭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32]秦风：《军国民歌》，《觉民》5期合刊，1904年7月。《高旭集》，第30页。
    [33]自由斋主人：《爱祖国歌》，《新小说》第8号，1903年8月。《高旭集》，第23、24页。
    [34]任公：《少年中国说》，《清议报》第35期，1900年2月。
    [35]梁启超：《十九世纪之欧洲与二十世纪之中国》，《饮冰室合集·专集》第2册，第4825页。
    [36]剑公：《欲为我国民牺牲者其歌者》，《国民日日报》，1903年9月1日。《高旭集》，第342页。
    [37]汉剑：《壮怀》，《警钟日报》，1904年5月6日，见《高旭集》，第359页。
    [38]剑公：《寄蒋观云》，《新民丛报》第13期，1902年8月，见《高旭集》，第11页。
    [39]因明子：《送人之日本游学》，《清议报》第65期，1900年12月。
    [40]江岛十郎：《友人归国赋赠》，《清议报》第46期，1900年5月。
    [41]毋暇：《送友人壮行》，《清议报》第56期，1900年9月。
    [42]毋暇：《秋日送友人壮行》，《清议报》第67期，1900年12月。
    [43]毋暇：《赠江东诸君东行》，《清议报》第100期，1901年12月。
    [44]“倚剑共登台，歌声卷地来。胸中怀壮志，眼底尽奇才。湖海诗千首，英雄酒一杯。文明新世界，应向亚东开。”毋暇：《与诸同志夜饮酒楼》，《清议报》第53期，1900年8月。
    [45]胡全章：《近代报刊与诗界革命的渊源流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7页。
    [46]少年中国之公民：《诗成醉墨犹溢再叠原韵题二首兼以寄怀即希斧政》，《大公报》1902年10月20日。
    [47]胡协仲：《昨阅〈大公报〉又少年中国之公民辱和原韵三律用敢再叠前韵兼以寄怀即希斧削》，《大公报》1902年10月25日。
    [48]柳亚子：《偕任守梅、赵拜一、金兰畦摄影，媵之以诗》（1906年），《磨剑室诗词集》上，中国革命博物馆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页。
    [49]自强：《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廿世纪世界之前途》，《开智录》第2期，1901年1月5日；《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4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62页。
    [50]贯庵：《廿纪之新戏台》，《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4辑，第368页。
    [51]《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4辑，第378、379页。
    [52]例如《开智录》第6期中发表的《呜呼我国民》《宿东京》《元月与自由君壮别》三篇，1901年4月。《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5辑，第468、469页。
    [53]章开沅：《珍惜辛亥历史遗产——以世纪意识为例》，《章开沅文集》第9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02～203页。
    [54]《棒喝集》，《新民丛报》第2期，1902年2月。
    [55]《日本少年歌》与《德国男儿歌》原刊于明治日本重要杂志《国民之友》，1887年第9、10期。其原文为汉诗形式。《日耳曼祖国歌》应是诗人阿恩特所写《德意志祖国》（Deutschen Vaterland）的简译版。
    [56]《学生歌编辑之趣意》，《教育必用学生歌》，作新社1904年版。《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汇编·清末卷·音乐体育》，上海辞书出版社2018年版，第1页。
    [57][58]志賀重昂：「如何ニシラ日本国タラシム可キヤ」，『国民之友』第10期，1887年10月。
    [59]鲁迅对《祖国歌》的作者E.M.Arndt、《剑之歌》的作者Theodor Körner有所介绍和评价，见《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2页。
    [60]志贺重昂：《关于〈日本人〉杂志宗旨的告白》，转引自盛邦和《亚洲认识：中国与日本近现代思想史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55页。
    [61]志贺重昂：《日本少年歌》，《新民丛报》第2期，1902年2月。
    [62][63]石川祯浩：《梁启超与明治时期日本的地理学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袁广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9、135页。
    [64][66]梁启超：《饮冰室诗话》，《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6册，第4382、4459页。
    [65]少年中国之少年：《爱国歌四章》，《新小说》第1期，1902年10月。
    [67]梅岩：《美哉中国歌》，《中国白话报》第11期，1904年5月。
    [68]无畏：《醒后之中国》，《醒狮》第1期，1905年9月。《刘申叔遗书补遗》上，第444～448页。
    [69]马君武：《华族祖国歌》（1906），《马君武集》，莫世祥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13页。
    [70]梁启超：《饮冰室诗话》，《新民丛报》第3卷第10期，1904年11月。
    [71]少年中国之少年：《爱国歌四章》，《新小说》第1期，1902年10月。
    [72][73]梁启超：《饮冰室诗话》，《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6册，第4460、4457页。
    [74]杨度：《湖南少年歌》，见《饮冰室诗话》，《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433～4436页。
    [75]杨度：《黄河》，《晚晴文学丛钞·说唱文学卷》上册，阿英编，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2页。
    [76]曾志忞：《告诗人——〈教育唱歌集〉序》，《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汇编：1840——1919》，张静蔚编，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版，第208页。
    [77]保三：《乐歌一斑》，《江苏》第11、12期合本，1904年4月。
    [78]胡从经：《晚清儿童文学钩沉》，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年版，第42页。
    [79]核对文字，《汝小生》即黄遵宪所作《小学校学生相和歌十九章》的部分内容。《教育唱歌集》，曾志忞编，开明书店1905年版，第37页。
    [80]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初集》，务本女塾1904年版，第1页。
    [81]《亚雅音乐会之历史》，《新民丛报》第3卷第3号，1904年7月。
    [82]剑公：《新少年歌》，《新小说》第7号，1903年7月。《高旭集》，第341页。
    [83]仁和女士丁志先：《少年歌》，《女子世界》第2期，1904年。
    [84]李静：《近代学堂乐歌对现代国民的想象与塑造》，《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85]《中国白话报发刊辞》，《中国白话报》第1期，1903年11月。
    [86]《杭州白话报》第2年第8、22期刊载由黄海峰撰写的《新童谣》10则，第3年第16期刊载《歌谣》4则。此外，还刊有《新弹词》《杂歌谣》等歌词类作品数种。
    [87]该报“歌谣”栏共刊37首，典型的作品如无为所作《中国历史小曲》，连载于1906年第7、8期。此外还有像胡适在《军人美谈》后翻译丁尼生的《六百男儿行》这样的译诗。
    [88]军伍：《与祖国告别之辞》，《警钟日报》1904年9月18日。
    [89]《健行公学（资料）抄件》，《柳亚子史料札记二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页。
    [90]曹植：《白马篇》，《曹植集校注》，赵幼文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11页。
    [91]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0页。
    [92]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一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5页。
    [93]十九世纪法国文学理论家泰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28——1893）在《艺术哲学》中提出了影响文学演十九的三要素，即民族文学史由种族、环境、时代决定。这一文学史论影响了明治日本和晚清诸多知识分子。近代日本最早的《日本文学史》（1890）即在此基础上完成。
    [94]《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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