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杂志诞生30周年了！这份集文史性、知识性、可读性于一身的双月刊杂志，能够在众多文史杂志之中屹立30年之久，不由让我想起了杂志的两位卓越的创办者：一位是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战地记者，时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萧乾先生；一位是著名的出版家，时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长王国忠同志。是这两位早已作古的老馆长励精图治，通力合作，费尽周折而创办起这份著名的杂志。
    
    1993年2月6日，萧乾拜访冰心，两人一起商议《世纪》杂志栏目设置。沈飞德摄
    一、缘起
    为何要办这么一本《世纪》杂志呢？说来话长：文史研究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毛主席倡导，周总理和时任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筹办的，以敬老崇文为宗旨的、具有统战性荣誉性的机构。所聘馆员皆为学界文坛名流，古稀耄耋之辈。当时执行以养为主的方针，由国家出资，把这些有名望的老者奉养起来，并没有开展多少文史活动。改革开放之后，中央文史研究馆的第五任馆长萧乾老先生视事之后，馆情才发生较大的变化，开始了发扬文史馆优势、开展各种文史活动的新局面。
    萧乾馆长是一位有作为有担当的长者，当时虽已年届古稀，但是很想干一番事业，不甘心文史研究馆总是处于一种“高级养老院”的状态，视事伊始即寻求开展文史活动之策。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指导下，他接受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王国忠馆长的建议，策划倡导以宋代宋祁所首创的笔记文体，发挥全国32个省区市文史馆千余位馆员深谙世情熟悉史故的优势，不拘体例，随笔录下亲闻、亲历、亲见之地域沿革，民俗风情，名人轶事，历史掌故，集聚成《新编文史笔记丛书》，发行面世，以扩大文史馆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此议一出，立即得到全国各文史馆同仁的热烈响应，纷纷挥毫运笔，进行创作，经过一段时日，竟征集到六千余篇笔记文稿，令萧乾馆长兴奋不已。
    然而，问题来了。面对如此浩瀚之稿源，要审阅修订，编辑成册，工作量很为繁重，当时中央馆人手有限，难当此任。为此，萧乾老馆长想到了实力雄厚的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在全国众多文史馆当中，上海馆确不一般。当时包括中央馆在内，各馆的馆员人数均在30人左右。而上海馆则有近300位馆员之众，在各馆馆员人数的10倍之上，人力物力财力都很雄厚，说到此处，不由我想起了时任上海市长陈毅同志。据传闻上海馆建馆之初，主事者也是参照各馆的人数规模，以30人的方案向上呈报，陈毅市长阅后不以为然，认为偌大一个上海，人才济济，区区三十，难以囊括。他大笔一挥，在30后面加上一个零，30变300，成了全国首屈一指的庞大而精博的文史大馆。
    二、合作
    萧乾馆长面对困难，从实际出发，不吝与上海馆的馆长王国忠同志商量，拟将文史笔记丛书的编辑部设在上海，由上海馆担此责任。王国忠馆长毫不推辞，接下任务。为此挑选精兵强将，组成编辑班子，历经五个寒暑的悉心耕耘，终于精选出500万字，编辑为50册的《新编文史笔记丛书》，由上海书店（现为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发行，得到普遍好评，认为这是一部短小精悍，生动活泼，可读性很强的趣闻丛书，不久即销售告罄。后来又由中华书局再版发行，一直流传至今，而且还荣获中国图书评论学会授予的“中国图书奖”。
    面对《新编文史笔记丛书》的巨大成功，萧乾馆长并未沉醉其中，他老人家的人生信念是：人生要像自行车一样，只要不倒，就要不断地向前蹬。萧乾馆长此时想到的是如何把笔记丛书的影响向前推进一步，最好的办法就是由中央文史馆出面，办一份全国性的文史期刊，作为全国文史馆的机关刊物，继承文史笔记丛书的传统，发表馆内外文史专家亲历、亲见、亲闻的文史作品，经常化、长期化地宣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20世纪90年代中期，作者（右）与萧乾馆长（中）、启功副馆长（左）合影
    恰在此时，我受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主持日常馆务工作。萧乾馆长就把筹办文史期刊的任务交给我，要我负责操办。要办公开发行的刊物，首要之事就是向国家新闻出版署申报注册，办理期刊刊号。谁知事逢不巧，当时正值报刊泛滥之时，国家新闻出版署痛下决心，严加管控，不批办任何新的公开发行的报刊的刊号。我虽然使尽浑身解数，多方活动，均不奏效，最后找到国务院分管文史馆工作的负责同志，请求他出面疏通，也遭婉拒。此事至此有始无终。
    三、创刊
    为难之际，萧乾老先生又想到上海文史馆。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馆都在活跃馆务，不少馆创办了内部发行的文史刊物，唯有上海馆办有一份具有公开刊号的《上海文史》杂志，在全国和海外公开发行，颇得好评。萧乾老先生的设想是商请上海文史馆停办《上海文史》，借用该杂志的刊号，由中央馆和上海馆联合创办一份新的文史杂志在全国发行。在一般人看来，这无疑是让人家“割肉”，此举断然难成。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王国忠同志真是气度不凡，高风亮节。当萧乾老先生向他提出此议之时，他完全从全局出发，毫不犹豫，立即表示赞同。在商议新办刊物采用什么刊名时，经过反复切磋，国忠同志提出了一个寓意高远颇具历史感的刊名——《世纪》，获得两馆同仁的一致赞同。就这样于1993年7月，《世纪》杂志横空出世，在上海诞生了！
    
    《世纪》创刊号
    为了筹措《世纪》杂志的开办经费，萧乾馆长带头，倾其所有，将他历经数个寒暑，辛勤耕耘，翻译世界意识流名著《尤利西斯》的全部稿费数万元巨款悉数捐出，深深感动了两馆同仁和工作人员，鼓励了大家办好杂志的积极性。
    为了办好《世纪》杂志，从两馆的馆员当中推选出十余位顶尖的文史专家，组成编委会，作为刊物的领导机构。萧乾馆长还邀请他的文友、著名的文学家冰心先生出山，与他联袂出任编委会主任。国忠同志则担任刊物的社长兼主编，实际承担刊物的编辑出版和经营发行工作。国忠同志不负萧老先生的重托，倾其全力，在上海寻觅办刊房舍，精选办刊人员，组建起精干的《世纪》杂志编辑部，择时挂牌运营。《世纪》杂志创刊号面世之日，分别在上海和北京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国忠同志专程到北京，参加在首都建国饭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向首都各大新闻媒体介绍创办《世纪》杂志的背景和宗旨，通过记者的宣传扩大杂志的社会影响力。
    四、传承
    国忠同志可谓是慧眼识珠，知人善任。他从上海文史馆的工作人员中，遴选出两位青年才俊承办《世纪》编辑部的编务工作。一位是多才多艺擅长新闻摄影的谢震林同志，创刊初期，他为刊物的版面设计及编辑出版发行，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后调到《文汇报》去了；另一位就是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沈飞德同志，由其承办杂志编务工作。沈飞德既有深厚的文史功底，又有开拓进取的精神，从杂志创刊之日起，时至今日，奉献了青春，不弃不舍，辛勤耕耘了三十个春秋，从编辑、副主编干到杂志的主编，团结编辑部的全体同仁，把《世纪》杂志办得越来越有特色，在强手如林的文史杂志群体中，争得一席之地，成了一本在全国颇具影响力的纪实性文史刊物。《世纪》杂志发表了不少文史名流和世纪风云人物的精彩文章，经常被《作家文摘》等全国知名报刊转载，深受读者的欢迎。时到本世纪的2016年，《世纪》又在网上建立了微信公众号，有的文章在网上的点击量达到百万之上，可见其影响力颇不寻常。
    据我所知，文史刊物，此起彼伏，难以持久，乃为常态。《世纪》杂志在此阵营中坚挺三十春秋，实属不易。圣人曰：三十而立。值此《世纪》杂志的而立之年，希望后来人继承和发扬杂志的创办者和奠基人萧乾先生和国忠同志的创业精神，在中央文史研究馆和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的坚强领导下，把杂志办得越来越好，为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做出更大的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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