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闻一多1920年代尝试新诗格律化的时候，来自贵州的蹇先艾是他的一个跟随者，也是一个诗歌圈子里的同道者。经知心诗友刘梦苇介绍，蹇先艾与闻一多得以认识，随后在京城一个小的诗歌圈子里探讨诗艺，有较为共同的诗学趣味和追求。后来又机缘恰巧两人参与了晨报副刊《诗镌》的筹划、创办、选录稿件等事务，在新诗的“格律化”，围绕“三美”诗学主张上也有共同的语言和追求。研究两人之间的人际交往，以及闻一多对蹇先艾诗歌创作、文学道路的影响，对于认识新诗史上早期的诗人群体似乎有特殊的意义！
    一、蹇先艾与闻一多的人生活动轨迹和交集
    蹇先艾1906年出生于四川越隽县城，其父当时任越隽知县。蹇先艾的老家是贵州遵义，在当地是一个封建大家族，家族中多人在四川各地任官，属于典型的官僚地主家庭出身。1919年年底，赋闲在家的父亲携蹇先艾北上，将他托付给任职于北洋政府司法部的同父异母的蹇先艾二哥一家。不幸的是，蹇先艾父母在此后不到一年时间内相继去世，对蹇先艾的打击很大，少年蹇先艾逐渐对文学感兴趣。尝试着练习写作，结伴组成文学社团，并参加校内外文艺活动，成为蹇先艾居留北京时的人生选择。在从事文学道路上，作者自述完全得力于读北师大附中时的三位朋友的勉励，即朱大枬、李健吾、程鹤西，在写诗上则是朱大枬督促的结果。[1]前后可记述的事件还有，1921年9月蹇先艾考入北师大附中，1922年12月与同班同学李健吾、朱大枬等成立曦社，1923年春创办不定期刊物《爝火》，此外加入赵景深、焦菊隐、于赓虞等人在天津创办的绿波社。1919年到1937年之间，蹇先艾居留北京，活跃在当时的一个黄金文学圈子里。在文学创作上，1927年出版了小说集《朝雾》。1928年到1937年则是蹇先艾小说创作上的一个高光时刻，这一阶段蹇先艾先后出版了六部小说集。至于诗歌创作方面，则定格在1923年到1930年之间，期间蹇先艾在《晨报副刊》《文学旬刊》《现代评论》《小说月报》等众多刊物上发表新诗五六十首，1933年曾应北新书局李小峰之约，准备将部分发表的诗作一共37首汇编成册出版，诗集的名称为《孤独者之歌》，最终蹇先艾自己认为这是“炒冷饭”，同时也以为诗坛上的新诗创作已取得不少成绩，就这样轻率地放弃出版，留下了很多遗憾。
    “七七事变”以后，北京被日本军队占领。同年九月底，蹇先艾从北平逃离出来，辗转回到遵义，后来基本在本省生活。新中国成立后，蹇先艾一直居住生活在贵阳。可以说，在1930年之后，蹇先艾便自动告别了诗歌创作，也基本告别了诗坛。
    对比蹇先艾，闻一多的人生经历和诗歌创作有很大的不同。闻一多是湖北浠水人，1899年出生于当地一封建地主家庭。1912年到1922年在清华学校读书，喜欢文学、美术、戏剧等，在诗歌方面写旧诗也写新诗,最早于1920年7月在《清华周刊》发表了第一首新诗《西岸》，此后半年左右时间，闻一多在同一刊物发表六首新诗，同时也开始写新诗评论，在诗坛的影响更大也更早一些。1922年7月自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闻一多在美国三年主攻美术，也对文学感兴趣。还在留美期间，闻一多于1923年9月经郭沫若介绍在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了诗集《红烛》，所录作品多半是作者在清华学校读书期间所写的新诗。1925年5月回国，闻一多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工作之余闻一多热衷于参加文学活动和新诗创作，譬如和志同道合的青年诗友们一起创办晨报副刊《诗镌》，后来也参加了新月社，编辑过《新月》刊物等。1927年大革命之后，闻一多离开北京，辗转于武汉、南京、青岛等地工作。1932年秋后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教，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离开北京。1938年初，他参加西南联大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途经湖南、贵州、云南三省，其间在贵州地域达一月之久，对贵州风土人情、山川景物、民族特色等有了更多近距离的接触，蹇先艾定居于贵阳，可惜没有见上面。同年暑假，闻一多来贵阳讲课，两人才有缘见面相逢。1944年闻一多在大后方昆明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1946年7月15日因参加中国民主同盟的活动而惨遭国民党特务枪杀。
    在诗歌创作上，闻一多和蹇先艾一样虽然数量并不太多，但闻一多的成就和水平非蹇氏可比。闻一多1923年出版了诗集《红烛》，1928年出版了诗集《死水》，在诗歌创作与诗论写作两个方面都有精品力作问世，曾一度引领了诗坛的潮流。1930年后诗歌创作大为减少，因为主要在大学任教，转而从事古典文学研究，走上了一条书斋型学者之路。他在1931年1月于《诗刊》发表长诗《奇迹》后，基本上没有写诗了。但在新诗创作的数量、质量上，在诗论和诗学建树上，蹇先艾都是不能与闻一多相提并论的。
    以上是蹇先艾和闻一多不同的人生轨迹，在北京因为诗歌结缘，两人有不少交往，颇值得聚焦和回溯。蹇先艾和闻一多最早见面认识，是在闻一多从美国留学归国回到北京之后。闻一多留美归国，在北京谋取职业，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教职。清华学校十年的求学经历，留学欧美三年的求学背景，在诗歌创作上勇于创新的个性化追求，让闻一多很快成为诗坛的主要人物。同是出身于清华的朱湘，与闻一多有一段时间关系亲密，后来不欢而散。在朱湘眼中，在这一群热爱诗歌的小伙伴中“闻君是被视为老大哥的。”[2]蹇先艾1946年的忆念文章中同样这样评价，还包括徐志摩，两位都是“老大哥”。蹇先艾在认识闻一多之前，早已开始了诗歌写作，对闻一多的诗歌、诗论，以及相关情况已有不少耳闻，联系的桥梁是诗歌。早在1921年至1922年之间，蹇先艾有一位堂兄与闻一多是清华学校的同学，通过堂兄之口对闻一多的人与事略有知晓。蹇先艾还看过清华文学社出版的小册子，比如闻一多和梁实秋的《〈冬夜〉〈草儿〉的评论》，比如闻一多在1923年评论郭沫若《女神》的两篇重要诗歌论文，比如闻一多1923年出版的第一部诗集《红烛》，诸如此类。两人同处京城虽未谋面，但蹇先艾对闻一多确实神交已久。总体上，闻一多在年龄上年长蹇先艾几岁，在写诗、诗论上也先走一步，成就更为显赫，让蹇先艾成为一个追随者是不言自明的。
    在1926年初，蹇先艾和闻一多有了面对面的直接交往。当时蹇先艾因为喜欢写诗，又是北平大学法学院的在校大学生，和爱写诗的学生群体接触自然很多。当时在北平有一个诗歌创作的小圈子，以年轻人居多，比如刘梦苇、沈从文、朱湘、饶孟侃、孙大雨等。蹇先艾因喜欢读诗写诗，最早在报刊上读了刘梦苇的诗而十分敬佩，后来刘梦苇在一篇论文中还称赞了蹇先艾的诗，可以说两人是先有文字之交，彼此有良好的印象。两人在1925年12月因沈从文请客吃饭而在东城见面认识，一旦认识便成为无所不谈的亲密诗友。蹇先艾在文章中这样回忆，刚见面认识当天，“那夜我和你谈的话也不少，大半是关于诗一方面的，中间你有许多主张都同我的理想相合。”“以后我们时常通信谈诗，有时我也到你那里去读你的新作。你对于诗歌的努力和热心，是我从来在朋友中没有看见过的，我尤其感谢你介绍一多子沅孟侃诸君和我相识，因之我创作新诗的兴致比从前更浓了几倍。”[3]蹇先艾因刘梦苇而认识了闻一多，自然进步更显著一些，蹇先艾自然多了向闻一多当面请教的机会。同时两人住处很近，算得上是邻居，闻一多租住地在北京西城西京畿道，原来的房子是蹇先艾堂哥租住过的房子，蹇先艾还在此处住过一段时间。蹇先艾住在西城麻豆腐作坊，两处相距只有一条街，只花五分钟便可到达，串门、聚会实在方便得很。
    蹇先艾和闻一多进一步走近，还有一件事便是《诗镌》的创办，为他们一起谈诗论艺创造了有利条件。据蹇先艾回忆是这样的：1925年冬到翌年初，在刘梦苇的提议下，一群年轻诗人准备筹办一个诗刊，因为条件不成熟，准备借报纸的副刊办一个周刊，这便是晨报副刊《诗镌》的来由。诗友们推荐蹇先艾和闻一多同主编《晨报》副刊的徐志摩联系。原因是蹇先艾的叔父和徐志摩的父亲是好朋友，两家有交往，蹇先艾早就认识徐志摩；闻一多和徐志摩也认识，也说得上话。熟人出面自然办事方便许多，经闻一多和蹇先艾面商徐志摩后，徐志摩爽快答应了，此事一下便得以落实，结果是一共出版了11期《诗镌》，时间跨度是1926年4月1日到6月10日。《诗镌》出版的时间虽然不长，期数也不多，但《诗镌》在新诗史上的影响力不可替代，怎样高估也不为过。
    蹇先艾和闻一多认识并交往后，在办诗刊的过程中感情不断增进，也成为了诗歌圈子里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诗友。但从后续情况来判断，两人有一些私交但并不十分密切。《诗镌》停刊以后，蹇先艾搬到了舍饭寺的新居，离闻一多的住处远了不少，来往大为减少。而且，1927年以后闻一多离开北京，先后在武汉、南京、青岛等地工作，1932年秋又回到清华大学当教师，遗憾的是这一时期两人都基本上远离了诗歌，便中断了联系。从1932到1937年，中间五年时间两人都在北京，同样也没有见面或联系的记录，可见两人并不亲近，也没有成为真正的无谈不谈的密友。两人虽然曾有相同的爱好，也有共同处事的经历，但交情并不深厚，后续也是如此。比如，蹇先艾偶尔关注闻一多的诗歌，1928年闻一多在上海新月书店出版《死水》，第一时间托上海的朋友寄来一本拜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8年蹇先艾已回到贵州，在贵阳、遵义两地教书糊口，闻一多则是西南联大的教授并参加了“湘黔滇旅行团”，与贵州这片土地有了更多的认知。闻一多1938年两次经过贵阳，第一次是参加“湘黔滇旅行团”，从1938年3月中旬至4月中旬，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在贵州境内，在贵阳待了几天，闻一多在清华学校的老同学吴泽霖，接待了闻一多等人，还带他们去游览过黔灵山、甲秀楼等当地名胜。第二次是当年暑假8月份，闻一多因故在贵阳待了一个月，据蹇先艾回忆两人曾相逢畅谈（蹇先艾自己文章有矛盾，并不统一）。蹇先艾后来也想去昆明看望闻一多等朋友，但限于条件没有成行。直到1946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杀害，蹇先艾第一时间写文章进行了回忆和悼念。
    总括起来，蹇先艾和闻一多两人曾有一段激扬文字的美好时光，在诗歌圈子里交往较多，有一些共同的诗歌理想和趣味，值得认真梳理和辨析。
    二、蹇先艾与闻一多在诗歌创作上的交往
    相比于人际关系的交集，作为青年诗人的蹇先艾和闻一多，在诗歌艺术上的交往当更为重要。蹇先艾和闻一多在诗歌创作上的交往，体现在以下三个阶段中。
    第一个阶段是两人认识之初，时间在1926年上半年之内，因为相处在北京，有一个谈诗论艺的小圈子，两人得以交流。相处模式主要是蹇先艾向闻一多学习，闻一多作为引领前者的“老大哥”事实上也给了蹇先艾较多的指导和帮助。闻一多、徐志摩在诗歌上成就大，让蹇先艾更多的是模仿和借鉴。闻一多在诗歌上的成就，已远远超过同龄人，1923年出版《红烛》，后来在当时重要刊物《现代评论》和《大江季刊》等发表了众多的优秀诗作，引起国内文坛的关注和好评。以清华学校的同学、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为主，在闻一多周围已集聚了一些年轻诗人，比如被称为“清华四子”的朱湘、孙大雨、杨世恩等人，常聚在闻一多的身边，一起交流诗艺。朱大枬、蹇先艾等一批新诗爱好者，也加入进来围绕在他们身边。据蹇先艾回忆：“在我学写新诗那两年，我还得到过闻一多和徐志摩的指点，两位名诗人分别把《红烛》和《志摩的诗》赠送我，我把它们作为我写诗的范本。……我对英诗原来一窍不通，在闻、徐的辅导下，才读了拜伦、雪莱、济慈等人的诗选。”[4]
    第二个阶段是《诗镌》副刊时期。这一报纸副刊最初拟采取轮流主编的制度，事实上没有完全这样做，第一、二期是徐志摩编辑，第三、四期是闻一多编辑，第五期是饶孟侃编辑，后面数期仍然是徐志摩主事。“预料《诗刊》之刊行已为新诗辟一第二纪元”[5]的闻一多，《诗镌》承载了他和蹇先艾许多共同的记忆。“在《诗镌》同人中，我和朱大枬的年龄最小，都是二十岁；学诗刚刚发蒙，写出的东西只能说是小小的萌芽。我们两个都是以学生自居的，实际上我也是正在大学读书的学生。我们既把一多当作益友，又把他当作良师。《诗镌》同人对一多都相当敬爱，在创作技巧上或多或少地也受了他一些影响，连年事稍长，写诗像行云流水的徐志摩，也不例外。”[6]在《诗镌》选录稿件的聚会上，在审阅稿件和取舍时，闻一多对蹇先艾等诗友的习作要求都很严格，又往往以巨大热情予以鼓励。在蹇先艾的回忆中有这样的画面：闻一多在审读诗稿的会上，或者直言判断哪一首是好诗，或者鼓励诗友们不要怕失败，写得不好的建议暂不要发表，而是拿回去推敲一番再说……。可见，闻一多在《诗镌》创办时所起到的作用是主要的、引领性的。在总共11期（号）的《诗镌》上，蹇先艾发表了诗作《回去！》（1号），《江上》（3号），《寄韵》（4号），《老槐吟》（5号），《一片红叶》（6号），《春晓》（9号），《雨晨游龙潭》（11号）。《诗镌》阶段是蹇先艾认真写诗的时期，并且贯穿了这一副刊的始终。蹇先艾和徐志摩关系也较为密切，自己写作勤奋，在此前后也在《晨报副刊》上刊发过不少诗歌、散文、评论和小说等。践行新诗格律化主张，认真推敲诗的音节，蹇先艾算得上是一名同道中人。遗憾的是蹇先艾尝试走新诗格律化道路，认同闻一多主张的诗歌“三美”并不坚决，到底还是没有走通，始终有所怀疑。1930年后蹇先艾放弃了写诗，事后他自己有一个夫子自道：“归纳起来，我不再写新诗的原因有三：一是我发觉我根本没有写诗的才能；二是摸索了几年，我决定不了写新诗到底应当采取什么体裁,也就是说,并没有找到途径；三是‘五四’中期和我一起写诗的师友已经凋谢殆尽了。”[7]
    第三个阶段是蹇先艾在1945年主编《贵州日报》的“新垒”副刊时期。《贵州日报》聘请在贵州大学中文系工作的蹇先艾来主持副刊，副刊初办时来稿太少，好稿尤其缺乏，蹇先艾想起在大后方重庆、昆明的文朋诗友，先后发出大量信件去求援。茅盾、巴金、沈从文、李健吾、沙汀、艾芜、端木蕻良、熊佛西、李广田、陈敬容、彭燕郊、靳以等人都在《新垒》副刊发表过作品，都是蹇先艾去信约稿的缘故。可惜“新垒”副刊上没有刊出过闻一多本人的文章。在《新垒》副刊上，主编蹇先艾以“赵休宁”的笔名写了一组以“叹逝”为副题的系列文章，主题是怀人忆旧，此组文章一共十篇，分别回忆了徐志摩、朱湘、朱大枬、石评梅、胡也频、庐隐、刘梦苇、闻一多、夏丏尊等人。这一些人都是已去世的文坛故人，以蹇先艾20年代在北京从事诗歌创作的小伙伴为主。这些史料文字，虽然是公开发表，但大多已消失在故纸堆中，相当了当代文学中的私人性史料。其中，《记诗人闻一多——叹逝之九》[8]一文发表于1946年7月29日，在闻一多遇害不到半个月之后就第一时间写完并及时刊登出来，应该是悼念闻一多比较早的作品。“由于话语立场的私人化，这些私人性文学史料中的许多文字表达的只是叙述者的一己之见，并不可避免地打上特定时代的烙印”。[9]蹇先艾的回忆文章，虽然是“叙述者的一己之见”，但真实、生动，因没有过滤过而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可资比较的如外国友人罗伯特·白英对闻一多的回忆和评价，称闻一多是“伟大的学者”“最受欢迎的教授”“觉醒的中国”的探索者。[10]罗伯特·白英对西南联大的闻一多来往甚密，这一评价也自有其价值。蹇先艾的文章显然带有一定的时空距离，两者不可同日而语。蹇先艾在《记诗人闻一多——叹逝之九》一文中，从闻一多被刺身亡开始写起，回忆了以前一起共事的场景，对闻一多的诗歌创作分为三个时期，逐一分析了每个时期的特色和局限。对闻一多的形象、个性、追求也有所涉及。比如闻一多的日常形象：“不大修边幅，头发蓄得很长，永远穿着一件破旧的长衫，有时套上一件油渍的青色马褂。”又比如诗歌创作及作品评价：“他是《诗刊》最有力的分子，大家常常称道他的杰作《死水》与《春光》”，“非常注重格律，尤刻意于文字的雕琢。”“不过我们常常也这样批评说：‘一多的诗是成熟了，但是太重意□，且锤炼过甚，恐怕不能多产。这是一条窄路。’”“作品写得真少，然而写得真认真。”“最有名的，也最令人感动的是那首《发现》。”对于闻一多诗歌创作的三个时期，蹇先艾是分为红烛时期、爱国诗时期和死水时期。闻一多在昆明于1946年7月15日被杀害，居于贵阳的蹇先艾在7月17日就写了此文，对反动当局的愤恨也是溢于言表的：“唉！一多死得是多么地可惜！□□□凶手刺杀一位文人，又是多么地愚笨与可笑啊！”
    值得补充的是，1979年蹇先艾写了《忆闻一多同志》一文，纪念闻一多诞辰八十周年，此文后来收录进入三联书店出版的《闻一多纪念文集》。比较这两篇文章，区别之处还是明显的。在《记诗人闻一多——叹逝之九》中，作者对闻一多有赞扬也有贬抑，性质类似周作人对林纾及其翻译小说的矛盾评价，即两人之间存在“微妙的关系”，有“矛盾评价和摇摆反复”[11]的特点。《忆闻一多同志》贬抑的语气则完全消失了。“并不是所有历史的书写都是真实的、无所怀疑的。从专业角度看都会存在对人物评价、事实厘定的不同意见的争论。”“历史的书写容易表现为历史书写者的话语权。”[12]诚然，即使是同一位历史的书写者，也因为时代、背景、语境、地位等不同而有所歧异，“话语权”的表现方式也并不雷同。
    总之，从文字之交开始，以文字之交结束。在诗歌创作上，两人的交集也算得上是坦诚相待、不分彼此。
    三、格律与语言：两人诗学上的多维比较
    1920年代中期闻一多、徐志摩因为主张新诗格律化，引领了诗坛一时之潮流。蹇先艾耳濡目染，自然也有较多相近之处。蹇先艾尝试新格律诗的创作，遵循闻一多提出的音乐美、建筑美、绘画美这一主张，在自己的新诗尝试中加以认真探索。在新诗格律化的道路上，相比之下蹇先艾较多地肯定了刘梦苇的功绩，刘梦苇作为新诗形式主义的先行者，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没有得到新诗史充分的肯定，但在当时的小圈子内却有多人对他有较高的评价。这一评价也包括蹇先艾对刘梦苇的看法在内，原因似乎在于蹇先艾的经历和刘梦苇相似，两人是知音也是密友，都失去父母成为孤儿，两人关系也十分融洽，于蹇先艾而言，其亲近程度在闻一多之上。刘梦苇因病去世很早，诗集《孤鸿》也阴差阳错没有出版问世，在新格律诗方面没有充分展开的机会便萎谢了。在诗歌内容方面，蹇先艾反复书写的是孤独者之歌，虽然也写民众疾苦、写百姓悲苦命运、写人生无常，但侧重于个人的爱情、青春、愁苦之类。正可谓整个基调“偏重于个人忧郁、感伤情绪的抒发。”[13]这些元素在刘梦苇的诗歌中也不难发现同样的类同化现象。
    蹇先艾的诗歌作品语言较为单一，变化性不大。相比之下，闻一多的诗歌语言是变化丰富的且有理论支撑的，经历了“四原素”语言阶段、“杂语”式语言阶段和“鼓点”式语言阶段[14]。因此，比较蹇先艾和闻一多诗歌的格律和语言，必须在以上背景下进行整体观照，才能从细的方面进行具体呈现。
    （一）重视新诗的外在形式、格调。蹇先艾在创作新诗时，对外在形式、建筑美式的格律化比较看重。仅以他们共同的园地《晨报副刊·诗镌》为例子，此副刊一共出版11期。在徐志摩草拟的发刊词——《诗刊弁言》之中，就大胆宣称“要把创格的新诗当作一件认真事情做”。闻一多在此副刊还发表了《诗的格律》，提出“三美”主张并予以反复尝试。《诗镌》停刊后，徐志摩总结时称“同人中最卖力气的要首推饶孟侃和闻一多两位”。在《诗镌》刊行的前后，蹇先艾的诗作基本也是如此，个别诗作像闻一多的《死水》一样，整整齐齐，完全是豆腐干式的诗作。譬如代表作品《孤独者之歌》，一共五节，每节四句，押韵、整齐。《回去！》一共六节，每节四句，每行字数基本相同，偶句押韵。《江上》一共六节，押韵方式是AABB形式。《寄韵》一共四节，每节六行，每一节都是参差排列，整体上对仗工整，也讲究押韵。《老槐吟》《一片红叶》《春晓》《雨晨游龙潭》等一大批诗作，基本都是以格律化的模式出现。
    （二）重视诗的音乐性，这一方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展开。第一，结合闻一多的音乐的美，集中在音节的种种试验上。饶孟侃也有《新诗的音节》《再论新诗的音节》等文，可见当时的风气。在蹇先艾看来，理想的新诗除了要有想象、情感之外，“第三应当看诗的表现方面格调好不好，音节调协不调协，可不可以拿在口里高声诵吟？用字是臻于美丽的境界与否？用字对诗比小说还要重要。”[15]第二，在《诗镌》刊行之时，遵循口语为上的原则也较为典型，包括方言入诗的尝试，方言入诗包括土白入诗、土音入韵等。“与‘戏剧独白’往往伴随的‘土白入诗’，也活化了新诗的语言，提供了一条锤炼口语节奏的路径。”[16]《诗镌》上曾刊出了饶孟侃的诗话，题目是《新诗话·土白入诗》，主张土白入诗，认为土白诗大有前途，号召大家尝试。而且，饶孟侃认为新诗的语言用土白去写是最难做的，他举的例子是徐志摩的硖石土白诗《一条金色的光痕》，闻一多用北平土白写的《天安门》。也许是圈子中诗友的影响，蹇先艾也用遵义土白来尝试过，《回去！》这一诗的题目下注明为遵义土白，也算是蹇先艾的跟风现象。《回去！》一诗一共六节，每节四行，夹杂了很多土白词汇。比如第一、二节诗中，便标注了八个方言词汇的“注释”，形成一种副文本现象。
    （三）其他诗歌创作方面。蹇先艾和闻一多的交往时间并不太长，受到了不少影响与启示，但似乎并不具有持续性。虽然蹇先艾诗歌创作时间有数年之久，公开发表的诗作也不少，但一直有所游离。从诗歌创作主要倾向来看，蹇先艾在形式上还是主张走较为灵活的道路，并没有严格遵循豆腐干式的“建筑美”风格。在“音乐美”方面，也讲究押韵，押韵方式较多，并不拘泥某一固定格式。形象地说，他对刘梦苇、徐志摩的诗歌格律化主张要亲近一些，对闻一多严谨的格律化主张则有所疏离。仅仅以刘梦苇对蹇先艾的影响而言，蹇先艾记忆深处仍是读了刘梦苇公开发表的诗作如《吻之三部曲》《铁道行》等的美好印象，在诗歌理想、诗学主张上也有很多相合之处。刘梦苇去世20年之后，蹇先艾在回忆文章中仍然十分推崇刘梦苇的诗，认为刘梦苇在诗歌上的天才“远在当时诗刊的那班朋友之上”，并认为“闻一多太雕琢”，[17]从中可见窥见蹇先艾的诗学判断与优劣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学者认为，理解马克思主义“自然历史”概念，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与‘历史唯物主义活的实践’有机统筹，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具体的史料和现实的情境”，[18]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威力。同理，回到文学历史的情境，回到具体的文本，在1940年代的蹇先艾心目中，竟是这样一幅与后来语境下有很大不同的历史画面，这一历史画面不只是人际交往，不只是褒贬不一的判断，而是接近原生态的一种客观存在。
    结语
    平行比较蹇先艾与闻一多的人生经历和诗歌创作，显然是站在蹇先艾这一角度来立论。闻一多是《红烛》《死水》的作者，在新诗史上的名声和成就明显超过蹇先艾，其高度不是后者所能达到的。闻一多的诗歌以爱国主义著称，诗的内容厚重，“三美”主张一以贯之，诗歌风格也有压实之感。蹇先艾的诗歌蕴藏着小我的哀怨，是个人化的私语，在内容与形式上也有不太吻合之处。不过，在人生经历和诗歌创作上，他们两人都有不少交集，其交往、情怀都值得我们认真地记上一笔。特别是记录两人交往中的原始史料，也提供了某种不一样的声音，同样值得参照和思考。
    [本文系“贵州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科研项目培育项目”研究成果。]
    注释：
    [1]蹇先艾：《我对于文学是怎样发生兴趣的》，《蹇先艾文集》（第三卷），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8-271页。
    [2]朱湘：《闻君一多的诗》，许毓峰等编：《闻一多研究资料》，北岳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527页。
    [3]蹇先艾：《吊一位薄命诗人》，《晨报副刊》1926年8月27日。
    [4]蹇先艾：《我与新诗——“五四”琐忆之三》，宋贤邦、王华介编：《蹇先艾、廖公弦研究合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8页。
    [5]闻一多：《致梁实秋、熊佛西》，《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页。
    [6]蹇先艾：《忆闻一多同志》，许毓峰等编：《闻一多研究资料》，北岳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77-178页。
    [7]蹇先艾：《我与新诗——“五四”琐忆之三》，宋贤邦、王华介编：《蹇先艾、廖公弦研究合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0页。
    [8]蹇先艾（发表时署笔名赵休宁）：《记诗人闻一多——叹逝之九》，《贵州日报·新垒》1946年7月29日。
    [9]吴秀明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第83页。
    [10]汪云霞：《论罗伯特·白英的闻一多书写》，《江汉论坛》2021年第11期。
    [11]管新福：《赞扬与贬抑：周作人对林纾及其翻译小说的矛盾评价》，《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12]陈先达：《历史与历史的书写》，《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13]王刚、曾祥铣：《黔北20世纪文学史》，贵州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
    [14]肖学周：《试论闻一多的诗学语言观念及其发展轨迹》，《文学评论》2013年第1期。
    [15]蹇先艾：《文艺的欣赏谈》，《晨报副刊》1927年5月28日。
    [16]姜涛：《被历史的钢针碰响：“三一八”、闻一多与〈诗镌〉的创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17]蹇先艾（发表时署笔名赵休宁）：《孤鸿刘梦苇——叹逝之七》，《贵州日报·新垒》1945年10月2日。
    [18]包大为、田重：《马克思的自然历史概念：文本厘定与当代意涵》，《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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