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以来，我借《雨花》和《中国作家》的宝贵版面，发表了大约十篇系列文章。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话题：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自己为什么要写这一系列的文章，有些话确有说一下的必要。有些问题也是自己要问的，那也就只有自己来一问一答了。
    问：鲁迅研究有那么多可以自己从头说、接着别人说的话题，都有过哪些计划？
    答：的确是这样。鲁迅之为鲁迅，就是任何一个话题，哪怕是一个小点，都可以继续说下去，而且可以从一个小切口打开一个大世界。写完关于《野草》的专书之后，我本来的打算是，写一部关于鲁迅小说的系列研究专书。连书名都想好了：《鲁迅小说全解》。在汗牛充栋的鲁迅小说研究里，添不添我的这一块砖，既不显多也不显少，只是自己觉得有话想说而已。这方面其实也有过一点尝试。二〇一九年，《孔乙己》发表一百周年，我在《作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孔乙己》的长文，其中不但想表达一点自己的观点，还想把百年来关于这篇小说的研究也来个综述。二〇二一年，《故乡》发表一百周年之际，又在《南方文坛》发表了同样类型的文章。个人感觉，这样的写作也还是有一点价值和意义的。毕竟从事当代小说评论这么多年，又想在现代文学研究上作些新的努力。可以借助当代小说的批评方法，结合现代文学的研究，来说一点自己的看法。我的想法是，照这样的思路逐篇写下去。
    问：那为什么不一鼓作气写下去呢？
    答：其实是因为不可能“概全”一个话题。比如《孔乙己》，二〇二三年初，关于这一小说人物，尤其是围绕“长衫”这个话题，网络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是鲁迅研究界完全没有预想，也非研究界促动的。它是自发式的。这些讨论并不着眼于鲁迅小说研究，而是涉及与当代青年的命运和思考相关的热议。而这些讨论反过来也为鲁迅小说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我也因此更加意识到，关于鲁迅研究，急不得也不用急，永远在路上，谁都不可能终结哪怕任何一个话题。所以在动手关于鲁迅小说系列读解的同时，完全可以开启一个别的课题。这就可以说一说“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系列写作了。
    问：是啊，为什么要写这么一个系列呢？“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这是鲁迅研究必须要面对的一个话题吗？
    答：这个系列的写作有不止一个的缘起动因。我先说具体的。二〇二一年，全国政协开展委员读书活动，我被要求去高频率地参与，甚至要求在读书平台上为委员们讲一讲文学，讲一讲鲁迅。讲鲁迅？关于鲁迅的小说、杂文、散文诗吗？如果不以比较深入的阅读为前提，这样的讲述是不适合的。那就不如讲一点关于鲁迅又不限于文学，尤其不限于具体作品的话题。我当时正在阅读和关注一个话题：鲁迅与方志敏。因为方志敏的狱中文稿在送出过程中关联到鲁迅。深入其中会发现，这一事件原来有着说不完的故事，有需要不断梳理清楚的线索。我想，如果把这样的故事讲给并不专门从事文学，但都有相应知识以及兴趣的文化人，是不是也还有点意思呢？从此开始，就有了相关的延伸。鲁迅与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他们之间都是有过现实交往或共事经历的，可说的故事足够多。鲁迅与毛泽东、周恩来，虽然没有现实往来，但从神交意义上讲，一样也有可供言说的话题。就这样，一边搜罗资料，一边寻找讲述线索，以一次一个话题的方式进行了讲座式的交流。也是在这一过程中，我意识到，可以沿着这个线索一直走下去，索性写成一个系列的文章。
    问：那还有什么其他的缘起及动因呢？尤其是在研究与写作的必须性上。
    答：鲁迅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几乎是与鲁迅这个名字的出现同时开始的。超过一百年的鲁迅研究史，经历了多次整体性的翻转。就以我自己开始专业学习算起，这种翻转也不止一两次。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要把鲁迅拉下“神坛”的声音不时出现。从积极的意义上讲，就是要求将鲁迅首先视作一位文学家，由此来延展研究他的思想和现实斗争。人间鲁迅，是对鲁迅所应处在的位置，他所具有的生动性、亲近感的强调。由此往后发展，鲁迅身上被挖掘出来的“烟火气”越来越重，有时离文学都有点远了。原来那个被认为是“神坛”上的鲁迅形象，的确被改变了。与此相随的是，与“神化”鲁迅关联度比较直接和紧密的话题，也有不再被强调，甚至有不被列入研究范畴的趋向。这其中就包括鲁迅与同时代政治人物的关系问题。而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应该被忽略的视角。鲁迅绝不是一位“纯文学”作家，他的思想，他的社会实践，他的创作，与他所处的时代生活，有着非常紧密的内在联系。从社会生活的层面上，鲁迅与同时代的很多人物，包括一些政治人物，有过这样那样的交往和关联。在今天研究这些话题，不但不过时，反而有需要强调的必要。至少我自己认为，在鲁迅研究不停翻转的过程中，这一话题可以起到制衡作用，有助于理解多侧面的鲁迅。于是我就决定，在那些零散的资料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写出一个关于“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系列文章。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努力，这一目标竟然实现了。尽管完成度上自己还没有把握，但集合起来看，仍然觉得值得欣慰。
    问：“翻转”，一个有意思的词。
    答：的确。但这不是我的发明，我是得自于朋友郜元宝，他在为我的《鲁迅还在》写书评时使用了这一概念。这个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觉得它特别能说明问题。
    问：谈一谈这个系列完成之后的感悟吧。
    答：我更愿意说这些是“写作”而成的“文章”，不敢认定也确实不是“研究”而出的“论文”。我要求自己，要以一种严谨的学术态度去进入。在这个意义上，我是把它们当成“课题”来对待的。每论必须要有出处，有根据，决不做妄猜、漫议式的评价。努力占有自己所知道、能找到的资料，尽力对这些材料进行阅读、梳理，按照自己的思路串接起一个明晰的线索。在写作的过程中，并不想以论文的格式来处理，而是从某个话题入手，在讲故事的过程中，提出问题，探讨其中所涉及的话题。这些文章因此有点不好归类，论文、随笔、散文，都有点像，又都不完全是。它们基本上都发表在文学刊物上，读者对象也非专业研究者，所以写作过程中也需要作适度调整。从结果上看，我以为这样的写作还是有效的。在学术上有多少新意和价值不敢说，或者说可能也不大，但毕竟为文学读者提供了一个认知角度，让大家对这样的话题产生可能的兴趣，认识到其中的意义和价值，进而对鲁迅研究的多侧面有了更多了解。
    问：但毕竟是在研究基础上的写作吧。根据你的研究，有没有什么集中的特点和结论告诉读者呢？
    答：是的，的确还有那么一些直接可以说出的特点。那就是神交。神交，是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比较集中和突出的特点。鲁迅和毛泽东、周恩来是没有过现实交往的。鲁迅曾经通过冯雪峰向他们转赠过书籍，但鲁迅在世时，跟他们两位应该没有哪怕间接的交流。鲁迅与方志敏显然没有过任何现实交往，方志敏将狱中书稿转送出去，并希望交到鲁迅手中，应当是出于他年轻时热爱文学，并有幸同鲁迅在上海的同一家报纸上发表文学作品，进而对鲁迅产生敬仰和信任。在我所写到的几位人物里，瞿秋白与鲁迅往来最密切。“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样的友情表达在鲁迅那里是十分罕见的。李大钊也应该是和鲁迅有过现实交往的人物，鲁迅对他的形象有描述，说他“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如果没有生活中的往来是很难那么准确的。但是，鲁迅与陈独秀是否真的见过面，其实还有待考证。鲁迅日记、书信，包括文章，均未直接提到过与陈独秀见面。如果在北京《新青年》时期见面，应该会有文字痕迹。陈独秀也未曾就此作过说明。我阅读了孙郁著《鲁迅与陈独秀》等书，不但没有找到他们二位见面的描述，还进一步加深了两人并未见过面的印象。
    问：看来真是以谈神交为主了。
    答：是的。这看上去是个局限。但是，当我们讨论两个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之间的关系时，又何必把现实中的实际往来当作最主要依据呢。二十年前，我写过一本小书：《鲁迅与陈西滢》。其实，鲁迅与陈西滢虽同居一城，见面却几乎没有。似乎是在某个公开场合有过一次碰面，相互示意过而已。但他们之间的笔墨官司那样密集，足以让人有说不完的话题。
    我在写作这个系列时，也是逐渐清晰“神交”这样一个趋于共同的特点。鲁迅逝世后，毛泽东、周恩来对鲁迅的公开评价很多。鲁迅在世时，他们其实是有机会见面、通信或“捎话”的，却几近于无。只有在冯雪峰的记述里，可以见到毛泽东对仍然在世的鲁迅有过评说。这其中究竟潜藏着怎样的玄机，倒是引人遐想的事情。鲁迅与并不熟悉的陈赓见过面，而且有过比较深入的交谈。陈赓还留在鲁迅寓所用过晚餐。但由于陈赓军事人物的特殊身份，鲁迅日记里对这样的见面没有任何记载。这也给后来者留下一个谜题：陈赓到访鲁迅，究竟是一次还是两次？仿佛至今都没有定论。当然，倾向于见过两面的似占主导。
    总之，即使不讨论主题，仅就鲁迅与这些人物之间直接的、间接的往来，实际的交往抑或纯粹的“神交”，都是值得打开、饶有兴味的话题。
    问：那你觉得讨论他们之间的关系，从认识鲁迅的角度讲，有什么意义呢？
    答：我前面说过，由于鲁迅研究在总体趋势上出现的几次翻转，关于鲁迅与一些政治人物的关系研究，受重视程度不高，在鲁迅研究里算不上是热门。但我以为，其实这是一个认识鲁迅非常有价值的侧面。将鲁迅放置到他所生活的特定时代，观察他多方面的社会活动，可以见出鲁迅在某一特定时代和特定环境里所处的位置，所发挥的作用，他在同时代人物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等等。比如，考察鲁迅与李大钊、陈独秀的关系，也可以更清晰地知道鲁迅在《新青年》这个团体中出现的时间，所发声音的力度和传播力。寻找鲁迅在世时毛泽东、周恩来对鲁迅的关注和评价言论，知晓他们阅读鲁迅作品的广度深度，深化鲁迅对当时社会所产生影响力的认识。而方志敏这样与鲁迅从未谋面，鲁迅甚至未必对其有哪怕“神交”意义上的认知，方志敏却希望把自己的狱中文稿托付给鲁迅，这种天然的信任和期望，读来真是让人感动。当然，方志敏狱中文稿的传送本身又是一个相当复杂且不无惊悚的故事。我正有另一个计划，就是把这一历程以讲故事的方法记述下来，让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知道，《可爱的中国》等文字背后，原来还有这么多曲折、生动，令人感佩的故事。而鲁迅和瞿秋白之间近乎忘年交的深厚情谊，让人感动处甚多。而且我们还必须得说，鲁迅视瞿秋白为知己，并非只是意气相投、才情互赏，实在还有共同的事业可以合作，因而互相依赖，互为支撑。从对左联的领导到杂文写作上的联手，再到文学翻译上的切磋互通，从瞿秋白对鲁迅杂文的知己般认知和精准评价，到鲁迅为瞿秋白整理、编辑翻译文稿，每一桩每一件，都可以让人感受到他们之间的友情浓度。而陈赓和鲁迅，尽管见面并非是老朋友式的叙旧，而是一个军事家向一个文学家讲述战场上的故事，一样可以见出大家对鲁迅的信任、期望，以及鲁迅本人的诚意和热忱。这些故事的背后，闪现着一个别样的鲁迅，同时也仍然是我们熟悉的鲁迅。认识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往来关系，对于更全面地了解鲁迅生平，认识鲁迅思想，了解鲁迅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以及他在文学创作上试图作出的努力，都是非常有帮助的。而这样的视角，之前的研究，包括鲁迅传记，所涉相对较少，这些年对鲁迅关注重点的不断转移，也使这样的话题研究相对较少。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重新讨论这些话题，不但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同时也可以说是应当及时展开的。
    问：那除了这些“人际关系”的探讨，还有什么认为需要纳入的话题呢？
    答：肯定有。不过我个人受限于学力和研究的可执行度，主要以人物之间的关系描述为主。另外也完成了一篇文章讨论鲁迅著作尤其是《鲁迅全集》的编辑出版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尤其是中共领导人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写这篇文章的起因是，二〇二一年鲁迅诞辰一百四十周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举行了关于《鲁迅全集》出版的座谈会。那天会议，参与过一九八一年版、二〇〇五年版《鲁迅全集》编辑、注释工作的多位学者参加。我在会上作了一个简短发言，要义是，应当重视并且研究中国共产党在鲁迅作品尤其是《鲁迅全集》编辑出版过程中的作用。这样的研究不只是为了讨论谁的功绩大的问题，而是通过八十年来《鲁迅全集》出版的历程，探讨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其作品的编辑、注释、出版，何以从一开始就成为“国家行动”，鲁迅作品的经典化其实是从鲁迅在世时就开始的。
    问：那你觉得还有哪些是应当纳入，目前又还未完成的内容呢？
    答：我写到的几位人物，都可以和鲁迅建立起某种“对应关系”，并能得出关于鲁迅生平、思想以及社会活动的经历和故事。所涉及的，也都是在中共党内有重要地位、在党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事实上，鲁迅晚年与中共党员身份的人物在现实往来上可以举出很多。比较集中的，如往来的左联的作家艺术家，就是一个长名单。在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当中，他与李立三、陈云也都有过见面，我在文章里也曾有提及。鲁迅同冯雪峰这样连接着延安与上海的党内重要人物，无论是在文学上还是其他社会活动方面，往来都十分密切。冯雪峰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与鲁迅之间的“传话人”。我的系列文章差不多每一篇都引用了冯雪峰的论说和回忆文字，也因此就没有专篇来写。如果今后材料积累再充分，这样的评述也一样是必要的。而且，即使我在文章中写到的一些情形，如鲁迅给延安发贺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有关专家的讨论仍然没有定说。这样的话题单拿出来，一样可以做一篇大文章。这也是我唯一能安慰自己的正当理由。我尽力完成自己目前能完成的，并相信会有更多人来参与到相关话题的研究中，使之成为鲁迅研究中值得深入开掘下去的课题。
    问：在写作这个系列的过程中，有哪些已有成果可以借鉴？
    答：这方面的资料其实还是很多的。七卷本的《冯雪峰文集》里，有大量给人启思、可供佐证的文章，包括那些访谈实录，有很多是珍贵的一手资料。在整个写作过程中，《冯雪峰文集》几乎是始终伴随的读物。鲁迅研究的各种资料汇编里，也可以找到与话题相关的各类文章。写作过程中引用了多位专家学者已有的成果，对此我真的心存感激。与之相关的专门著作读过一些。比如秋实关于毛泽东与鲁迅的专著，朱正的《鲁迅的人际关系》，罗高林的《鲁迅与共产党人漫记》，王锡荣的《鲁迅生平疑案》，孙郁的《鲁迅与陈独秀》，等等。至于陈漱渝、张梦阳等鲁迅研究专家，以及多位党史研究者相关话题的文章，都给了我程度不同的启发和帮助。
    问：其中的引用都是正面摘引，并没有进行过商榷，是吗？
    答：是的。基本上都是用来助力的引用。我自觉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还提不出证据确凿的商榷性意见。当然，在对一件事情的种种歧见中，自己总要作出倾向性的判断，虽非大是大非，但也要在谨慎中表明态度。比如，关于鲁迅与陈赓究竟见面一次还是两次，还真不是数字上的“1”和“2”的区别。这其中涉及很多有趣的、意味深长的分歧。比如楼适夷对两次说的坚持，冯雪峰对一次才是事实的强调，就颇有值得玩味处。
    很多细节如若打开，都有可能无止境地讨论下去，而且分枝频出。比如在讨论《鲁迅全集》出版史略时，谈到过邵力子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可以说，那是一种概述式的写法，主要强调了邵力子其实同时也拥有共产党人身份，所以不能把他为《鲁迅全集》做的工作都视作是国民党政府的作为。近日读到学者北塔的文章，专门讨论邵力子究竟为《鲁迅全集》的初版做过哪些实质性工作，更觉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需要深入厘清的话题。
    问：那么，就不能对这些已经感觉到复杂纠缠的问题，继续追究下去吗？
    答：当然可以。假以时日，再容“我辈复登临”吧。我希望读者诸君能从目前这个系列中获得一点有益的东西，甚至因此有热情对相关的话题持续关注下去。如果真能如此，那也是作者和读者之间共同开启的一次“神交”之旅了。但愿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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