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逛公园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你也许不知道，“公园”这个文化空间的诞生，其实不过是100多年前的事。 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林峥在“一席”演讲上为我们讲述了中国早期公园的少为人知的故事。从那时候的公园所承担的启蒙、文化、文学、娱乐、政治等多种功能中，我们了解了公园重要的历史价值。 今天，公园已经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和活力。每天，我们穿行在公园里，在公园里赏景、社交、跳舞、写作、办公……一切都习以为常。正是这种不为宏大叙事所关注的日常生活的空间和实践，在人们的生命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林峥 近代中国人建造的第一个公园 今天，公园是我们每个人都习以为常的公共空间。但是在100多年前，它是全新的舶来品，被当作最现代的西方都市文明的象征引入中国。 北京地铁有个“动物园站”，当时这个动物园叫作“万牲园”，它就是近代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个公园。 晚清的时候，万牲园是非常“洋气”的，引入了大量异域风情的建筑和现代设施。比如其中的来远楼，第三层有一个旋转式的楼梯，里面设有番菜馆，也就是西餐厅。万牲园里的咖啡馆叫“西洋茶馆”，是一个新式的玻璃厅，一共有800扇玻璃窗。有位士大夫这样写道：“一盏噶飞消宿食，胜游疑到大西洋。”意思是一杯咖啡下肚，一瞬间好像来到了西方。晚清的中国人正是通过这些带有仪式感的体验，去领略公园背后所代表的西方文明。 清末时，清政府派了五位大臣出洋考察西方的“导民善法”，他们回来报告了四件事，分别是博物馆、图书馆、公园和万牲园。这四件新鲜事物在中国付诸实践时，被统统归于公园的框架中。 公园其实是19世纪中期西方为了应对工业革命带来的城市问题而发明的产物。当时，公园是现代市政规划的中心，被视为“都市之肺”，可以从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层面净化都市居民的身心。比如在巴黎，市长奥斯曼开设了大量的公园绿地以及林荫大道，以致有人评价说，绿化对奥斯曼而言是一项政治。在美国，“公园之父”奥姆斯特德认为，公园是社会道德改革的利器，可以控制犯罪，纽约的中央公园就是他的杰作。 因此，公园从诞生之初就承担了教化的功能，这与清末民初的启蒙价值观不谋而合。在启蒙者眼中，公园可以培养不同于“东亚病夫”的身心健康的中国国民。近代思想家梁启超甚至说：一日不到公园，则精神浑浊，理想污下。 公园承担了启蒙的使命，因此，北京早期的大部分公园都设有公共图书馆、讲演厅、陈列所、博物馆、音乐堂，还有公共体育场，德智体美全部包括。 既有公园也有游艺园 民国进一步延续了清政府的思路，发起了一系列公园开放运动，把很多清朝的皇家园林改造成公园，向公众开放。比如，社稷坛于1914年开放，被命名为中央公园。先农坛于1915年开放，初名先农坛公园，后更名为城南公园。天坛于1918年开放。太庙于1924年开放，被命名为和平公园。地坛于1924年开放，初名京兆公园，后更名为市民公园。北海、颐和园、中南海分别于1925年、1928年、1929年开放。 和上海租界区兴建的西式绿地公园不同，北京的公园都是在清朝皇家园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风景情致完全是中式的，但是内在精神又是极其现代的。比如北海公园内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根据当时的学生回忆，图书馆外部是宫殿式的，但内部完全是西式的，比起大洋彼岸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毫不逊色。 除了引入大量的现代设施，早期的公园还制定了非常详细的规范，事无巨细地教导公民如何得体地使用这些公园空间。比如，不可以大声喧哗，不可以赤身裸体，不可以向动物投喂食物，也不可以攀折花草树木。 传统中国是缺乏公共空间这个概念的，因此也缺乏与之相应的在公共空间中适宜的举止规范，也就是所谓的“公德”。从万牲园开始，公园就承担了这种培养公民道德的责任。 当时，除了公园以外，北京还有另一种独特的娱乐空间，以新世界和城南游艺园为代表。这种从上海引入的综合性的娱乐空间，象征了一种尚未被现代公园理论覆盖的公共游览地。 和公园里那种受知识分子青睐、带有启蒙功能的格调不同，新世界设有女戏场、说书场、杂耍场，都是面向平民趣味的，餐厅里卖得最好的是牛肉面。城南游艺园的氛围也是混乱、嘈杂的。茶房有个绝技，把热毛巾从一楼扔到二楼，如果扔中了，大家就一片叫好声，根本不管台上还在演出。所以，除了个别对于平民趣味非常体贴的作家，比如老舍、张恨水、林海音，很多新文化人是不太看得上城南游艺园的。在电视剧《觉醒年代》里有这样一幕——五四运动的领袖陈独秀和李大钊想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地点就选在了新世界和城南游艺园。毫无疑问，这里容纳了更广大意义上的市民。 当时的人们是怎么逛公园的 当时的人们是怎么逛公园的呢？ 首先，在公园里可以谈恋爱。 传统中国女性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比如《牡丹亭》里的杜丽娘，长到16岁都不知道自己家里有一个后花园。从万牲园开始，公园向男女一律开放，还设有巡警来维系风化，这就为女性提供了一处相对安全和友好的空间。而公园所象征的启蒙价值观，也和当时五四运动提倡的新女性形象不谋而合。于是，剪短发的女学生成了公园中一道独特的风景，公园也成了作家和艺术家最喜欢去的地方。 与此同时，在五四运动的大背景下，青年男女想要打破包办婚姻的束缚，希望社交公开、婚恋自由。公园这种既开放又私密的公共空间，就成了约会的最佳场所。所以在当时的新文学作品中，凡是跟恋爱有关的场景大多发生在公园里。 张恨水的小说《啼笑因缘》中，男主人公与三个不同身份的女性约会，就选择了北京三个不同的公园。和天桥鼓书艺人约会时，选在城南的先农坛，因为那里离天桥比较近；和卖艺的侠女约会，选在了普通老百姓喜欢的什刹海；和财政总长的女儿约会，则去了非常高雅的北海公园。张恨水的小说主要面向外地读者，他也通过这种方式带大家领略了北京不同的城市空间。 民国时候，很多新文化人的新式婚礼也选在公园举行。比如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赵元任和他的夫人杨步伟的婚礼就是在公园里举行的。他们的定情约会在中央公园，于是结婚时就在中央公园里照一张合影，把它寄给所有的亲朋好友，就算是婚礼了。这在当时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创举，因此，第二天的《晨报》以《新人物之新式婚礼》为标题报道了这场婚礼。 其次，在公园里可以开展各种公共活动。 公园为当时的知识分子们提供了一处公共交往的空间，最终促成了现代文学、文化和政治思潮的发生。 中国的士大夫素有园林雅集的传统，但园林雅集和“五四”社团在公园中的集会还是有质的区别的。正如康白情所说：“踏青是古人的滥调。古人踏青要做诗；我们却只说话，却只作玩……”现代社团的集会更强调在公共领域去实践一种公共生活，从而探索中国的文化乃至政治如何改革。 当时，几个重要的文学社团、政治社团都定期在中央公园聚会。少年中国学会就提倡，现代社团需要社交的修养和团体的训练。北京充裕的公园空间为他们团体的训练提供了场所。 而且，不同空间的公园分工也不一样。比如，在社团早期活动的时候，他们会选择市中心的中央公园，等到社团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浓郁时，他们就会选择相对偏僻的陶然亭。陶然亭在明清两代是士大夫郊游的胜地，后来成了革命者秘密集会的基地。李大钊和周恩来就曾在陶然亭举行“五团体联席会议”，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 除此之外，公园里还可以闲逛。 比如社交达人胡适。根据胡适1920年到1924年的日记，我们可以看到他频繁地出入公园，除了参加一些社团活动、文学活动外，还常常和朋友聚会，去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长美轩吃饭、喝茶。一时兴起还会去行健会打个球，半夜才回家。 鲁迅则喜欢来今雨轩的冬菜包子。根据他的学生许钦文回忆，有一次鲁迅带许钦文去来今雨轩喝茶，点了一盘热气腾腾的包子。除了来今雨轩的冬菜包子，鲁迅还非常喜欢长美轩的火腿包子，他在1924年的日记里写道：往中央公园小步买火腿包子卅枚而归。一下子就买30个包子，足见他对包子的喜爱。 沈从文、老舍笔下的北海公园 沈从文是一个刚从湘西来到北京的无业失学北漂男青年。他当时住在一处公寓，称之为“窄而霉小斋”——又狭窄又潮湿，冬天的时候甚至生不起炉火。北海公园就成了他可以去活动、取暖、汲取知识，甚至在精神上提供庇佑的空间。 到北海公园去，成了他每日的功课，也成了他一篇小说的题目。 北海公园是1925年8月1日开放的，沈从文的小说《到北海去》是8月15日发表的，足见他对北海公园高度的关注和兴趣。 在另一篇自传体小说《老实人》里，沈从文让男主人公自宽君一路尾随着两个漂亮女学生——其实是他的两个女读者，最后被公园的巡警当作拆白党给抓了起来。 自宽君去北海公园除了看人，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去北海公园的图书馆看书，这也是沈从文自己最大的乐趣。对于他这样一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来说，去公共图书馆自学的经历为他日后成长为一位文学家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五四运动以后，北海公园所在的内城中心崛起为新文化的中心，一代新青年迅速成长起来。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当时就在这里，北大校长蔡元培是美育理念的提倡者，北海公园也可以说是践行美育理念的理想场所。 比如，梁启超在担任清华国学院导师期间，每年都会带学生来北海公园夏游，同时还会在自己创设的松坡图书馆请名师来给这些学生讲学。这背后是梁启超教育理念的一种体现，他希望在课堂外，结合中国传统的书院制度以及西方的学院制度，通过师生之间的言传身教来弥补现代教育的不足。北海之游也给学生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有一种“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境界。 沈从文作为一个深受北海公园的美育氛围滋养的文学青年，20世纪30年代成长为京派文学的领袖。当他开始主编《大公报》的文艺副刊时，他又回到北海公园，在这里和青年作家们一起办组稿会，营造相对平等的对话空间。北海公园也就成了代际薪火相传的文学和美育基地。 在老舍的小说《四世同堂》里，北海公园则象征了北平的沦陷与反抗。 当祁家老三瑞全决定离开北平去投奔革命的时候，他喝了点酒，站在老槐树的阴影下，那些在北海公园、中山公园里的欢乐场景，在他眼前就像走马灯一样一幅一幅地闪过。 他去找女朋友招弟告别。他问了招弟一句：咱们是不是还有逛北海的机会？这其实是很沉痛的一句话。北海和招弟对瑞全而言，意味着不可复得的太平岁月的美好。但是招弟没有明白这句话，她很娇憨地反问：怎么没有呢？ 等瑞全成为一个地下工作者回到北平的时候，他最想去的就是公园。对瑞全和作者老舍来说，公园象征着一种日常生活的秩序，而战争恰恰打破了这种秩序。 瑞全回到北平以后，全书最为用力描写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他在北海公园杀死了曾经的女朋友、现在的女特务招弟。这是年少恋人的久别重逢，也是敌我双方的残酷对峙。表面上两个人亲亲热热地挽着手，实际上是生死的较量。最后，瑞全在这个曾经美好的约会地点亲手掐死了曾经的恋人。 在全书的末尾，抗战结束了，老舍再次描写了一段公园的场景：“北海公园的白塔，依旧傲然屹立。海子里的红荷花、白荷花，也照常吐放清香。天坛、太庙和故宫，依然庄严肃穆，古老的琉璃瓦闪烁着锃亮的光彩。”这象征着北平乃至中国人的那种隐忍却坚韧的力量。 公园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虽然民国时期开放公园的初衷是启蒙和培养现代的公民，但是当时公园的消费和格调决定了它只是中上阶层的娱乐空间。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真正实现了“人民的公园”。 小学的时候，学校经常组织我们去公园春游、秋游，回来还要写作文。我们这一代人印象最深的一首歌是《让我们荡起双桨》，几乎每个人都会唱。这首歌是电影《祖国的花朵》的主题曲，歌词中“美丽的白塔”和“绿树红墙”就是北海公园的景观。 后来我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也常常去北海公园泛舟游园。在美国访学的时候，我每天都会穿过一个叫Boston common的街区公园去学校，它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奥姆斯特德所打造的公园系统的一部分。现在，我妈妈也经常去我家附近的公园跳广场舞，和她一起跳舞的还有很多人。 今天，公园已经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和活力。每天，我们穿行在公园里，在公园里赏景、社交、跳舞、写作、办公……一切都习以为常。正是这种不为宏大叙事所关注的日常生活的空间和实践，在人们的生命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空间从来不只是一个物质的空间。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生活在其中的人，我们的城市才是一个活生生的城市，公园才永远生机勃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