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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江小角教授把他和方宁胜、朱杨先生合作的《桐城文派史》（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送到寒舍，请我指正评介。我一看这是一部８５万字的皇皇巨著，１６开纸精装厚厚两大本，插页用彩色影印有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桐城派名家手迹，并标明该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成果”，我十分惊喜，爱不释手，更不禁想起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拙著《桐城派研究》，也是教育部人文社科“八五”规划项目。当时我曾带着硕士研究生刘相雨，到桐城作实地考察调研，受到桐城领导的热情款待。江小角当时在桐城博物馆工作，他带我们参观，并参加我们的座谈会，积极主动为我们提供有关桐城派作家的资料。虽然一晃已过去三十多年，但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后来我又多次赴桐城参加桐城派学术研讨会，又参加由江小角和严云绶、施立业主持的国家《清史》工程“桐城派名家文集”整理项目，江又调回安徽大学历史系任教，并担任安大桐城派研究中心的主任，我俩也时有接触，他为人的热情、虚心、诚恳和极端负责的敬业精神，使我感受颇深，令我十分钦佩。 尽管我已八十九岁，到了苟延残喘之年，又时值酷暑高温，挥汗如雨，我还是怀着极其喜悦和兴奋的心情，把这两厚本长篇大作仔细拜读了一遍。读后，我浮想联翩，情不自禁地要把我的读后感写出来。 一 该书给我最强烈的感受，是它不愧为出自史学家手笔所写的第一部最全面、最详尽的桐城文派史。 全书把桐城文派分为渊源、滥觞、初创、发 １１５ 展、树帜、鼎盛、中兴、转型、式微九个时期，前有绪论，后有“反拨与回响”的余论，极其清晰地体现了桐城文派的历史发展脉络。不仅对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及姚门弟子、曾国藩及其四大弟子、严复、林纾等桐城派名家作了重点阐述，而且在每个时期还穿插介绍了王又朴、王灼、阳湖诸子、岭西五大家、方宗诚、李宗传、莲池俊秀、莲池旁支、马其昶、姚永概、姚永朴等一系列桐城派作家。对他们在古文创作和理论主张，诗歌、书法、学术研究等方面的成就和贡献，以及在反抗侵略、变法改良、兴办教育、救国图强等各方面的表现，皆从多方面、多角度作了全方位、全景式的描述。如此内容丰富、多姿多彩、波澜壮阔的《桐城文派史》，不只在所有桐城派研究著作中是独树一帜的首创，而且在整个史学界也堪称独占鳌头。 在具体内容和叙述方式上，该书有许多创新，令人刮目相看。 它所写内容不是平铺直叙，而是经过作者的深入思考和提炼。如对“戴名世的古文理论”，分别叙述：“一、古文理论核心：立诚有物”；“二、古文创作方法：道、法、辞兼备”；“三、古文创作特色：率其自然，贵于独知”；“四、古文艺术风格：精、气、神合一”；最后归结为“五、以古文为时文”［１］１１８－１２７。对他的古文创作成就，也不是笼统地叙述其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而是既整体介绍其古文创作的三个阶段和文章特点的“三变说”，又分别阐述其游记文、论说文、传记文各自的成就和特色。这些都显得非常精准、恰切，令人耳目一新，印象深刻。 它不是局限于作家作品本身，而是紧密联系时代背景，具有历史学家所特有的史识。如在评述方东树的《汉学商兑》时，指出：“汉宋之争的学术背景，鸦片输入，洋商涌进，吏治腐败，使得方东树的危机意识逐渐增强。他认为当时中国正面临着一场道德危机，而这场危机的根源，是考据学所造成的自我修养的缺失和社会意识的退化。”［１］４３１如此联系历史环境的分析，不仅使人们对其具体作品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认识，而且使其对作家的介绍富有浓厚、深邃的历史感。它具有史学家视野开阔的特质。如对曾国藩为代表的湘乡派的形成，作者把陈独秀提出的“湖南人底精神”，与屈原《离骚》开启的诗韵文学传统，周敦颐《太极图说》《通书》开启的义理经学传统相联系，同时又指出：“成就大事业，必须置身高处，走出故乡看故乡。”“只有到了京师这样的首善之区，才能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视野和胸襟。”［１］５１２“而曾国藩一生事功，无不与其中进士、入京师、登高位、广交游有关。”［１］５１３如此视野广阔的分析，既令人心悦诚服，又启人心扉，耐人咀嚼，深感获益匪浅。 对于作家作品本身的分析它也把视野放远，善于作纵向对比。如分析戴名世的游记文《响雪亭记》中所写“两山夹之，皆石为底，为岸，为坳，为坎，为坻……”时，把它与姚鼐《登泰山记》中写的“多平方，少圜。少杂树，多松，生石罅，皆平顶”相对比，与张裕钊《北山独游记》中写的“洼者、隆者、布者、抟者、迤者、峙者、环者、倚者、怪者、妍者、去相背者、来相御者”作对比，指出他们在语言运用上，皆“常有二三字成句”，即写出气象万千的景色［１］１３８－１３９。又如王又朴的《半隐堂诗集序》评李旦初的古近体诗：“长则千言，短亦十数韵，或如海水之立；或如风云之涌；或如短兵接战，愈战愈前；或如原泉迸流，愈流愈出。而其峭如削，其险如坠，其迅疾如扫，其坚如壁，其苍苍之色、棱棱之骨，则又如千岁之老柏枯藤，偃仰蟠屈于深山幽谷之中。”［１］２０４以其连用九个“如”字，与姚鼐的《复鲁絜非书》写阳刚、阴柔两种不同风格特征，连用“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等连用二十六个“如”字作对比［１］２０５，既说明两者的笔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更给人以桐城派作家在写作笔法上前后一脉相承的历史感。 旁征博引是其以史学家的广阔视野分析作家作品的又一特色。如戴名世的《孑遗录》，主要记载明末桐城平民黄文鼎等人发起暴动之事。作者既未离开桐城范围，又将明末农民战争的大势及明亡的原因，纳入文中隐含讨论。该书引用 １１６ 梁启超的话对其赞道：“极史家技术之能，无怪其毅然以《明史》自任而窃比迁固也。”［１］１４４引用梁启超如此崇高的评价，既极具经过历史考验、毋史事实，绝不因其于桐城派不利，而不予以秉笔直书。 二 庸置疑的权威性，又言简意赅地给人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 视野开阔绝不是大而化之、不着边际，而是同时十分注重精准地抓住论述对象的个性与特长。如对姚门弟子的叙述，作者指出：“生徒虽同属一师，但个人学术取向有别：方东树偏重义理，姚莹更趋经世，管同长于议论，刘开更显才气。学问、文风虽不同，但师法同源，以‘贤与才’相契合，故而同门情谊更重，互动尤多。”［１］４０８ 实事求是，对作家作品评价客观公正，是该书的显著特色和重大贡献。如对曾国藩的评价，在引述吴汝纶、薛福成称赞曾“卓然为一代大家”，“几欲跨越前辈”之后，指出其“揄扬曾氏未免太过”，接着又引用刘声木说：“湘乡曾文正公国藩工古文学，在国朝人中，自不能不称一家。无奈后人尊之者太过，尤以湘人及其门生故吏为尤甚，言过其实，迹近标榜，亦非曾文正公本意。实则曾文正公古文，气势有余，酝酿不足，未能成为大家。亦以夺于兵事吏事，不能专心一志，致力于文，亦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亦不必曲为之讳也。”对此该书指出：“持论可谓公允。”［１］５０６又如该书指出：“严复对西方文化的反思梳理，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新估量，从今日看来十分必要。但在那个以‘新’为进步的时期，严复被打上了‘复古’的标签。”［１］８０８如此对过往评价的纠正，不仅客观公正，实事求是，而且颇有新意，发人深省。 对于桐城派整体的评价也是如此。如该书指出：“平心而论，桐城派至清末已近二百年，影响尤深，声势仍壮，而其文弊亦显露无遗，诟病者多以其树立宗派为非。不仅派外人士多有不满，派中之士亦不愿张扬文派之帜。此前吴敏树不愿归列桐城门墙，曾国藩以湘乡自别，后期林纾仰慕吴汝纶，却不愿依附桐城派。更有吴汝纶之子吴闿生，亦以标榜桐城为无益。”［１］６９１－６９２这表明该书作者敢于正视历史事实，极其尊重历史事实，绝不因其于桐城派不利，而不予秉笔直书。 《桐城文派史》之所以能取得上述卓越成就，是以其作者详细占有历史资料为坚实基础的。 该书作者在引用历史资料时，对其作了深入的考察。如书中有《姚鼐著述刊刻一览表》，分别注明刊印时间、刻印者和书名。最早刻印的是《惜抱轩文集》１０卷，刻印于乾隆五十七年（１７９２），姚鼐指出：“不欲其传播，嘱勿更印。”［２］１０５《惜抱轩文集》１６卷正式刻印于嘉庆五年（１８００）。诗集５卷首次刻印于嘉庆四年（１７９９）。《今体诗钞》１８卷，首次刻印于嘉庆十三年（１８０８）。《九经说》首次刻印于嘉庆元年（１７９６），嘉庆十四年（１８０９）又正式刻印１７卷本。对后世影响颇大的《古文辞类纂》，姚鼐中年抄定的７４卷本，由康绍镛首次刻印于嘉庆二十五年（１８２０），已是在姚鼐逝世五年之后。姚鼐晚年抄定的７５卷本，由吴启昌刻印于道光五年（１８２５），距姚鼐逝世已经十年。此表对姚鼐著作出版传播的史实，给人以非常确凿、清晰的认知。 对于曾国藩著作出版的史实，叙述得也很确凿、清晰。如写他生前说，其所作文稿皆由黎庶昌抄录，“如有知旧劝刻余集者，婉言谢之可也”［１］５０４－５０５。也就是说，其著作在他生前从未刻印。“在他逝世后四个月，黎庶昌编辑的《曾文正公文钞》便在苏州刊印行世。半年之后，又有方宗诚编印曾氏《求阙斋文钞》之事。稍后即有湖广总督李瀚章列名总纂，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实际主持的传忠书局刊印之《曾文正公全集》问世。近人刘声木推出辑佚本《曾文正公集外文》，因粗疏失考，影响有限。真正的全编‘足本’，应是岳麓书社于１９９４年出齐的《曾国藩全集》３０册，共１５００多万字。２０１１年，岳麓书社又将来自中国台湾的曾国藩奏稿、批牍等内容四五十万字补入，重新修订出版，收集曾氏著作更为 １１７ 完备。”［１］５０５如此记述，不仅史实确凿，脉络清晰，而且给读者查阅和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史料丰富是该书的一大特色。如关于张裕钊的研究资料，２００７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有王达敏校点的《张裕钊诗文集》。该书附录有《濂亭集外文辑存》《书札》《批语》《杂记》《传记》《评传》等资料，已相当完备。可是作者却不满足于这些现成的资料，而是搜集并引用湖北省襄樊市政协内部编印的《襄樊文史资料》第九辑，说明他在襄樊鹿门书院讲学的史实。为说明张裕钊的书法成就和特色，除引用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外，还引用鄂州市政协１９８６年编印的《鄂州文史资料》第一辑有关张裕钊书法的资料。关于张裕钊“应张之洞之请作《经心书院记》，表达自己对书院教育的认识与看法”［１］６１０，则引用了１９９１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武汉地方志编委会主编的《武汉市志·教育志》记载的史料。为说明张裕钊对贺涛作品的评价，又找到并引用《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３期发表的李松荣《张裕钊书札补辑———〈中国学报〉上的〈张廉卿先生论文书牍摘抄〉》。这些皆属极为罕见的珍贵史料，如果不下功夫精心广泛搜集，是很难得到的。 又如林纾不懂外文，他怎么能把法国小仲马的名著《茶花女》，于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春，翻译成中文版《巴黎茶花女遗事》，在福州刊行，引起全国轰动，被严复誉为“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１］８１７，从此走上翻译之路？该书作者引用２００７年福州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出版、陈然编著的《福建船政文化简明读本》，说明这是林纾与福州船政学堂的法文教师王寿昌合作的成果。王寿昌１８５５年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成绩优秀，１８９１年回国后，在福州船政学堂任教。关于林纾翻译出版作品的数量，历来说法不一，多则说２１３部，少则说１６２部。该书作者引用华东师范大学刘宏照的博士论文《林纾小说翻译研究》作了辨析，指出其“总体数量之多，在翻译史上实属罕见。尤其是他并不懂外文，全靠合作者口译，他笔译成书，竟成如此规模，更属难得”［１］８１９。其引用资料之罕见、翔实，所得出结论之可靠、可信，令人不禁颇感钦佩。 为可贵的是，该书作者对历史文献资料并不盲目信从，而是多方求证，加以辨析，得出合乎史实的结论。如刘声木的《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认为，王树楠“师事张裕钊、吴汝纶，受古文法”［３］。而该书作者根据王树楠称张裕钊为“文章海内师”，张裕钊也称王树楠为“当仁不让师”，认为这只是表达了“惺惺相惜”之意。又据王树楠辑《故旧文存》所作的小传称：“同治、光绪间，海内言古文者，并称张、吴，谓裕钊及桐城吴挚甫汝纶也。黄贵筑师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去后，予与挚甫荐之直督张靖达公，继主讲席。廉卿去后，挚甫继之。河北文派，自两先生开之也。”［４］这里王树楠只称“黄贵筑师”，而未称张、吴为师。又据钟广生在为其师王树楠的《陶庐文集》所作《序》中说：“尝闻张、吴两先生之于先生并皆引为畏友，而先生亦雅不欲标榜门户，谬托师承。”［１］６８４经过如此多方求证，证明王树楠与张裕钊、吴汝纶只是互相敬重的“畏友”，而张、吴与他并非师生关系。由此得出结论，刘声木的说法，“与历史事实并不相符”［１］６８４。对史料如此辨伪求真的精神，不仅令人钦佩不已，更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并予以大力弘扬。 三 读完江小角、方宁胜、朱杨的大著《桐城文派史》，使我深感该书的出版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是桐城派研究的一部里程碑之作。 首先，它提供许多历史事实进一步证明，桐城派作家作品绝非“是和统治者一鼻孔出气的”，绝非“御用文人”的“御用文学”，更谈不上“是反动的”。对此，我在拙著《桐城派研究》《姚鼐研究》中，已作了批驳。但我只侧重从其作品的内容出发，指出处于封建时代的桐城派作家，其思想体系无疑属于封建主义的范畴，有其落后、保守的一面，不过作为文学家，他们必然要描写真实的社会生活，要反映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群 １１８ 众的呼声。姚鼐即公然宣称：“鼐江南庶民之一，实与亿兆同心。”［２］１１５“非关天下利害，兹不著。”［２］３３２我以其作品证明，绝不能把桐城派与反动统治者画上等号，戴上“反动”的大帽子，予以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而《桐城文派史》则列举更多历史事实，从许多桐城派作家的政治态度方面，进一步说明他们不但没有站在反动统治者一边，而且是坚持爱国、正义立场，坚决反对开历史倒车，积极支持政治进步和社会变革的。如当帝国主义侵略，清廷妥协投降，中国将要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时，姚莹领导台湾军民击退法舰对台湾的侵略，他打了胜仗，却遭到清廷的责罚，引起舆论哗然。薛福成屡次上书清廷，要求实行变法改良。吴汝纶远涉重洋，赴日本考察教育，引进西方课程，实行教育改革。袁世凯复辟帝制，马其昶作书反对，并弃参政院参事之职归里。不只是马其昶一个人，该书指出：“在袁世凯违背历史潮流走复辟之路时，原先归附他、支持他的桐城派作家纷纷弃他而去。这也进一步表明，桐城派作家在大是大非面前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１］１０００同时又指出：“林纾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爱国者。”［１］９２８他不但反对袁世凯称帝，且对北洋军阀的统治表示十分不满。严复的“翻译活动和教育实践，无不贯穿着爱国救国、自强图存的主线”［１］９２７。由于不满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吴汝纶在日本马关参观，当地人士集合欢迎吴汝纶，请他题诗留念时，他满怀悲愤写下‘伤心之地’四字，在场人士都为他浩然的民族气节所折服”［１］９２７。其子吴闿生曾留学日本，精通日文，翻译有十二本日文著作。当“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隐居著述。在日占危城之中，有人‘欲挽之出仕’伪职，吴闿生此时虽困于生计，但始终不为所动，体现了民族浩然正气”［１］９０６。即使对于竭力攻击桐城古文的五四运动旗手陈独秀，当陈独秀于民国八年（１９１９）被拘禁在警察厅的时候，署名营救他的人中，就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与姚叔节。胡适在《致陈独秀》的信中，曾对此表示特别感动，使他“觉得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反对白话文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１］８４１。 如果说以姚鼐为代表的前期桐城派作家反对暴政，要求实行仁政，不惜愤而辞官从文，只是属于持不同政见的话，那么，《桐城文派史》所引述的这一切历史事实，更足以充分证明，桐城派后期作家，面临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社会，他们已公然站在反动统治者对立面，反对统治者妥协投降、卖国求荣。他们或著文沉痛揭露鸦片对国家民族的危害，讴歌为反侵略而血战沙场的民族英烈；或亲身投入反帝反侵略的战场，成为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或著文揭露吏治腐败，充当唤醒民众、积极推进政治改良的先锋；或为反对复辟倒退，而成了坚持社会进步的勇士。他们这种爱国救国、追求社会进步、捍卫人类正义的精神，难道不是至今仍意义非凡，值得我们继承、学习和大力弘扬的吗？ 该书不仅给桐城派作家彻底清除了政治上“反动”的污名，而且以确凿、丰富的史料，从忠实于历史事实出发，使得对桐城派作家的评价，显得更加客观、全面、恰当、深刻，足以给人以新鲜的启迪和深邃的思考。如作者既肯定“在顺应时代变化、传播近代文明、关心百姓疾苦上，桐城派作家一直都是实践者”，同时又指出：“对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时代的律动、民众深层次的呐喊，由于自身的局限，桐城派晚期传人无法准确触及和把握，这是桐城派式微的根源。”［１］７９４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我们原来认为桐城派古文家，既然坚持古文，必然是反对白话文的。可是该书作者却以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桐城派作家并不反对白话文，他们坚决反对的只是全盘否定古文。因此，在提倡白话文者大张挞伐“桐城谬种”时，只有林纾一人著文反驳，而桐城嫡派古文家为什么却没有一个人跳出来著文反对呢？原来他们本着桐城派的一贯主张：“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 １１９ 大。”“自其当变者而观之，则未变者皆谬种也；自其足法者而言之，则可法者皆奇文也。”所以姚永朴认同他的学生吴孟复的这个观点，说：“昔在京中，林琴南与陈独秀争，吾固不直琴南也。若吾子言，桐城固白话文之先驱矣。”［１］８５２林纾之所以跳出来“与陈独秀争”，该书作者指出：“林纾并不反白话文。”“林纾早年曾作《闽中新乐府》，以通俗浅显的诗作启蒙幼童。还在《杭州白话报》上发表《白话道情》，以白话语体作劝孝警语。”包括林纾在内，桐城派反对的只是五四把白话文与古文完全对立，将古文污名化，从而全盘否定古文。这在五四虽有“矫枉必须过正”的需要，但实则也属当时某些领导人存在“好则全好、坏则全坏”形而上学弊病的反映。白话文不应是对文言文的完全否定，而应是对文言文的继承和发展。对此，许多当代文学家皆有切身的体会。如朱光潜说：“白话文必须继承文言的遗产，才可以丰富，才可以着土生根。”［１］９５５当代被授予“人民艺术家”殊荣的老舍则明言，“我的散文学桐城派”，因而才达到“得其神髓而自成高格”［１］９５７。现今广受欢迎的作家汪曾祺，也说他在中小学所学的“这几十篇桐城派古文，对我的文章的洗炼，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１］９５７。该书作者所历举的这种种史实，皆足以说明，我们今天研究桐城派，绝不是要发思古之幽情，更不是要复古，而是要纠正过往对其认识和评价上的偏差，吸取其作为文化遗产的有益精华。这对于我们提高文化修养，使新文学的发展在继承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显得更加底蕴深厚，更加完美成熟，其现实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该书把“转型时期的桐城文派”列为专章，对此我认为其意义尤为重大，应该大书特书。愚以为，自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以来，桐城文派即由只写小文章，转型为动辄写万言大文章；文章内容，也转为更注重经世致用。其文章的转型，是旨在促进整个社会的转型。薛福成、黎庶昌积极要求变法改良，是为促进挽救民族危机的国家政治转型；张裕钊、吴汝纶兴办西学课程，属于教育转型；严复、林纾大量翻译西方《天演论》等科学著作和《茶花女》等文学作品，则是要促进全民的思想文化转型。这种种转型，完全适合时代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不但丝毫扯不上“反动”，而且堪称是当时国人中的先知先觉者。这种先知先觉，极为难能可贵。它反映了知识分子是时代的感官，文学是政治气候的晴雨表；为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不断地求新图变，这也正是桐城派能够绵延历史最长久的根本原因和重要经验。直至今天，我国社会实行全方面的改革开放，仍处在使整个社会向现代化、民主化转型的过程之中；当今整个世界，也正处于由美国独霸到多极化，文化由西方一元独大到多元互鉴交融的转型期。转型是极其艰难复杂的，必然要遭遇到强大的阻力和众多的非议。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充分提高推进转型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桐城派推动各方面转型，有许多失败的教训，也有值得吸取的经验。我觉得其现实意义不容小觑，值得我们予以认真地研究和借鉴。就《桐城文派史》本身而言，其对桐城派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不言而喻，也有重大转型、推进意义。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充分肯定《桐城文派史》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该书也尚有值得商榷之处。这是一部主要由桐城人写的《桐城文派史》，它使我隐隐觉得作者对桐城籍人士仿佛有偏爱的桐城情结。如它把桐城出生的清代父子名相张英、张廷玉拉入桐城派作家行列，我不敢苟同。一是在政治态度上，张英、张廷玉一辈子忠心耿耿为清王朝效劳，深受皇帝宠爱，被誉为“优秀的辅佐大臣”“股肱之臣”“卓然一代之完人”，实为地地道道的清王朝御用文人。我以为不能把桐城派作家与效忠清王朝的张英、张廷玉相提并论。二是在文学主张上，张英认为“文者，载道之器也”，张廷玉强调“文以载道”要服从于“收制科之实效”［５］１２１，“以期无负国家求贤致治之意”［５］１７４。也就是说，他们都强调文要直接为封建统治服务，“文”只是“道”的工具、附庸，而 １２０ 毫无文艺自身价值和独立性可言。桐城派作家与他们的主张迥然有别。三是在人生的身分定位上，张英、张廷玉为清王朝“成就盛世伟业，堪称盛世名臣”。如此评价，这就足矣。愚孤陋寡闻，在所有历史文献和桐城派作家文集中，尚未见到有人把张氏父子列为桐城派的。把这个“平生不以文名”的人说成“古文创作大家”，把桐城派作家与道地的御用文人放在一起，值得思考。此外，把与曾国藩交谊深厚的方宗诚列为“转型时期桐城文派”首要作家，这是否妥当，也可以再探讨。 参考文献： ［１］江小角，方宁胜，朱杨．桐城文派史［Ｍ］．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２１． ［２］姚鼐．惜抱轩诗文集［Ｍ］．刘季高，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 ［３］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Ｍ］．合肥：黄山书社，２０１２． ［４］王树楠．张裕钊小传［Ｍ］／／故旧文存：卷首．１９２７（民国十六年）． ［５］张廷玉．张廷玉全集［Ｍ］．江小角，杨怀志，点校．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