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张可礼文集》由中华书局出版，我有幸成为较早的读者，受教之余，不无怅惘。文集精装六册，墨绿色的封面，装帧大气，低调沉稳，就像张可礼先生的为人为学，温雅平旷，谦和朴实。
    
    在汉魏六朝文学研究领域，张可礼先生贡献卓著，人所共知。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能有多少人深知张可礼先生的学术成就，实不好悬测。毕竟隔行如隔山，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说到这里，我想起一则趣闻。刚刚去世的杨义先生，名声不可谓不大，但出了学术圈，就未必如此了。网上流传一篇纪念杨义先生的文章，一条跟帖评论说，杨义的去世是相声界的重要损失。显然，这位看官根本就没有读文章，只看标题，就把文学所的杨义与说相声的杨议混同起来。于是，又有一条跟帖建议，纪念文章最好先介绍一下当事人的工作单位和具体贡献。这个建议很有道理。于是，我想先介绍一下张可礼先生的简历：1935年生，山东荣成人。1958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1962年大学毕业后考取山东大学汉魏六朝文学专业研究生，师从陆侃如先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83年被评为副教授，1990年被评为教授，1993年被评为博士研究生导师。2021年2月6日去世，享年86岁。
    在上述经历中，1962年对张可礼先生来说是他的人生转折点。那年，他考取了山东大学著名学者陆侃如先生的研究生。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张可礼先生的人生轨迹，在以后的岁月中，他矢志不渝地研究汉魏六朝文学，这部《张可礼文集》记录了他毕生的主要成就。
    当然，他不是唯一的幸运者，还有两位同学和他一起追随陆侃如先生读书，同样取得了重要成绩，一位是后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刘文忠先生，另一位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的陈祖美先生。按年龄排，张可礼先生第一，刘文忠先生第二，陈祖美先生第三。刘文忠先生、陈祖美先生先后在不同单位工作过，张可礼先生的经历则比较简单，研究生毕业就留校任教，一辈子没有离开过教学科研岗位。
    三位老同学性格特点不同，遭逢际会不同，做事风格也不同。张可礼先生说话总是慢声细语，生怕打扰别人似的，那是一种发自天性的礼貌，让人感到舒适、亲切；刘文忠先生很直率，嗓门高，说话常常直言不讳，这种性格难免会得罪人；陈祖美先生看似温婉，实则为女中豪杰，据说年轻时酒量很大，做事也雷厉风行。
    他们三位都好学不厌、著述不辍，走的路径却又不同。张可礼先生走的是长线：生活有规律，每天按时作息，很少“开夜车”，持之以恒。刘文忠先生则不然。他大学本科就读于南京大学，1962年考入山东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后换了好几家单位，最后二十多年落脚在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当编辑，需要天天坐班，又要天天看稿。我和曹道衡先生合著的《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就由刘文忠先生担任责编。1998年年底，我从他那里取回校样，里面夹了三百多张纸条，上面写得密密麻麻，都是校订意见，我既惭愧又感动。譬如颜之推的生卒年，《北齐书·文苑·颜之推传》未详载，《颜氏家训·终制》也只是说“吾已六十余”，但同书同篇又说“吾年十九，值梁家丧乱”，似乎是指太清三年(549)侯景攻陷台城，梁武帝饿死之事。最初，我们怀疑“十九”为“二十九”之误。因为《周书·颜之仪传》记载，颜之推的弟弟颜之仪卒于开皇十一年(591)，年六十九，颜之推年长于颜之仪，“二十九”更为合理。刘文忠先生则不以为然，他指出，《颜氏家训·序致》云“年始九岁，便丁荼蓼”，即指其父颜协之死，据《梁书·颜协传》，颜协卒于梁大同五年(539)，与《序致》正合。至其“十九”岁，正是侯景攻陷台城之年。在那三百多张纸条上，类似这样的商榷讨论，所在多有。《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出版后，获得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作为责编，刘文忠先生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我至今难忘。
    刘文忠先生编、研兼顾，只能在工作之余挤出时间从事研究和写作。为此，他为自己制定了利用“三一”的苛刻计划：每天开夜车，这是一天的三分之一；充分利用星期天，这是一周的七分之一；80至90年代中期，编辑每年有一个月的假期，这是一年的十二分之一。他几乎没有在夜里十二点以前睡过觉，有时还要开夜车至凌晨三四点。就这样日夕披览，孜孜不倦，长年累月，强攻死守，刘文忠先生硬是在繁重的编辑工作之余，勤奋写作，出版了二十多种著作。这是以透支身体为代价的无奈选择。
    他们三位承师问道，最初都研究汉魏六朝文学，后来各有分张。张可礼先生初心不改，始终坚守在这个领域，而且主要集中在建安文学和东晋文学。一辈子就做这一件事，精耕细作，细水长流。刘文忠先生就像一颗螺丝钉，在坚守专业领域的同时，不得不围绕着出版社的要求，随时被调用。他做过注释、今译、鉴赏、校点、改编等工作，著述总量不下四百万字。
    陈祖美先生从汉魏六朝文学出发，编著《谢灵运年谱汇编》。在我的印象中，她写的《蔡文姬评传》（收入《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最漂亮，最有深度。作者以细腻的笔触，生动地描绘了蔡文姬的坎坷人生经历和文学创作成就，提出了很多新的见解，如文姬归汉的时间、《悲愤诗》的真伪等，资料丰富，考订严密。后来，陈祖美先生转向宋词，对李清照情有独钟，有《李清照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李清照新传》（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漱玉词注》（齐鲁书社2009年版）、《李清照诗词选》（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等著作。陈祖美先生的研究，坚持用女性视角，从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对作家作品作多重阐释，别有会心。传统的观点认为，李清照婚后不久，丈夫就负笈远游，因而李清照的创作颇多哀怨。陈祖美先生则考证出赵明诚并无外出读书、做官的经历，认为女词人的哀怨有着更复杂的内涵。陈祖美先生的观点是否正确，我不能遽下判断，仅就其所举的例证看，我认为还是很有说服力的。这些年来，她每有新著出版，总会送给我学习。可惜我的专业范围比较窄，对宋代文学所知有限，没有足够的能力评价陈祖美先生的成就。1991年夏秋，我在清华大学工作十年后，来到文学所工作。不久，文学所评职称，有四十多人申请正高，仅有六个名额，陈祖美先生顺利当选。由此可以推想她的研究实力。我最后一次见到陈祖美先生是在2018年8月30日，那时，她已患病住在重症监护室，我去医院看望，只能隔着窗户默默祝愿她老人家早日康复。
    三位前辈学者，笃学修行，不坠门风。他们的研究成果，“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其背后蕴含着一种强大的生命动力，更有一种叫人敬佩的忘我境界。
    三位先生中，我和刘文忠先生认识最先，和陈祖美先生相处最熟，与张可礼先生虽是最晚相识，但由于专业相近，了解却相对较多。
    1995年11月，在南京大学举办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程千帆、周勋初先生代表主办方出席会议，20世纪30年代出生的学者，如罗宗强、袁行霈、张可礼、钟优民、穆克宏、张少康、俞绍初等先生也参加了会议。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张可礼先生，他面容清癯，声音柔和，说话时身子总是微微前倾，十分谦和，给人如沐春风之感。会后，我把会议期间拍摄的几张照片寄给张可礼先生，他回信说：
    跃进先生：
    近好！这次在南京大学有缘再次见面，非常高兴。您治学，沉潜往复，不尚空论，且不断有大作问世，极为敬佩。最近几年，我想围绕东晋文艺，作一点综合探讨，在这方面，请曹先生和您多加指导。
    我在南京会上提交的拙作，回来后，个别地方又做了修改。今呈上，请审改。如有可能，请推荐给《文学遗产》，予以发表。若不符合要求，或有困难，劳您退回。此事，请千万不要为难。
    购买《文选》六臣注一事，我已让我带的韩国硕士生吕寅喆请他父亲代买，只要韩国尚有此书，买到当无问题。
    请代问曹先生、公持先生好！即颂
    阖府纳吉
    附：身份证明、论文。
    张可礼
    1995.11.29
    不久，张可礼先生如约将两大厚册奎章阁本《文选》寄给我。这本书对我从事《文选》《玉台新咏》的研究，帮助极大。我向他表示感谢，他鼓励我说：
    跃进君：
    惠寄的大作、手书并书款，均收到，请释念。春节后购得《中国古籍研究》上面刊有高著《玉台新咏版本研究》，当即让研究生阅读参考。君风华正茂，且不断有论著问世，可敬可喜！衷心祝愿，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恭颂
    撰安
    张可礼
    1997.4.29
    1997年年底，我们一起到韩国顺天乡大学访问，同宿一室，对床夜话。第二年，我们又一起赴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参加六朝文学研讨会。那次大陆有23人赴会，有关部门指定我和张可礼先生作为联络人。开会那天，张可礼先生进入会场，马上意识到主席台后方的布置有所不妥，便与会议主办方协商。在张可礼先生的要求下，问题得到解决，会议顺利召开。从这件事看，张可礼先生有着很强的政治意识。
    与张可礼先生接触越多，对他的为人处世、读书治学的特色认识越深。如果用关键词来概括，我想到了平和、笃实这两个词。
    平和，是张可礼先生的最大特色，处世平和，为人平和，治学平和。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贫农家的孩子，能在大学当老师，在过去想都不敢想。因此，他对生活始终抱有一种感激之情，感谢这个时代，感谢他的亲友，感谢他的老师，感谢他的学生。他的这种感念是真诚的，达到一种念兹在兹的程度。
    张可礼先生大学毕业留校，行政工作占据了他大量的时间，还遭遇到很多不足与外人道的委屈和挫折。所有这一切，他都能坦然面对，并尽可能地化解开来，从中体会到某种人生的理趣和情趣；甚至，他还会把这种理解之同情投射到古人身上，心有戚戚，触事感悟。《荀子》说：“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张可礼先生就是这样的人。他总是说自己比较笨拙，没有才气，能为大家做点事，心甘情愿，绝少抱怨。同时，他还坚信勤能补拙，不论多么繁忙，做完行政工作，只要有机会，马上伏案读书，静心思考，拿得起，放得下。他读书治学，举要提纲，不温不火、不骄不躁，从无懈怠，几十年如一日。他说自己“能在学术探讨上取得一点成绩，是长期勤奋耕耘的酬报”。这种忘我的投入，既是爱好，更是一种事业心。他在《我的求学与学术探讨之路》一文中说：“对于古代文学的探讨，不能拘于职业，而应当把它作为一种神圣的事业，要有事业心。”“有事业心者，源自责任，会超越自我，思想境界会更高一些，会有持久的耐力，没有休息站，只有加油站，不断地向前进，能摆脱‘俗谛之桎梏’，突破多方面的限制。”一段平常话，一生事业心。
    由此看来，平和不是平庸，不是平凡，而是有感激，有原则，有坚守，符合古人所推崇的中庸之道。
    张可礼先生的研究看似平和，却很笃实，多有独创。他每研究一个课题，总是从资料编纂做起。研究建安文学，先有《三曹年谱》；研究东晋文艺，先有《东晋文艺系年》；总结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业绩，先有《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建立在丰富的文献基础之上，又能注重史料与理论的结合，张可礼先生的研究往往能援据精博，掇其大旨，开辟全新的研究领域，提出独到的学术见解。譬如，东晋文艺研究就是张可礼先生辛勤耕耘出来的一方学术沃土。《东晋文艺系年》把东晋（包括北方十六国）一百零三年的有关文学、书法、绘画、雕塑和音乐等方面的史料，以时间为序，分别系于各年，涉及一百七十多位文艺家，详略去取，各有裁制。以此为基础，他撰写的《东晋文艺综合研究》一书，博观约取，厚积薄发，极大地拓宽了中古文学研究的天地。
    1999年12月28日，张可礼先生给我写信：
    跃进先生：
    去年此时在台湾见面后，一直没有联系。从一些学术刊物上，知道您不断有大作问世，非常敬佩。年来，我主要时间用于带研究生，潜心读书时间较少，长进甚微。最近两年，我在教学时，再次阅读了陶渊明的诗文，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总体上对陶做一点新的思考，结果是草就了一篇拙作《陶渊明诗文内容三要义》。拙稿已挂号寄给了《文学遗产》编辑部。您文献根柢深厚，有理论素养，思维又活跃，请不吝斧正。如符合要求，希望能予刊用。如不合要求，就作罢。请千万不必为难。元旦吉日在即，恭颂
    阖家幸福
    张可礼
    1999.12.28
    这篇文章发表在《文学遗产》2001年第3期上。“三要义”指陶渊明诗文中蕴含的三重独特的涵义：第一个要义是指陶渊明努力保持自己的自然之性。他的挂冠归隐“与其说是出自政治上的考虑，倒不如说是为了追求自由更为准确些”，这就在客观上反驳了一种成说，认为陶渊明辞官归田是一种有意的政治行为；第二个要义是指与诗人倡导自然之性相联系的“热爱自然之景”和“遵从自然之理”的特性。陶渊明有生存的压力，有文化的压力，更有死亡的压力，但他成功地借助于自然之理纾解了这种压力，超脱而不厌世，宁静而不消沉；第三个要义是指追求和谐的境界，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陶渊明曾经历过官场生活，看到了官场的虚伪和欺诈，这是他追求和谐的生活根基。这篇文章，作者使用的材料都是大家所熟知的，推论好像也不新奇，但其文字隽永悠长，其结论别有一种从容不迫的自信。
    张可礼先生看似平静如水，但内心极重友情。《晚学斋文薮》专辟“为师友作”一类，收录了张可礼先生情之所寄的十余篇回忆师友的文章。我印象最深的是《曹道衡先生在文学史料上的重要建树》一篇。2006年，张可礼先生不顾高龄，不避炎热，亲赴芜湖参加“中古诗学暨曹道衡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并作长篇发言。当时的他语调低缓，感思兼伤，大有“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的惆怅悲凉。那天，我就在现场聆听，切身感受到张可礼先生的那份山阳闻笛的深情。
    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杜泽逊先生告诉我，张可礼先生去世时，正值疫情肆虐之际，家人遵照张可礼先生遗愿，没有通知文学院，丧事既毕，始通知亲友。不仅如此，张可礼先生生前还挑选若干自己心爱的藏书分赠友朋。张可礼先生去世两个月以后，其哲嗣遵照遗嘱，将六种藏书赠给杜泽逊。在《张可礼文集》出版座谈会上，泽逊先生持书到现场，将批语展示给与会者，以表怀念之情。聚散固人理之常，然念师遽逝，泽逊先生展书情塞，致叹良深，那情景让人动容。
    《张可礼文集》收录《三曹年谱》《建安文学论稿》《东晋文艺系年》《东晋文艺综合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晚学斋文薮》六种著作，共330万字。在同时代学者中，张可礼先生不算高产。从张可礼先生的自述中知道，他还有三部著作没有收录到《文集》中，一是《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古代文学史学编年》，二是《冯沅君陆侃如年谱长编》，三是《二十世纪世说新语——趣闻逸事》，从内容看，分量应当是很大的，也很有趣，很重要。无论如何，将来有机会都应当收录到文集中，这是我所特别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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