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雨纵横亘二洲，
    浪淘天地入东流。
    却余人物淘难尽，
    又挟风雷作远游。
    1899年，梁启超在日本去美国的船上，写下这首诗。
    这是梁启超首次赴美，因疫情突发，滞留在夏威夷。为避清廷通缉，入境时，梁启超持日本护照，名为柏原文次郎，是日本友人借给他的。由于真实身份与护照不符，梁启超最终被拒在美洲大陆之外。
    在人们眼中，此时的梁启超不过是“康圣人”的一个小徒弟。一家日本杂志将康有为列入“世界十大名人”，与俾斯麦齐名。但政客们知道，“康圣人”已分不清想象与现实，他们半同情半怜悯地，听他一次次讲起不靠谱的“助光绪复位”计划。
    跳出时代语境，才能明白，康有为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差距：他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他假装觉醒，可他并不具备挣脱传统魅惑的能力。
    然而，康有为做不到的，梁启超却做到了。
    细读前引诗，可见梁启超当时的迷茫、兴奋与豪情；他正站在分界线上，努力不被时代淘汰，他依然梦想着“挟风雷”。梁启超大概想不到，他的这番心路被一代代后来者复制：传统还是现代，本土还是世界，群体还是自我……每个选择都如此艰难——曾经的心灵家园已消逝，未来的一切尚模糊，那么，该如何建立自己的生命意义？该如何与历史和现实连接起来？
    万千纠结，汇成《亡命，梁启超1898—1903》（许知远著，单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就个人有限的眼界，我认为，它是今年到目前为止，读到的最好的一本书。
    所有人都停下来了只有梁启超在进步
    许知远一直在写梁启超传。
    第一部《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出版于4年前。没想到，第二部《亡命，梁启超1898—1903》只涵盖了传主生平的5年，却写了如此长的时间。对梁启超来说，这5年特别重要；对写作者来说，这5年特别难写。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海外，在日本横滨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与他同时的人们或背叛（如梁鼎芬），或消沉（如汪康年），或隐退（如黄遵宪），或狂想（如康有为）……他们都只能在原地踏步，只有梁启超在进步。
    亡命前，梁启超和同时代的维新者们的境界差别不大，他自己也承认：“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指康有为）。”其共同特点是，对西学一知半解，靠想当然和对“亡国灭种”的焦虑，匆匆发起变革，可提出的主张华而不实，并没超出传统法家的范畴。更麻烦的是，传统知识共同体带来的幻觉，阉割了他们的现实感，只知高标情怀，绝无手段。所谓“维新派”，不过是一个靠地缘、学缘、个人趣味等串联起来的松散团体，既无严密组织，又无长远规划，在具体操作上，只能依赖个人的小聪明。“百日维新”失败，实属必然。
    亡命后，梁启超突然脱胎换骨，连对梁启超多有指摘、自认最通西学的严复都惊叹说：“见卓如（梁启超，字卓如）《新民丛报》第一期，甚有意思……其论史学尤为石破天惊之作，为近世治此学者所不可不知。”
    梁启超的突变，体现在从《清议报》到《新民丛报》的转变中，前者仍带着维新派的旧腔调，后者则有了现代品格，即黄遵宪所说：“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一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感动。从古至今，文字力量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黄遵宪敏锐地看到梁启超的进步，却错误归因，认为只是文字水平提高了，却没看出梁启超思想的进步。
    找到了个体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关联
    《新民丛报》时代的梁启超，最大变化是挣脱了维新派视野的遮蔽，看到了更广阔的思想世界，包括：
    发现民族国家，突破了传统的天下国家观念的束缚。这使梁启超意识到，现代国家的合法性不再是皇家血统，而是来自现代国民。以此为契机，触发了他对个体、社会、国家的重新思考，渐知“保皇”之议迂阔，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
    由此，梁启超看到了新民的价值，提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这标志着梁启超从传统士大夫，走向现代启蒙者。正是站在“新民”的立场上，梁启超提出：“凡一国强弱兴废，全系于国民之智识与能力。而智识、能力之进退增减，全系于国民之思想。思想之高下通塞，全系国民之习惯与所信仰。”与传统彻底诀别。
    “新民”与“子民”是相对立的，梁启超振聋发聩地提出“辱莫大于心奴”。所谓“心奴”，指的是“举国之人，他无所学，而惟以学为奴隶为事……不觉其辱，反觉其荣焉。”
    那么，“心奴”是怎样被批量制造出来的呢？梁启超重新审视了历史。对传统知识人来说，很难挣脱历史的魅惑。在儒家看来，历史是静止的、伦理的，只为惩恶扬善而存在，但儒家规定的善与恶中夹带了私货。经苛刻的教育、选拔体制，历史被观念化，成了意识形态的注脚，成了“心奴”再生产的帮凶。于是，梁启超针对性地提出，“凡百事务，有生长，有发达，有进步者”才是历史，传统的《二十四史》无视历史进步性，不过是“帝王的家史”。突破陈旧而封闭的史观，不仅开新史学一脉，更为“重估一切价值”提供可能，将圆谎的史学转为批判的利器。
    通过国民性批判、历史批判，梁启超找到了个体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关联，即：“今世士夫谈维新者，诸事皆敢言新，惟不敢言新道德，此由学界之奴性未去，爱群、 爱国、爱真理之心未诚也。”
    梁启超从盲人摸象式地看世界，转而整体去把握它，从“回归传统”，到做世界人，“今我国民非能为春秋、战国时代之人也，而已为二十世纪之人。非徒为一乡一国之人，而将为世界之人”。这使梁启超免于康有为式的迂阔与拘泥，成就了“一雨纵横亘二洲，浪淘天地入东流”式的浩瀚。
    他和所有人都不一样
    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往海外的维新者甚多，为何只有梁启超完成了再觉醒？在《亡命，梁启超1898—1903》中，亦有钩沉。
    首先，梁启超有不凡的志趣。
    同时代的风流人物虽多，皆汲汲于功名利禄，少有超然者。李鸿章、张之洞颇通时务，却为私利而不惜损公益；康有为有道德激情，却无实操之能，且极端虚荣，为了藏拙，一味虚张声势，迹近行骗；康门弟子中不乏能人，明知康有为之误，却刻意误导、加以利用；汪康年等则自我中心，戊戌变法受挫，立刻灰心丧气，缩回个人的小天地……
    很少有人能像梁启超这样，始终以求知为乐。在他的灵魂深处，有传统知识人少见的纯粹，这使他能卓立于世，不被众意裹挟。
    其次，梁启超敢于颠覆自己。
    亡命期间，梁启超大量阅读西学书籍。他很快便掌握了日语阅读能力，并将读到的东西迅速转化为文字。不否认，他的文章有“知一言十”之弊，有时甚至是抄袭，比如《少年中国说》，从主题到写法，都剥自志贺重昂的《日本少年歌》。梁启超创造了一种快速消化新知的方式，先囫囵吞枣，再恣意发挥，通过论战持续深入。至于受人指摘、论战落败，梁启超能坦然接受。
    梁启超的立场经常转变，前后无法统一，甚至同一篇文章中都有自相矛盾处。梁启超胜在浩瀚，他始终愿做真理之子，而非真理的代言人。
    其三，梁启超有非凡的天真。
    梁启超一生天真，曾被张之洞、袁世凯、段祺瑞愚弄，却不改初衷。维新派与革命党本势同冰炭，梁启超超越门户之见，主动与孙中山往来，甚至与同门联署《上南海先生书》，劝康有为退休：“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彼当继往开来，以报恩师。”
    说“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者重，一以贯之的践行者，却只有梁启超。
    其四，梁启超是一个有趣的人。
    梁启超曾自道：“我是一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的仅有个零了。”
    梁启超一生涉猎极广，哲学、社会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史学等皆有涉猎，还翻译过科幻小说《海底两万里》《世界末日记》等，并写过科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他沉迷于麻将，传言他曾说：“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他自我批评说，欲望太多，什么都想玩一玩，误了正事。
    其五，梁启超善于独立观察。
    第二次赴美，梁启超成功入境，从东海岸到西海岸，沿途演说，取得巨大成功。被众人簇拥的梁启超却保持清醒，他看到旅美华侨虽远在异乡，依然抹不去旧文化烙印，如讲私德而不讲公德，拉帮结派，无公共意识，无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等。此外，梁启超也看到当时美国的富裕背后，存在严重的社会不公平，促使他思考：难道中国的近代化，也要只看发展，不计公平？
    这些特质使梁启超一直在进步，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这本书把读者带到历史现场
    《亡命，梁启超1898—1903》精描出梁启超实现惊人转型的过程，其意义在于：为现代人求进路。
    历史的发展是不均衡的，“进两步，退一步”乃常态，身在其中，如何不随波逐流，始终保持自己的方向？如何在迷茫、失望袭来时，不放弃自我与责任？如何不被暂时的幻象迷惑，始终望向远方？梁启超这5年，是一个样板。
    从传统人到现代人，没有捷径可走。那些长夜难眠、辗转反侧的灵魂是不朽的，因为他们还在坚持，还在奋斗。
    应该正视，与古典人格的丰富相比，我们的现代人格样板库欠丰盈，鲁迅、胡适之外，可选择余地不多。由此带来的风险是，我们很可能被时代与众意裹挟，成为消费主义、身份、虚无主义的牺牲品。不仅造成生命意义的丧失，甚至连追寻生命意义的勇气和意愿，也一并丧失。所以，有必要更细致地去看梁启超，看他如何脱胎换骨，如何经历撕裂般的巨大痛苦，走向“新民”。
    然而，要做到这点并非易事。
    梁启超的这5年间，史料甚少，写作者只能依据梁自己的著述，而梁启超自己也曾承认，这些著述不尽可靠。康有为与梁启超出逃海外后，为说服列强干预，曾编造大量谎言，参与戊戌变法的毕永年因而称康有为“真小人之尤，神人共愤”。
    材料不足，只能一笔带过，《亡命，梁启超1898—1903》则突破了这一瓶颈。
    一方面，书中大量引用日本警视厅的材料。梁启超在日本，与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犬养毅等日本政客往来，参与了唐才常起义，且与孙中山、宫崎寅藏等革命党接触，在留日学生中有较大影响力，引起日本警视厅的重视，留下大量文档。
    另一方面，梁启超两次赴美期间，美国媒体（主要是旅美华人办的报纸）留下多篇报道。
    这两方面材料引入，给了《亡命，梁启超1898—1903》更大空间，使它可以像第一部《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那样，笔笔有来历，绝无空言。这种扎实的文本将非虚构写作的魅力最大化释放出来，从而将读者直接带至历史现场，似乎亲自参与到梁启超的亡命过程中，并通过亡命，得到灵魂的升华。
    对于这种干净利落的写作，我没有任何抵抗力。我的阅读速度不快，还是一天便将它读完。因为每一段都有新发现，每一节都解开了一个困惑。当历史与我的生命产生关联，当前贤的苦痛与我相通，当一代人的迷茫开解了我的迷茫……在我看来，这就是真历史，就是活着的历史。掩卷时，不由得想起梁启超的名句：
    世界无穷愿无尽，
    海天寥廓立多时。
    是的，我在期待着梁启超传的第三部，但愿不用再等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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