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田钟洛，笔名袁鹰。报社的同志都习惯称呼他“老田”。9月1日晚，从“王府井老报人”微信群里获悉，老田去世了，终年99岁。老田虽然高寿，但我获悉此消息，心里仍然十分哀伤，凄然良久。直到凌晨，仍无睡意。找出我珍藏了近30年的两封信、老田甲午年（2014年）送我的两本书《昨夜星辰昨夜风》和《袁鹰自述》，翻阅许久。斯人已逝，风范依存。
    我生也晚。第一次见到老田是1976年，我进入人民日报社的第二年。当时，人民日报社还在王府井大街。报社常在5楼大会议室召开大会。有一天我去开会，一位熟识的同志指着前排两个低头谈话的人告诉我，那就是田钟洛，也就是作家袁鹰，边上和他讲话的就是毛主席赞扬过的“小人物”李希凡。我大吃一惊，想不到小学课本里的作家袁鹰就在我们身边。
    1982年夏天，我到人民日报上海记者站工作。当时，记者站还没有正式挂牌，在汉口路309号三楼（过去的申报馆）办公。大楼属于解放日报社，因此，楼里还有解放日报社的很多部门。有一天，首席记者章世鸿陪同一位同志进来对我们说：“这位是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田钟洛同志。新中国成立前他是上海地下党，在《申报》工作过。他临时来上海，晚上就住在我们记者站办公室里。”想不到大名鼎鼎的作家竟然这么随意、质朴。老田告诉我们：“1949年5月25日，我和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就是在《申报》编辑了解放军进上海的第一份报纸，迎来了上海解放的第一道曙光。”2004年，老田在他写的《汉口路见证》中回忆说：“上海汉口路旧时俗称‘三马路’，列在‘大马路’南京路、‘二马路’九江路之后，‘四马路’福州路之前，都属租界时代的繁华地区。在上海上千条马路中，并不算长，更不算宽，甚至无法通行公交车辆。但是在我心头，它有很重的分量。汉口路309号那座古老的建筑，刻下了一个普通共产党员大半生的生命轨迹。往大里说，它不仅见证了老《申报》自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至1949年的七十七年和《解放日报》自1949年至今五十五年的历史，更见证了《解放日报》所反映的上海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巨变。”
    老田回忆说：“1949年5月25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攻占上海市区，狼狈溃逃的国民党军队残部还盘踞在苏州河北一些高层建筑里顽抗，机枪声时疏时密，零落不断。我接到地下党组织领导人夏其言同志电召，从曹家渡华模中学匆匆赶到汉口路309号报到。地下党文委姚溱、陈虞孙、冯宾符等同志已于当日上午进入《申报》馆，正在编《上海人民》报，调集有关人员，准备参加即将公开出版的党报。第二天下午，就在原《申报》老板的办公室，身着军服的恽逸群同志带领随军进入上海的一部分同志来同地下文委的同志会面。他们有的原是熟识的，胜利重逢更加欢快。只见恽逸群同志一面从皮包里拿出一只木托锌板报头，一面说，‘中央决定将两个党报的名字，《解放日报》给上海，《新华日报》给南京。两个报头都是毛主席亲笔题的。《解放日报》这个报头是范长江同志从北京带来的。’有人问，‘中央的党报以后叫什么呢？’恽答，‘中央党报由现在华北的《人民日报》担当。’我坐在房门边听他们交谈，心里充满了兴奋和喜悦。从那天起就开始了一名党报工作者漫长的报业生涯，每天从早到晚在汉口路309号三楼上班，直到1952年底调北京《人民日报》。”到北京后，老田依然保持着每天阅读《解放日报》的习惯。
    后来，老田又到上海记者站住过几次。这不仅是他的质朴使然，也是他对自己在这里迎来上海解放的“第一道曙光”和“为解放上海、建设上海尽过力”那些岁月的眷恋。我们记者站中工作间隙用以休息的两张简陋的木床，在老田看来，比高级宾馆的席梦思软床舒适多了。他每次来上海，都喜欢住在这里。他很随和，和记者站的同志亲如一家。记者站的司机兼干事马师傅总是亲热地喊他“田钟洛同志”。他也在这里见证了我们的努力和悲欢。1985年7月，马师傅生病住院了。一天中午，老田回来，看到我就说：“小郭，你知道吗？马师傅昨夜去世了。”我一愣，趴在马师傅为我擦拭过无数次的办公桌上失声痛哭。老田像长辈一样，轻轻过来抚摸着我，安慰我。后来，老田又和我们一起去殡仪馆为马师傅送葬。
    1986年5月，我受报社委派，前往墨西哥城担任常驻记者，从那以后，没再见过老田。但是，常把老田记挂在心里。1992年秋天，我回到上海记者站。1993年春节前，我的母亲去世。一年后，我写了一篇纪念母亲的文章《最后的玫瑰》发表在1994年5月3日的《解放日报》上。想不到，老田在北京读到了这篇小文。几天后，我就收到了老田5月4日写的信，令我十分感动。老田在信上说：
    “伟成同志：你好！你从国外归来又回上海后，很少晤面，却常在报纸上看到你发的新闻和通讯，从中可以看到和想象到你们上海几位的辛苦忙碌情状，同上海腾飞脚步一样意气风发，热气腾腾。身体都好吧？
    今天促使我写信致意，是刚刚读了你在（解放日报）《朝花》上发的散文《最后的玫瑰》。你写得朴素自然，然而真情深挚，写出了你那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她真是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她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一位令人尊敬的妈妈。请代我在她灵前、遗像前致以一个不相识的共产党员的敬意和悼念；也请代向你的父亲致慰问之忱。虽然我不知道他们两位的名字，但是我们都在上海工作过，都为解放上海、建设上海尽过力。心意也是相通的吧。正值上海解放45周年之际，你这篇文章的意义就不只是怀念自己的母亲，那束玫瑰是献给所有同她一样的先行者的。”
    读毕，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那时，老田一定很忙，既要主持报社文艺部的工作，又要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联络，还要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成员承担社会工作，但他仍然忙里抽空给我写了这封信。同时，这也不是一封普通来信，而是充溢着一个为革命理想奋斗不止的老共产党员、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的热烈情怀。后来，我得到老田的同意，把这封信作为我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最后的玫瑰》的开篇。
    1996年4月17日，老田读了当天的《人民日报》再次给我写了信。当时，他已经离休，因此还特意自己贴了邮票来邮寄。他在信里说：“伟成同志：你好！今天读到本报头版头条你的长篇通讯（《普通劳动者的榜样——徐虎》郭伟成与戴玉庆合作）十分高兴。徐虎这样的先进人物是一颗真正的星。比那些硬炒出来的什么星高不知多少倍，也亮不知多少倍！我建议你不妨继续追踪，深入发掘，还可以写一篇报告文学或别的纪实作品，是非常值得的……”
    老田读到的这篇通讯，被评为当年的“人民日报精品奖”。令我惭愧的是，我没有按照老田的建议深入挖掘；使我感动的是，老田对我、对报社年轻同志始终如一的关怀。可以想见，老田能够写出那么多的优秀作品，以一个新闻记者，成为中国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要付出多么艰巨、多么勤奋的劳动。我感到惭愧的是，自己对任何题材都浅尝辄止，一辈子也没有像老田那样勤奋、艰苦地创作。
    谨用老田《袁鹰自述》代前记的一首《如梦令》来结束此文，以寄托我无尽的哀思：“回首迢迢来路，往事悲欣几许？岁月本多情，况在波涛险处。幸遇，幸遇。走过春风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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