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庆祝创刊七十周年，《文学遗产》编辑部的刘京臣兄来信索稿。十年前《文学遗产》创刊六十周年时，我曾撰一短文致贺，题作《我心中最纯净的学术园地》，文中说：“20多年来，我一共在《文学遗产》上发表了12篇论文。虽然算不上高产作者，但对于论文总数不多的我来说，《文学遗产》毫无疑问是我的第一发稿刊物。如今我忝列《文学遗产》的编委，大家切勿以为这对我发表论文有何益处。我是2011年第三期才被增补入编委会的，在那以前，我在《文学遗产》上发过11篇论文，一直是以普通作者的身份投稿的。我为人木讷拘谨，不善交际，而且从心底里鄙视‘功夫在诗外’的世态。20年来我进京不下30次，却从未到《文学遗产》的编辑部去拜访过，至今尚不知那座学术殿堂的大门是朝着什么方向。我与《文学遗产》的历任主编或编辑朋友都只在投稿后才开始联系，联系的内容无非是商讨修改意见，通知录用与否，或是填写相关表格，从无一言涉及私交。历任编委会中与我私交较密的只有陶文鹏兄一人。这多半是因为两人都喜爱宋诗，学术上也比较谈得来，如此而已。我与文鹏兄一般都是在唐代文学或宋代文学的学术讨论会上见面，惟一的例外是1998年的一次交往。当时《文学遗产》组织了一系列笔谈，我与陶文鹏、程杰三人的笔谈题作《宋诗研究的回顾、评价同展望》。笔谈中有些问题需要当面商讨，文鹏兄便来南京出差。我为他预订了学校招待所的普通客房，让他与一位不相识的客人合住一间。一日三餐都在招待所食堂里吃，惟一的‘接待’活动是我自掏腰包请他在学校礼堂看了一场周末电影，票价是5元钱，连看三部影片。这样的交往，也许说得上‘君子之交淡如水’了。”转眼又过了10年，我又在《文学遗产》上发表论文5篇，但至今仍未造访过编辑部。我与编辑部各位友人的交往，仍然保持着“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性质。《文学遗产》依然是我心中最纯净的学术园地，我仍愿用这句话来祝贺该刊创刊七十周年。
2008年作者与陶文鹏（左）在黄山
然而我与陶文鹏兄的关系，却有了一些细微的变化。8月20日我前往武汉参加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第12届年会，主办会议的王兆鹏教授事先告诉我文鹏兄也将与会，我便随身带了一小罐新茶，开幕式那天赠送给文鹏兄，文鹏兄则欣然受之。在我俩将近四十年的交谊中，这是第一次馈赠礼物。那么，四十年来“淡如水”的交谊，为何变成了一杯清茶？原因很简单：文鹏兄早已退休。他早已不担任《文学遗产》的主编，早已不再过问刊物用稿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与文鹏兄的身份，已经不再是投稿人与刊物主编，而是毫无利害关系的一对朋友了。我向文鹏兄赠送一小罐茶叶，就像友人来访时奉上一杯清茶，丝毫无损“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品格。当然，事实上我俩交谊的变化，早在几年前就已开始了。2019年，文鹏兄的《点睛之笔——陶文鹏谈词》即将出版，来信向我索序。以往我每逢有人索序，总是敬谢不敏，此次却一口应承，原因有二。首先是我敬重其人。文鹏兄长期担任《文学遗产》的编辑，后来又荣任副主编、主编。《文学遗产》是古典文学研究者最向往的学术园地，文鹏兄也就成为学界的“执牛耳者”。由于个性的缘故，我从未主动结识包括文鹏兄在内的诸位编辑。文鹏兄并不以此为忤，对我投去的稿件常常青眼有加。他出版了许多著作，也从未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让我写过书评。如今他赋闲多年，才来向我索序，我当然义不容辞。其次是我喜读其文。文鹏兄平生审稿无数，评说他人论著鞭辟入里，本人却惜墨如金，撰文数量并不太多，而且不喜长篇大论，倒是写了许多随感式的短札。收入本书的谈词短文，论述细致入微，文字清新可诵，读来令人愉悦，作序也就不是苦差使。我在序言中难免要褒扬此书，但并未言过其实。例如下面两节：“《点睛之笔》这个书名起得真好，本身便称得上‘点睛之笔’！书中论说的对象都是从唐宋词中采掇的警句，它们都在原词中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对它们的评析也能探骊得珠。”“文鹏兄主编《文学遗产》时对文献整理、史实考证及理论阐述的稿件一视同仁，但他本人最喜爱的研究路数似乎以艺术分析为主，本书就是一本‘谈艺’之作。读完全书，我相信文鹏兄写作本书时肯定心旷神怡，他时而点头微笑，时而拍案叫绝，他对那些警句的欣赏喜爱之情洋溢在字里行间。从‘知之’到‘好之’，再到‘乐之’，是文鹏兄阅读古典诗词的三个阶段，本书的构思、撰稿也包含着这三个过程，最值得称道的则是‘乐之’的心态。”相信古代文学研究界的同仁们，都会认同我的评价。我自己觉得这篇序言朴实无华、无一虚言，如果说时下许多任意拔高、满纸谀词的序言或书评像是甜蜜的醴酒，我的序言则有如一杯清茶。
我与文鹏兄在各方面都差别甚大：就资历而言，文鹏兄早在60年代就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又长期在人称“翰林院”的社科院文研所工作，且曾荣任《文学遗产》主编，名驰海内；我则迟至1978年才考进大学，毕业后也一直是个默默无闻的普通教师。就性格而言，文鹏兄豪爽倜傥，相交满天下；我则拘谨木讷，落落寡合。就生活习惯而言，文鹏兄多才多艺，常在大庭广众中引吭高歌，余音绕梁；我则不通一艺，在公众场合总是退缩一隅，沉默寡言。文鹏兄给人写信，信尾的问候语常是写得斗大的“握手”二字，豪情满纸；我写信总是循规蹈矩地用“颂安”或“敬问起居佳胜”之类的陈辞来结尾。虽然如此，我俩的交往却相当和谐，文鹏兄长我八岁，但他总是称我“老莫”，我也径称他为“老陶”，从未用过“先生”之类的敬语。听葛晓音教授说，文鹏兄曾多次在背后称赞我的论文。我也对别人表达过对文鹏兄人品的钦佩，以及对其见解的欣赏。但我俩从未当着对方的面说过任何揄扬的话，我们的交往称得上是君子之交。岁月不居，转眼间我们已垂垂老矣。文鹏兄年过八旬，我也年逾古稀。我近年脱落了几颗牙齿，又懒得装假牙，说话有点漏风。文鹏兄几年未见，形容也苍老了不少。那天他在开幕式上致辞，虽然声音洪亮、思维清晰，但原有的英风豪气毕竟稍有减损。我凝视着正在发言的他，突地想起韩愈的两句诗：“我齿豁可鄙，君颜老可憎。”但愿我们虽然形貌日益衰老，心智则一如既往的健全清朗。更希望我们的交谊长如一盂淡水或一盏清茶，永远不要沾染世俗的尘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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