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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河运是人类利用河湖水流功能达到交通运输的一种实践活动，是人类利用自然水资源的重要方式，对实现生产效益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影响。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中国第46项世界遗产和第32项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及其支流长度达到3000公里，流经8个省市33个城市，是世界上由国家修建的最广阔、最古老的内河水道系统。位于北京东南部从通州至天津的北运河，亦称北河，是中国京杭大运河的最北段，是清代实现“南粮北运”的漕运河道终端，水生态的优劣直接影响着漕粮转运输送的顺畅便利与否。 然而，北运河并非理想的自然水运河道，其深受社会制度、水文条件、季节气候及河道水势水量不稳、河道地貌高程等地理因素的影响。在每年农历三、四月至九、十月间，清廷要集中力量完成东南漕米三百多万石进京的任务，其首要的是花大力气应对北运河的水生态问题。故而就需调动社会各层运输力量，制定一系列适应水环境的措施和办法，以保证京杭大运河的这一终端漕粮运输。学界相关研究已有累累硕果。兹围绕清廷为完成漕运和实现水运目的所采取的各项举措，诸如受河道地势高程、河道水量补给、水势变化等影响而实行剥运制度、河夫制度、建筑引河闸坝，尤其在河道出现自然裁弯截直后，清廷臣工的争议与实践，以及这些举措相互交叉纠葛、环环相扣所构成北运河人水生态系统的层面加以讨论，探析人水关系及社会应对与调适。 二、 河道地貌高程与剥运制度 清代每年经北运河抵通州航行的漕船达六七千艘，漕船从天津三岔河口至通州，主要经天津府、顺天府的武清、香河县，达通州卸粮，水程全长三百余里。1河道两岸形成的一些漕船停靠起运的码头，如通州、大通桥、张家湾、河西务、杨村、北仓，都是漕运北端的重要汛点，也是清廷根据河道地势、水势情况在相应河段所置的河汛。这些汛点在有清一代南粮北运大动脉的贯通上起过重要作用。然而，自天津以北，河道高程由低至高，漕船逆水而行，河道水势强弱不定，严重影响重运漕船的顺利行进。众所周知，河流的水位、水量含沙量等水文要素深受河道地貌高程影响。据北运河各河段高程可知，自南至北，河道高程呈上升趋势，其中北仓、杨村、蔡村、河西务、张家湾和通州各段，是北运河河段高差起伏最大且高程较高的地段，而张家湾和杨村段高程变化最剧烈，是清廷所设各河汛中高程起伏突出的河段。这里水浅势弱，极易造成河道淤积，增加重船行进难度，进一步表明清廷所置汛点的合理性与杨村起剥的必要性。 杨村作为北运河的重要汛点之一，负责自郭官屯至天津关的河段，河程长130里。[1]杨村段是否起剥，完全取决于北运河重要汛位河道的水深与水势大小。水量大、河流水深，则重运漕船毋庸起剥，反之，则必须起用剥船倒粮。为此，清廷制定了杨村起剥章程[2],包括剥船置备、起剥定例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制定起剥水深标准，即在北运河水深达到1米以上时，不需起剥。乾隆二十四年(1759),直隶总督方观承专门提到该水深标准，指出“向年春月，北运水常足用，无需起剥，今年水甚微弱”,距通州70里的漷县码头及张湾以北，仅存水2尺，尚有不足2尺之处，“非起剥不可”。[3]如嘉庆九年(1804)七月中旬以来，北运河连得雨泽，水势增长，吃水较浅的重运漕船，经杨村直抵通州石坝起卸，省却起剥周折。[4]十九年(1814),同样因连得畅雨，河水充盈，北运河横浅处，水深“自二尺八九寸至三尺三四寸不等”,军船不需起剥而“照旧抵坝起卸”。2 三、 水量补给与人为应对 北运河水量具有年内季节分布不均，年际变化大的特点。降水是北运河水系的主要补给水源，夏季多雨、冬春少雨的季风性气候使得其径流量也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呈现年内季节分布不均的现象。以至于雨量集中于夏秋，多暴雨，雨水汇集径入河道，河水量增大、水位上涨，形成汛期。而冬春由于干燥少雨，降水稀少，河流得不到水源补充，甚至出现断流的情况。径流量一般在阳历七月中下旬至九月中旬间较大，水量充足，而五、六月份是水量较小时期。降水补给与漕船行进时间不匹配，影响北运河水量，加大漕船逆行难度。因而，清廷在适应降雨量影响的前提下，人为开挖新河补给水量。雍正年间，封堵在通州南边开挖的于高古庄引凉水河水至武清入凤河的凉水新河，使凉水河入北运河。乾隆年间，整治西山泉源，引水经护城河、通惠河济漕。同时，设专员负责人工疏浚，改善河道。 北运河上游的来水也是重要的补给水源。据光绪《畿辅通志》记载，北运河“自过张家湾后，纳潮、白二河，水势始旺”[5]。可是随着北运河上游温榆河与潮白河不断摆动而引发的来水减少，在通州石坝起卸的粮船只能全靠工部税局地方以上河道所蓄的倒漾之水通航，是以“最易停淤，每岁兴挑有增无减”[6],清廷希冀人工开挖引河补充。嘉庆四年(1799),动议“石坝对面往东一里许，潮白河之西岸”,开挖约长200余丈引河一道，直至贴近石坝之旧温榆河，使潮白河之水分注于坝前，以期水有来源。[7]可是，自嘉庆五年起，温榆河上游久无来水，下游一带又于六年发生大水，致使潮白河“之溜偏趋下游东岸”,其西岸仅存小沟二道，水势微弱，力不足以刷沙，且“涸出岸滩，逐渐淤塞”。不久，温榆河下游自药王庙起至流水沟止，新淤沙滩460丈，清廷只得令厅汛员弁组织浅夫昼夜刮挖，探深开宽，“方足以资浮送”漕船。 尽管淤滩之处逐年疏浚，但是仍需通过倒漾才能引导水源，加之温榆河上游干涸淤垫情势断难扭转，为从根本上解决水源问题，嘉庆八年(1803),再议开挖引河补水。有官员建议或于石坝小口对岸开挖305丈，温榆河有来水源，藉可疏淤；或于工部税局前对岸开挖引河140丈，因该处旧为潮白、温榆两河交汇之处，可冲刷新淤沙滩处。由是委员勘测奏明动帑兴工事宜。[7] 在补水不济的情形下，清廷所能采取的应对河道水浅之策，就是通过人工深挖挑河。由于天津至通州一带的北运河，“向系流沙，淤浅糜定，每岁动支税课盈余两，于粮船随到，酌量挑浚。”[8]为了使人工挑泥以疏浚河道得以有效进行，清初以来就有严格定例。雍正元年(1723)题准，多差人役，昼夜巡防，“漕船运近，长夫逐口探量水势，多插柳标，随时刨挖。”[9]至乾隆三年(1738),“命疏浚东便门北护城河道，以利漕运。”[10]三十六年(1771),“挑挖通惠河淤积。”[11]至乾隆末期，挑挖深通北运河水系依旧是各管官员的常规事务。五十七年(1792),仓场侍郎诺穆青奏言：由于天津以北之运河“古浅均见”,加之江广船只船身较大，比浙江漕船吃水较甚，对河道深度要求更高，因而必须时常敦促和“严饬员弁，挑挖深通”,俟江广帮船经北运河时，于“尤宜备拨接济”的同时，更注重河道挖浅捞泥。[12] 正是由于清廷认识到“运河挑筑日期，关系转漕，甚为紧要”,故俟来年漕船北上抵达北运河时，根据河道水量，实行随时挑挖以畅通河道的“河夫”制度。该河夫分为衩夫、浅夫、闸夫、标夫，其中衩夫、浅夫便是专指随时挑挖泥沙、疏浚河道者，因其所用挖泥工具为刮板与垡船，故亦称“刮板浅夫”与“垡船”衩夫。起初，额设垡船衩夫180名，刮板浅夫500名，康熙二十年(1681)裁撤额设，仅由六汛浅夫刨挖疏浚。[9]然而，因河道“淤浅之处甚多，粮艘及民船往来，殊属艰难”,乾隆二年(1737),在张家湾设漕运通判一员，“专司疏浚事宜，属坐粮厅管辖，并设把总二员，外委四员，听通判调遣。”[13]同时，讨论设垡船衩夫，然自酝酿到实施，费时十年，终得出利用“刮板浅夫”法，疏浚刮挖“古浅新淤”处所，以利用有限河道水势载舟，是最行之有效的办法，且“额设浅夫”480名。如乾隆十五年(1750),因“北河河道彻底全沙，沙随水走，水逐沙行”,垡船效果不佳，就全行刮板。“如遇疏浚紧急，临时雇夫协济。”[14] 由于水量不足，刮板浅夫的任务越来越重，乾隆二十三年(1758),以“刮浅人夫，向无大员专管”之由，议定章程，“始交通永道率同漕运通判管辖”稽查。[15]次年，加大刮沙疏浚力度，北运河沿线六汛刮板，除杨村汛减寸刮板3副，浅夫60名外，向北五汛刮板25副，每汛添足浅夫100名，共560名。[3]乾隆四十一年(1776),奏议在既有六汛基础上，增加二汛，“每汛夫百”。嘉道之际，从事刮板的浅夫人数增至840名，仍由通永道以浅夫籍贯、年貌发给腰牌、工食，每月每名给予银1.2两，刮板42副，交各汛官通融调拨，以备不时刮除淤沙。[16]其应支工食，系动用通济库轻赍银两，由坐粮厅按月支给，仍由漕运通判按照该道所给腰牌名数分给八汛浅夫。[15]延至光绪年间，仍“设夫凡八百六十”[9]。 由于北运河来水不足，河道水量浅显，每年漕运开始时，除了负责河道各官提前疏浚河道外，清廷还特派巡视人员前往督促，并认为河道“向来横浅处所”,“一经刮挖，便可不虞阻滞也。”[17]所以，每年巡视通州的漕务官员，最上心承办的事情就是沿北运河查勘水情水势，督促浅夫深挖河道，挑竣浅滩险阻，人为增加河道水深，催促重运与回空漕船首尾衔接行进。 四、 水势限制与引河闸坝 清代北运河水势变化无常，清人如此描述北运河的水势变化：“该河之性，强中有弱，一日忽长，亦一日忽消，山水无根，不能长旺。”[5]河水浅时，漕运不济，河水畅旺，易成溃决。尤其水势水量受汛期、冬季等因素限制。汛期在夏秋季节，秋季降雨量更为集中，经常连日暴雨致河水盛涨，水大势高，往往冲决堤岸，危及周围农田民舍。即如直隶总督杨廷璋言：“北运河上关漕运，下系民生，最为紧要。”[18]故而，清廷不得不组织人力筑坝修堤，护理河道，开挖引河以宣泄洪水，是亦为管漕大员必须实施的重要举措和重要内容。清廷规定，“运河决口不堵塞，以致粮艘经过，漂没多船者”,漕运总督要行题参地方之责，否则“例降二级留任”。[19] 同样，河道水浅势弱，会影响漕船抵京日期。因承担漕运的运军漕船船体较大，满载漕粮的船只吃水较深，驶入河道往往受阻不能前行，经常违限，不能按期抵通，甚至出现前后批次重运、回空漕船壅塞河道的现象。另外，受北方河流封冻期影响，清廷规定鲁豫漕船于次年二月起运，而江浙等地漕船可在本年十二月或次年一月起运，俟漕船抵达河南、山东时，河流正好解冻，此充分对应了南北河流冰期差异。然而，漕船起运、回空，有时并不能按期抵达京通或按期南返，经常出现冻阻，或破冰行船，或俟春开冰解，迟缓严重的甚至会影响到次年漕运。 可见，保障北运河水势平稳及两岸堤坝不受暴雨洪水冲击，既是完成漕运的重中之重，也能藉资保护附近民田庐舍。为避免北运河汛期水势漫涨，自康熙、雍正以来，相继于沿河人为开造筐儿港和青龙湾两道重要减河，“宣泄盛涨”,同时设立石坝二座。至乾隆后，削减水势的筐儿港和王家务两处减河的防御修缮，便成为河道总督每年关注督促的重要河务，以利漕船行进。 暴雨季节水势盛涨，也会发生河道的自然裁弯截直。张家湾是北运河上最重要的漕运码头。该段河道是否顺畅，关乎国家经济动脉漕运的完成。然而河道自然摆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针对嘉庆年间北运河张家湾段河道自然形成的“裁弯截直”现象，清廷不惜动用人力、财力、物力，人为堵截河道。以致在自嘉庆六年(1801)大水后至嘉庆十四年(1809)的九个年头里，清廷臣工在漕船行走张家湾还是行走新冲出的河道康家沟之间摇摆选择，围绕着“顺水之性”的问题产生争议，使得清廷在耗巨资疏浚挖浅被洪水截直后的旧河张家湾，以及堵筑新冲出的河道康家沟工程失败之后，方才采用一些臣工从实际水情水性出发，利用自然河道济用的合理建议，作出了顺应自然水道变迁的决策，漕船改行康家沟。如此，已经淤塞严重的张家湾河道久之干涸废弃。 北运河两岸堤坝工段绵长，处处皆关紧要，加之年深日久，筑于河道两岸的堤坝并非一劳永固，为使“粮艘经行遄速”,清中叶以后，时常动帑添建堤坝等工。道光二年(1822),伏秋汛内大雨，连绵山水异涨，两岸堤坝各工多有“冲刷残缺，在在堪虞”。清廷在务关厅属建筑堤坝草土各工、杨村厅属建筑堤坝草土各工等，并在通永、天津二道库存河淤地租项下动支银两办理。[20]这种加大人力、物力整治河堤水道的工程经年接续，清廷疲于应付。 暴雨集中，常常导致河道水势漫溢，容易发生险工。至光绪年间，季节性暴雨洪水频发，北运河水势高过堤坝，沿岸决口甚多，为从来之未有。“若令道厅次第堵办，工段过多，年内势难告蒇。”因而分别动员军民数千人共同堵筑决口。几经堵筑与周折，最终在红庙水口对岸旱滩开挖200余丈引河，东西两坝打桩，并于大坝上游赶筑挑水坝，挖沟切滩，加筑边埽。[21]此次红庙等处决口制埽所用工料银两甚巨，决口“波及通州、香河、武清及下游的宝坻等处，二三百村庄不能耕种”,[22]清廷“速放急赈，以拯灾黎”,同时处置一批为政治水不力的官员。[23] 五、 结语 综上，清代各种治理北运河的制度与措施，显示了清人对水资源利用的认识程度及对水利现象的观察判断程度，也反映了京畿漕粮对水运的依赖程度，即清廷经年不休地疏浚河道投入的人财物巨量经济成本，尽管基本达到了南粮北运的目的，可是整个京畿社会各层也疲于应付，以致利用水资源行漕成为一个和整个清王朝统治相捆绑的大事件。同时，也显示了人类在利用水资源过程中趋利避害式的循环往复，从一个层面揭示了人与自然的互动不是简单直接的，而是一个具有复杂关系的生态巨系统。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以下所引档案同此，不赘注).录副奏折.呈北运河水势尺寸清单[Z].嘉庆十六年三月初七日，档案号：03-2125-009. [2]朱批奏折.奏陈变通杨村起剥漕粮到坝章程事[Z].嘉庆十六年四月初十日，档案号：04-01-35-0216-003. [3]奏折.奏为往杨村查看船行及雇备剥船并杨村毋庸设巡漕事[Z].乾隆二十四年三月三十日，档案号：04-01-35-0153-043. [4] 朱批奏折.奏报北河水势增长杨村起剥较易并赴临清筹办浅滞事[Z].嘉庆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档案号：04-01-35-0197-066. [5] (光绪)畿辅通志·卷85·河渠[C]//.续修四库全书(第63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15. [6] (光绪)顺天府志·卷45·河渠志十·河工六[C]//.续修四库全书(第68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49-350. [7]录副奏折.奏请开挖北运河引河事[Z].嘉庆八年十月初三日，档案号：03-2069-001. [8]朱批奏折.奏为挑挖北运河淤嘴横浅以纾丁力以速漕运事[Z].乾隆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档案号：04-01-35-0143-024. [9]同[6],第338页。 [10]清高宗实录(第10册)[M].中华书局，1985:53. [11] 同[10],第943页。 [12] 朱批奏折.奏为北河民船赶赴天津以备江广各帮轮流拨运事[Z].乾隆五十七年六月初二日，档案号：04-01-35-0181-033. [13]同[10],第815页。 [14] (嘉庆)钦定户部漕运全书(影印本第3册)[M].成文出版社，2005:1872. [15]录副奏片.为查明北运河浅夫由通永道专管事[Z].嘉庆十九年七月初八日，档案号：03-2129-035. [16] 录副奏折.为条陈北运河浅夫刮板银两责成通永道经管事[Z].嘉庆十九年七月初三日，档案号：03-1858-078. [17]朱批奏折.奏报督押过关之船北上及杨村起拨漕粮等情形事[Z].乾隆五十九年四月初九日，档案号：04-01-35-0185-009. [18]朱批奏折.奏为奉谕查明七月一日大雨后永定河漫口及抢护情形并北运河水势事[Z].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六日，档案号：04-01-05-0238-004. [19]同[14],第1876页。 [20]朱批奏折.奏为北运河务关厅及杨村厅所属建筑堤坝被刷残缺请准动项兴修事[Z].道光三年二月二十五日，档案号：04-01-01-0646-041. [21]朱批奏折.奏为由津入京杨村一带运河决口饬委记名提督何永盛等堵筑情形事[Z].光绪朝，档案号：04-01-30-0343-008. [22]清德宗实录(第56册)[Z].中华书局，1987:912. [23]同[22],第621页。 注释 1 乾隆年间长360余里，嘉庆年间为330余里(今长120公里，折合240里)。 2 朱批奏折.奏报南北运河水势及南粮漕船入境过津关并饬雇剥船解送杨村备用事[Z].嘉庆朝，档案号：04-01-35-0238-078.其中年份按该档所载荣麟任仓场侍郎职，参见：(清)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107[M].广陵书社，2007:23-26. 3 通过整理嘉庆朝共25年及道光朝前几年里的档案48件，每件不具体标明档号；另见录副奏折.呈北运河水势尺寸清单[Z].嘉庆十九年，档案号：03-2129-088;录副奏折.呈北运河水势尺寸清单[Z].道光元年二月二十日，档案号：03-9801-018;录副奏折.呈北运河水势尺寸清单[Z].嘉庆二十四年，档案号：03-2133-061。对水势清单汛点管理水程“里”的换算上，据梁方仲、吴承洛所采用的转换方法，清代1里换算为576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