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老师去世已经几个月了，这段时间我协助师母处理他的手稿、图书的捐赠事宜，60多部个人著作，成箱的手稿、笔记、卡片，还有几部正在编辑出版流程中的书籍，研究范围从文学史到叙事理论，从图志学到文化诗学，从文学地理学到先秦诸子学……很难想象这是一位学者能够独自完成的工作。想及此处，心中涌起沉甸甸的思念和感佩。我有幸和老师接触较多，他对我的教导深入我人生的方方面面，历数不尽；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如果你的研究没有政治抱负，你的学问做不大。”
    他所说的“政治抱负”，不是指个人职位的高低，而是强调知识分子所肩负的文化使命，倡导知识分子坚守中国文化的本位立场，参照西方的现代经验，激发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力，提炼其中的中国智慧。
    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文化、现代学术的政治属性是一个重要话题，从章炳麟、王国维、梁启超等人起，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转型中就包含着强烈的政治诉求和民族意识，其所遵循的思路，无非是此后鲁迅所总结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中国现代学术正是在此张力中展开，一方面我们努力以开放的心态去学习一切西方现代文明的优秀成果；另一方面我们在传统的血脉中坚守我们的梦想与希冀，对这个古老文明体的未来抱有乐观的信念，期待中华文明更富生机，呈现“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晚清民国以降，历代学人人生境遇不同，知识结构各异，但无不坚持此思路，使得中国现代学术在历史的激流中有所坚守和拓展。尤其是杨义这代于20世纪40年代前后出生的学者，在新中国接受了较为完整的教育，经历了特殊年代的动荡，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和新时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契机，他们对传统有着近乎乡愁般的温情，而新文化的立场又赋予了他们评述的分寸，改革开放大大拓展了他们的视域，也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紧迫感。这批学者的研究别开生面，深度、广度不输于前贤，其开拓性成果对后来的学术走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
    在自传性散文《浮生回想录》中，杨义说自己是广东电白小乡村一户贫民家庭的孩子，从小就放牛，自己的文化启蒙，大概就是听读过几天私塾的父亲在劳作之余用古腔古调吟诵唐宋诗词。文化的魅力让这个少年着迷，多年后，在接受央视《大家》栏目采访时，他还用电白的方音模仿自己父亲当年吟诵“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的场景。他还在文章中亲切地称古典文学名篇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约定俗成的教科书”“长效的民族素质的滋养剂”。
    新中国成立后，村中来了老师，这个在水塘边放牛的孩子有了进学堂的机会，那种一刻千金的紧迫感始终牢牢地抓着他。他深知读书机会来之不易，所以要逢考必胜，把一本本教科书翻得稀烂，近乎倒背如流。此后，他成为当地第一个考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学生，之后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了当时人人羡慕的北京石化总厂宣传部门工作。再往后就是一段动荡的岁月。那些年，他保持着内心的定力，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单位图书馆封存的书籍，认真读了《资本论》《鲁迅全集》等大部头著作，写下了密密麻麻的读书笔记。他后来说：“人生一定要读几本大书，不一定都能读懂，但能够借此去了解伟人思考问题的方式”。
    1978年，研究生招生制度恢复，杨义心中的文学梦想再度萌动，他考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唐弢和王士菁两位先生，成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届研究生。唐弢对这个学生严厉有加，他注意到了杨义的敏锐，善于发现问题，善于独辟蹊径，能够洋洋洒洒地写文章，身上有一股压制不住的才子气；但作为一个同样有着才子气的人，唐弢对此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警惕——才华可以成就人，也可能让人失之轻浮，而轻浮是治学的大忌。当杨义的硕士论文《鲁迅小说综论》完成时，他展现出来的学术潜力足以让两位导师满意。在留所工作的问题上，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鲁迅研究室主任的王士菁甚至提出：“如果不留这个学生，其他人我一个都不要。”留在文学所是一段学术传奇的开始。很快，这个新人完成的工作便令整个学界甚至他的导师刮目相看。
    留所之初，杨义便提出要独力写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在那个集体著史之风尚存的年代，这样的计划近乎狂妄。他的导师唐弢，正是新中国最具影响的一套《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主编，只是特定年代，牵掣甚多，这套文学史虽确立了该学科著史的规范，但在写法和体量上却未能依照唐弢本人的心愿，留下了永久的遗憾。作为一个对现代文学发展历程如数家珍的学者，唐弢有着别人无可比拟的优势，所谓“重回历史现场”的难题，对他根本就不存在；而他所倡导的社团流派的研究思路更是成为此后文学史研究最具活力的资源。杨义正是从自己导师的最强项起步的。如何像导师那样对现代文学的背景了如指掌？唐弢给出了路径：看期刊，看原版书。杨义每周拿一个布包，从文学所图书馆背回厚厚一摞民国期刊和图书，看完一包还回去，再借一包，周而复始，十年不断，两千多种原版书、上百本期刊合订本，在那个布兜中，也在那个青年人的头脑中轮转了一遍。文学所当时有着高校不可比拟的优势，郑振铎、何其芳、钱钟书等人筹建的图书馆藏书极其丰富，对民国书刊的收集更是不遗余力；资料室的图书剪报工作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在网络资源尚未出现的时候，为学者提供了一个“手工版”的论文数据库。最好的研究储备就摆在那里，等待愿意真正为学术奉献一生的人前去开掘。不仅杨义自己，他的家庭都为此转入了一种特殊的节奏。20世纪80年代，人们大都处于蜗居状态，杨家也是如此。妻子张环为了不打扰杨义写作，总是给他准备好几天的饭菜，就带着孩子回娘家去住。如今很多同辈学者回忆起来，还在感慨：杨义在家中能够享受到不问柴米、心无旁骛的“待遇”，我们怎么和他去比。
    写一部小说史为什么要下这么大的功夫？这不仅是当时学术界朝气蓬勃的风气使然，也源于海外汉学界成果的激发。美籍学者夏志清的著作对中国学者触动极大，他对一系列作家精彩的评述、讨论现代文学发展进程时运用娴熟的西方文学参照方法，都令人耳目一新。但夏志清有他无法克服的局限，他关注的是若干个“点”，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整体的熟悉程度，远不及唐弢等人。想要超越夏志清，超越海外汉学的成果，不仅要更新研究方法，更需要展现出一种研究体量上的碾压性优势，要真正把这个学科的家底摸清楚，靠大数据出新思路，从而赢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无可争议的主导权。杨义所做的正是这样一种工作。捎带应该提及的，这是唐弢留给这个专业的遗产，也是杨义这一代学者共同的着力点。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正是沿此思路狂飙突进：一方面，马良春、徐迺翔、张大明等人组织的大型资料整理工程全面铺开，为学科奠定了初步的文献基础；另一方面，社团流派的研究思路被诸多学者所采纳，南社、京海派、鸳鸯蝴蝶派……很多此前的学术禁区成为新时期现代文学研究再出发的生长点。杨义是其中最具雄心的一位，他不满足于某个具体的领域，而是想完成一种通盘的考察，既承续自己导师的心愿，又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建立一种更为宏阔而周密的叙事。这是学术的政治，也是学术的智慧，我们无意和海外汉学界争短长，我们是在他们的启发下，充分激活自己的优势，从而将中华文化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层级。
    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写作小说史的十年确立了杨义的学界地位。当第一卷厚达一尺的书稿摆在当年还是青年编辑的李昕案头时，这位对新时期文学史再版工作下足了苦功的编辑一眼就看出此书的价值。正是在李昕的全力支持下，这个默默无闻的学者撰写的这部开创性著作破天荒地成为高校文科教材。唐弢在为该书所写的评论中，有一句话让人感慨万千，他说：“我不喜欢杨义的才子气，却佩服他的硬功夫。”当才华和努力集中于一个人的身上时，当他能够摆脱自己导师辈所受的时代束缚、任意挥洒时，当他有幸身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能够充分利用几代人积累的学术资源时，一位真正的学术大家有可能产生，这是个人的幸运与机遇，也是新中国学术在艰难积累后的爆发。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戏称，文学所的一个青年人完成了一项了不起的“地下工程”。小说史的影响迅速传到了海外，苏联科学院院士费德林说，杨义自己就完成了一个研究所的工作量，夏志清更是对这位学生辈的研究者称赞有加，慷慨地称其为新一辈“治小说史文学史之第一人”。
    二
    小说史的成功让杨义肩负起了更大的学术责任。数年后，杨义担任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在现代文学领域，他和张中良、中井政喜一起，充分借助对期刊书籍的精熟，写作了《中国新文学图志》，让图像以最具启发性、最为活色生香的方式，进入了研究者的视域之中。文学所首任所长郑振铎开创的插图本文学史的研究传统，在杨义这里有了革命性的突破。图像不再是配角，不仅是证据，而且是一种语言，“以图出史、图文互动”，图像本身的叙事性、人文趣味，都成为研究者灵感的源泉，也使得文学研究成果真正走向了民众。萧乾先生说，这是旷世奇书，读来如入宝山，琳琅满目。
    但杨义更大的兴趣还在令他从小魂牵梦绕的古典文学。150万字的现代小说史完稿后，杨义将自己的学术触角伸向了古代小说，一本《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成为他投身古代文学研究的开端。相对于领域的拓展，理论建构能力更是杨义的长项。20世纪80年代是文学理论盛行的时期，从西方引入的文本研究的技巧，极大地弥补了以往社会文化批评的不足，让研究者能够真正深入文本的内里，推敲文字背后的意图，使得人文研究更具技术层面的精密性。在充分考察了中国古代和现代的叙事作品后，杨义敏锐地意识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深刻地反映在叙事的经验和技巧中，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理论总结。广博的古典文献阅读，更使得他深感用西方叙事学理论来套中国文学作品时有“帽小头大”的局限。借助对方的启发，对中国古代传奇故事讲述方法进行系统总结，这是我们回馈世界最好的方式，也是真正赋予叙事理论以世界性的必要途径，而具体做法正如他自己设定的，“回到中国文化的原点，参照西方现代理论，贯通古今文史，融合以创造新的学理”。1997年出版的《中国叙事学》一书正是此思路的展现。从文学史研究到理论创新，杨义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小说戏曲并非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诗文才是，杨义的研究重心很快便转向了古典诗学的领域，《楚辞诗学》《李杜诗学》等作品陆续写定。在这些著作中，杨义尝试着提炼中国文学自己的概念范畴，如用“醉态思维”去替代以往研究给李白贴上的“浪漫主义”标签，借助“巫风楚语”去理解屈原作品的瑰丽雄奇之美……杨义在找寻阅读古典诗词更为贴切的方式，以破解诗骚传统和唐宋诗词沉淀于中国人文化基因中的密码，并将其视为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基础。和大多数古典文学研究者不同的是，杨义更为开放地采用了一系列现代文艺方法去深入文本，对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会心”处更为看重。他为屈原等作者的实际存在进行辩护，对古代文献的辨析采取了更为尊重实存的方式，这使得他拉开了与疑古学派的距离，也为此后的一系列“还原”研究埋下了伏笔。两部诗学研究著作之后，捎带着，一本对于中国诗学特质的总结之作《感悟通论》完成了。从具体的研究对象起步，以涉及文献的体量和独特的解读方式取胜，最后以理论思考作结，杨义的研究在不断变换着领域，但有始有终，从容不迫，正如他的好友李昕所说，“每挖一个坑都能打出一口深井”。
    对李杜和屈原的研究，让杨义开始着力思考中国文学的地域问题和民族问题；两所所长的任职，也要求他打开视野，充分关注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贡献。这是他学术体系的一次重要调试：在文学发展的时间坐标上，又增加了一个地域空间的坐标，使得每种文学现象都有了自己的“年龄”与“籍贯”；同时，不再将少数民族文学视为一种边缘的存在，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充满活力的文学样态，在与汉文化的碰撞交融中形成了中华文化的基本形态。上述工作使得他对于中华文明的特质和意义有了更为深切的理解。在历史长河中反复碰撞激发而成的文化认同，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力量。正是循此思路，杨义明确地提出了“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构想：“我本人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画出一幅比较完整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或文学的地图。这个文化地图是对汉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进行系统的、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精心绘制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文学地理学会通》等书承载了他的理论思考，《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宋、辽、西夏、金、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则提供了操作演示，其旨要正如他自己所总结的，在大文学观的统摄下，充分关注中国文学的时空结构、发展动力体系和文化精神深度，拓展与之相关的民族学、地理学、图志学和文化学四大领域，从而让我们对于中国文学的解读与其历史进程更为贴近，让中国文学呈现出来的面容更为细致可人。
    文化地图的重绘，是中国学界研究思路的一次飞跃：对内，展现了我们对不同文化现象的重新评估；对外，显示了我们对于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充分肯定。这是在更大的范围内摸清家底，为中国文化重办一张“身份证”，以便他更为从容自信地交游于“世界文化沙龙”。应该注意到，对于地域空间和民族文化等问题的重视，同样是西方学界的着力点，借此超越国别文学的局限，更加凸显文化的多元性与丰富性。我们建立中国学术自己的话语体系，又保持着最大限度的和西方文明的贯通性。学术是为了交流，让别人听得懂、乐意听，能够从中真正理解中国的智慧，这是民族化和世界化的辩证统一，也是研究领域“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体现。在杨义这代研究者的身上，那种治学的饥饿感，那种出色的消化西方学术思路的能力和充分运用共和国大型资料建设成果所带来的底气，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立带来了破局的契机。
    三
    再往后，杨义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学部委员，并在卸任所长职务后，南赴澳门大学兼任讲座教授。杨义是广东人，粤语乡音，岭南青翠，更唤起了他当年投身中国文学研究的初心。时任澳大校长的赵伟教授提出“一流的大学应该有一流的本国语文专业”，也为杨义的学术拓展提供了充足的施展空间。在澳大朱寿桐教授等同人的关照下，他可以将全部的时间精力投入研究工作之中，多年的治学经验提示他，自己的学术必须再往前一步，进入一个更为前沿且可能更具争议性的领域，即回到中国文化的源头，对先秦诸子进行本质上和生命上的还原研究。
    “还原”不同于“疑古”，顾颉刚的“古史层累说”重在梳理后世文献的累积过程，找寻古史最初的模样，为历史做减法；“还原”其实更类似于西方圣经学的研究方式，考察一部经典的生成过程，辨析其中的意义增值。以《论语还原》一书为例，杨义关注的重点是从篇章学的角度分析参与编纂《论语》的孔子弟子们的权力分配、竞争、卡位和妥协情况，以此梳理《论语》的成书过程，将其作为理解儒家思想的契机；对不入该书的其他孔子文献，也不简单地判定为伪作，而是将其视为不同视野、不同记忆中的孔子的面相——判其真伪的果决，让位于考其原委的小心，而在此过程中，对于先秦两汉简帛传抄书籍制度造成的文献差异持有更为宽容的态度，对于基于民族志的资料和文化地理学视野中的口传资料的真实性抱有更充分的信心。从2011年年底直到去世，杨义的成果量令人极度惊讶。赴澳大的第一年，《老子还原》《庄子还原》《墨子还原》和《韩非子还原》四书同时出版，此后，《屈子楚辞还原》《论语还原》《兵家还原》以及重新返回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鲁迅血脉还原》等著作先后完成。新的研究领域自然会有更多对既有规范的打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过程也很难保证每一个论断都立得住，评价留给历史。让人肃然起敬的首先是过程，一位学者居然建构起了如此宏大且雄心勃勃的学术体系，他不断地突破着既有的学术格局，也不断突破着自己的研究极限。早在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三卷时，他在和夏志清的通信中便提到了一个已然惊人的学术规划：在做完古典小说研究之后，再去研读我国古代之文史诗词。夏志清则勉励他要做一代“通人”。当一路从文学地理学研究、先秦诸子学研究走过，回望当年40岁出头、意气风发的自己时，他为自己的学术规划做的也是“加法”。自然，不是没有代价——消耗自己以滋养学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两句，如今读来，分外感喟。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杨义及其同时代的学者，对文化传统怀有温情，对世界文明秉持兼收并蓄的开放心态，借助改革开放和新时代的发展契机，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作出了切实贡献，他们的学术实践为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为推动“第二个结合”提供了重要启示。
    全面评价杨义的学术成就，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沉淀。他建立了一个极为宏阔的治学体系，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跃进所言，这是一个着眼于古今文学的贯通、中外文学的汇通和中华文学的融通的大工程。但我们要注意到，其中有一条贯通的主线，即他的研究始终有明晰的政治抱负：要摸清中国现代文学的家底，要建立中国文学自己的叙事理论，要用图志学建构中国特色的图像研究体系，要锤炼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范畴，要为中国文化发一张个性鲜明的“身份证”，要绘制一张纵横开阔的中国文学地图，要为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增加地理空间的坐标，要还原诸子、探究中华文明的本源……所有这一切，都着眼于“国之大者”。寻找并维护大国学术风范，一直是杨义以及他这一代学者共同的梦想。
    （作者：冷川，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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