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编《北京日报》副刊的时候，曾和林斤澜先生有过一些交往，他和汪曾祺先生为我们写了一些作品，现在回想起来，都是一些令人非常难忘的片段。后来我去鲁迅博物馆工作，也请他到北京来参加一些活动，发现他不仅是一位作家，还是研究鲁迅的专家。鲁迅生平展开展的那天我特意请他过来，想听他提提意见。他看到展览中引用的并没有后人的话，全是鲁迅自己的原话，每一部分都是鲁迅本人的阐述。他说这个思路很好，我们现在的文学常常是封闭的，但鲁迅先生是一个打开的世界，这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后来，他写过几篇关于鲁迅小说研究的文章，我看了以后感到特别惊讶，因为他完全没有学院派的思维定势和语言范式，他是小说家的一种鲜活的灵动的研究思路。他的概念和进入文本的方法，与别人都不一样。今天看来，在研究鲁迅文本的那些浩如烟海的文字里面，林斤澜是极其独特的。
    在汪曾祺先生去世十周年之际，我策划了汪曾祺生平展，林斤澜先生也来到了现场。他的那次讲话非常精彩，他对于汪曾祺的审美有别具一格的独特体味，虽然他自己的创作跟汪曾祺并不一样，但是他对于那次展览里汪曾祺的一些材料手稿非常熟悉，也由此想起很多话题，谈得自由洒脱、特别精彩。可以说，鲁迅和汪曾祺两个人对林斤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鲁迅是早期召唤他的审美经验的人，把他引向文学创作这条道路。他对鲁迅的研究不仅止于鲁迅的文学作品，他还特别看重鲁迅的翻译，对于鲁迅所介绍的域外作家也非常熟悉。在小说《头像》里面，他也引用了果戈理作品中的意象。除此之外，鲁迅文体的现代性与本土性对他的启发也很大，在他的小说里面，字里行间流淌着鲁迅的写作传统。当然，他又衔接着卡夫卡的传统，是一个带有现代意识的写作者。
    汪曾祺先生跟他的追求完全不一样，是另外一种风格，但是他又能够欣赏汪曾祺。在给《汪曾祺全集》写的第一版序言里面，他大量引用了汪曾祺话，下面附有自己的注释，来解析汪曾祺。他认为汪曾祺最根本的价值就是他沉潜在早期记忆里面，把外在的那些观念化的东西挣脱掉了。林斤澜认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这种沉潜到早期记忆里的经验，又不是那种看似很平淡的、单一的人生经验，其实意有所指，具有消解先验理念的重要意义。所以，林斤澜对汪曾祺的这种“脱色”写作，这种从概念化的方法重新回到人的生命形态里的真善美的审美追求，是非常认可的。
    众所周知，汪曾祺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提笔创作，他回到晚明和六朝，他于五四所扬弃的桐城派是很认可的。胡适、鲁迅那一代知识分子对桐城派比较反感，但汪曾祺为桐城派说了一些好话。在这一点上，汪曾祺的视野似乎更为开阔。时过境迁，反观历史，我们还是能够感到中国传统文化在每个朝代、每个时期都有一些弥足珍贵的遗产，这些东西是不能用简单化的概念加以衡量的。五四时期是特殊的思想解放时期，也可能会遮蔽掉一些话题原本的丰富性。
    反观林斤澜，则在20世纪80年代回归到五四传统中去，或许他背后的历史感没有汪曾祺那么厚重、博大和散淡，难以将几千年华夏文明的审美经验都在自己身上展现，但林斤澜却是地地道道的“五四之子”，是“革命文学之子”，他的文学原点是从鲁迅那里开始的，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也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
    就当下而言，古典传统和五四文化都是非常重要的思想资源，林斤澜与汪曾祺虽然有着不同的选择，但他们对母语经验的继承和发扬都是值得肯定的。今天我们谈论林斤澜，不仅能想到鲁迅，想到汪曾祺，还会想到我们这个民族无数个闪耀的名字。林斤澜是浩瀚的文化星辰里面一个明亮的精神存在，他会永远启发我们在没有路的地方不断拓荒，在审美追求上不断攀援新的高峰。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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