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深入解读草明的《女人的故事》，必先大致了解天马书店的《天马丛书》的策划和出版情况。上世纪30年代（1935年—1936年4月），尹庚受天马书店老板韩振业之邀——此前，因楼适夷、叶以群两任编辑先后被捕入狱——曾经主编过一套丛书《天马丛书》。这套丛书包括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两类，原拟出100种，实际上最后仅出版了30多种。出版流产也实属正常，因为当时国民党当局严格的图书审查经常干扰或打断出版社的出版计划。一方面，尹庚是左联成员，由他主编的这套丛书中有很多是左联青年作家的著作，这不能不引起国民党图书审查机构的格外注意。另一方面，最初靠出版左翼文人著作而立足于上海的天马书店本来就是个小店，虽然出版了大量进步书刊，但其老板韩振业一度谨小慎微——凡出书大都走正常报批程序，这样带有左翼色彩的书就更难出版了。加之，韩振业于1935年11月因患中风去世，书店随之陷于困境，故出版流产也实乃必然。
    这套丛书封面由画家钱辛稻设计，题名、编者、著者、丛书编号统一用美术字体标示，左下方附有比利时法朗士·麦绥莱勒（Frans Masereel，1889年－1972年）的木刻画，美术字与西洋版画搭配，显得新颖别致。钱辛稻1912年生于上海浦东，曾在上海洋画研究所学画，并与同仁创办“线上画会”。他为什么选取麦绥莱勒的木刻画？原因可能是：一、为了谋生需要，也为表达对现实的不满或反抗。1935年，作为自由职业者，他没有固定工作，而主要以画广告、教画为生；同时，又大量阅读左翼书刊，对当局对外不抵抗政策和对内压迫多有不满。在此背景下，为尹庚的《天马丛书》设计封面，既可获得一笔酬劳，也可在此设计中融入对时局的看法。他之所以采用麦绥莱勒的木刻版画，显然也与彼时境遇有关。其中，麦绥莱勒用黑白画表达压迫、忍耐与抗争主题，更与钱辛稻（也包括尹庚）产生深度共鸣。二、鲁迅对木刻运动的倡导，也深刻影响了钱辛稻。当时，鲁迅正不遗余力地倡导木刻运动，比如从1929年1月起，出版了《美术丛刊》五种（《近代木刻选集（一）》《蕗谷虹儿画选》《近代木刻选集（二）》《比亚兹莱画选》《新俄画选》）。麦绥莱勒与比亚兹莱、埃舍尔等木刻家一样，都于上世纪30年代初被介绍到中国。鲁迅曾在《为连环图画辩护》一文中有介绍：“比国有一个麦绥莱勒，是欧洲大战时候，像罗曼·罗兰一样，因为非战而逃出外国的。他的作品最多，都是一本书，只有书名，连小题目也没有。”同时，由赵家璧主持的上海良友图书公司也曾出版过《一个人的受难》《光明的追求》《我的忏悔》等木刻画集。因此，同在上海美术界且对左翼文艺界非常熟悉的钱辛稻，对由鲁迅所倡导的这种美术风潮不可能没有关注。须知在当时，从西洋引进的木刻画也是最为前卫的艺术形式之一。作为先知先觉的青年画家，钱辛稻之所以在封面中加入麦绥莱勒的木刻版画，显然与鲁迅的倡导密不可分。
    《女人的故事》是草明的第一部小说集，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九月由上海天马书店（上海江北西路海宁路北368号）初版，为《天马丛书》第16种，定价两角。初版本无序跋，共68页，封面大小为18.8cm×13.1cm。内收《阿胜》《等待》《有句话要问真他》《一个人不做声的时候》《老怪物》《骗子们》《出嫁》《愤恨》共8篇。草明1932年开始文学创作，且多以揭示旧制度和当局压迫为主题，加之在广州曾参与进步刊物《广州文艺》（欧阳山主办）的编辑工作，这也就是为什么她在1932—1933年创作的小说多发表于《广州文艺》的根本原因所在。
    《天马丛书》每一本的封面都嵌入了不同内容的版画。底封统一印有陈之佛设计的书店店标。《女人的故事》右下方木刻版画绘有青年男女聚会的场景，其中，一双手插入裤兜的男子立于其中，不知所措地四望，其姿态、眼神、心态就很让人遐想。在这个不乏贵妇、美女聚集的地方，他来此地的目的何在？这种形象及画面内容，至少很合乎“女人的故事”之字面意义。不过与之不同的是，《女人的故事》中的“女人”大都是受压迫、受迫害的缫丝女工一类的底层女性形象，而与之相对的“男人”则多为女性悲剧的制造者。1930年代的草明勤奋且多产，先后在《广州文艺》《文艺》《作家》《文学》《太白》《小说家》《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单在1934年，年仅21岁的草明共创作了19篇短篇小说，创作力可谓惊人。她的作品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底层人物形象，反映社会下层人的疾苦、反抗和斗争；通过对日常生活细节、人物心理和风景的描写，以小见大地呈现社会的基本风貌；具有深刻的现实感、思想性；善于以第一人称“我”（多是旁观者、不谙世事的孩童或少年）为视点，侧重揭示人生的种种情态。收入这个短篇小说集中的8篇作品都以“人物”为中心，从不同侧面呈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草明家乡（广东顺德）底层民众的生活本相和精神样态。而像《阿胜》《等待》这类作品不仅关注女性命运，还涉及底层民众的革命诉求，正暗合着左翼思潮发展的一个方向。在当时，这类作品如要送审，肯定通不过当局审查关，而版权页上亦无“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颁定的审查证号，故可推测《女人的故事》很有可能是天马书店的违规出版物。其实，这也是天马书店惯用的手段，或以丛书形式，或以打擦边球策略——比如出版鲁迅的《门外文谈》，虽也经过当局审查，但没有问题——出版左翼文人的书刊，以获取可观的利润。
    草明是左联成员，加入“小说研究会”，经常参加撒传单、贴标语、飞行集会等活动。这种立于“十字街头”的有组织的革命活动很容易暴露身份。1935年3月，草明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经鲁迅、茅盾、张天翼等人援救，才于第二年2月被保释出狱。可见，这部小说集的策划、编辑、出版与草明本人基本无关。《女人的故事》的诞生很可能是欧阳山一手操办的结果，但所收篇目基本代表了草明在1930年代前半期的创作成绩。这部小说集最初题名为“人物速写”——在《梦一样的自由》（欧阳山著，1935年7月初版）尾页上有《天马丛书目录》，列第16种的为草明的《人物速写》——但在出版时书名改为“女人的故事”。其实，以“人物速写”为题名，也正显示了草明上世纪30年代短篇小说创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即草明是以对形形色色底层人物形象的塑造而著称的。由于《女人的故事》的编辑、出版正好发生在草明入狱期间，当草明出狱，欧阳山以其当礼物相送时，它就有了不同寻常的纪念意义。它既是修复草明因入狱导致的精神焦虑或伤痛的一剂良药，也是现实中“革命+恋爱”版的情侣故事的最好见证。
    另一值得深入探讨的是《女人的故事》在当代语境中文本修改问题。在此，不妨以《草明文集》（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为例，对之稍作说明。《草明文集》第一卷为短篇小说卷，经笔者仔细比对，内文也做了一些修改。除将助词“底”改为“的”外，修改类型主要有：
    其一，句法修改。比如，在《阿胜》中，将“他们为什么喜欢这两句话，好像他们是构成完整的生命的重要部分呢，开头在我觉得是难以解释的。”改为“他们为什么喜欢这两句话呢？好像这句话是说明人的命运的重要部分似的，开头我是觉得难以解释的。”在《等待》中，将第7段最后一句话“那以后，高高大大的，说起话来不时要摸摸鼻子的‘牛精’李祥就不晓得那（哪——笔者注）里去了”调到该段第二句之后；将“一大队兵士经过腾同村”改为“一大队战士经过腾同村”；将“一个光荣，快乐的名字”改为“一个惬意的名字”；将“你敢咒他，你这黑心狗！”改为“你敢咒他，你这黑心鬼！”；等等。这些修改都属于文法、修辞层面上的修改——或调正句序，或更换词语，或添加修饰语，都实属必要，属于正向改写。
    其二，更换标题。比如，将《有句话要问真他》改为《有句话要问他》，将《阿胜》改为《不听妈妈话的女孩子》，前者为了消除歧义，后者为了突出主题。对于后者而言，不仅改了标题，还将主人翁的名字“阿胜”改为“阿凤”。如此一改，既突出其女性身份，又与修改后的标题互为补充，共同揭示一种深刻的思想——妇女要解放，不仅要反抗婚姻专制，还要融入社会，走革命之路。
    其三，删除方言。比如，将“……但有些‘生疳’的却望都不望他们一下……”改为“……但有些性情沉静的却望都不望他们一下……”（《阿胜》），将“在冬天，给寒气赶跑了，就变成‘青雞’一样，鼻涕无缘无故地淌出来”改为“在冬天，给寒气赶跑了，就变成清的鼻涕无缘无故的淌出来”（《等待》），都是着眼于语言的易懂而做出的删除。这种改写有其必要性，但如不妨碍理解，就没必要修改或删除。方言是作家的第一母语。它进入现代小说，并成为现代文学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要不要、可不可的问题，而是如何探索、怎样实践的问题。草明在此后的修改中，对初刊本中的方言采用删除或同义替换策略，逐步剔除了方言在小说语言中的存在。我觉得，这种做法是值得商榷的。一位优秀的小说家必须拥有独立的语言创生意识。草明在上世纪30年代的小说语言存在较为明显的欧化倾向，且较为单一，而初步萌发的方言意识及实践又在此后的修改中被强行压制，这多少是有些遗憾的。虽然“欧化”一度代表了现代小说语言发展的方向，但在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发展史上，这也仅仅是诸多实验中的一种，白话、方言、文言、翻译等都是生成“现代小说语言”不可或缺的资源。
    左联时期的草明及其创作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它和延安时期、“十七年”时期、1980年代以来的草明及其创作有着怎样的关系、呈现何种特质、有哪些意义，都值得作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但目前这方面学界做得很不够。其实，草明一生有两个创作高峰，即左联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时期，前者以短篇小说初步显示了其在左翼文坛上的实绩，后者以工业题材长篇小说奠定了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而由上海到延安，到北京，再到鞍山，草明的作家身份、语言意识、创作风格都不断发生变化，若要全面深入地梳理或研究这种“变化”，左联时期的草明及其创作是无论如何不能被忽视的，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其左联时期的短篇小说创作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女人的故事》收入此时期创作的8篇作品，但也仅仅是很少的一部分，若要全面而深入研究草明左联时期的创作实绩，其他几十篇作品也应重新纳入再解读、再阐释的视野。然而，目前除了一两篇论文外，有关这方面的关注与研究还远远不够。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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