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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接到中国现代文学馆邀请函，邀我参加为严家炎先生举办的“求实——严家炎学术文献展暨座谈会”。《邀请函》写道：“严家炎先生是当代著名的文学史家、批评家、教育家。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第二代学人的领军人物，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2014年起，严先生陆续将上万册藏书、书信、手稿以及书房家具、名人字画等无偿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些入藏资料数量壮观，涉及面极广，丰富了我馆馆藏，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手捧邀请函，心潮澎湃，思绪万千，禁不住想起受严老师教导和影响，印象中最为深刻的几件事。 严家炎先生是我最尊敬、最感亲切的恩师，没有之一。我称他老师，他称我学弟。二十年前，我和范震威曾为严老师写过一部30多万字的《燕园风雨四十年——严家炎评传》，2004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可以说，我应是最了解严老师的学生之一。 我是1970年进入北大中文系的。高中毕业那年，我在县图书馆就见到过严家炎的名字，他在《文学评论》发表的有关长篇小说《创业史》的三篇评论文章，引发一场大论战。1978年，严老师把这几篇评论文章收入《知春集》中，他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写道：“为了保持历史的原貌，关于《创业史》的几篇评论均未做改动。今天看来，这些文章在某些观点上也许不是没有问题，有些措辞似嫌轻率，现在读起来有几分吃惊。”他没有标榜自己如何正确，这种客观的、历史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多么难能可贵。 严家炎先生名如其人、文如其人，无论做学问还是为人处世，一向严谨缜密，在文学研究领域里，被称为“严上加严”，向来一丝不苟。 我曾经在北大出版社出版过一本小册子《未名湖岁月》，写了北大中文系十位教授，其中有一篇《燕园吾师严家炎》。严老师读后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集内散文都写得好，笔墨很活，人物音容笑貌跃然纸上。唯因时间较久，间或记忆稍有出入。”严老师曾写过一篇评论我诗歌的文章，我刚收到稿子，第二天又接到他写来的一封信，信中说：“昨天寄去的稿子，今天想想，在最后一句‘这就是我读吴宝三组诗《海滨抒情》得到的一些启示’之前，恢复被我腾写时删掉的别林斯基一段话较好。将‘这就是’改为‘这也正是’，这是因为，我并非你所说的‘名人’，而且也写不出‘名言’，还是借助这位大名人的话为好。”严上加严可见一斑。时任《北方文学》主编黄益庸亲自签发，转载了严老师评论我诗歌创作的这篇文章《我爱读这样的诗》，于是乎，我这个边远小城的业余作者，从这里起步，迈进了文学的大门。如果我有一点点创作成果，得益于恩师，我是沾了严老师的光。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同严老师一直保持联系。他大约给我写过20几封信，还有评论我诗歌创作的手稿，我效仿严老师，连同一些作家、学者的书信，一并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化馆。 大学毕业后，我一有机会就去北京看望严老师，逢年过节，打个电话像家人般相互问候。前些年，我每次去北大看严老师，他请我吃饭，大都选在北大南门对面的海淀饭庄。边吃边聊，不知唤起多少对艰难岁月的回忆，其中有欢乐，亦有悲伤。有时我们全家来北京，在他家里吃饭，他还亲自上过灶。 1985年盛夏时节，严老师应邀去山东讲学，回京的途中，特意转道去我工作的辽宁兴城看我。那时我的三个女儿还小，他给孩子们买了玩具，还特意给我带来一瓶青岛的葡萄酒。当提起孩子的名字时，严老师还记得，他一本正经道，我写给你的信中说过，你女儿吴为、吴非，名字起得似有一点道家的味道。在相处的几天里，我俩无话不谈，谈得最多的还是一起在京郊乡下开门办学的那些日子。因为我有胃病，我提起他曾给我买苏打饼干，给我邮寄胃药猴头菌片，他说记不得了，而我却没有忘却，恍若昨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