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1898-1958），是我国现代知名文学家、藏书家、出版家、文物收藏家。12月5日起，一批罕见的郑振铎记于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的钢笔日记一册在上海朵云轩艺术馆展出，此册日记详细地记录了郑振铎每天的买书情况，亦是郑振铎对沦陷时期上海的一种私人化观察和个性化书写，而且都可与其《劫中得书记》相对照，郑振铎抢救保护中华古籍善本的经历和心路历程也得以呈现。
    在中西方文学中，日记体作品都是非常重要的文学类型，它作为一种及时的记忆书写，能补充丰富历史的宏大记忆，为后人提供重返历史现场的一些生动细节。
    
    郑振铎（1898-1958）
    郑振铎此本日记首页签名：西谛。后题“郑西谛所遗，应为妥善保存”。卷尾附购书记录一页，金性尧等十九人家庭住址及电话两页。此本日记从1月2日至5月16日、6月8日至7月30日写于日历散页背面，其余时间写于日记本上。
    据相关研究者查阅，1939年大年初一应为2月19日，散页写在2月20日上；询问郑振铎先生家属得知，其子郑尔康应为6月10日生日，散页写在6月11日上。不难推测，郑振铎应是于次日撕下日历记写，因而1月1日的日记写在1月2日的页背。这样细数下来，此本1939年日记完整无缺。
    
    
    
    郑振铎1939年钢笔日记内页
    1937年淞沪会战以后，上海市区沦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孑立于日占区的包围之中，形似“孤岛”。1939年，郑振铎所任文学院院长和图书馆馆长的暨南大学，搬到了法租界陶尔斐斯路四合里38号，处“孤岛”之中。郑振铎持续关注着国内外动向，5月19日日记中载：“街道上的形势很紧张，除几条大路外，皆断绝交通，铁丝网满布各处，各国防军皆出动，人心惶惶，但我们觉得不会有什么事发生，法租界举行大搜查。”5月20日，“暨南大学有两个学生为法所捕，托陈律师设法，下午就出来了。”9月1日二战爆发，郑振铎担心时局变动；10月22日，曹家渡发生枪机案，“上海城非安居之地也”。此册日记亦是郑振铎对沦陷时期上海的一种私人化观察和个性化书写。
    
    “孤岛”时期的上海旧影
    8月14日这天，郑振铎写道：“ 热，阴晴不定，有风。七时起。九时，赴校办公。抄写‘书目’，不觉已至十二时。饭后，午睡了一会。吴来。到中国书店，购得《禁书》一册，《棟亭书目》一册，共五元。又得《天问图》一册。余有萧尺木画《离骚图》二部，一部正缺《天问图》半册，恰好以此现宝，价十元（原为越然书），并不贵也。又至来青阁等处，一无所获。至开明，晤王、徐等。闻树人书店王某，在常熟收书，发生了问题，所收者必有好书，惜未之见。在此时开一旧书店，颇可获利，惜无资本也。本日戒严情形仍未松懈。”这是郑振铎典型的一天。他生活规律，往往六七时早起；早上会有书贾送书，朋友拜访，亦有稿件往来；九时赶赴暨南大学办公，授课、议事、写文，几乎风雨无阻，没有节假日；十二时，多是与同事朋友聚餐议事；午睡起，有时在家理书、写文；有时赴开明书店、商务印书馆商议出版事；有时去喝咖啡、吃茶；更多的时候，携夫人女儿去Cathay、Metropol、Grand或是Nanking看一部外国电影，最多的时候一天能看三部电影；四时许，去中法大学授课；傍晚，到四马路各大书肆逛逛，若有上新，第一时间争购，哪怕“款尚不知如何筹法”也要先拿书回来阅读。晚上，多在外宴会饮酒，去清华同学会、上海青年会、航运部和各种朋友家。睡前还会抓紧时间写些序跋，进行校勘。
    
    郑振铎1939年钢笔日记内页
    
    郑振铎 《劫中得书记》
    据研究这一日记的蔡董妍介绍，此册日记详细地记录了郑振铎每天的买书情况，均能与郑振铎《劫中得书记》相对照，郑振铎抢救保护中华古籍善本的经历和心路历程也得以呈现。《劫中得书记》乃郑振铎先生在抗战烽火劫难中搜求古书之记录，其间种种为之欢喜为之愁之行状，为灾难中的祖国保存文化薪火之情思，无不怦然动人。
    “阅读日记，时常被他非凡的智慧和勇气所感动。抗战爆发以后，江南许多著名的藏书楼毁于战火，数辈珍藏的典籍损失惨重。郑振铎存在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店的两万多部藏书毁于‘一·二八’和‘八·一三’。随着时局日益艰难，幸存的古籍善本也被大量抛售变现。当时文献的交易市场集中在上海，许多平时不易见到的善本孤本也频繁出现，吸引了各地书商纷纷赴沪抢购。郑振铎不仅每日赶赴书摊，还嘱咐相熟的书贾，如来青阁杨寿祺、中国书店陈乃乾等人，收到好书第一时间告知他。”蔡董妍说。
    
    郑振铎与家人合影
    从日记中可以看出，1939年时，郑振铎还是以个人之力收购，但下半年起，市面上的书越来越多，他也越来越买不起了。比如7月24号，“赴来青阁，购《思玄集》，价三十元（未付），又赴中国书店，见沈氏散出者不少，颇思得之，而苦于有心无力”。8月16 号，“借洋六十元。连同余下之四十元，存入银行，因明天有中国书店之支票一百元，须来兑现也。此款为购买明版《英烈传》者，明刊小说最罕见，故不惜重值购入。然囊中所余不过十元而已，此十元需维持家用若干日，不知如何过日子！”但是那天下午，他又去中国书店，买书二册，花去三元。8月19日，身上只有一元几角了，为经济问题，妻子与之吵架。“对于书的笃好，终于使精神受了无穷尽的苦闷。甚是不耐，却也咎由自取。”9月5日，中国书店刚到一批书已被一抢而空。郑先生买书耗尽家财，数次发生家庭矛盾，感慨“做一庸碌之人，一定幸福得多”。但到了第二天，他依旧一头热地去买“失之不可复得”之书。种种嗜书如命的行径，爱书之人看到，定然会心一笑。为了解决买书款，郑振铎辗转腾挪，想尽办法。“梳理1939年日记，我们能看到郑振铎在《中国版画史》编著、写作校勘等其他学术上的成绩。通过日记，我们还能知悉这一年中，郑振铎与张珩、季羡林、金性尧、夏丏尊、王伯祥、周予同、郭心晖、戚叔含、陈西禾等人的交往情况。”蔡董妍最后介绍，这本日记让我们认识到一个更加真实有温度的郑振铎。他痴迷电影，是一个认为“惟有迪士尼的动画总是好”的有趣人。他爱雀战，虽然总是发誓“此种无益之戏弄，应戒绝为宜”，下决心“明天一定要动手工作了！至少有一个月不曾动过笔墨，似乎过于懒惰与不振作耳！应努力，惜寸阴”，但是又忍不住再战、再再战的平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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