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地的文化馆因开办“夜校”而受到年轻人追捧，令这种传统公共文化设施重回人们的视野。自新中国成立至今，北京的各级文化馆一直是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场所，有过蓬勃发展的辉煌，也有过在市场经济浪潮中“呛水”的困窘。如今，伴随着《北京市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的实施，京城的文化馆正尝试开辟公共文化服务的新路径，不断增强市民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
    50年代文化馆蓬勃兴起
    新中国成立后，文化馆在京城蓬勃兴起，各区建有文化馆，街道、乡村建有文化站。
    由于那个年代文盲、半文盲比较多，文化馆早先的中心工作是办识字班、开展识字教育。据本报1952年11月23日2版《各区文化馆开办速成识字实验班已有两千多妇女得到了学习机会》报道，当年，北京各区文化馆开办了64个速成识字实验班，招收了2000多名市民，其中百分之八九十是妇女。这些市民参加学习后，一般都能认识2000字，能够阅读通俗读物，写三五百字的短文，个别学员还能写两三千字的文章。
    作为政府兴办的文化事业单位，文化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担负着一项重要职能——宣传时事政策和法令。
    1953年，为配合贯彻婚姻法运动，石景山区北辛安镇文化馆在馆内布置了“贯彻婚姻法宣传室”。宣传室的墙壁上贴着讽刺旧式婚姻的漫画，如早婚、纳妾、买卖婚姻、童养媳、虐待妇女等，还有为争取婚姻自主而斗争并得到幸福生活的连环画。桌子上，摆着70多种有关婚姻法的连环画和通俗读物。宣传室开放6天，就迎来4500多名观众参观。（1953年3月29日《北京日报》3版，《北辛安镇文化馆布置“贯彻婚姻法宣传室”》）
    1954年，为了向市民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东四区文化馆在东四北大街文化站举办了图片展览，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简史，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取得的成就等。展览举办了8天时间，共有10252人参观。（1954年8月13日《北京日报》3版，《东四区文化馆展览宪法草案图片》）
    当然，组织各项群众文化活动是文化馆的“正差”。比如每年元旦、春节期间，各区文化馆会举办游艺会、灯谜会以及歌舞、曲艺、杂技、话剧和木偶戏表演等。遇到重要的纪念日，文化馆也会安排丰富多彩的活动。像1957年，市中苏友好协会文化馆就举办了苏联音乐电影会、中苏诗歌朗诵会等多项活动，来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1957年10月23日《北京日报》2版，《友协文化馆活动丰富多彩》）
    除此之外，文化馆还设有阅览室和书报处，常举办科学、文艺、时事讲座，或开展读报活动，提升市民的文化水平。
    那些年，文化馆办得红红火火，凡是跟文化有关的事，人们首先会想到文化馆。
    业余文化活动阵地人才辈出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的文化馆、站已经遍布城乡，随着规模的扩大，服务内容也不断延伸，渐渐成为老百姓业余文化活动的主阵地。
    开展各种文化娱乐活动自然是文化馆的“老本行”。当时的东城、西城、崇文、宣武等区文化馆经常举办文艺演出、书报阅览、棋类比赛等活动，每年都吸引着数十万市民参加。房山、密云、通县、大兴、怀柔、延庆等县文化馆成立了文艺小分队，深入山区和偏远农村演出，或者组成文化小分队，带着图书、照相机等到田间地头为农民服务，大大丰富了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
    在开展文化活动的同时，文化馆会根据实际需求开办一些培训班。据本报1981年5月11日1版《东城文化馆培训待业青年一千二百名》记载，为了给待业青年升学、就业创造条件，当时东城区文化馆开办了美术、书法、摄影、照片着色、古汉语、外语、钟表修理等多个培训班。参加西洋画班的待业青年经过培训，有10多人考上了高等美术院校；参加电工班的待业青年，有10多人当上了电工。
    那时候，在文化馆授课的老师很专业。像东城区文化馆开办的照片着色班，请的是中国照相馆的师傅去讲课，表演艺术训练班则是由北影和人艺的著名演员负责教学。崇文区文化馆的文学创作员郑效农，先后创作并拍摄完成了四部电视连续剧，其中《大马路、小胡同》《带后院的四合院》曾获“飞天奖”的提名奖，至今还为“老北京”们称道。
    老师教得好，学员人才辈出。东城区文化馆业余文学组培养的学员，其作品经常被报刊选用，因为喜欢文字工作，有的学员成了新闻出版单位的编辑、记者，有的成了文艺单位的创作员，还有的成了专业作家。（1983年4月16日《北京日报》2版，《东城区文化馆重视培养文学新人》）朝阳区文化馆从基层选拔、培养的10名歌手参加全市青年歌手比赛，全部获奖，其中来自来广营乡的青年农民刘秀清被中央歌舞团破格录用。（1985年10月7日《北京日报》1版，《开展各种健康有益的文化活动》）丰台区文化馆美术部组织南苑乡的农民作者赴太行山写生，返京后，他们创作了百余幅充满泥土气息的农民画，展出后受到专家和观众的一致好评。（1990年5月2日《北京日报》4版，《丰台区农民画创作蓬勃发展》）
    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已建成近20个区县文化馆、300多个文化站。在图书馆、电影院等文化设施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很多人通过这些文化馆、站提高了文化素养，充实了精神生活。（2000年12月27日《北京日报》16版，《充满希望与活力的本市群众文化》）
    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席卷下，文化馆一度面临着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与开展经营性文化活动的冲突，当政府对文化馆的财政拨款由全额转为差额，而文化馆还没有找到合适出路的那段时间，文化馆的日子不太好过。
    2000年，民革北京市委的一项调研报告显示，当时北京各区县文化馆中，1/3运行较好，1/3勉强维持，1/3处境艰难。处于中游的馆，只满足于政府给多少钱，办多少事；处于下游的馆，职工只有发工资时才去“点点卯”。（2000年3月1日《北京日报》10版，《文化馆何时再“火”起来》）
    随着图书馆、剧场、影院、博物馆等文化设施的兴建，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有了更多选择，文化馆的地位大不如从前。除了年、节活动，日常到文化馆参加活动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捧场”的多为老年人和孩子。文化馆也只好在这两类人群中下功夫。以至于有那么一段时间，提起文化馆，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唱歌跳舞演奏乐器的大爷大妈，或者被家长送去参加各种文艺培训班的娃娃。
    据本报2000年5月8日8版《这里活动很精彩》报道，全市第一家中老年人文化艺术活动中心在西城区文化馆成立。在这里，中老年人学习电子琴、二胡等乐器演奏技法，体会布贴等手工艺制作的乐趣，听京剧名家清唱、参与戏曲票友登台彩唱等活动，真正找到了“自己”。
    朝阳区文化馆的英语角吸引了不少孩子。12岁的孙斌家住宣武区虎坊桥，他每个周六都要和妈妈一起去这个英语角，尽管路上要倒三次车，依旧风雨无阻。三年下来，孙斌和中外大朋友已能流利地聊计算机、软件开发等话题。每次英语角举行联欢会，他还要表演节目，次次都博得观众热烈的掌声。（2000年12月28日《北京日报》8版，《朝阳文化馆招招招人》）
    但只服务于“一老一小”，显然并不能完全符合文化馆公共服务的定位。
    市社科院曾对全市2209名市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参与度和满意度进行过调查，结果显示：市民对文化馆的年均光顾次数很低，93.7%的人平均每年到馆5次以下，其中，58.6%没去过文化馆，35.1%的人每年到馆次数为1到5次。在满意度方面，有56.9%的人对文化馆的情况不清楚，对文化馆服务表示满意和基本满意的市民只有40.8%。（2013年1月14日《北京日报》7版，《5成市民1年内未去过文化馆》）
    不再“抱着水缸喊口渴”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为了不再“抱着水缸喊口渴”，北京的文化馆不断开辟公共文化服务的新路径。
    2004年，朝阳区文化馆所属“9剧场”正式向社会开放。这是一组大小风格不同的多剧场集聚演出场所，创立之初便吸引了林兆华、李六乙等著名导演工作室落户，《樱桃园》《非常麻将》《口供》《将爱情进行到底》等戏剧上演时几乎场场爆满。有意思的是，观众在这里看戏完全不必正襟危坐，长条凳、马扎或者席地而坐都可以，观看位置也不固定，可以自选角度，甚至可以站在楼上俯视整个表演……渐渐地，这种时尚的演艺方式吸引了大批年轻人涌入文化馆，在首都年度小剧场演出中，朝阳区文化馆的场次占到三分之一，最高一年演出了上千场。（2017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朝阳区文化馆：从有形的馆到无形的管》）
    吸引年轻人的还有东城区文化馆的“夜校”课程。今年以来，东城区文化馆增设了晚间和周末课程，像古典舞课就很有吸引力，去上课的有近三分之一是年轻人。之所以选择文化馆，一是因为文化馆的夜间课程方便了上班族，还可以结识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二是因为文化馆收费较为合理，老师也更专业。
    今年5月27日，北京市文化馆领域首次尝试的超长夜间服务“文化馆奇妙夜”在石景山区文化中心亮相。当天9时至24时，文化中心一直开放，并联动市、区文化资源为居民提供杂技演出、音乐会、文创市集、美术展览等丰富活动。“这次文化中心的奇妙夜是我们参与过的品质最好的消夏文化活动。而且就在家门口，太方便了。”市民马女士感慨。（2023年5月28日《北京日报》4版，《北京首次举办“文化馆奇妙夜”》）
    今年8月，北京根据新实施的《北京市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要求，举行了首届文化馆服务宣传月活动。期间，市、区、街乡、社村四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联动发力，以872项、5245场公益文化活动，覆盖了不同年龄、职业、兴趣爱好人群。（2023年8月6日《北京日报》1版，《北京启动首届文化馆服务宣传月》）
    如今，北京的文化馆正通过提供多元体验，让首都市民享受新时代的文化艺术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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