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作家黄药眠先生的120周年诞辰。黄药眠先生不仅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重要的参与者、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还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成就卓著的作家、理论家、美学家。作为后期创造社的主要成员，黄先生不仅创作了以《黄花岗上》为代表的多部诗集，还出版了中短篇小说、散文、文艺评论、理论批评、翻译等多种著作，直接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与理论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黄先生一直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文学院），是文艺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为当代文艺理论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同时，黄先生作为中国文联副秘书长，为文联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不禁陷入沉思。黄药眠这个名字，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黄先生与家父自1949年起在同一所大学里共事了数十年；黄伯伯也是我少年时代的邻居，与他曾有些交集。陌生是因为，黄伯伯远行久矣，对故人我已淡忘了很多。我将这篇公号的消息转发给黄伯伯的儿子黄大地先生，手机里传来大地哥的回复：“谢谢你，到时我一定去参加会议。”他的嗓音缓慢、低沉、圆润，像极了他父亲的声音。黄伯伯的样貌渐渐浮现眼前，打开了我尘封已久的记忆。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在怀人念旧的秋天，我写下这篇拙文，追忆少年时的邻居黄药眠伯伯。
奇怪的白发老人了不起
1971年从衡水干校回京后，我没有家了。父亲住在北师大四合院的集体宿舍。我和二哥回京，父亲跟学校要了一间小房子，在家属区工四楼14栋与另外两家合住。我在实验小学四年级当插班生，每天下午放学做完作业，就跑到楼下去玩，不爱在小屋里憋着。
我和小伙伴经常在单元门口的方砖甬道上玩。时间长了，发觉有一个白头发老人总是站在远处看我们。他头发雪白、稀疏、凌乱，面上的眉毛、胡子也都白了，瘦长的脸型、笔直凸起的鼻梁，有几分落魄流浪汉的气质。身体瘦弱，背已微驼。一脸与世隔绝的茫然，有时又透露出一丝倔强、坚韧的神气，这不禁引起了我的好奇。
后来，父母告诉我那个“白发老先生”叫黄药眠。这个古怪的名字，在北师大家喻户晓，连家属区里的老太太们都知道。
再后来我更对上了号，原来黄药眠就是黄大地的爸爸。
大地哥和我大哥是发小，他俩同岁，上实验小学时，在院里是孩子王，淘气打架气老师，四处闯祸。上初中不到一年，不到16岁就下乡了。但插队后，他们仿佛开了窍，忽然爱看书了，不仅爱看西方的文学名著，还啃起《资本论》和一些政治、文史类书籍。
大地哥的爸爸是中文系系主任，还是一位诗人。大哥和我看的书，全是借他家的。
很少听父亲夸过谁，但他挺佩服黄药眠先生。
有一次，我听他和母亲在厨房闲聊：黄药眠这个人经过世面，很传奇，度量大。他入党很早，去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过，还蹲过监狱，抗战时在香港、桂林文化圈也做了不少爱国工作。1949年，他是和宋庆龄、郭沫若、史良等人一起被中共请回北京的，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过开国大典。
父亲说的黄药眠度量大，是指1956年至1957年美学大讨论的事。黄先生把朱光潜、蔡仪、李泽厚请到北师大进行美学演讲，那几人当着他的面批他的观点，说话很不客气，可黄药眠一直陪着他们，坐在会场里笑着倾听。
后来我听大地哥说，师大的美学论坛，其父作为主办方曾做了最后的总结发言，一方面阐述了自己的美学观点——“美是审美评价”,开创了中国价值论美学的先河，也对先前诸家美学思想的缺点不足作了点评。但遗憾的是，当时美学界认为只存在四派，而黄药眠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衍生出来的“价值论美学”则被遗漏掉了。好在他的学生孙子威、张荣生等人对当年黄先生的美学演讲做了详细笔记，到“文革”后他的“价值论美学”得以重见天日，从而填补了当年美学大讨论最重要的一环。
八十年代中期，黄药眠在家里看书
黄伯伯让我学好数理化
我从小偏科，数学不好，喜欢写作文，所以热爱文学，特别崇拜作家、诗人。没想到，邻家的那个白发老伯伯，是我认识的第一个诗人和作家。
但有一件小事让我很不解。
天气好的时候，黄伯伯常坐在一张旧藤椅上在单元门口晒太阳。他有时闭目养神，有时站起来，做一套独特的健身保健操，有时饶有兴致地看我们小孩玩耍。我经常从他面前走过来跑过去，渐渐熟络起来。
一个阳光温煦、微风徐徐的下午，我踢毽子玩时，踢飞的毽子正好落到他脚边。他慢慢弯下腰，捡起来递给跑过去的我，问我：“你是老宗家的孩子吧？”我说：“是。”他说：“看你像。”
接着，他和我聊起来：“你最喜欢学什么课呀？”“语文。”他又问：“数学喜不喜欢？”我摇摇头。“自然科学多有趣呀，物理、化学你爱不爱学？”他又问。“都不喜欢，我喜欢语文课，写作文。”我告诉黄伯伯。
我的作文，经常得“优”，我还被欣赏我的语文老师宋华杰推荐去北京市少年宫听文学讲座。没想到，黄伯伯却说：“还是学自然科学好！小鬼。”他指指头：“学数学人可以更聪明。”
他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有点不高兴了：这个中文系的教授、诗人，就算不夸我，至少也该鼓励鼓励啊，为啥非要让我学好数学呀？
时隔多年，父辈那一代“老师大”多已驾鹤西去，师大子弟之间还有来往。在发小召集的聚餐中，每次都能碰到黄大地。我问起少年不解的往事，大地哥说，这很正常，在当时的背景下，他要让你学文科，怕将来会有人说他还在向青少年贩毒，与党争夺下一代，而且用自然科学来开启人的心智不是更名正言顺吗？
大地哥却坚持学文，据他讲，黄伯伯也同意，他每年农闲回京探亲，还给他制定学习方案，对他在读书治学方面做了不少指导。在语法、修辞方面，因为黄伯伯认为只有语法学通了，才能准确掌握每句话的意思，并进而掌握整段文章的意思。尤其是西方语言一般句子较长，必须把语法学通学透才能把握好句子的本意。学习过程中，黄伯伯常从英语书籍中找出长句子，让大地哥分析它们的语法关系，检测他是否能把握住文章本意。
据大地哥说，对于修辞学则讲得不太多。其父认为懂得一些常见的修辞方法，如排比句、拟人化等方法技巧就行了，关键还是要多看好的诗歌、散文、文学名著，并在生活中有所领悟，慢慢积累文学修养。
黄药眠与钟敬文在一起
借着写检讨的名义写诗
从大地哥那里，我听说了黄伯伯“牛棚”生活的一些轶事趣闻。
“在劳改队时，除了劳动，一周至少要写一份检查。家父是作家，以能写著称，他就写给他们看，每次检查都有三四页，甚至七八页，其内容无非是东拉西扯的引经据典，然后结合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把自己骂一顿。”后来，大地哥认识了管理黄伯伯的北师大物理系学生李文博，他对大地哥说：“你爸太能写了，一写一大摞，没人看。”
但李文博不知道的是，黄药眠常借写检查的名义干私活，他零星记录下的随笔短句，后来集腋成裘，居然出版了一本散文随笔集《面向生活的海洋》。这件事令我很惊讶，在劳改队那种压抑的环境中，还能坚持写作，黄伯伯不愧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诗人。
但我也很难把诗人和当时黄伯伯的形象对上号。那时，我看到在学校劳改队劳改的人，着装形象都差不多：都穿着一件短旧棉大衣，因为既要保暖，又要能在干体力活时不妨碍工作；还都戴一顶带护耳的蓝色棉帽，两侧的长护耳有时一高一低耷拉着；此外就是笨重的棉裤、棉鞋，脸上还捂着一个脏兮兮的口罩，走路也是慢吞吞的，拖着疲倦的脚步秃噜秃噜地蹭着地走。
听大地哥讲，有一次，他看天晚了父亲还没回家，就跑到外面去接，看着慢吞吞走过来一个人有点像，装束打扮也一样，迎上前去看，那人向大地哥点头微笑，但并未停步，慢吞吞地走过去了。这时大地才明白原来是住工三楼的诗人穆木天先生。这就是当年老教授劳改时的形象，也是那个时代诗人的独特风貌吧。
劳改队的生活虽然已能回家，终究还不自由，但人已慢慢变得疲沓了。日常生活就是劳动，写检查，学习著作，另外就是接受外调，所以从精神层面来讲，生活工作并没有太大压力。所以从“文革”中期起，劳改队的生活反而使他们的心情有了难得的放松，幽默之情也就油然而生。
据大地哥说，其父在中文系当系主任时，对系里的老先生都很尊敬，他喜欢刻苦努力、身怀绝学的人，老先生们对他也很客气，但相互之间除了工作关系，并不十分了解，而现在大家朝夕相处，各人的看家本事自然也就显露了出来。
当时劳改队里有钟敬文、穆木天、启功、李长之、王汝弼等十来个人。这些老人在一起聊起往事，十分新鲜有趣。
如启功先生，家父从前只知道他是皇族，但皇族的具体生活及各种规矩就不甚了然。启先生便如数家珍地娓娓道来，从清朝皇族的主要宗系，相互间的关系，皇族独特的生活方式，到皇家建筑的等级规格，北京四合院的种类，清朝王爷、贝勒及八旗子弟的册封方式、享受的待遇等等，有说不完的故事。
穆木天先生也是走南闯北，坎坷一生，但闯荡的路线与家父有所不同。家父抗战时在桂林，穆木天在重庆，所以那里发生的事讲出来也让人很长见识。
王汝弼是古典文学专家，家父也喜欢古典诗词，他俩也有说不完的话题。此外王先生还是古钱币鉴赏家，有时师大院里的小孩不知从哪里弄来几枚古钱币，拿不准是真是假，就去找他鉴定。他也不怎么仔细查看，只把钱币在手中掂几下，假币就顺手指缝颠出去了。
钟敬文是民俗专家，知道的民俗典故自然多，也喜欢古典诗词。大家凑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真可谓惺惺相惜、“臭味相投”。
有时大家正聊得起劲，造反派教管员突然闯进来，谈话马上戛然而止，自然会被训斥一顿，“怎么不说了？刚才还热火朝天的呢，现在就鸦雀无声了？一说起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你们就都津津有味，写检查！”凶神恶煞的管理员退出后，大家相视会心一笑，过一会儿就又聊起来了……
总之，在劳改队，这些老教授因聊天的事没少挨教管员训斥。教管员一看到他们凑在一起聊天，气就不打一处来，反复严肃警告，但大家只是表面检讨应付，事后依然我行我素，不扎堆也可以聊，只要有两个人就能聊，不仅休息时聊，劳动时也能聊，有时候两个人推一辆车，就一路走一路聊。
这也就算他们在劳改队的“苦中作乐”吧。
1949年，黄药眠与夫人蔡彻的结婚照
翻译联合国文件
1981年夏，我进入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在第一编译室做编务。在整理联合国文件翻译文档时，发现译者信息表里竟然有黄药眠的名字。
那是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国务院专门成立了翻译联合国文件的“联合国资料小组”，即我单位前身。联合国海量的文件，全部要翻译成中文，工程巨大，全国很多高校外语系都承担了翻译任务。我跟一位老翻译说，这个译者黄药眠我认识，可他是中文系的教授啊！负责审校的老翻译称赞说：“黄药眠的译稿达到了信达雅的水平，一般中文好的翻译，翻译质量都好。”我后来才知道，黄伯伯是英语科班出身，曾就读于广东高等师范大学英语系。
原来，1971年下半年国内形势有所好转后，周恩来总理借机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科教战线也出现了回归正轨的迹象。当时中国已加入联合国，有一大批联合国文献急需翻译，周总理于是提出请这些不上课的老教授来翻译联合国文件。于是从1974年起，学英语出身的黄伯伯从劳改队被抽调出来，参加了由北师大、人民大学部分教师组成的“联合国文件翻译组”。北师大由英国留学回来的郑汝箴教授牵头把关，师大很重视这项任务，起用了一些外语好的“臭老九”。
粉碎“四人帮”后，黄药眠回到中文系。他身体不好，是名义上的系主任，钟敬文是正式系主任。那一段，黄伯伯参与了讨论“人性论”，结集出版论文集《迎新集》。结合文坛出现的“伤痕”文学发表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人性要具体分析，生活是丰富的，人性从具体生活中表现出来才显得深刻生动。总之，他不是反对人性论，而是从文艺创作的角度反对抽象化人性。
1980年秋，我读中文系夜大学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课堂上黄药眠先生成了我课本里的人物，我方识庐山真面目。他的头衔可真不少，政治活动家、教育家、文艺理论家、美学家、诗人、作家。大地哥却总是说，父亲是个流浪汉，搞政治是客串，就是一个搞文艺的。
课本里讲，黄伯伯早期在上海加入进步文学社“创造社”，和郭沫若、郁达夫等一起办刊物，写诗和散文。抗战时写了不少抗战诗歌，还负责大后方抗战文艺的理论导向工作，被人称为黄大师。1944年，他在成都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抗日战争后又去香港从事爱国民主运动，是当地文化圈的核心人物。1949年5月北上，参加了新中国第一届政协和文联会议……今天知道他的人很少了，尤其是文学圈以外的人。
黄药眠与学生们在北师大图书馆前合影
遗憾没能出版黄伯伯的著作
当图书编辑后，策划选题时我梳理了北师大校园里的著名教授和文化名人，向他们约稿，编辑出版了教中国古典文学的启功伯伯的《启功学艺录》、教写作课的刘锡庆叔叔的《浅文言书信写作》等书籍。还有一些选题，因为各种缘故，没能完成。计划中黄药眠、钟敬文、何兹权、卢乐山、浦安修、朱敏等都是我的组稿对象。
1986年5月的一天，春意盎然，我去黄伯伯家组稿。那时我家已从工四楼搬走，他家也从15栋一层，调换到14栋二层的一套四居室中。在楼下遇到他的夫人蔡彻阿姨，她正从单元里出来，我说明来意，她十分和气，轻声告诉我，从1985年秋天开始，药眠开始做口述自传，每天上午他坐在沙发上口述，由她做笔录，下午和晚上休息，并打第二天的腹稿，已经定好一家上海的出版社了。
多年后，我读到了这本口述自传。翻看着黄伯伯的著作，我不禁在心里赞叹，他不愧为一代诗人、思想家，有那么强的感受力和敏锐的观察力，真是出口成章。有评论者赞：虽然是一部纪实性的传记，却把当时的历史画面、亲身经历描绘得格外生动，极有史料价值。文中还披露了很多诗人浪漫的异国之恋，读起来就像一部长篇史诗，描写爱情的章节简直就是优美的散文诗。
黄伯伯的夫人蔡彻阿姨，比他小17岁，是他的学生。20世纪40年代后期，她从家乡潮州汕头去香港达德学院读大学。当时黄药眠是文哲系主任、香港文协主席，在香港文化圈十分活跃。黄药眠除了讲课，还经常和青年学生们一起外出郊游，后来他与学生蔡彻相识、相知、相恋。1949年5月，在香港登报结婚，随后一起北上进京。
蔡彻到北京继续读书，上了华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北京女八中教了几年书。1954年，调到北师大中文系给丈夫当助手兼资料员，夫妻俩在一个系里工作，这也是学校对黄药眠的特殊照顾。
可惜没过几天安稳日子，政治运动接踵而来，每次黄药眠都被卷入漩涡中。作为妻子和秘书，蔡彻阿姨与丈夫同船共渡、不离不弃，每次下放劳动，黄伯伯因血压高身体不好，有医院证明不能参加，但系里就采取“夫过妇罚”的政策，都派蔡彻去顶替，而这些蔡老师都默默承受了下来。在黄药眠的传记里，他和蔡彻的婚恋仅一笔带过，而我从大地哥那里得知，1949年初，黄药眠曾为爱妻写下一首情诗《 赠蔡彻》。
1987年9月3日，黄药眠先生辞世。
只差一个月，他没能看到当年10月出版的口述自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这部自传黄伯伯只写到1949年受中共中央邀请从香港北归、共商国是，便戛然而止。他那更加跌宕起伏的后半生，留给世人无尽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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