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30年前，第一次见孙机先生……
那年，我在北京服装学院任教，恰逢刚接任中国服装历史的课程，甚觉任重道远。同年，我拟赴香港理工大学就读哲学硕士（MPHL.），研究课题是中国唐代服装与现代时装，鉴于此，我前往拜访孙机先生。
那天，乃是我最最难忘的一次学习经历。
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早春，在北京柳芳小区的一幢普通公寓，拾梯而上，我便忐忑不安地站在一扇门前。我手上没有任何介绍信函，如此唐突拜访一位学界前辈，让我感到局促不安——
开门的正是孙机先生，他身材不高，十分清健，目光炯炯。进屋之后，是间客厅，也像书斋，环顾四周，记忆中他的书橱里盛满了书。
孙先生以静谧的神情听完我的来意，他十分认真地听，目光盯着我，也似乎在鼓励我，鼓励我把自己的想法陈述出来。看得出他是个极其认真的人，他对我那种并非敷衍的关爱，使我对这位前辈的敬重之情油然而生。
听罢我的问题之后，他便向我娓娓道来。未料他的“娓娓道来”居然数小时之久，且这是一次历史知识的跨越时空、知识含量极高的谈话。
孙机先生从汉武帝拓边谈到西罗马的灭亡；从中国服装史的治史谈到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从汉深衣谈到唐圆领袍……西罗马灭亡、匈奴西迁、“上帝的鞭子”、汉将甘英的怯弱（指不敢渡海赴罗马）和康有为的怒斥……李唐王朝的父系母系、谈到李白、元稹……
我万分欣喜的是孙机先生知识渊博，思维敏捷，话匣打开，如万斛泉随地而涌。他多视角多维度地思考历史，或古或今，或近或远，或宏观或微观……对中国和西方历史的俯瞰、微视、反思与想象，正可谓东西历史纵横谈。孙机的历史“纵横”是全方位意味，可以是时空的轴线，经为纵，纬为横，孙先生讲的东西历史之交集，达到了一个“纵横驰骋，唯意所之”的境界。他陈述中国历史教育的东西割裂，所以他的讲述里始终将东西方历史糅合、比较着，让听者耳目一新，脑洞大开。
那天孙机先生就像一位睿智、和蔼的得道高僧、大神，他携吾之手步入历史世界的百花园、百草园、伊甸园，向我娓娓道来园内的花草、美景，仿佛携我登一山巅，俯看世间沧桑。
这是我步入服装史学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课，且是开智、开悟的重要一课。孙机先生展示了史学的无穷魅力和广阔的彩色画卷。我在人生中第一次体悟到：何为“顿悟”、何为“茅塞顿开”、何为“醍醐灌顶，甘露洒心”。犹如孙先生打通了我的仁督二脉，对我这个半路出家的史论学子打下史论学术思维、基础，皆因孙机先生，皆因“那天”。
对那天的感悟，后来我写了一篇短文，题目为《一面之师》。文中写道：“从小学到中学、中专、大学及两次研究生生涯，书读了不少，教过我的老师无数。其中，有一位我仅见过一面的老师，但他的教诲令我终生受益，他是孙机先生，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研究员，史学界的名人。迄今他一定忘记曾有过我这样的‘一面之学生’，但我却永远地记得那‘一面之交’。”（刊于我的杂文集《人穿衣与衣穿人》）
先生讲到唐代服饰，令我印象深刻。他作了一个有趣的比喻，一个超现实的比喻——“穿越”。他说，假如一个汉朝人沉睡三百年后醒来，忽然置身于着幞头、圆领袍、蹀躞带、长靿靴的唐朝人物面前，一定会觉得眼前服饰不胜新奇，他所见的满大街皆是胡服。“……唐代男装常服吸收了胡服褊衣的若干成分，将汉魏以来的旧式服装全盘改造了的缘故。唐代女装也摆脱了汉代袍服的影响，接受了一些外来因素，形成了一整套新的式样。”
在30年前用“穿越”的思维着实显示孙先生的思维活跃、前卫。令人肃然起敬。孙机先生没有考古、典集式的迂腐，而是对历史有特别清醒的认识，其历史知识之广博，足见其厚积功夫与思维超脱。聆听一番启蒙之后，不胜叹服，不胜钦敬。
那天乃至以后，我倾心于中国服装史的兴趣，得益于那一天孙先生的指点。对这个几乎陌生的伊甸园，是孙先生携我才得以蹒跚入园。
我在香港理工大学的研究也就是在孙先生的启蒙下确定了论文选题，研究唐代服装的“胡”化之实之源之由之why……
偌大的研究项目让我兴奋不已。
确定了思路以后便在香港潜心研究，对我而言，是跌跌绊绊的过程。但这两年的研究过程中，提升了我的史论知识储备，培养了我的史论思维，皆因孙先生指点之故。
从服装视角俯观大唐盛世，恰因其开放，致其繁荣昌盛。以唐朝最典型的男装圆领袍为例，其形制窄袖、圆领，皆非汉民所着。也如宋人沈括言“自北齐来，皆胡服也”。究其原因分析“为什么”，颇具挑战。
唐之前之后战争频繁，唐东征西讨，大破突厥，战败吐蕃，招安回纥，皆是民族融合的基本条件。李唐皇室皆混血，其母系“皆是胡种，而非汉族”，这也是重要缘由之一。陈寅恪“汉人与胡人之分，在北朝时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血统何在，在所不论”。导致唐人的性观念有着极强的游牧民族“夫兄弟婚”“妻姐妹婚”的特色。故唐人的民族心态往往以文化界定而非血统。如金观涛言：“中国士大夫心目中的民族认同符号已可能超越了种族、语言和政治组织实体，达到古代社会很难具有的某种世界主义境界。”其余种种不赘。
孙先生给的选题建议让我沉浸在良好的研究中，获益良多，获益匪浅。但最终论文的成文，并不令我满意，其体量、内容完全没能达到我的预期。
跌跌绊绊地走完这一段以后，我又寻觅孙先生的论著阅读，犹如继续先生对我的教诲。他的《中国古舆服论丛》展示了先生在这个领域里研究的精湛成果，其中对唐女装的论文将唐装分析得淋漓尽致。反顾自己撰写的唐代服饰浅薄拙论，终究未敢再叩孙先生的门。
孙老在他的论丛中写道：“……对舆服史上的若干主要问题试加梳理，以期为将来更有分量的舆服史之撰述，充拥彗清道之役，这就是笔者的厚望了。唯斯学蹊径乍辟，巉岩犹横，文献记载与形象资料中难解之处尚多。偶或不揆梼昧，略事考证，窥管抛砖之衷，先进来哲，幸鉴而正之。”智者尚谦，晚辈汗颜。
在追思孙机先生的会上，方才粗浅了解先生的简况。
孙机，1929年出生。1949年5月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政大学。1951年起跟随沈从文先生，孙机先生一直称，沈从文是他的启蒙老师，他随沈先生学习中国古代服饰史并协助整理古代铜镜文物。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师从宿白先生研究古代文物。1960年毕业后留任北大历史系资料室。1979年调至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后，几十年来运用文献与实物互证的方法，在古代物质史、古代舆服、科技史等诸多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1986年评为研究馆员，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2005年被聘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8年被聘为中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同年被中国美术家协会评为“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2009年其研究成果收入《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2012年获中国国家博物馆“学术成就与突出贡献奖”。2019年被增聘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终身研究馆员、研究院名誉院长。其主要著作包括：《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中国古舆服论丛》《从历史中醒来》《仰观集》《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等。
他的研究成果摘自官网资料：孙机认为对文物的研究，绝不仅在于“鉴宝”，而要通过它认识并复原出古代的社会面貌。他善于发现问题，并用文献与文物相比勘的方法解决问题。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出土的铜羊尊（出土时的定名，同下），他考定为貘尊。南京人台山东晋墓出土的嵌铜耳的大螺壳，被认为是盔或冠饰，他考定为鹦鹉杯。
唐山宋代窖藏中出土的“小瓷人”，他考定为迄今所知中唯一的一件茶神陆羽像。古代压席子角的铜镇，长期被认为是棋子甚至是铜锤，他考定为席镇。墓葬中遗体头部的漆面罩，他考定为文献中说的“温明”。出土的所谓“玉衣”，他考定为玉柙，是殓具，不是殓服。内蒙古奈曼旗辽墓出土的银锥，他考定为辽代皇帝春季捺缽用的“刺鹅锥”。孙机考定的这类事例，为数近百，大都为学术界所接受。他系统地筛查了几乎全部已出土的汉代文物，梳理了全部汉代文献，分类整理考订而撰成的《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全书79万字，被誉为是一部“百科式的、足以代表汉代物质文化全貌的皇皇大作”（《中国文化报》2007年3月12日）。不过这类考证多半针对某个具体问题，探究得愈深愈有管窥一斑之嫌，所以他特别注意将工作向面上铺开。学术界评价他的上述著作时称：“从表面看，全书像是各个分散独立的混合体，但只要稍事翻阅，就会发现这是一部分量很重、质量很高的汉代文物研究专著。透过书中对一个个具体的文物资料的考述，可以对汉代物质文化的各方面情况获得完备而清晰的了解。”（黄展岳）
上个世纪末，我的兴趣点转向近现代服装历史，合作完成了一部20世纪中国百年的服装演化史《百年衣裳》（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在2018年中国纺织出版社纪念沈从文先生的论坛上，晚辈方敢将此拙作赠予孙机先生。赠书会上，意外的是孙先生接到拙作后说，这本书我读了不下十遍……当即令我无比惊诧与感动，难以言表。
“经师易求，人师难得。”作为一位学识渊博的大家，孙机先生的学品一流，人品一流。他为人谦和，平易，豁达，他永远活在我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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