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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所讲的主题，是晚清开始的中国近代化怎么样在历史困境中发端，又为时势所牵而一路常在挫跌起落之间的。一般来说，以重大事件为界划分历史阶段，中国近代史是以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为起点的。但就比较完整的意义而言，中国近代化变迁的实际历史过程其实是在60年代，即鸦片战争之后二十年才开始的。 18世纪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构成了旧史所称的百年盛世。汉代有盛世，唐代有盛世，之后长久未见盛世。比较而言，则产生于清代的盛世是历史中国的最后一个盛世。但时移势迁，自19世纪开始的嘉庆到道光，18世纪后期的积弊显现为种种社会矛盾。世运由盛转衰。龚自珍身在其间，曾以诗咏时，谓之“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与这种蒿目时弊而心路苍茫相对应，是知识人的精神发生了变化。 18世纪讲汉学，乾嘉尤盛。考据、训诂、音韵、校雠等等成为一时显学。但汉学不涉世路人心，不讲大问题。其“饾饤琐碎”能增添盛世的文华，却不能回应正在次第而起的社会矛盾。而后是时弊引发深忧，时务成为要务。在汉学当道之日曾长久蛰伏的经世之学又于嘉道之际重起。二千多年来，往往是社会出了毛病，经世之学才会蓬蓬然而起。同乾嘉之学相比，晚清经世之学相为因依的，一是拔起于汉学之内的今文经学，以其微言大义别开一局；二是久被考据、训诂、音韵、校雠压抑的宋学（理学）重起于汉学之外，以义理为本，而助力于立身、修己、淑世。两者之不同于饾饤琐碎，都在于能够用自己的大道理回应盛衰消长之间的大问题。而后是不同的学术产出不同的人物。 19世纪50年代初道光帝死，咸丰帝立，同时是朝廷直面内忧外患的交迫而来。茅海建为咸丰皇帝作传，以《苦命天子》为书名。就咸丰一朝首尾十一年，常在内外催逼困扼之下的焦头烂额和无从伸展而言，“苦命”正是一种如实的写照。 一、国家权力与人才重心的下移 1851年太平天国起于广西，以席卷之势入鄂、湘、皖、赣、浙、苏，之后是绵延十多年的内战。太平天国是旧式农民战争的高峰，但就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而言，直接影响了后来历史的，是内战改变了清代二百多年的权力关系和权力重心。 第一，出自田间而没有名位的下层知识分子在战争中崛起。从湖南走出来的湘军，以及由湘军派生出的、以安徽为本根的淮军，其间人物，大半都功名不显。后来领千军万马开府一方的左宗棠是举人，李续宾是贡生，刘坤一、曾国荃、张树声是秀才。还有一些人，例如官居湖北巡抚的李续宜当日犹是童生。作为一个群体，这些人都久在同一种士风和学风的熏染之中。因此，他们能以“经世济时”为抱负而心甘情愿地从田间走向战场。曾国藩曾称自己为“山国士子”，以形容湖南在文化上相比而见的闭塞。但也正因为这种闭塞，当考据、训诂、音韵、校雠以汉学之名风行天下之日，“山国”成为阻隔，乾嘉之学未能广被三湘四水，湖南士人因之而常在宋学（理学）留下的一脉相延之中。以此为渊源，而后有内战中“咸同诸公，始多尊崇紫阳（朱熹），而干略又同新建（王阳明）”的由义理而成事功。 太平天国以“拜上帝会”起家，奉上帝为天父，耶稣为天兄，用欧西传入的外国宗教聚合了成千上万的造反农民，所到之处墙倾壁毁，地动山摇。但独尊一神的上帝教因独尊而排他，因排他而摧锄异己，遂使其兵锋所过，毁学堂、佛寺、道院、城隍、社坛、祠堂，成为时人眼中的“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天命随人事的善恶而转移，君权随天命的转移而转移。“四海困穷”则“天禄永终”。因此，起于民间的造反而能得读书人附从的事常常而有。但太平天国引来的西教以前所未有的烈度冲击了中国人的文化，而后是中国文化养育出来的读书人与之断为两截，整体地成了太平天国的对手。在绿营一溃再溃之日，湘军以书生领兵而堵挡了太平天国的席卷之势。书生领兵出自“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而身在锋镝之间能够脚跟不移，则所恃全在“我不知战，但知无走。平生久要，临难不苟”。这个过程是以名教对抗上帝教，同时又是以战争选材，使儒学士人中最强毅力行的出类拔萃之辈脱颖而出。“将帅之乘运会立勋名者，多出一时章句之儒”。当旧日的官场中人死于兵锋、死于自戕，又因兵败而逮问、因失地而逮问之后，这些起于田间而以军功得名位者便自下而上地走入官场，填补了失败者留下的空间，成了主持地方而影响后来的人物。这是一群与上一代官僚明显不同的人物。 第二，战争改变了兵制。清代以绿营为国家经制之兵，分标、协、营、汛分驻于十八个行省之中。其间的“兵皆土著”和“官皆选补”，以一头的不流动与一头的流动，致使二百年间的军队常在“以传舍之官驭世业之兵”的上下疏隔之中。这种疏隔，曾使三藩平定之后的长久岁月里无从产生骄兵悍将。由此造就的内重外轻之势，维系了一朝一朝君权统制八方的天下太平。 然而时至咸丰年间，内战中的绿营又因为这种疏隔而常常成了战场上的败军和溃军。曾国藩说“今日之兵，极可伤恨者在‘败不相救’四字。彼营出队，此营张目而旁观”。胜则相妒，败则冷眼旁观。“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而援手拯救”。然后追本溯源而言之慨然： 盖缘调兵之初，此营一百，彼营五十。征兵一千，而已抽选数营或十数营之多，其卒与卒已不相习矣。而统领之将，又非平日本营之官。一省所调若此，他省亦如之。即同一营也，或今年一次调百人赴粤，明年一次调五十赴楚，出征有先后，赴防有远近，劳逸亦遂乖然不能以相入。“败不相救”之故，半由于此。 之后他以团练大臣为名分另立湘军，自始即越出旧日的兵制而别成一种制度：“五百人为一营。营分四哨，哨官四人，统以营官。自两营迄十营、数十营，视材之大小而设统领焉。统领径隶大帅。故营、哨官所辖有定数，统领所辖无定数。钦差、督抚，皆大帅也”。而与绿营旧制对比，其全然不同的，尤在于上下之间的层层相接和一体贯连： 帅欲立军，拣统领一人，檄募若干营。统领自拣营官，营官拣哨官，以次而下，帅不为制。故一营之中，指臂相连。弁勇视营、哨，营、哨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皆如子弟之事其父兄焉。或帅欲更易统领，则并其全军撤之，而令新统领自拣营官如前制；或即其地募其人，分别汰留，遂成新军，不相沿袭也。 在这种制度里，兵与兵之间，兵与将之间，很容易形成“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的凝集与团结。而后以绿营的节节败退，丧师失地为当日的一见再见，则由“书生讨训山农”而来的湘军，其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艰难崛起，便成为一种分明的反照和反衬。这个过程起于以“名教”对抗“上帝教”，又以其阻遏了太平天国的席卷之势而为王朝撑持了东南的半壁江山。 然而这一过程中，一面是变绿营的“世业之兵”为湘军的各自招募之兵，遂成其弁勇依附于哨、营，哨、营依附于统领，统领依附于大帅；一面是湘军人物大半由书生成悍将——他们因军功得官，仕途多在文职一路，而不在兵部管辖的武职之内。两者都造成了上下之间的兵政大变。内战之后三十年，康有为问兵部尚书“举国兵数”，得到的回答是“我兵部惟知绿营兵数，若其勇营练军，各督抚自为之，吾兵部安得知”。与势微的绿营相比，其时国家军队的主干已在勇营练军一面。因此，他感慨系之地谓之“一兵一卒，皆拱手而听之。督抚又皆以保疆圉为词，言之有故，持之成理”。使他感慨的是本来应归于朝廷的兵权转移到了疆吏的手中。但以三十年前后说因果，则此日的轻重颠倒，正是当初身在兵火中的一代人为绿营纠弊而大变旧法的结果。 第三，战争改变了财政制度。打仗要钱，要军饷。原来由户部管军饷。乾隆年间的十大武功是打仗打出来的。其时军饷都是由户部筹划、指拨的。但时至咸丰一朝，太平天国由广西入湖南、湖北、浙江、江苏，而后是东南成为兵燹连年的战场。当时中国东南是最富庶的地方，国赋大部分出自于此。因此，东南成为战场，则国赋无从取给。与之相为依连的，则是东南地区因重兵集聚，而常在饷需孔亟之中。其时户部在奏议中列举地丁、盐课、关税都因战争而大幅度减少，“尽供军需，犹虞不足”。则两者之间行之二百来年的关系已无从维持。之后上谕明言“各路军营饷需浩繁，而部库筹拨银两实形支绌”，不得不令军中自行“运储米石”。胡林翼谓之“饷无可请，惟有自筹”。 由于“自筹”，户部总管天下财政的一统之局，便在“各路军营”各伸手臂自谋之而自取之的过程中节节分解。二百年来朝廷调度国计民生，常常要从有余省分的银两中指拨一部分解运到不足省份，名之曰“协饷”或“协济”。其目的本在酌盈剂虚，以期人间的苦乐不致太过悬殊。但军营“自筹”通行之日，则从一个地方解运到另一个地方的“协饷”，常常会在中途被领兵打仗的大吏“截留”。这种半路拦截移用了朝廷的调度指拨，也使行之已久的协饷之法因之而被搅散。而“截留”一旦因常用而惯用，因惯用而理所当然，则最后亦由此及彼地截到了京饷，以致天庾正供也往往落空。时至同治年间，一则朝旨说历年京饷“备次年开放之用”。而咸丰十一年之后，“惟山西年清年款，他省多不能依限报解，且有逾限不解者”。然后说“虽因防剿吃紧，奏请留支，或解军营，径行划拨，而藉词诿卸，亦所不免”。显然是战争打破了章法之后，不守规矩便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然而，就构成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地丁、盐课、关税因战争而总体上减少而言，这种“截留”、“留支”、“逾限不解”虽然能借挹此注彼以纾眼前之困，其有限的总量却不足以维持长久的战争。而自康熙五十一年之后，“盛世添丁，永不加赋”成为清代的祖宗家法。一百三四十年以来守此家法，农业税便大体上成为一种定数。遂使此日军中久困饷事，穷则思变，于家法之外别出手段，在“自筹”的名义之下，自创和自征厘金。“咸丰三年，刑部右侍郎雷以諴治军扬州，始于仙女庙等镇创办厘捐”。因此这个过程自始即自发地起于地方，从而自始即在地方的主导之下而不能以户部的成法相笼罩。 以厘金为饷源，初旨本在“饷无可请”之日用之排解军中的匮乏。但时当海禁已开，西方人以商品为先路的经济锲入不止不息地影响中国。在一个农业社会里催生出不断增长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之日，则向商业榷税的厘金也会随之而成为一种越来越大的利薮。积久积厚，遂使国家“岁入之项，转以洋税、厘金为大宗”。论其始末因果，这种被称为“岁入”之大宗的东西显然命脉都扼在地方。 十多年的内战，使旧的国赋和新的税源在饷需的名义下都成了将帅可以“自为收支”的物事。由此形成的常态化，已使本归朝廷所有的财政权力不能不重心移向地方。 与国家权力下移同时发生的，还有幕府汇聚人才。清代的地方官都有幕僚。科举出身的士人大半专门知识和具体知识都很有限，因此即便一个县官也要请两个师爷：一个管钱粮，一个管刑名。由州县而上，则府、道、抚、督，这种被称为“幕友”的人物还会更多。所以地方官身边的幕府是一种久已有之的存在。但此日之异乎从前的，是十多年内战中，将帅和大吏的幕府已非常不同地成为一种军幕。 旧日的幕府，官与幕之间是一种私人与私人的关系。幕由官礼聘而来，两者之间以东家西席相对待，以区别于上司下属的由贵贱分等序。因此，幕友料理虽然都是官家公事，并因此而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当日比为“官幕同舟”的互相依连，但就身份而言，幕友始终在官僚体制之外。 与这种承平之日的幕府相比，战争中的大吏领兵开幕府，由治军筹饷衍化为各色事务的牵汇万端，则不得不广求各色人才以共济于艰难时势之中。因此幕府遂成为人物群聚之所。容闳于安庆谒曾国藩之日，印象深刻的正是人物之众多： 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 这种幕府汇聚人才的过程，使本在官场之外的士人藉此一途而能够以才地自见。“怀才之士子”大半都应当归属于这一类。就二百年来，官、幕之间的遇合和关系而言，战争年代的军幕之取材于民间仍然在沿用旧法。例如咸丰初年，举人左宗棠受湘抚张亮基礼聘而为之佐幕。但军幕之不同于承平之日的幕府，尤在于不止取材于民间。于是而有十多年里常常可以看到的朝廷命官经“奏调”而入军营供差遣的事。其间的典型，是后来贵为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的阎敬铭当日在户部做主事，“署湖北巡抚胡林翼闻敬铭在部严整，不可干以私，为吏胥所畏，因奏调赴鄂委用”。一个本以国家财政为职分的京官，遂移其位置，到疆吏幕府里为之主持军中的粮台。与之相类的，还有李鸿章以道员入曾国藩幕、丁宝桢以翰林入蒋蔚远幕等等。而一个一个职官因调、因选地进入幕府之后，原本官、幕之间的主客相持的关系，已不能不变为以尊卑分等序的上下关系了。 战争中的幕府不断地选材和聚材，同时是战争中的幕府又在不断地为幕府中人造功名和官位。彼时接仗必有奏报，以铺叙战功；之后又因战功而保荐，使带兵的武将和从军的文员藉军功而得官，又藉军功而升官。咸丰三年，起家拔贡的李翰章以知县入曾国藩幕府主持粮台，之后屡经保荐，由知州、知府而“擢监司，旋膺疆寄”，巡抚湖南；咸丰九年，阎敬铭以户部主事入胡林翼幕府，次年“官军复安徽太湖，敬铭与有功，以员外郎即补”，之后“升郎中”，升“四品京堂”。至咸丰十一年，已实授湖北按察使。两年之中晋阶六级。当他最终离开湖北的时候，已官拜山东巡抚。而上距其入幕之日不过三年有余。两者都因佐幕之功而成为大官，并因之而代表性地写照了战争中的疆吏幕府之易于成为仕路中的捷径。在一个官场拥挤，以致补缺难、升转难的时代，以此为因果，则人材流向地方、流向大吏的幕府便成为一种明显趋势。同光两朝名动天下的人物中，李鸿章、左宗棠、丁宝桢、郭嵩焘、刘秉璋、刘蓉、周馥，都有过佐幕的经历。他们都反照了当日人材重心的下移。 二、以洋务为中心 国家权力的下移和人材重心的下移，是十多年内战造成的结果。60年代的中国因此而显然地不同于40年代的中国。而这种变化一经发生，又会长久地影响后来的历史。 长久的内战成为王朝长久的内忧。但兵火不息而内忧正深之日，西方世界的迫亟逼入，又为中国带来了一场冲击更深的民族战争。而后是内忧外患的两相交迫。 40年代的鸦片战争以《南京条约》了局。中国人把《南京条约》看成是“万年和约”，但是西人并未以此为了局： 其一，与其他四个口岸的西人可以入城相比，同样作为口岸的广州，民人自始即堵截西人入城，致道光后期以来中英之间屡起局部冲突和长久交涉； 其二，《南京条约》开五口通商，而时至咸丰初年西人已不能厌足，而力谋修约以扩大市场。由于当日中国以两广总督兼夷务大臣为体制，所以，因入城而争和因修约而争，两广总督都成为西方人的直接对手。 《南京条约》之后耆英任两广总督。之后，徐广缙继耆英，叶名琛继徐广缙。比较而言，耆英办夷务，以敷衍拖宕为交涉之大法；徐广缙一变而应之以强硬；叶名琛则更强硬且更倨傲。西人因此而困挫于广州城下，累年不能遂所愿。之后技穷心恚，由动口而动手。咸丰六年（1856），英国与法国联手借“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起衅，次年两国合兵攻陷广州。咸丰八年英法联军北上，占大沽，破天津之防。以此为胁迫，逼出了中西之间的《天津条约》。咸丰九年，西人挟武力进京换约，致冲突再起，被阻于大沽口外。第二年，英法联军集重兵再度北上，由北塘登陆取天津，陷通州。咸丰帝仓皇北狩热河。之后西人占北京，烧圆明园，天下震动。 二十年前，中英鸦片战争起于广东而延及福建、浙江、江苏。虽说外来暴力所到之处炮震肉飞，生灵涂炭，但就空间而言，粤、闽、浙、苏都地属海疆，其间的战火和硝烟与中原相隔辽远。因此，西人仍然被看成是历史经验中的夷狄寇边。泰西虽打败了中国，但对朝野中的多数人来说，泰西仍然是一种遥远而模糊的东西。 与之相比，则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其逼逃皇帝、占领北京、火烧淀园，为中国人带来了有清二百年未有的天崩地裂之变。与之同时而来的，又是有清二百年来未有的对于人心的深度冲击。“海淀之被焚也，京师震动，驻守内外城之王大臣等，相顾愕眙”。被咸丰帝留下来办夷务的恭亲王远望西北一带烟焰忽炽，因“痛心惨目”而“痛哭无地自容”；同一个时间里，正督师皖南，与太平天国苦战不息的曾国藩接京师咨文，先后知悉銮舆“北狩”、“京城业被逆夷阑入，淀园亦被焚”。虽然其一己之身仍在兵火连天之间，但这种千里万里之外传来的冲击显然更富烈度，于是而有“悲泣，不知所以为计”和为之“伤痛之至”的愤痛与惶迫交集而来。相比于二十年前他在家书中提及正在发生的鸦片战争时，视西人为“蕞尔螳臂，不足以当车辙”的从容自信，则此日的“悲泣”、“伤痛”和恭亲王的“痛哭无地自容”已是完全不同。两者都反照了历身冲击和震动的那一代士人精神世界中的惊疑、忧患、紧张和沧茫。 英法联军的沉重一击，使二十年之间中国再败于泰西的事实为万人注目，并演化为直面扑来而不能不回答的问题。于是“当和议之成，无人不为自强之言”。而作为一种事实，则由此直接促成的历史过程先起于内战中的东南。 和议既成之后，西人挟条约所得的利权由长江下游上溯，遂与崛起于百战艰难的那个士人群体直面相逢于内战正酣的长江中下游。这些人既受经世之学的哺育，又大半起自下层而真知中国社会，并历经跌仆起落而自立于世路板荡之中。以此为人物品格，在当日的士人中，他们既是因深知时务而始终直面真实的群体，又是甘愿担当世运而强毅力行的群体。因此，当与之直面相逢的西人把冲击带到他们眼前之日，这个群体便成了最先回应冲击的一代人。 二十年之间，西方人用轮船大炮两次打败中国，遂使回应西人的中国人最先注目的便是轮船大炮。曾国藩言之直白地说： 轮船之速、洋炮之利，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 购买之外，尤须“师夷智以造炮制船”，以期“永远之利”。同一个意思，李鸿章说“惟望速平贼氛，讲求洋器，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夺魄”。他们的话表达了这个群体共有的识断和意愿。而后，由论说而力行，遂次第而有以船炮为要务的安庆内军械所、上海洋炮局、苏州洋炮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局等等，皆旨在效西人之长技。而其从无到有，都出自疆吏的一手筹划提调。既由地方自发而生，又由地方自主而长。 二十年前的鸦片战争中，身入漩涡之中的林则徐、琦善都已目睹过西人的船炮之利，并因此而切知中西之间的强弱之比。后来耆英还特地购买过长短洋枪寄呈皇帝，有心仿造。但彼时疆吏虽是大官，却不能越出朝廷限定的权力范围，自为主张地支配人力物力以师夷之长技。因此，此日的疆吏所看到的东西，林则徐、琦善、耆英都已看到；而后一代疆吏之所以能不待朝旨而先立主张以造船制炮，为中国别开借西法以图自强的局面，正在于内战中下移的国家权力已经成为他们手中的权力，由此调度人力物力，都在理之应然而事之当然之中。内战造成的国家权力下移便与之相为依连，成为一种历史因果。 中国人不得不造船制炮，反映的是中西交冲之际，中国人的办法对付不了西方之法，而后不得不用西方人的办法对付西方人。 然而船与炮以外，西方人还持条约利权而来，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使“从古驭外之道，非扫穴犁庭，我诚有以制彼，即闭关却敌，使彼无以乘我”，正在变为“江海各口，门户洞开，已为我与敌人公共之地”的“同居而异心”，和“我虞尔诈”的无从措置。从古的夷狄与中国界限分明，而此日的西人则已在华洋杂处之中而无法剔分。而后是旧时的夷狄可以摆脱，此日之西人不可摆脱。冯桂芬概而言之说： 贼可灭，夷不可灭也。一夷灭，百夷不俱灭也；一夷灭，代以一夷，仍不灭也；一夷为一夷所灭，而一夷弥强，不如不灭也。盛衰倚伏之说，可就一夷言，不可就百夷言。此夷衰，彼亦盛，夷务仍自若。 以二千年中国驭夷的历史经验相比较，这是一种前所未有。 与这种前所未有同时发生的还有另一种前所未有。《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奕䜣目睹英法联军“退回天津，纷纷南驶”，向皇帝奏报道：“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并言之讶异地说：“似与前代之事稍异”；在奕䜣之后，曾国藩在一封信里也说：“咸丰三年刘丽川攻上海，至五年元旦克复，洋人代收海关之税，犹交还七十余万”，然后言之感慨“国藩尝叹彼虽商贾之国，颇有君子之行”。这同样是一种因其不同于前代之事而引发的讶异。 居于中国的西人，以及“可以信义笼络”“颇有君子之行”的西人合为一体而不止不息地来到中国人的面前。对中国人来说，便成了“今欲以柔道应之，则启侮而意有难厌；以刚道应之，则召衅而力有难支；以旧法应之，则违时而势有所穷；以新法应之，则异地而俗有所隔”的“千古未有之刱局”和“千古未有之变局”。“刱局”和“变局”都说明，在历经两次民族战争的失败之后，那一代的中国人已经意识到，西方人所带来的，是一个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 西方人带来了一个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对于中国人来说，这同时又是一个不可摆脱的世界。因此，回应西人冲击的过程便不能不实际地成为中国人审视和认识这个世界的过程。而由于后一面，回应西人冲击的过程又不能不实际地成为中国人与这个世界交相往来的过程。同治年间沈葆桢主持福州船政局，自述其怀抱所寄，全在“以万不得已之苦心，创百世利赖之盛举”。正代表性地表达了那一代身在变局之中的士人，其以变应变的自觉而不自愿。与这种自觉而不自愿连在一起的，则又是负重力行于借法自强的不折不挠。而后是借法以图自强的以变应变，使二千年来的中国进入了漫长的历史蝉蜕之中。 借法自强从“师夷智造船制炮”开始，重心在于兵事。但由此引入的“制器之器”则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被称为机器工业的生产方式。之后以兵工业为起点，这种生产方式衍化出采矿、船运、铁路、冶炼，以及种种关涉民生的制造业。与旧日居于主体、同万千小农相为依连的自然经济相比，随机器生产而来的，是起源于欧西而被称作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就其时代内容而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之随“造船制炮”而入中国，正以一种野生歧出的方式为历史中国的近代化提供了一个实际起点。但野生歧出又说明，19世纪以来的中国近代化并不是从中国的历史过程中自然地生成的。由此形成的因果，深度影响了后来的中国历史： 一方面，由于“借法”意在“制夷”，所以中国近代化始终内含着鲜明的民族意识；由于“自强”从“机器”开始，所以中国的近代化始终置技术主义于重心；由于西方的冲击不止不息，对于冲击的回应也不止不息，两者都在绵延不绝之中，所以中国的近代化始终以国家为至上，以物力为要务。 另一方面，“造船制炮”是在国家权力下移中自发地起于地方的。以此开先，则前者决定了这个过程无从形成国家力量自上而下的统一筹划和调度；后者决定了“地方专办”的各分界域、各是其是和各自取法，既没有分工，也没有合作。遂使借法于英国、借法于法国和借法于德国各成一局。一个久居中国的西方人在19世纪后期说“中国的来福枪就有十四个不同种类”。他所目睹的这种杂多，正实证地说明了共奉兵事以制器为先的兵工业，因其散漫而无从归聚，又因无从归聚而形成了实际上的同路而不能共趋。 由于晚清七十年中国常在外患的笼罩之下，因此中国近代化寸积铢累的艰难营造，又常常会被战争打断。曾由法国人为监工造船的福州船政局，在中法战争中被法国舰队以排炮力攻而遭重创，留下一片残垣败壁；穷一时之物力的北洋海军，以及规模巨大的旅顺军港及其周边的工厂，在中日战争中前者被毁，后者被占；之后华北的天津机器局则经营多年而一朝毁于八国联军的炮火之下。与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民族战争相比，更多的是外力“以虚声扰动天下”，一有警讯，则多省戒严，使中国常被笼罩在战争的可能性和备战的必然性之中。其结果便是“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几乎全部军事开支都用在海岸线及扬子江下游流域的防卫事业上去了”。而后是“师夷智以造船制炮”的事业不能不因财路的困窘逼仄而盛衰无常，起落无定。 前一面说明了“二十年之间，中国再败于泰西”之后，中国的近代化是以“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为起端和指归的；后一面又由这种“制器为先”的兵工业在以洋务为中心的三十年里，内苦脱散无序和外苦逼扼挫劫的事实为代表，说明了中国近代化过程的崎岖多难和七颠八倒。西方人把中国拽入了近代化，但西方人了无止境的勒掯逼扼又使中国无法近代化。 三、变法：一败再败后的反思 三十年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止于甲午（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战争。而后是近代化过程中的另一个时代继之而起。 甲午战争历时九个月，由朝鲜打到辽东，由辽东打到山东，以中国战败，割地赔款为了局。之后战火延烧到澎湖、台湾。作为一个具体的过程，中日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因朝鲜而起，与中朝之间在历史中形成的宗藩关系相交织。而战争的结果，又终结了曾经长久地维持了东亚秩序的宗藩关系。 在19世纪后期的晚清中国，中日战争是继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之后的第四次大规模民族战争。与前三次以西人为对手的民族战争相比，中日战争以倭人为对手，而中国所受的创深痛巨的烈度又尤过之。时人以“大野招魂哭国殇”写照心中的愤激和眼中的“世变之酷”。 与曾经陌生的西人所不同的是，倭人本属中国人熟识已久而蔑乎视之之列。因此，60年代的中国人因二十年间的再败于泰西而审视和反思；90年代的中国人又因中日之间仓促一战的一败涂地而审视和反思。但后者的内涵和重心已全不同于前者。当日的一则奏议说： 日本一弹丸岛国耳，自明治维新以来力行西法，亦仅三十余年，而其工作之巧，出产之多，矿政、邮政、商政之兴旺，国家岁入租赋共约八千余万元，此以西法致富之明效也。其征兵、宪兵、预备、后备之军，尽计不过十数万人，快船雷艇总计不过二十余号，而水陆各军，皆能同心齐力，晓畅戎机，此又以西法致强之明效也。 同时的一则时论说： 观其宰相之谋成后战，则我之执政可耻；观士卒之步伍严肃，则我之将帅可耻；观其儒者之钩深索隐，则我之士可耻；观其田夫之蕃育稼畜，则我之农可耻；观其劳工之神明规绳，则我之工可耻；观其公司之操奇计赢，则我之商可耻。 合奏议和论说为朝野的共鸣，显见得中日战争的冲击尤在于以“弹丸岛国”为比照，而致中国的自我形象在人心中的大幅度破碎。这种人心中的破碎与一败涂地之后的创深痛巨相交缠，使时人审视和反思的注目处，都集聚于本被蔑视之的“弹丸岛国”在三十年间力行西法、致富致强的事实。这个过程发生在中国的近旁，又以其一战而凌厉地打败了中国为实证，彰示了中国人三十年借法自强之不如倭人三十年明治维新。而由明治维新“反镜以观”，则要义全在“破除陈例，改弦更张”。引申而及中国，则一时之共识已归于“变法致强”。于是而有“近今风尚，竞谭西学，而有志之士，皆思变法”的心路变、世相变。随之，是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由衰而止，以变法为中心的另一个历史过程勃勃然而起。 借法自强旨在变西人之独有为中国之所有，望期取彼之长，以新卫旧；“变法致强”着力于“破除陈例，改弦更张”，则立足点已移到了“除旧布新”。两者都在回应西人的冲击，但以“破除陈例，改弦更张”为要旨，则后者之回应西人，起端和重心已移到了以西法为对比的否定中国自身和改变中国自身。 康有为上光绪帝书说：“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然则守旧开新之效，已断可睹矣。以皇上之明，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又说“大抵欧美以三百年而造成治体，日本效欧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体。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同时的梁启超纵论于《时务报》，说的也是“能变”“全变”，而其意中所预想的“三月而政体略举，期年而规模有成”又更见疾速。前者以皇帝为对象，后者以士林为对象，说的都是变法的急迫和变法的简捷。 但除旧布新而务求大变速变，则本以回应外来冲击为目的的变法已不能不演化为中国社会内部的冲突。而后是除旧布新鼓荡朝野，在戊戌年夏日借君权走向高峰；又因新旧争斗，一方的咄咄逼人引动另一方的杀机。戊戌年秋季为西太后的反手一击，全盘溃塌。然而甲午战争带来的冲击，以及冲击促成的大幅度舆论鼓荡，已经使变法之想以一种前所未有广度影响了京中、口岸和都邑的士人，并在政潮起伏中成为一种思想存在，而自为演化和自为阐说。所以，经戊戌而己亥，由己亥而“庚子国变”，八国联军从海口登陆，在相隔三十年之后再度占领北京，与之俱来的是前所未有的沉重拶迫勒剥。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更富烈度的冲击。而后，曾在戊戌年间走向高峰，又在戊戌年间被扑抑的思想潮流又蓬蓬然而起。于19、20世纪之交，直接汇入《江楚会奏三折》开始的清末十年新政、汇入君主立宪的论说和吁请、汇入反满的共和革命之中。以其互相交错和互相交争，构成了20世纪最初十年中国社会变迁的重心和主轴。 《江楚会奏三折》意在变法，君主立宪也意在变法，共和革命同样意在变法。就这一面而言，他们都同出一个源头。但其间的交错和交争又说明，同归一脉和同出一个源头的除旧布新也会在自为演化和自为阐说中各成一路而彼此相歧。多年之后，梁启超追述“戊戌维新”之日作“急先锋”的“康有为、梁启超那一班人”说： 这班人中国学问是有底子的，外国文却一字不懂。他们不能告诉人“外国学问是什么，应该怎么学法”,只会日日大声疾呼说：“中国旧东西是不够的，外国人许多好处是要学的。”这些话虽然像是囫囵，在当时却发生很大的效力。 当日维新变法之掀动朝野，与其鲜明的取向相比而见的，则是内涵的模糊空泛。但由戊戌到庚子与辛丑，各色西洋和东洋的学理已汲引而来，灌入模糊空泛中，使当年被“大声疾呼”召唤出来的众多士人不再止于“外国学问是什么，应该怎么学法”的一派茫然。但与之相随而来的各色学理之各有路数，又使这些曾在戊戌年间同属一群而志在变法的新人物，其时已因各奉一派学理而不能不彼此立异，互相颉颃。于是，19世纪末期开新与守旧交争；时至20世纪，则新旧之争犹未止息，而新与新之争已在同一个时间里轰然而起，化各是其是为交相挞伐。 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年，这种新与旧相争，继之又新与新相争的对立和冲突都由知识人主导，并以知识人为主体。与之相为因果的，是知识人在这个过程里因新与旧相争而走向分裂；又因新与新相争而一分再分，四分五裂。 四、士人群体之分裂 秦汉之后二千多年的历史中国，士人因共在儒学养成之中而聚为社会群体。其间不会没有愚智贤不肖的区别，以及政争中的正面与反面之分。但身在这种区分和政争之中的个体始终没有脱出儒学而别成一类。因此个体虽有良莠不齐，而作为长久存在的社会群体，则士人始终是一个稳定的群体。以此对比二千多年历史中国一姓之王朝的盛衰无常，显见得士人因其整体的稳定而能够穿越王朝的盛衰起落，成为历史中的恒定和恒久。于是而有二千多年之间中国人社会秩序和精神秩序能够前后相承，自相维持，而不会随王朝的来去而变其常态。在这个漫长的过程里，是士人的稳定和恒常维系了社会的稳定和恒常。因此，以二千年历史为反照，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随变法倡为除旧布新而来的知识人因新与旧相争而分裂，又因新与新相争而分裂，便成为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而后是中国社会中最稳定的力量变成了最不稳定的力量，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们的起伏振荡常常牵动中国社会的起伏振荡。 由士人到知识人，儒学中国随东西洋学理的次第输入，已由一种道理变成了各种各样的道理。就一面而言，对于接受了新道理的知识人来说，道理便是理想。因此，知识人的分裂是在理想的冲突中实现的；就另一面而言，自外传入的东西洋学理又常与支离破碎和意义模糊相伴随。梁启超评论自己说： 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启超常称佛说，谓“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为菩萨发心”。故其生平著作极多，皆随有所见，随即发表。彼尝曰：“我读到性本善”，则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读通，恐并“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以此教人，安见其不为误人？……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 而后是学理化为理想，理想化为冲突。而与学理的模糊笼统化为理想的模糊笼统同时并存的互相交杂，最终都在发为论说激越和思潮鼓荡。与之相为因果的是中国人的思想和文化在这个过程里的急速分解和仓促重组。 急速分解和仓促重组改变了中国人的观念，而其模糊笼统和激越鼓荡相为表里，又留下了种种顾此失彼和矛盾扞格。 二千多年来，出自《尚书》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以“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为反衬，成为三代留给后世，而长久地悬在君权头上的重要观念。这种观念实际主导了中国人的政治思想，并为天下提供了一种以民本为大义，区分有道与无道的准尺。就二千年里的最后一个王朝而言，康熙年间江宁、苏州、杭州设织造府。其本职在监造皇家衣料，但又须定期奏报当地的民情、米价、收成，细微至于物候气象，名之曰“晴雨录”。若一旦奏报衍期，则须自劾。帝王关注种种琐碎，盖在于种种琐碎都牵及民生。比织造府所承担的这种上报一地之民情更普遍、更长久地贯穿于二百多年间的，是清代地方官升迁之际，离任以后、到任以前都须进京觐见，受皇帝召对。其间皇帝问话，常常而见的也是“沿途年岁、民情、地方是否安静”，以及吏治、库存、“米粮足支民食否”一类民生所系的题目。这些都以君权之不敢轻忽民生为实例，说明了历史中国的政治里，民本曾长久地被当成是一种不可背逆的道理。但自西人东来，挟其暴力逼出了中国人的效西法求自强，之后由自强而富强，则中国人的政治观念已随致富强的西学西法而变：一方面，追溯先秦源头，富强之说本乎法家，并因之而常为此后二千多年以儒学为归旨的“道学政一体”以治天下的理想所贬抑。因此，从19世纪中叶开始蓬蓬然起于中国的自强和富强，能够贯连前后，成为洋务、维新、共和革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共识和共趋。正以原本不入主流的法家观念重起于中西交冲之日，以及重起的法家观念与西学西法的交叠，说明了二千年来一以贯之成为传统的中国文化，其理路已在发生显著的变化。就身在局中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不得不然；另一方面，作为民族战争促生的观念，自强和富强的立足点自始即在以国家对国家。梁启超多次说过，历史中国有地方思想、部落思想、家族思想，而无国家思想。时至近代，则理随势变，“国家之名，立之以应他群者也”。他群即他族。因此，与民族意识相为表里的国家观念在人心中的涌起和高涨，便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变迁中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以国家为本位追求富强，其实际过程又会使原本居于重心的民本移到边沿。由此形成的矛盾在数十年之间积久积深。至清末最后十年，朝廷行新政而“取费于民”，致“层层剥削”“征敛无度”，已使康熙朝以来被当作祖宗家法而谨守了一百八十余年的“永不加赋”，在新政名目下的百度更张中全盘碎裂。目睹了这个过程的辜鸿铭说： 壬寅年张文襄督鄂时，举行孝钦皇太后万寿。各衙署悬灯结彩，铺张扬厉，费资巨万。邀请各国领事，大开筵宴，并招致军界学界奏西乐，唱新编《爱国歌》。余时在座陪宴，谓学堂监督梁某曰：“满街都是唱《爱国歌》，未闻有人唱《爱民歌》者。 他所写照的正是爱国与民本之间的无从同一。这种矛盾曾是近代化带给中国的一种长久困局。 与这种矛盾属连而生的，是近代中国的“国家之名”即“立之以应他群者”，则国家观念的初旨和本义都不能不以民族意识为骨架。二千年历史中国久以夷夏之辨分彼己。夷夏之辨既生成于中国人的历史之中，又延续于中国人的历史之中。所以，“夷”和“夏”都在二千年来历史文化的界定之中，并因此而内涵确定，人所共喻。但中西交冲破掉了夷夏之辨，旧日之夷已变成了此日之“洋”。随后中西交冲又催生了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这是一种移来的观念。章太炎说：“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又说“各种科学是世界公共的，独历史各国有各国的”，所以“引起爱国心，非历史不可”。他历经了夷夏之辨与民族主义的新陈代谢，非常明白地看到，催生出来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要替代夷夏之辨而成为一种能够凝聚人心的东西，则不能不植根于中国人的历史文化，使一种“立之以应他群”的观念切实地内在于人心之中。但时当除旧布新风动天下之日，与之同时发生的，又是“国人对于本国之典章文物纪纲法度，乃至历史上传来之成绩，无一不怀疑，无一不轻侮，甚则无一不厌弃。始焉少数人耳，继则弥漫于国中”，而成其“横流所极”。这个过程造成的，恰恰是二千年来的历史文化与中国人日去日远。章太炎谓之“今人之病根，即在不读史”，遂致今人大半“都在迷离惝恍之中”。而后是对历史的“无一不怀疑，无一不轻侮”和“无一不厌弃”既成一世之风气，则作为观念的民族和国家遂无从借助于历史文化的“灌溉”而获得一种内涵的具体性和确定性。因此，清末民初，舆论亢张。而时论中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国家主义、个人主义一时俱起，彼此错杂。人在其中往往很容易兼收并蓄、前后反覆，或相互转换。前一面的例子，是清末革命一派倡民族主义。但其中的一部分人又信仰无政府主义，遂同时也成了世界主义；后一面的例子是陈独秀在清末以民族和国家为立场论述于报章，以期醒世救时。至民国初年则转而以“自觉心”反“爱国心”。而五四之后，则又回到了“正当的爱国心”和国家至上的立场。梁启超曾以“思想者，事实之母也”表达了那一代新人物对新思想和新学理的期望和崇信，同时也以此折射了戊戌维新之后的变法时代之不同于以制器为要务的三十年洋务运动，正在于变法的路径和重心都在于以思想影响人物，从而改造社会。而与之相随而来的则是人物运用观念的前后无定、纷杂多态和相互矛盾。无定、纷杂和矛盾正说明没有历史文化内容的新思想，对于中国人来说其实犹是陌生东西。 然而陌生的东西却又曾是能影响实际和掀动中国的东西。其间最典型的，是天演进化那一派道理。罗家伦说，中国人本来相信“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定乾坤”。但是后来进化论一传进来，也就立刻说起天演和物竞天择，人类是猴子变来的。之后是“立刻”接受的东西又立刻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 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西交冲，中国人屡起屡仆，但六十年之间犹信理势之辨而立足于以理抗势。在中国人的道理里，“理”说的是善恶是非，“势”说的是强弱利害，因此，理比势更能体现天理。但进化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天演之公理，则公理全在强弱利害之分。梁启超说“自有天演以来，即有竞争。有竞争则有优劣，有优劣则有胜败。于是强权主义，虽非公理而不得成为公理”。由于强权成为公理，则六十年来支撑中国人以理抗势的精神骨架一时倒塌。而在其深处，则是西法传入天演之公理淹没了二千多年中国人维持人伦的天理，又以强弱利害冲击是非善恶，使儒学成了不容于优胜劣败之世的东西。之后是19世纪的以理抗势在20世纪初年变为“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若神圣”，再变为全盘反传统和全盘西化。而这个过程以天演、进化、公理的相为交缠为立脚。其推演溥泛，因“老大帝国”的刺激而生“少年中国”之说，以少年与未来相连，从而少年与中国的盛衰相连。其间的言之极端和言之独断，遂有“老朽为过渡之大敌，青年为过渡之先锋”。而由此形成的一时风气，则往往更多极端和独断。1919年十月，杨昌济在日记中说： 十月十七日《时事新报》有一诗，题目《少年，驰骋》（三）曰：“他们老了，他们老了，为污泥，为尘垢。尘垢污泥，一一踏在吾之双足，便把我的快乐，我的珍宝，向他们双手奉承，他们也消受不了。他们不能吸取我的少年精神，他们老了。 然后说“我读之动魄惊心”。这种动魄惊心正以进化论在中国蕃衍的漫无边际和进化论之名所到之处的沛然莫御，写照了20世纪不同于20世纪的人心丕变。百年之后返视这一段历史，则其间的独断和盲目仍然会引出深思和反思。 本文根据杨国强教授2023年7月28日于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2023年优秀大学生夏令营上的演讲整理，钱泓霖整理，注释从略。来源于“三联学术通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