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底，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受德国汉莎航空公司资助前来中国考察新航线。正当他信心满满准备出发时，遭到十二家机构组成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强烈抵制。接下来，中国学界据理力争，终与赫定签订了合作办法，成就了这次国际平等合作考察。此行一去八年，对于起步阶段的中国科学界与注重发表权的赫定来说，是双赢的结果。
    “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中外联合科学考察活动，在中国近代科学史和中外科学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九十多年前5月的一天清晨，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终于松了一口气。
    “1927年5月8日的黎明，终于揭开了我们在北京最后一天的帷幕。西北科学考查团中的德国和瑞典队员已经整整等候了六个星期之久。解脱的钟声在最后一刻鸣响时，我们与谈判对方之间持续两个多月的反复谈判终于达成协议。一直到5月9日大约中午时分，我们才真正动身。”
    斯文·赫定（Sven Hedin）不但是位著名的地理探险家，也有着非常高明的外交手段，目的终于达到了，他将领导一个规模庞大的由多国科学家参加的团体，名为“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踏上征程，向西方万里行。
    斯文·赫定迫不及待的心情从考查团出发的时间可以看出，5月8日半夜签订协议，全体人员第二天中午已经集结在西直门火车站准备出发了。他的担心或许是有道理的，避免在任何情况下节外生枝，在此之前他已经领教了这种情况的发生。
    “凡一国内所有之特种学术材料……绝对不允许输出国外”
    1926年底，年逾花甲的斯文·赫定来到北京准备他的第五次中亚探险活动。这次探险活动得到了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经费支持，后者准备开辟德国至中国的空中航线，希望斯文·赫定能收集航线沿途的气象、地质等方面的材料。这时的斯文·赫定声名如日中天，是世界知名的地理探险家，而与他打交道的奉系北洋政府却奄奄一息，有随时垮台的危险。赫定与德国人的飞行考察计划被拒绝，而他率队进行陆路考察的计划却获得北洋政府的批准，并且与当时著名的学术机构农商部地质调查研究所签订了合约。
    签约活动的顺利进行，实际上与另一名著名的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J. G. Andersson，1874—1960）有密切的关系。早在1914年，安特生受中国政府的聘任担任农商部矿政司的顾问。接下来安特生在中国进行一系列的矿产调查和考古活动，发现大型铁矿和仰韶文化，积累了相当广泛的政学界人脉，并且利用自己的学术声誉赢得北洋政府的信任。
    当安特生得知斯文·赫定可以率领骆驼队前往新疆考察时，异常兴奋，前往新疆考古也是他多年的愿望，他希望沿河西走廊直达新疆来寻找中国彩陶文化的传播路线。安特生建议团队中一定要有考古学家参与。在安特生的强力推动下，他得以代表瑞典中国委员会与翁文灏代表的中国地质调查所签订一项协议。协议共有八条，规定了瑞典科学家在中国考察的时间和范围。中方有包括一名考古学者在内的三名人员参加，考察活动为期一年。考察过程中所有搜集到的动植物及化石由中瑞两国平分；历史文物先由中方保存，然后副本归瑞典。中方人员参加是翁文灏争取的结果。如果单就协议条文来说，在当时中国之内外情境下，这不能说是个不平等的协议。当时中国参与之国际合作都仍在摸索阶段；如考古学家李济自美返国后，美国史密森学会弗利尔美术馆希望与其合作进行考古发掘，李济犹豫再三后以两个条件为前提同意，一是他们必须与中国学术团体合作；二是发掘出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在周口店古人类遗址发掘时，翁文灏与加拿大人类学家步达生所签协议书上，大体也有类似的表述。
    看来一切准备停当，但问题没有这么简单，正当斯文·赫定探险队紧锣密鼓准备出发时却遇到了很大的麻烦。由北京大学国学门发起，广邀国立历史博物馆、古物陈列馆、故宫博物院、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等十二家机构组成“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联合发表宣言，阻止政府发给护照，使斯文·赫定探险队无法成行。
    根据名为《北京学术团体反对外人采取古物之宣言》所示，归纳起来有两条：一是反对外人将在中国采集的各类动植物标本及历史文物标本运至国外，称“凡一国内所有之特种学术材料，如历史材料。及稀有之古生物动植矿等材料，因便利研究，尊重国权等理由皆宜由本国各学术团体自为妥实保存，以供学者之研究，绝对不允许输出国外”。二是斯文·赫定考察队的英文名称为Sven Hedin Central Asia Expedition，直译就是“斯文·赫定中亚远征队”。其中最不能接受的是队名中直接使用Expedition一词，有搜求、远征的含义。这个词汇主要应用于已经不存在的古代国家的探险活动，在一个现代主权国家使用这样的词汇显然有侮辱之意。但这样的宣言或许并非中方的共识，依照袁复礼的理解最不能容忍的两点是：一、只容中国二人负与中国官厅接洽之义务，限期一年，即须东返；二、关于将来采集历史之文物，先送瑞典研究，俟中国有相当机关再送还。“此二条为吾人最不满意者，亦括先受反对之理由。”
    科学帝国主义思想充斥着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探险家的脑海
    斯文·赫定写了一封长信给中国学术团体协会来解释他的立场和其中的误会。我们在重新阅读斯文·赫定回信之前再回过头来关注一下协议签成之前的社会背景。文艺复兴时期地理大发现是新兴帝国扩张的根源，西方列强的扩张行动也鼓励以探索西方人未知地区为目标的冒险活动。文化自负伴随着种族优越性是探险活动的催化剂，帝国的扩张也使探险家们迅速获利。探险日记或探险记的出版流布，很快使他们变得家喻户晓，争先恐后成为西方探险家的经常状态。斯文·赫定就是在这种背景鼓励下踏上探险征途。1885年，年仅二十岁的斯文·赫定有一个在遥远的里海西岸当家庭教师的机会，他毫不犹豫地前往。进入柏林大学读书后，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1833—1905）是他的导师，也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大学期间斯文·赫定学习了多种语言，经受严格的学术训练并获得博士学位。相较斯文·赫定第一次中亚考察因短暂而默默无闻而言，他的第二次中亚考察获得极大成功，同时考察报告《穿越亚洲》也为他在西方世界赢得极大荣誉。紧接着斯文·赫定又进行两次中亚考察，被西方媒体认为是继马可·波罗、哥伦布之后最重要的探险家，其贡献完全是开拓性的。
    
    斯文·赫定（1865—1952）
    虽然斯文·赫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探险家，但他的母国仅是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个北欧小国，在政治上未能替他带来多少与外国交涉的优势。斯文·赫定所能依靠的是英国和德国，特别是战后的德国为他的探险事业带来新机。1926年，斯文·赫定的机会来了，德国想在中国和德国之间开辟一条途经中亚的空中走廊，汉莎航空公司承担全部费用。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在远东的利益受到很大损失，但是他们又希望寻找新的增长点，开辟航线也是在华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斯文·赫定的亲德立场无疑成为德国代理人的最佳人选。斯文·赫定来华之前其实已经和德国人达成若干协议，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虽然整个考察活动斯文·赫定本人不收取任何报酬，但他有权以公开形式发表探险经历，而其他队员则没有这样的权利。即使其他队员要写回忆录，也要等到探险活动结束两年以后才能发表。同时斯文·赫定还有权利在探险结束以后用特定形式发表探险队中所有科学成员的研究结果；这部系列著作将以《斯文·赫定探险队对中国西北省份的科学探险报告》为丛书名。作为著名地理探险家的斯文·赫定，显然知道他自己最想得到的是什么，而德国航空专家热衷的则是航线沿途的气象学讯息，包括盛行风、云团、沙暴及暴风雪等影响飞行的因素。当探险队人员抵达北京时，众多装备也同时运达。带着这样的现实目的来到北京，虽然自认为做了万全准备，但他们忽略的是当时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这实际上代表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强权国家对中国的一贯立场，完全无视此国家主权的存在，斯文·赫定等人只是沿袭了如此对中国之态度，认为一切都会顺理成章。
    科学帝国主义思想充斥着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探险家的脑海，具有现代知识的优越性促使他们横行世界，所向披靡。他们将所有的探险活动正当化、甚至正义化，并以为类似的活动不应该受到约束，尤其是当地政府或团体制约。以科学考察为目标的科学家在科学帝国主义的架构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斯坦因、伯希和为代表的探险家们在中国的行为，挟科学的傲慢，表现得淋漓尽致，也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警惕。“五四”运动以后的启蒙运动，让人们不但注意到西方列强在军事、政治上的侵略行径，列强在文化上的行为亦让学术领袖们如鲠在喉。斯文·赫定抵京时，瑞典王子也刚刚离开，后者在会见外交部长顾维钧时竭力促使斯文·赫定的探险活动能够成行。
    斯文·赫定在后期的回忆中用了很大篇幅来分析当时的政治局势，拜访包括北洋政府大员在内的各色人等。德国人的飞行计划被拒绝，北洋政府觉得这个计划公布可能会引起政局动荡，但留下一个等紧张时局缓和后再议的口子。出人意料的是，斯文·赫定骆驼队西行的计划却被批准了，在北京外交圈、甚至整个西方白人圈引起很大的震动。这支主要由德国人构成的探险队成行，主要是斯文·赫定的功劳，让赫定本人觉得瑞典籍也成了一种财富，竟说：“一般都认为，瑞典从未欺负过中国。”可是西方一小国没欺负过中国，竟然变成令人可敬而自豪的优点。而德国在华的治外法权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都被取消，德国人要接受中国人的管辖。中外报纸都在报道探险队将要启程的消息。
    敦煌文书的发现给文化自觉意识强烈的中国学术领袖以重大刺激
    当斯文·赫定信心满满地准备启程时，受到来自中国学术界的阻力，被他认为是八年探险经历中最乏味的日子来临了。对于中方宣布的紧急行动方案，在丁文江的口述下斯文·赫定写了封措词极为委婉和谦恭的信。依照斯文·赫定的说法，这封信并没有被发出，可是在1928年2月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查团报告》中却收录这封信。在这封致沈兼士转“团体协会”的信中表示，此行并不是要攫取古物出国，并愿意与该协会合作，邀请一考古或历史方面有经验者同行。落款时间3月9日。中国学术团体《报告》下注明，这份《报告》属临时性质，多数只西文函件撮录，这样反而真实地记录了双方交涉的过程。
    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对于阻止斯文·赫定探险活动有一段解释：
    我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古迹以及其他之特种学术材料蕴藏极为丰富。只以学术机关，事权分散，势力薄弱，不能充量采集发掘，加以研究。遂常引外人觊觎，如法人伯希和、英人斯坦因、瑞典人安特生、俄人伯芳柯甫、美国考古队，皆善（擅）往各地发掘古物，如甘肃、新疆之经卷、壁画、陶器，蒙古之化石，莫不大宗梱载以去，实堪痛惜。
    敦煌文书的发现给文化自觉意识强烈的学术领袖以重大刺激，他们不能坐视与自身历史文化密切关联的古代文物流失国外。当然这些文化领袖主要关注点尚在自身熟悉的古代文物领域，矿物、植物、动物的内容较少进入他们的视域。
    
    释迦佛趺坐像，着色
    
    乐伎天像残片，着色，载黄文弼著《塔里木盆地考古记》（1958）
    
    唐《伏羲女娲图》轴，1928年黄文弼在新疆吐鲁番哈拉和卓采集，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期间斯文·赫定去信对远征队这一名称进行解释：说反对的理由实乃出于对Expedition一词的误会。据他所知“科学远征队”乃科学家有组织的团体，有帐幕、骆驼、粮食等给养方能远征荒野如蒙古、新疆之沙漠地带就是最好的例证。“科学远征队”一名滋生误解，实在抱歉。总之，此命名实无侵害之意，如有误会则愿意放弃这样的命名。
    1928年3月20日，斯文·赫定和安特生应邀来到六国饭店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代表进行协商。斯文·赫定却称是中方代表五人19日来到，周肇祥主谈，袁复礼记录；中方备忘录记录双方详尽对话，其中片段：
    赫定：此行主要目的在考察地理气象天文及地磁学，对于考古及地质学是附带目的，如有人反对，此二项可以取消。
    周肇祥：我们反对不只此一二项，是整个的反对。不专为某一事。以前我们只知道你们去考古以及地质，并不知道有其他目的。
    赫定：关于观察气象的记录，我要送与中国中央观象台一份，但印刷此项报告要在瑞典去办。
    周肇祥：为何不在中国。
    赫定：记录原稿一定甚多，在中国计算甚麻烦，所以要到瑞典去办。但希望中国派人同到瑞典襄助计算。这些气象台的一切器械设备俟我们回国时一定完全送与中国。
    周肇祥：所记录的气象与中国军事上国防上均甚有关系，似乎不能拿到外国去发表，此我个人意见。
    赫定：我可十分担保所记录的与军事毫无关系。关于气候问题，如把一个地方气候考察清楚，对于考察全国的气候均有关系，我们全在沙漠中考察，与军事可谓毫无关系。
    周肇祥：你们虽然不注意军事及国防问题，但这样记录倘为别国看见，难保他们不利用他。
    赫定：这次宣布全是科学的，不是实用的。况且这样的考察记录与欧洲印度及中国海洋的比较均有关系，可是与军事无关。
    袁复礼：以前美国曾有人欲到加拿大去研究气象，加拿大政府就拒绝了，这种事在外国是常有的。
    赫定：我不知道这事。科学是无国界的，中国的一切学问国际上尤想明白。
    面对中方代表的诘问，斯文·赫定有些闪烁其词，有关气象与军事的关系中方的询问显然有针对性，斯文·赫定只能顾左右而言他。在以后的回忆中，他这样评价中方代表：“对方表现的倒是很客气和和蔼，同时，他们语言逻辑上的锋利及其透入的深度又令人震惊。”另外，显然斯文·赫定刻意隐瞒了参加队员有德国军人和整个费用出资方等资讯，这些在他与汉莎航空公司协商时已被列为不可暴露的绝密。中方当然在许多问题上点到为止，并没有进一步追问。
    原本处于幕后的核心人物刘半农，写了措辞非常激烈的信给斯文·赫定
    当然我们不难想象斯文·赫定并不会被轻易难倒。
    3月22日斯文·赫定评估了各类风险之后决定让探险队中的大部分成员乘坐火车离开北京前往包头。斯文·赫定的冒险举措引起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强烈的不满，刘半农这个原本处于幕后的核心人物，写了措辞非常激烈的信给斯文·赫定，指出其出尔反尔、违反协议，并指出如果斯文·赫定离开北京，一切将无从挽回。北洋政府外交部也受到压力，准备撤回已颁发的护照。同时也电告绥远、新疆、甘肃省政府，敦促他们阻止探险队可能的行动，因为它侵犯了中国主权。在得到斯文·赫定保证之后，新一轮谈判如期进行。中方的主张由刘半农带给斯文·赫定，共有十五项。首先探险队要改换名称：中国科学团体联合会下属赴新疆代表团。
    在静静听完刘半农宣读完中方的十五条意见后，斯文·赫定冷冷地说道：“这是一份要强加于我的《凡尔赛条约》。”经过两个半小时你来我往的商讨，老练的斯文·赫定已经摸清中方的底牌。结论是中国人毫无疑问会在所提出的具体条目上做出让步，他们绝不愿白白失去加入由外国人出资而又装备先进的大型探险队的机会。斯文·赫定能接受的有十五条中的八条。翁文灏劝说斯文·赫定接受这些条件，他认为这些要求都是适度的，并无过分之处，并称此协议从本质上来说都是礼仪性的，它不会带来任何麻烦。对于中方雇员的报酬，翁也劝他不妨大方一点。
    斯文·赫定最关心的问题却根本没有在这十五条之中，而是“有关发表一本通俗的旅行指南读物”。显然斯文·赫定用“通俗的旅行指南读物”来替代他每次探险活动之后的探险纪实。翁文灏告诉他这很好办，根本不用理会。赫定还是担心地问道：“假如我没经委员会同意就写了类似的书，难道他们不会很愤怒吗？”翁文灏安慰道：“我想不会。只要你愿意，对这一点你可以保留你的权利。”
    看来势头是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多变的政治局势给本来就已经风声鹤唳的西方交际圈带来不确定因素。德国公使已电告柏林，声称他已无法保证探险队在华人员的安全，希望能撤回。张作霖冲击苏联驻华大使馆，抓走共产党领袖李大钊的事件，也在4月6日发生。北伐的国民党人快打过来了，斯文·赫定只能加速谈判进程，争取早日成行，同时拜访奉系军阀的核心人物杨宇霆总参议，争取军方的支持。
    新一轮谈判开始时，斯文·赫定首先开出的条件是，探险队只能安排4名科学家和5名学生，科学家每人每月150美元，学生每人每月50美元。中方的原有条件则是5名科学家，10名学生，双方已经非常接近了。最重要的则是在调查或者发掘后的文物副品问题，斯文·赫定在滔滔不绝的发言中，用无可争辩的语气告诉中方代表：如果有许多重要考古发现，贵方将获得其中大部分，我们只要求双份其中之一。贵国的古老艺术也将为更多的欧洲人所知，实际上是替中国在宣传。连这点要求也无法满足，我不仅无法交代，还会遭人耻笑和攻击。中方提出的问题是：重复物很难定义，也很难分得合理。斯文·赫定接着追问，如果是两个一模一样的古墓呢？“那好，其中一个归你。”这是一个重大让步。斯文·赫定希望就此条款签订一个不公开的协议，中方也同意以书面形式回答这一问题。
    一切按照翁文灏推演的剧本向下进行，斯文·赫定很快摸清中方底线，双方都有很快达成协议的需求。原则问题敲定以后，又有两次细节推敲，例如中瑞双团长制、理事会的领导权等，更细小的文字表述都有你来我往的口舌之战。不过，斯文·赫定内心十分清楚，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都不会有实际影响。他非常笃定地认为只要探险队一出发一定会按照他的意志行事。李济被赫定认为是所有中国人中最通情达理的人，他劝说固执的周肇祥在最后文本上签字。4月26日下午双方在北京大学进行最后磋商，集中在第十三条，修改后确定如果不影响探险队的活动，也可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斯文·赫定觉得修改后的内容对他们更加有利。协议由周肇祥与斯文·赫定共同签署，中文的原件用纸非常讲究，特地选择了乾隆年间的宫廷旧纸。斯文·赫定在庆祝宴会上被告知他已被任命为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名誉顾问，这个荣誉性的头衔也标志着数月前要赶走他的团体，已接纳其成为重要成员了。
    
    西汉木简摹本，载黄文弼著《罗布淖尔考古记》（1948）
    
    龟兹语文木简，载黄文弼著《塔里木盆地考古记》（1958）
    
    舍利袋、绛地双鱼纹锦残片与各种饰品，着色，载黄文弼著《塔里木盆地考古记》（1958）
    以后任何外国探险家要求在华进行科学调查活动，这份协议将作为前例，约束来者
    探险队的名称已变更为“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中方团长由北京大学教授徐炳昶担任。但据斯文·赫定说在西方世界中考查团被冠名“中瑞探险队”。名为《中瑞共同组织西北科学考查团合作办法》的协议共有十九条，其中十至十四条为：
    第十条 凡直接或间接对于中国国防、国权上有关系之事物，一概不得考查。如有违反者，应责成中国团长随时制止。
    第十一条 旅行时所绘地图。除工作所用区域外，其比例不得大于三十万分之一。
    第十二条 考查时应守之规定如下：
    （一）不得有任何借口致毁损关于历史、美术等之建筑物。
    （二）不得私人名义购买古物。
    第十三条 关于考古学。规定不作发掘的工作，但遇有小规模之发掘。对于全团之进行并无大碍。又采掘所得之物不甚滞，运输上无须有特别设备者。得由中国团长商同外国团长执行。（但对于全团进行并无妨碍时，较大规模之考古学的发掘仍可为之）
    第十四条 收罗或采掘所得之物件。其处分方法规定如下：
    （一）关于考古学者。统须交与中国团长或所委托之中国团员运归本会保存。
    （二）关于地质学者。其办法同上。但将来运回北京之后。经理事会之审查。得以副本一份赠与斯文赫定博士。
    《办法》中还规定了中西文考察报告的出版方法。这份协议，就其长远的历史意义来说，反映了一个国外探险家得以在中国各地任意行其探索、搜罗文物并携返其国的时代之结束。正如中方代表所期望，以后任何欧洲探险家要求在中国活动时，这份协议将作为前例，约束来者。在后来的美国安德思（R.Andrews，1884—1960）探险队重新进入中国考察时，古物保管委员会就援引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协议加以阻止。与斯文·赫定的谈判也催生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正式诞生。教育部批准其成立指出：“其章程专为采集、保存我国学术材料，以应时事之需要，自居而行，应准予立案。”其中对于外国人在华进行的科学调查活动多有约束，与“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协议”内容多有重合之处。
    
    1927年4月26日，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斯文·赫定在北大三院签署了合作协议，图为袁复礼所藏《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组织西北科学考查团事与瑞典国斯文赫定博士订定合作办法》
    
    中方部分团员出发前合影，左二为黄文弼、左四为袁复礼、左五为团长徐炳昶
    如果我们不假思索地仅从协议文本的角度出发，显然会和兴高采烈的刘半农得出同样的结论：这完全是一个翻过来的不平等协议。
    但是其中的差异仍然值得进一步分析。协议只是一些条文，如何实施或落实协议内容或许更为关键。无论斯文·赫定有着怎样文化上的内心傲慢，毕竟这段与中国科学界精英打交道的经历，使他对中国科学界有一定的了解，也与一些学者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斯文·赫定觉得在整个活动中翁文灏都是一位忠诚、热心、开明的朋友，始终不懈地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促成探险活动成行；丁文江无论对自然科学知识，还是对政治、社会问题都具有最敏锐的头脑。他非同一般的学识不仅表现在中国，对东方其他国家的了解也甚为精深；周肇祥是神态上非常客气与和善的老人，同时又坚定和易于激动。据斯文·赫定观察他内心对外有无法减轻的憎恨；刘半农为人可亲而和善，但他也认为西方人的介入给中国科学界造成一种危险。他是这个组织真正的精神领袖；袁复礼是非常博学优秀的地质、古生物学家，留学美国多年，了解与西方研究人员的合作对中国未来科学的重要性；李济是一位精干、受过良好教育的考古学家，并且已在西方科学家的心目中获得很高的声誉；徐炳昶当时是北京大学教务长，中方团长。赫定对选择徐炳昶作为中方团长并不解释，历史与哲学教授与探险考察很难说有多少关系。中方显然要有一个地位相等的人担任中方团长，以便处理考察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事实证明，徐炳昶是位称职、合适的中方团长。
    按照斯文·赫定的说法，探险队出发不久，徐炳昶就坦诚相告，他缺乏率领一支大驼队穿越沙漠地区的全部经验，斯文·赫定可以全权负责，两位团长关系非常融洽。
    
    黄文弼著《罗布淖尔考古记》（1948）
    
    新疆库木土拉佛洞（钢笔画），载黄文弼著《塔里木盆地考古记》（1958）
    对于起步阶段的中国科学界与注重发表权的赫定是双赢的结果
    斯文·赫定在后来出版的《亚洲探险八年》中逐条分析了关于协议的评论和说明，尤其是对未能执行协议的内容部分进行详细的说明。协议的第七条中规定考察路线只是粗线条的，但这条路线的选择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安特生向斯文·赫定建议规划了这条路线，道路途经地区其实是政治、行政的敏感地带。在斯文·赫定的旅行记中不断出现沿着这条道路往来的驼队，长长的驼队驮着许多物资沿蒙古草原的边缘行进，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河西走廊。他们会在这里补充物资、粮食和淡水，其他道路或许不能满足这些条件。
    斯文·赫定觉得探险队中准备的学科不够齐全，根本没有提到动物学、植物学，中国学者对民族学也没什么兴趣。实际上这些都与中国科学界的现状有关，当时的许多学科都在起步阶段，除地质学由于地质调查所的关系稍有起色外，协议中讨论较多的考古，除李济外基本没有合格的考古学家。大家对考古学认识相当不一，北京大学考古科的负责人马衡竟然想要使得“地下的二十四史取地上的二十四史而代之”。即便是以考古学者名义加入考查团的黄文弼，此时只是国学门的一名助教，虽然对考古学抱有浓厚兴趣，但实未曾受正式考古学训练。
    
    白云鄂博，丁道衡在此发现了铁矿
    
    考查团成员在进行气象观测
    斯文·赫定称，好笑的是协议签署时，中方有两人打听考察沿途是否有旅店可以居住，当听说包头至哈密之间连一间房都没有，他们很失望。他还举出一些其他的事例证明中方团员无论从心智到体力都没有准备好参加一场旷日持久的田野探险考察活动。
    第十一条中，不允许考察中绘制超过三十万之一大比例尺地图。实际上此条文几近荒谬。当时中国根本没有可用的地图，能拿出的是清代所绘的地图。因为三十万分之一以下的地图具有军事地图的功能，所以被禁止绘制。丁文江第一次在中国进行地质调查时发现的“武昌舆图学会”的地图、商务印书馆的《最新中国地图》，以及英、德、法、日出版的一百万分之一的地图，都仍是根据清康熙年间天主教传教士所测的地图作蓝本。仅过几年时间，当无任何改善，而小比例尺的地图对于这样的专业考察毫无帮助。另外诸条如将日记、笔记、草图、照片等上交理事会审查等俱形同虚设，中、英文报告书的出版俱无条件执行。
    当时欧洲科学界最看重的是探险家的各类报告和探险日记的发表，探险类书籍是知识界追捧的对象，这是斯文·赫定最在意的事情，中方代表则不介意。这类书籍不但能满足人们对东方世界的好奇心，也有巨大的商业利益，报刊要连载，出版商会出版，探险家也会找到下次探险的赞助商。当时来中国工作的外国学者都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几乎每次重要发现都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世人知道。显然，斯文·赫定作为资深的探险家谙熟此道。后西北科学考查团最终以《斯文·赫定博士领导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报告集》（Reports from the Scientific Expedition to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of Chin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Dr.Sven Hedin）名义出版，截至1997年已经出版56卷。斯文·赫定原本打算将一些中国学者所写的考察报告纳入其中，由于种种原因，计划未能实现。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遗憾，这部涵盖地理、测量、地质、植物、动物、考古、民族、气象等诸多学科的著作，还是能用令世人震惊来形容。
    随着岁月的流逝，一些当时非常重要的问题如经费后来已经无足轻重。西北科学考查团当年使用的经费是一个天文数字，光买骆驼一项就花去了3400元，在徐炳昶看来以自己的能力要筹措三五万元绝无可能。付给团员及学生的薪资也是一笔重要的开支，翁文灏劝他在这些事上不妨大方一些以赢获人心。虽然这些花费总体计算起来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斯文·赫定觉得类似的支出是非常必要的，受益人对探险队来说有着巨大的价值，是考察顺利进行的必要保证。
    斯文·赫定的逐条分析也使我们从侧面了解到协议签署的条款，在双方各自立场上来说，明显是一个双赢的结果。办法在形式上满足了中方全部的要求，无论人员组成、领导结构、经费开支，到采集品的归属、资料的审查，出版物发表均依中方制定条款。斯文·赫定的优势则在于田野工作，一切田野具体工作均依其意志进行。无论是考察不久的旅行报告，还是旷日持久的连续考察报告集，都是在当时预料不到的结果。斯文·赫定可以掌控的也是他当时非常看重的自己撰写的探险记，出版后大获成功。探险活动是他的目标，有时一些举动显然为增加探险书有趣的内容而有意为之。例如在考察额济纳河时，他特地制造一条独木舟，在湍急的河流中飘荡，甚至几次差点遇险。
    最终公布的中方人员名单并不是当时商定的，协议签订后的5月5日中国地质调查所派出的最后一名成员地质学家赵亚曾宣布放弃参加考查团。赵亚曾是当时青年一代中最优秀的地质学家，丁文江、翁文灏非常看重他，赵亚曾的解释是受到来自联合会成员的沉重压力，他们不愿地质调查所给瑞典人提供更优惠的条件。
    丁文江、翁文灏代表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成为最受伤害的第三方，其最后一刻在中瑞考查团中的出局，也令他们的朋友安特生十分失望。5月9日安特生于回国途中在黑龙江省的哈尔滨转乘火车，投下给斯文·赫定的信：
    ……当我说，这最后一击让我也感到极为痛苦的时候，我估计你也能理解我。我确实认为，现在一切都要和平与相互谅解，应该允许我带着过去几周给我的平静心态消失。……
    在他看来，中国地质调查所是当时中国唯一具有国际科学意义的机构。此节在他著名的自传《巨龙与洋人》（The Dragon and the Foreign Devils）中只字未提。虽然，这部自传1926年已经出版了瑞典文本，但是1934年的英文本安特生明确地指出，他是1927年3月补写了第21章民族主义。他认为当时的中国正在发生一场强大的民族觉醒运动，这将被后来的世界视为20世纪历史中最显著的一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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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任何一个探险家都可以不经中国政府同意即横穿中国。政府也希望对他们的行为有一些约束，但基本上并不知道如何做起。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协议的达成，可以说终结了一个外国探险家横行中国的时代，以后的外国团队循例都要在中国寻找相关机构进行合作，方可进行考察活动。
    （本文图片蒙北京大学朱玉麒教授提供，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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