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底，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受德国汉莎航空公司资助前来中国考察新航线。正当他信心满满准备出发时，遭到十二家机构组成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强烈抵制。接下来，中国学界据理力争，终与赫定签订了合作办法，成就了这次国际平等合作考察。此行一去八年，对于起步阶段的中国科学界与注重发表权的赫定来说，是双赢的结果。
    “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中外联合科学考察活动，在中国近代科学史和中外科学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九十多年前5月的一天清晨，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终于松了一口气。
    “1927年5月8日的黎明，终于揭开了我们在北京最后一天的帷幕。西北科学考查团中的德国和瑞典队员已经整整等候了六个星期之久。解脱的钟声在最后一刻鸣响时，我们与谈判对方之间持续两个多月的反复谈判终于达成协议。一直到5月9日大约中午时分，我们才真正动身。”
    斯文·赫定（Sven Hedin）不但是位著名的地理探险家，也有着非常高明的外交手段，目的终于达到了，他将领导一个规模庞大的由多国科学家参加的团体，名为“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踏上征程，向西方万里行。
    斯文·赫定迫不及待的心情从考查团出发的时间可以看出，5月8日半夜签订协议，全体人员第二天中午已经集结在西直门火车站准备出发了。他的担心或许是有道理的，避免在任何情况下节外生枝，在此之前他已经领教了这种情况的发生。
    “凡一国内所有之特种学术材料……绝对不允许输出国外”
    1926年底，年逾花甲的斯文·赫定来到北京准备他的第五次中亚探险活动。这次探险活动得到了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经费支持，后者准备开辟德国至中国的空中航线，希望斯文·赫定能收集航线沿途的气象、地质等方面的材料。这时的斯文·赫定声名如日中天，是世界知名的地理探险家，而与他打交道的奉系北洋政府却奄奄一息，有随时垮台的危险。赫定与德国人的飞行考察计划被拒绝，而他率队进行陆路考察的计划却获得北洋政府的批准，并且与当时著名的学术机构农商部地质调查研究所签订了合约。
    签约活动的顺利进行，实际上与另一名著名的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J. G. Andersson，1874—1960）有密切的关系。早在1914年，安特生受中国政府的聘任担任农商部矿政司的顾问。接下来安特生在中国进行一系列的矿产调查和考古活动，发现大型铁矿和仰韶文化，积累了相当广泛的政学界人脉，并且利用自己的学术声誉赢得北洋政府的信任。
    当安特生得知斯文·赫定可以率领骆驼队前往新疆考察时，异常兴奋，前往新疆考古也是他多年的愿望，他希望沿河西走廊直达新疆来寻找中国彩陶文化的传播路线。安特生建议团队中一定要有考古学家参与。在安特生的强力推动下，他得以代表瑞典中国委员会与翁文灏代表的中国地质调查所签订一项协议。协议共有八条，规定了瑞典科学家在中国考察的时间和范围。中方有包括一名考古学者在内的三名人员参加，考察活动为期一年。考察过程中所有搜集到的动植物及化石由中瑞两国平分；历史文物先由中方保存，然后副本归瑞典。中方人员参加是翁文灏争取的结果。如果单就协议条文来说，在当时中国之内外情境下，这不能说是个不平等的协议。当时中国参与之国际合作都仍在摸索阶段；如考古学家李济自美返国后，美国史密森学会弗利尔美术馆希望与其合作进行考古发掘，李济犹豫再三后以两个条件为前提同意，一是他们必须与中国学术团体合作；二是发掘出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在周口店古人类遗址发掘时，翁文灏与加拿大人类学家步达生所签协议书上，大体也有类似的表述。
    看来一切准备停当，但问题没有这么简单，正当斯文·赫定探险队紧锣密鼓准备出发时却遇到了很大的麻烦。由北京大学国学门发起，广邀国立历史博物馆、古物陈列馆、故宫博物院、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等十二家机构组成“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联合发表宣言，阻止政府发给护照，使斯文·赫定探险队无法成行。
    根据名为《北京学术团体反对外人采取古物之宣言》所示，归纳起来有两条：一是反对外人将在中国采集的各类动植物标本及历史文物标本运至国外，称“凡一国内所有之特种学术材料，如历史材料。及稀有之古生物动植矿等材料，因便利研究，尊重国权等理由皆宜由本国各学术团体自为妥实保存，以供学者之研究，绝对不允许输出国外”。二是斯文·赫定考察队的英文名称为Sven Hedin Central Asia Expedition，直译就是“斯文·赫定中亚远征队”。其中最不能接受的是队名中直接使用Expedition一词，有搜求、远征的含义。这个词汇主要应用于已经不存在的古代国家的探险活动，在一个现代主权国家使用这样的词汇显然有侮辱之意。但这样的宣言或许并非中方的共识，依照袁复礼的理解最不能容忍的两点是：一、只容中国二人负与中国官厅接洽之义务，限期一年，即须东返；二、关于将来采集历史之文物，先送瑞典研究，俟中国有相当机关再送还。“此二条为吾人最不满意者，亦括先受反对之理由。”
    科学帝国主义思想充斥着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探险家的脑海
    斯文·赫定写了一封长信给中国学术团体协会来解释他的立场和其中的误会。我们在重新阅读斯文·赫定回信之前再回过头来关注一下协议签成之前的社会背景。文艺复兴时期地理大发现是新兴帝国扩张的根源，西方列强的扩张行动也鼓励以探索西方人未知地区为目标的冒险活动。文化自负伴随着种族优越性是探险活动的催化剂，帝国的扩张也使探险家们迅速获利。探险日记或探险记的出版流布，很快使他们变得家喻户晓，争先恐后成为西方探险家的经常状态。斯文·赫定就是在这种背景鼓励下踏上探险征途。1885年，年仅二十岁的斯文·赫定有一个在遥远的里海西岸当家庭教师的机会，他毫不犹豫地前往。进入柏林大学读书后，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1833—1905）是他的导师，也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大学期间斯文·赫定学习了多种语言，经受严格的学术训练并获得博士学位。相较斯文·赫定第一次中亚考察因短暂而默默无闻而言，他的第二次中亚考察获得极大成功，同时考察报告《穿越亚洲》也为他在西方世界赢得极大荣誉。紧接着斯文·赫定又进行两次中亚考察，被西方媒体认为是继马可·波罗、哥伦布之后最重要的探险家，其贡献完全是开拓性的。
    
    斯文·赫定（1865—1952）
    虽然斯文·赫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探险家，但他的母国仅是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个北欧小国，在政治上未能替他带来多少与外国交涉的优势。斯文·赫定所能依靠的是英国和德国，特别是战后的德国为他的探险事业带来新机。1926年，斯文·赫定的机会来了，德国想在中国和德国之间开辟一条途经中亚的空中走廊，汉莎航空公司承担全部费用。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在远东的利益受到很大损失，但是他们又希望寻找新的增长点，开辟航线也是在华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斯文·赫定的亲德立场无疑成为德国代理人的最佳人选。斯文·赫定来华之前其实已经和德国人达成若干协议，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虽然整个考察活动斯文·赫定本人不收取任何报酬，但他有权以公开形式发表探险经历，而其他队员则没有这样的权利。即使其他队员要写回忆录，也要等到探险活动结束两年以后才能发表。同时斯文·赫定还有权利在探险结束以后用特定形式发表探险队中所有科学成员的研究结果；这部系列著作将以《斯文·赫定探险队对中国西北省份的科学探险报告》为丛书名。作为著名地理探险家的斯文·赫定，显然知道他自己最想得到的是什么，而德国航空专家热衷的则是航线沿途的气象学讯息，包括盛行风、云团、沙暴及暴风雪等影响飞行的因素。当探险队人员抵达北京时，众多装备也同时运达。带着这样的现实目的来到北京，虽然自认为做了万全准备，但他们忽略的是当时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这实际上代表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强权国家对中国的一贯立场，完全无视此国家主权的存在，斯文·赫定等人只是沿袭了如此对中国之态度，认为一切都会顺理成章。
    科学帝国主义思想充斥着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探险家的脑海，具有现代知识的优越性促使他们横行世界，所向披靡。他们将所有的探险活动正当化、甚至正义化，并以为类似的活动不应该受到约束，尤其是当地政府或团体制约。以科学考察为目标的科学家在科学帝国主义的架构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斯坦因、伯希和为代表的探险家们在中国的行为，挟科学的傲慢，表现得淋漓尽致，也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警惕。“五四”运动以后的启蒙运动，让人们不但注意到西方列强在军事、政治上的侵略行径，列强在文化上的行为亦让学术领袖们如鲠在喉。斯文·赫定抵京时，瑞典王子也刚刚离开，后者在会见外交部长顾维钧时竭力促使斯文·赫定的探险活动能够成行。
    斯文·赫定在后期的回忆中用了很大篇幅来分析当时的政治局势，拜访包括北洋政府大员在内的各色人等。德国人的飞行计划被拒绝，北洋政府觉得这个计划公布可能会引起政局动荡，但留下一个等紧张时局缓和后再议的口子。出人意料的是，斯文·赫定骆驼队西行的计划却被批准了，在北京外交圈、甚至整个西方白人圈引起很大的震动。这支主要由德国人构成的探险队成行，主要是斯文·赫定的功劳，让赫定本人觉得瑞典籍也成了一种财富，竟说：“一般都认为，瑞典从未欺负过中国。”可是西方一小国没欺负过中国，竟然变成令人可敬而自豪的优点。而德国在华的治外法权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都被取消，德国人要接受中国人的管辖。中外报纸都在报道探险队将要启程的消息。
    敦煌文书的发现给文化自觉意识强烈的中国学术领袖以重大刺激
    当斯文·赫定信心满满地准备启程时，受到来自中国学术界的阻力，被他认为是八年探险经历中最乏味的日子来临了。对于中方宣布的紧急行动方案，在丁文江的口述下斯文·赫定写了封措词极为委婉和谦恭的信。依照斯文·赫定的说法，这封信并没有被发出，可是在1928年2月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查团报告》中却收录这封信。在这封致沈兼士转“团体协会”的信中表示，此行并不是要攫取古物出国，并愿意与该协会合作，邀请一考古或历史方面有经验者同行。落款时间3月9日。中国学术团体《报告》下注明，这份《报告》属临时性质，多数只西文函件撮录，这样反而真实地记录了双方交涉的过程。
    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对于阻止斯文·赫定探险活动有一段解释：
    我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古迹以及其他之特种学术材料蕴藏极为丰富。只以学术机关，事权分散，势力薄弱，不能充量采集发掘，加以研究。遂常引外人觊觎，如法人伯希和、英人斯坦因、瑞典人安特生、俄人伯芳柯甫、美国考古队，皆善（擅）往各地发掘古物，如甘肃、新疆之经卷、壁画、陶器，蒙古之化石，莫不大宗梱载以去，实堪痛惜。
    敦煌文书的发现给文化自觉意识强烈的学术领袖以重大刺激，他们不能坐视与自身历史文化密切关联的古代文物流失国外。当然这些文化领袖主要关注点尚在自身熟悉的古代文物领域，矿物、植物、动物的内容较少进入他们的视域。
    
    释迦佛趺坐像，着色
    
    乐伎天像残片，着色，载黄文弼著《塔里木盆地考古记》（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