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不见黄修己先生了，心里很是惦念。此次欣逢黄先生米寿，诚然可喜可贺，我虽然一向畏行如畏虎、很少出门，但黄先生是我尊敬的学界前辈，渴想何似，所以还是勉力南下，专程来广州拜谒黄先生、向他老人家表达我的祝贺和敬意。
    《诗经·大雅·荡》述周文王之言：“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型。曾是莫听，大命以倾。”其中“老成人”指的是熟悉传统、可备咨询的忠直老臣，“老成谋国”之说即来源于此；“典型”则指可以凭依的成法，也引申为熟悉成法的博学忠正之士，后来称为典范的“典型”一词就来源于此，扩展到学界也有“老成持重，典型犹存”之说。黄修己先生当然是现代文学学科第二代学人的杰出代表，也正是学科公认的论学最为老成持重的“典型”人物之一。
    一
    黄先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学生，55级学制五年，相当于本科之外又读了个一年制的硕士。那时虽然不无政治运动的干扰，但老师们欣逢新中国，教学热情高涨，学生们也很珍惜机会，很努力地勤学苦读，所以五年的学习还是很有效果的，给55级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基础，并且正赶上“向科学进军”之年（1956年），55级学生也积极参与了一些学术活动，如各种文学史著的编纂，由此培养了初步的学术意识和学术兴趣。所以从北到南的中文系55级是“十七年”大学生中最出人才的一级。1960年8月黄先生毕业后留北大中文系工作，担任文学史家王瑶的助教，负责讲授解放区作家赵树理等。黄先生精心备课、认真钻研，在1962年发表了第一篇文学史论文《论〈李有才板话〉中的农民形象》，随后完成了第一部著作《赵树理的小说》（1964年），此外，黄先生在60年代还发表了多篇现代文学史论文和当代文学批评。这是一个良好的学术开端，在同代学人中也不多见。“文革”虽耽误了黄先生的学术，“但十年的艰难困窘也使我得到很大锻炼，对人生有了新的感悟，对文学的认识也更深沉些了。”[1]
    进入新时期，身处北大的黄先生率先参与了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拨乱反正工作，撰写了多篇论文，并推出了《赵树理评传》，至今为学界所称引。与此同时，黄先生承担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现代文学史课程的讲授工作，从而产生了“‘重写文学史’的冲动”[2]。不妨在这里说一个小秘密：黄先生当年在北大中文系是口才最为出众的，被人戏称“雄辩胜于事实”，所以他在电大讲授现代文学史，一点也不比今日“百家讲坛”的讲师们逊色。黄先生此前曾经参与唐弢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新时期之初又参与九院校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并且从60年代到新时期之初他也在现代文学研究方面多有创获，学术积累相当充实，所以他的电大讲稿就非比寻常，颇多学术新见。这部讲课稿随后以《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之名，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85年6月出版。这是新时期以来第一部个人编著的现代文学史，它基本沿袭了王瑶的《中国新文学诗稿》的体例和唐弢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些正统观点，但难得的是它率先吸收了新时期一些思想解放的观点和开放的文学史视野，所以不再片面地突出左翼文学和解放区文学，不少有特色的自由主义作家作品以及沦陷区的作家作品，都是由黄先生这部著作第一次写进文学史的，这是得风气之先的学术创举，也折射出黄先生文学史视野的开放。黄先生也是很有理论概括能力的文学史家，有些文学流派的命名，就是他率先提出的，如把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等解放区英雄叙事概括为“新英雄传奇”，很快就被学术界普遍接受；至如茅盾等左翼小说家三四十年代的创作，严家炎先生命名为“社会剖析派小说”，黄先生却称为“社会分析派小说”，这两个说法指的当然是一回事，但我总觉得严先生的“社会剖析派”这个说法有些拗口，而更喜欢黄先生通达明快的命名。恰当的命名是理论概括能力和文学洞察力的反映，对黄先生见微知著的学术判断，我是很佩服的。
    黄先生这本《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出版之时，我正在河南大学读硕士，书一出来我就买来认真阅读，这成为我进入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启蒙书。此书的批评判断简明得当，给我深刻的影响。比如里面这样论说钱钟书及其作品——
    到了一九四七年，出现了一部艺术上很有特色的描写灰色知识分子的长篇，那就是钱钟书（1910—）的《围城》。钱为江苏省无锡市人，是一位很有学识的学者，曾有过散文、短篇集《写在人生边上》《人·兽·鬼》。《围城》以从国外留学归来的方鸿渐为中心人物，描写抗战爆发前后从上海到西南后方的一些知识分子的生活。随着他的行踪，描写他所接触的人。这里有趁上任之机携带药品高价出售给学校发国难财的教授李梅亭，依靠亲属的政治背景当上文学系主任的汪厚处（原书排印有误，当作“汪处厚”），在国外买假博士头衔回国招摇撞骗的韩学愈……围绕着方鸿渐的遭遇，描写这些人物互相倾轧，也写到腐败的邮政，交通，敲诈勒索的兵痞，颇有神通的下等娼妓，老式家庭中的父母，以及妯娌间的明争暗斗。虽然有的只是浮光掠影，但摄下了动乱中旧社会的某些面影。而对那士林世相的精细入微的刻画，使《围城》被有的人称为新《儒林外史》。这一部分比起书中对方鸿渐的恋爱、结婚生活的描写更有价值。把李梅亭、韩学愈等看作知识分子固无不可，实则他们不过是打着知识的幌子的一群社会渣滓，也正是半殖民地社会里诞生的畸形儿。钱钟书似乎对他们的每一根神经都细细的观察过，因此透过他们卑污的灵魂，也能让人看出孕育这类怪物的母体的相貌。至于作家十分用力地从恋爱生活中加以表现的方鸿渐，这个浑浑噩噩的、实际上只是为个人生活而辗转奔波的人物，其性格内容倒无多大新鲜的因素，但他的形象是“五四”以来反复出现的灰色知识分子最后一批中的佼佼者。《围城》表现了作者深入细致地描绘人物心理的才干，通篇可见讽刺的机锋，既能有声有色地绘出人物的可笑可卑的行为，以透视其五脏六腑，又能以自己的博识，设计精巧、超拔的比喻，对人物作揶揄、嘲弄，笔酣墨饱、无不淋漓尽致。他的讽刺艺术在现代文学中是相当杰出的。[3]
    在这部简要的现代文学史中，黄先生仅用了七百余字对钱钟书的代表作《围城》之与众不同的艺术特色作出颇为简明中肯的评论，表明他是认真阅读过这部刚刚重版的小说并且仔细思考过其特色的，显示出一个文学史家过人的艺术判断力，这些判断至今仍然成立。更为要言不烦的是对张爱玲的评价——
    这时上海还出现一位女作家张爱玲（192l—），一九四四年出版了《传奇》小说集，一时也颇有影响。她的小说多围绕恋爱、婚姻表现城市中的上层人物。和现代派小说不同，她写城市生活用的是传统手法，很善于在平常生活中细腻地描画人物心理。从题材上看，她与凌叔华相近，但比凌的作品多了点市井俗气，格调也不高。《等》是写沦陷区一群病人在医院等待推拿时的闲聊。太太们都关心在“大后方”的男人是否娶小，因为据说这是受到那边政府鼓励的。就在闲聊中“生命自顾自走过去了”。这里反映了一群在敌伪统治下苟活者百无聊赖的精神状态，可以说是张爱玲小说的基本色调。代表作《金锁记》描写一个叫七巧的富家寡妇，为了保护钱财而产生种种变态心理。因为反映了旧家庭的矛盾，有一定认识价值。后来张爱玲在为《传奇》写的《再版自序》中说：“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她担心“我们的文明”即将过去，“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这已经预示了当人民革命风暴来到后，她的思想将趋向反动。[4]
    这是真正的文学史家的写法，虽然只有短短四百余字，除最后一句略带点那时仍然难免的“左”倾色彩之外，其余的分析和概括都很准确恰当，至今不可更易。相形之下，后来许多文学史论著就浮夸得很不着调了。所以黄先生的这部写于80年代初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虽然简要却很不简单，显示出一个成熟的文学史家知人论世以论文的史家风范和言简意赅的史家笔力，给我非常深刻的影响，至今难忘。可惜的是，这部书的修订稿后来以《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出版，出版社正受到市场力量的冲击，对这部书稿的编校非常潦草，很让人遗憾。
    这是黄先生学术的第二阶段，其时欣逢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新时期，黄先生以扎实的学术积累和充分的学术开拓精神，迅速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的文学史家。
    二
    随后的1987年，黄先生南下来到中山大学，进入了他的学术生涯的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一直延续到现在。在这一阶段，黄先生主要做了两方面工作。一方面是创建了中山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博士点。中大的现当代文学学科本来有陈则光等老学者，他们在新时期之初就培养了陈平原那样出色的青年学者，但随着陈则光等老先生的去世，学科点群龙无首，发展受到很大限制。黄先生南下加盟，成为中大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新领袖，他积极组建学科团队，确定有特色的研究方向，经过艰苦创业，终于在1997年获批博士点，今日这个学科点的骨干人才也都是黄先生亲手培养起来的。中大学科点在学界很有影响，黄先生则是劳苦功高、坐镇南国的元老。另一方面，南下的黄先生在学术上精心选择，率先主编出版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很有学术影响。黄先生尤其注重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的研究，为此，他以将近十年之力广泛搜集现代文学史著文献、深入反思现代文学史编纂史的得失，撰写出了学界第一部《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一版于1995年出版，又在2007年出版了第二版。此后黄先生又带领团队进一步编纂了两卷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和五卷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成为中大学科点独具特色的研究方向。回头来看黄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的两个版本，比较其间的出入与异同是很耐人寻味的。
    《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一版完成的时候，新文学史的编纂已有70年的历史，道路曲折，著述繁多，从来没有人清理过。黄先生是第一个从事编纂史研究的学者，其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很大，他为此广搜博览文献，使此书成为第一部全面反映了新文学史编纂史之实际的著述。这是很了不起的。记得那时我在河南大学工作，老导师任访秋先生1944年在南阳前锋报社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因为此书出版于战时一隅，传播面甚小，学界大都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书，到新时期只有任先生自己手头还保留着一本，可谓海内孤本。黄先生闻讯，致函求助于刘增杰先生，得到复印件，才见此书真容，乃据此写进《中国新文学编纂史》第一版的第四章，给予恰当的学术评价。这只是黄先生辗转搜求文献的一个例子，他在这方面不惜耗费心力，几乎穷尽了各种新文学史著，实在令人敬佩。此书第一版也包含了黄先生对70年新文学史编纂史经验教训的反思，这反映在该书第三编《七十年的沉思》中，该编用整整四章的篇幅表达了黄先生对“新文学史编纂与政治”的关系、对编纂实践中如何处理“史学主体与史学客体”的关系，以及编纂体例、史学修养等重要问题的思考，显示出深厚的史学修养。要说这一版的不足，则是对所涉新文学史著的评价比较客气，在反思和总结70年编史的经验教训时，黄先生的史学主张也不大鲜明。这其实并不是因为黄先生不善于批评，也不是说他没有自己的主张，而是由于当时各书作者大都在世，厚道的黄先生不忍明言，而面对纷纭多歧的各派史学观念，谦虚的黄先生也不便力主一说。
    到《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的第二版，黄先生不仅对全书的叙述做了大幅度增删，更难得的是黄先生也彻底放下了顾虑，对新文学史编纂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更是坦率直言，使这个第二版成了很有史学主张和立场的著作——这一特点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书首的“导言”，当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完成了全书之后的总结之言，所以深思熟虑，慨然发为议论，也就不再含糊而主张分明了。我印象最深的是，黄先生在这个“导言”里反思和总结八十多年的新文学史研究的经验与教训之后，认为存在着两条学术路线、两个学术传统：一条是强调发挥主体（主观）见解的研究思路——研究者们“不再满足于比较客观地弄清并铺叙史实，想要把史实与某种主观的见解或某种理论联系起来，用理论来照亮史实，用史实来证明理论”；另一条是继承实事求是的汉学传统、借鉴西方实证主义因而比较客观的治史路径。黄先生把这两条思路简洁地命名为“我思故史在”和“史在促我思”。回顾这两条研究思路的升沉起伏，黄先生感慨地指出重主观发挥的那一条学术路子不论在什么时候总是很得时也很得势——
    无论从哲学的或社会的背景来看，像朱自清那一套继承汉学传统的治学思路，就要让出自己的位置给另一种重在阐释、重在理论说明、重在表现主观的治学思路。走这一条路会被看成是创新，是发展。王瑶的《史稿》很自然也就要让位给蔡仪、丁易、张毕来还有后来一些年轻的学生仔的新作。在整个20世纪的后半叶，不论中国社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动，那种强调主观的作用、强调理论的重要性、注重以理论来解释历史的治学路线，都处于主导的地位，甚至还产生了“主体投入式”的“研究”。这期间也发生过一些争论，却多是围绕着谁的主观更好，哪种理论才能正确地解释历史、解释文学，或者应该发扬谁的主体性等等。而在肯定主观的作用上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分歧。[5]
    所谓“在整个20世纪的后半叶”，这里面无疑也包括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不断出现的各种“重写现代文学史”从而激扬文字、任意褒贬的主观主义学术冲动。尽管如此，理性的黄先生仍然肯认这样两条治史思路各有短长，不妨并存——
    我们撰写文学史，大概也有两条思路，或“我思故史在”，或“史在促我思”。前者是先有个对历史的看法，然后依照这一看法整理史实；后者则从整理史实入手，在这一过程中受到客观史实的触动、促发而产生某种认识，形成某种见解、理论。从一般的认识过程来说，总是事实在先，然后才能够去认识它。但由于史家在写史之前脑子不可能是真空的，总会有某种先在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又可以说所有的历史编纂都是从“我思”开始的。但确实也有对自己的对象在研究之始并没有先入之见，在认识上还可以说是空白的，只在着手收集、阅读史料的过程中，才对这研究对象有了印象，产生褒贬，形成评价，乃至抽象出了理论性的认识来。从思想开始，或从史实开始，这两条路线都是允许的：只要从史实入手的能不被史实所淹没，能注意消化、提炼、抽象、升华，由此而产生出理论；从思想开始的能十分尊重史实，小心求证，既能够经过证明而肯定、丰富某种思想观点，又敢于把不能得到证明的思想否定掉，或修正之。那么，通过这两条不同的思路，研究家、编纂者都有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作出比较切合实际的评价，提出比较可靠的结论来。所以，我们指明新文学史编纂中曾经有过的这样两条路线、两种传统，并没有要肯定、推崇某一种，否定、反对另一种的意思。[6]
    这似乎不分轩轾，但值得注意的是黄先生紧接着在文末加了这样一段“但是”——
    但是，既然我们研究、编纂的是历史，是文学史，在允许殊途之后还应该有个同归。一个人要发表自己的主观思想、情绪，可以有许许多多途径，可以写理论文章来系统地讲述自己的观点，可以创作诗歌淋漓尽致地宣泄满腔激情，甚至可以去编出历史剧来借古讽今，为什么一定要用属于社会科学研究范畴的历史学呢？既然是进了历史学之门，就不得不带着镣铐跳舞了。这镣铐，就是历史事实，就是真实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时，用了更多的文字来描述汉学传统，来肯定实证方法的意义，来勾画、显现朱自清所开创出来的这一条线索，这一种传统。[7]
    这是全书的结论，在黄先生是痛定思痛、慨乎言之，也可说是一个历经曲折的学界前辈对后来者语重心长的叮嘱，所以值得每个年轻的文学史研究者认真听取、深长思之。
    三
    我是1986年到北大学习的，入学不久黄先生就南下广州了，我因此失去了向黄先生当面请益的机会，这是很遗憾的事，而只能从黄先生的著述里学习。记得1996年读到刚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我非常敬佩，正好那年的5月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七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暨学术讨论会在石家庄召开，我被钱理群先生逼着做了《“古典化”与“平常心”──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断想》的发言，在发言的一开头我就说：“最近，接连读到一些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的论著，尤其是黄修己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令人既振奋又感慨。”[8] 我的发言当然受到黄先生著述的启发，所以针对在现代文学研究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种种主观主义学风，我不得不转而强调“古典化”与“平常心”——
    我们当然要多从进取的角度来考虑解决的办法——比如继续加强思想解放、学术创新，强调研究的当代性和研究者的主体性等，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但事情似乎还有它的另一面。解放啊、创新啊、当代性和主体性这些好东西，有时强调过了头也许会适得其反，带来负面效应；而有时候一些常识性的想法和传统性的办法，倒可能对一个学科的发展不无助益。所以我忍不住要窃想：如果我们在工作中有意加强一点史学的品格、理性的节制、客观的精神和传统的学术规范，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批评性的激情、当代性的兴趣和主体性的发挥——也就是说“古典化”一些，倒可能有助于学科的成熟。
    为了避免可能的误解，也许有必要声明一下：我所拟议的“古典化”，并不意味着完全取消当代性、主体性和批评性的激情——即使我想取消也办不到。我所谓“古典化”的本意，只不过是强调：现代文学研究应注意在当代性和历史感、主体性和客观性、批评性的激情和学术性的规范之间，达成某种合理的均衡。毕竟，我们面对的现代文学，是已经过去了的历史，是已成经典的传统，因而在研究中，某种古典的节制就是必要的。也因此我得坦率地承认，“古典化”的设想确实含有某种重新检讨当代性、主体性等概念及其应用的意思在。[9]
    后来有人揣测说，我那次的发言代表了一派意见。其实在我身后并没有一派人，真正支持我的意见的，只有黄修己先生和陆耀东先生。可能因为学术思想比较接近吧，所以黄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也曾数次来函约我到中大工作，我则因为母校河南大学的博士点申报未成，不好独自单飞，只能婉言谢绝，又一次失去了追随黄先生的机会。到现在近30年过去了，我第一次来广州拜谒黄先生，真是欣慨交集，在此再次敬祝黄先生期颐可期、身心双健！
    2023年10月27日晨草于清华园之聊寄堂
    注释：
    [1] [2] 黄修己：《黄修己自选集·学术自传》，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页。
    [3] 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第498-499页。
    [4] 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第354-355页。
    [5] [6] [7] 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10页。
    [8] [9] 解志熙：《“古典化”与“平常心”──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断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1期。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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