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距离民族主义：离散族群的跨国政治认同与实践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5:11:53 《世界民族》2020年第1期 梁茂春 参加讨论
摘 要：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离散族群与祖籍国的联系日益紧密,他们对祖籍国怀有强烈的政治认同并发起或参与指向祖籍国的远距离跨国政治活动,成为当今全球政治的一个重要现象,被学术界称为“远距离民族主义”。作者认为促使远距离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因素主要有几个:一是离散族群对祖籍国或传统居住地的归属感,二是政治流亡者的动员,三是双重公民身份或双重国籍的存在,四是现代交通、通讯为远距离跨国交流带来的便利。第一个因素至关重要也必不可少,但并非完全具备这四个因素才能产生远距离民族主义。许多国家在舆论、组织机构和法律政策上对离散族群参与祖籍国的外交和政治事务给予了程度不同的支持,甚至成为远距离民族主义的主导者。作者认为,远距离民族主义曾在历史上推动了反殖民斗争最终使许多国家获得了独立,有时也为改善居住国与祖籍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些是应该肯定的。然而,它给离散族群的居住国和祖籍国的民族国家建设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小觑。 关键词：离散族群; 远距离民族主义; 祖籍国认同; 跨国政治;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东南亚华人眼中的中国”(编号:15BMZ07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家边疆安全视野下的沿边地区侨情调研》(16JJD810008)的阶段性成果; 数十年来,现代交通、通讯和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大大降低了分布于世界各地的离散族群(Diaspora)与祖籍国或祖籍地远距离交流的成本。他们生活在跨国社会空间里,不但没有融入居住国的主流社会,反而依旧维持着强烈的祖籍国认同1,甚至发起或参与指向祖籍国的跨国政治活动,成为影响许多国家政治生态的重要力量。20世纪90年代,著名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将这一现象称为“远距离民族主义”(Long distance nationalism),并给予了较为负面的评价,认为未来它将对民族国家带来消极的影响。随着跨国主义理论研究热潮的涌动,国际学术界关于远距离民族主义的后续研究已不断深入,引发了对之褒贬不一的争议。这些研究既有探讨“去领土化民族国家”、跨国政治认同与实践等基本概念与理论框架的理论性研究,2也有大量关于离散族群跨国政治活动、祖籍国政府与离散族群关系、分离主义等方面的经验研究,涉及众多移民输出国与输入国的个案,相关研究不胜枚举。 国内学者相关的经验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华侨华人研究领域,例如对二战前后海外华侨参与祖国反殖民主义运动的跨国民族主义研究。不过这些研究与远距离民族主义的相关理论仍缺乏比较深入的对话。那么,远距离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它有哪些表现形式?我们如何看待和评价这一全球化时代离散族群跨国界的政治认同与实践?本文通过对相关理论和经验研究文献的归纳和辨析,试图对这些问题予以粗浅的解释,以期引起学术界对远距离民族主义现象的重视和更深入的研究。 一、概念的缘起与定义 散居世界各地却一直心系自己的祖籍国或传统居住地的离散族群自古有之,这个特殊群体与祖籍国(地)之间的跨国政治活动也并非一种新现象。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已经定居于美国的欧洲裔移民曾重返欧洲为祖籍国的利益而参战。1912—1913年间,泛希腊联盟曾派遣42000多名希腊裔美国人为希腊而战;1914年塞尔维亚裔美国人返回祖籍国参加对奥匈帝国的战争,并积极争取塞尔维亚的独立;20世纪初意大利、德国、匈牙利等国政府利用其使领馆与海外的爱国者保持跨国的政治联系;居住在英格兰的爱尔兰人为爱尔兰独立而开展跨国政治运动;殖民地时期旅居欧洲各国的印度、肯尼亚、越南和菲律宾等国的知识分子在海外发起民族独立运动……3还有孙中山在海外发起推翻清朝的运动、海外华侨华人支援中国抗战等。这些都是远距离民族主义的典型例子。 较早将上述现象概念化的是20世纪中叶美国学界对新移民的研究。在一本学术著作中,“祖籍国民族主义”(Home country nationalism)被用于指称19世纪和20世纪初一些少数族群在移民美国后依然参与祖籍国政治活动的现象。4但之后的近半个世纪,有关这一现象的研究断断续续,并未引起广泛的关注。二战后的国际移民浪潮和世界各地离散族群的迅猛增长,导致了1990年代国际学术界跨国主义研究的兴起和大量研究成果的出现。相对于主要偏重离散族群与祖籍国之间社会文化联系的众多跨国主义研究文献5,安德森关于跨国界民族主义的研究可谓独树一帜。 1992年,安德森在《远距离民族主义:世界资本主义与认同政治的兴起》一书中首次提出“远距离民族主义”一词6,并在后来的著述中多次阐述相关的概念和议题。他认为,远距离民族主义是全球化时代大规模跨国人口迁移在发达的远距离交通、通讯条件下衍生的一种新型的民族主义。作为富裕的后工业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生活族群化的产物,它主要指向第二和第三世界国家。因流亡、移民等原因离开这些国家的人群尽管已经定居于其他国家甚至已经成为另一个国家的公民,却依然认同自己的祖籍国或祖籍地,并积极发动或参与与祖籍国(地)相关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些身处异国的人往往比其祖籍国(地)的民族主义者更为激进。7 以研究移民跨国主义而著称的人类学家席勒对远距离民族主义的界定比较简练,在一部关于离散族群的百科全书中,她将之定义为与离散族群政治认同及其实践相关的、超越现代民族国家疆界的现象:“它是一种认同态度与实践,它将不同地点的人们联结到一个他们视为祖国或家乡(Homeland)的特定领土上。远距离民族主义者为了这个祖籍国(地)而采取的活动将包括参与祖籍国的选举、在异国举行指向祖籍国(地)的示威游行、游说、捐款、艺术品创造、战斗、杀戮和死亡等”。8席勒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民族成员不会被限定于自己祖籍国的国家疆界之内。虽然散居于其他国家并拥有这些国家的公民身份,但这并不阻碍他们对祖籍国的政治忠诚。显然,席勒实际上将远距离民族主义看作是一种政治性的跨国主义,或可称之为跨国民族主义,是跨国主义的形式之一。按照这一定义,当离散族群参与祖籍国(地)的政治事务或试图建立一个新的民族国家时,他们就会成为远距离民族主义者。 远距离民族主义与其他某些形式的民族主义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例如,泛民族主义也是一种跨国界的民族主义,貌似这种民族主义也是“远距离”的,实际上两者是有根本区别的。泛民族主义一般指将具有共同文化特征的、通常是相邻的几个国家组合成单一政治文化共同体的意识形态和运动9,谋求多国和多民族的联合与统一,并无特定的领土指向;而远距离民族主义则有着明确的领土指向,特指离散族群谋求参与、推动祖籍国(地)的政治建设、政权变更,或试图建立新民族国家的认同与实践。 二、远距离民族主义产生与发展的原因 心系祖籍国或传统居住地的离散族群成员尽管有跨国主义的认同与实践,但却不一定会变成远距离民族主义者。根据学者席勒等人的观点,只有当离散族群人口中的政治流亡者数量达到一定规模时,远距离民族主义才会出现。这些政治流亡者在新的国家或居住地往往难以获得与其在祖国时相应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因此希望维系与祖国的联系,并试图重返家乡以恢复原有的地位。他们为离散于海外的同胞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培养致力于影响祖国政治的民族主义者。政治流亡者的居住国也常常向他们提供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持,甚至扶持其成立流亡政府以开展跨国政治活动。在整个冷战时期,美国和加拿大曾支持苏联、东欧的政治流亡者,这些人后来对其祖国发挥了巨大的政治影响;美国对古巴、越南、老挝等“政治难民”的接收与扶持,也产生了一大批远距离民族主义者。10相对于正常的跨国移民及其后裔而言,政治流亡者或政治难民对祖国的政治事务更为关切,是离散族群中最为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在殖民地时代,他们在海外从事反殖民主义斗争、支持祖国独立;二战之后其目的则是试图返回祖国以重新掌握政府领导权或推翻现政权。 不过,笔者并不赞同将离散族群中存在政治流亡者作为远距离民族主义产生的必要条件。许多情况下,远距离民族主义是由普通的离散族群成员发起的,并无政治流亡者的参与。通过正常途径移民并入籍他国多年的离散族群也同样对祖籍国政治事务抱有满腔热忱。对这一现象较有影响的一种解释是,一部分跨国移民难于融入居住国主流社会、遭遇歧视和偏见,由此强化了他们寓居于“异乡”的流离心态,从而成为日益心系祖籍国并关心其政治的离散族群。从第三世界国家流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新移民在刚刚踏上新的国家之际普遍面临“向下流动”的困境:他们往往拥有较高的教育背景,在移出国处于较高的社会阶层,但在新的国家里不少人却只能在低收入领域就业甚至从事体力劳动,落入了社会的底层。这种社会地位上的反差使许多新移民产生巨大的失落感。一些国家对新移民实施严格的政策法律限制,加剧了其地位的边缘化。即便是已获得当地国公民身份的移民第二代,依然因肤色而受到主体族群的歧视,他们只有通过认同自己的祖籍国并参与其政治来确定群体归属才能获得自尊,从而缓解作为少数族群而遭遇种族歧视与偏见的压力。11当然,那些融入居住国社会较深并获得较高经济社会地位的移民及其后代,对祖籍国的政治事务往往缺乏兴趣,甚至在政治上已完全认同居住国并视之为祖国,不大可能成为远距离民族主义者。荷兰的摩洛哥人虽然可以自由地返回摩洛哥,但他们与荷兰的主体族群交往密切,十分热切地希望融入并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当地主流社会之中。因此他们不关心摩洛哥的社会变革和政治事务,而是试图建构一种新的身份认同——荷兰人认同。这样,在摩洛哥裔荷兰人之中并不出现远距离民族主义,他们其实只是荷兰民族的新扩展。12 然而,未融入主流社会、遭遇种族歧视偏见也并不必然导致移民产生指向祖籍国的民族主义。事实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华人尽管仍然未获得与相应国家主体族群平等的地位,也依然不同程度地遭遇歧视与偏见,但大多数华人却已将生于斯、居于斯的居住国视为自己深爱的祖国,这样的国家认同急剧转变,时间跨度不过二三十年,仅仅两三代人的间隔。13因此移民的远距离民族主义与其是否遭遇歧视偏见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他们在参与居住国的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逐渐从“离散族群”转变成政治上忠诚于该国的公民,将其视为“离散族群”或心系祖籍国的“本民族”成员,其实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自我中心主义臆想。14 双重国籍或双重公民身份的存在也很可能是远距离民族主义产生与兴起的重要原因。双重国籍或双重公民身份使离散族群对祖籍国的政治忠诚有了合法性基础,也导致他们产生双重认同。在当前世界上近半数国家承认双重国籍或双重公民身份的情况下,政治上对两个国家同时效忠的现象是存在的。实际上,由于世界经济、政治动荡的加剧,许多移民及其后代都希冀通过拥有双重国籍或双重公民身份而左右逢源,从而避开不可预测之风险,这将可能导致离散族群在国家认同上的机会主义。在美国拥有双重国籍或双重公民身份的拉美裔同时效忠于两个国家的现象已变得十分普遍,亨廷顿对此感到非常担忧。15但相对而言,由于人们根深蒂固的血统认同或祖先认同,离散族群成员似乎更倾向于认同远在祖籍国具有共同血统的人们,而非认同居住国的主体族群;由于拥有双重国籍或双重公民身份,他们将可能毫无顾忌地在政治忠诚或国家认同上偏向于祖籍国。 相同的种族、血缘以及共同的历史文化是“共同体想象”的重要基础,激进的远距离民族主义者正是将离散族群与“母国同胞”之间的“血统纽带”、共同历史和政治命运联结在一起,强调共同的血统归属以及对某个特定国家或领土的忠诚,认为这种忠诚将不受文化、语言变迁的影响并将在族群中世代传承,从而对离散族群成员开展民族主义动员。16事实也说明了,虽然一些国家的新移民二代已在语言使用、文化习俗上与祖籍国“同胞”迥异,但却在远距离民族主义运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斯里兰卡的海外泰米尔人移民第二代大多已熟练地掌握和使用居住国的语言如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等,完全不能使用泰米尔文字。但是共同的血统却依然能够使这个分散于世界各地的群体想象为一个共同体,他们借助英语、法语、德语、泰米尔语翻译工具在“泰米尔网”(Tamilnet)上相互交流,并在精神和物质上给予频繁使用恐怖暴力的“泰米尔猛虎组织”有力的支持。这种有别于其父辈的远距离民族主义动员方式,在后来斯里兰卡的国内族群冲突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17已经生活在美国多年并已归化入籍的海地人仍念念不忘自己的“海地血统”(Haiti blood),宣称仍对自己的祖籍国某种政治义务。血统意识以及对祖籍国的忠诚意识深深扎根于移居海外多年的海地人,使他们依然将自己视为海地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8亲以色列的美国犹太人族群具有强烈的群体认同和凝聚力以及鲜明的对其祖籍地以色列的热爱,他们在美国开展各种政治动员,明显地影响了美国对中东地区的政策,并显然对以色列的国家利益有利。19因此,人们的怀乡情节、对祖籍国或传统居住地的归属感,是远距离民族主义得以发展的重要基础。 最后,交通与通讯的便利也是促使离散族群远距离参与祖籍国(地)政治的重要原因。尤其是互联网的突飞猛进,大大加强了人们之间的跨国交流,极大地便利了远距离民族主义的生存与发展。安德森敏锐地预见了互联网技术发展对离散族群跨国政治实践产生的影响。早在1994—1995年美国康纳尔大学的系列演讲中,对于离散族群与祖籍国之间远距离联系与政治情感或认同的现象,他又提出了“电邮民族主义”的概念,指出随着电子邮件成为跨国界的远距离沟通工具,离散族群的民族主义将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推动。20一些学者认为,互联网大大推动了这种跨国社会网络的形成,乃至形成形形色色、大小各异的“虚拟族群社区”,在这个虚拟空间中,人们表达族群认同,甚至开展民族主义宣传和动员。21 综上所述,导致远距离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因素主要为:一是离散族群对祖籍国或传统居住地的归属感,二是政治流亡者的动员,三是双重国籍或双重公民身份的存在,四是现代交通、通讯为远距离跨国交流带来的便利。第一个因素至关重要也必不可少,但并非完全具备这几个因素才能产生远距离民族主义。远距离民族主义往往产生于包含有一定规模政治流亡者的离散族群之中。离散族群成员的身份角色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因各种影响因素的变化处于一个连续统之上:热爱并完全融入居住国的公民——心系祖籍国的离散族群成员——远距离民族主义者。左边的一端是逐步融入居住国主流社会并在政治上忠诚于该国的公民;右边的一端是时刻关切祖国政治并积极参与跨国政治活动的远距离民族主义者;游离于两者之间的则是怀有故国故土情节并与祖籍国保持非政治性跨国联系的离散族群成员。这三种角色之间的界限不是泾渭分明的,而是动态的、可转换的。从离散族群成员到远距离民族主义者的角色转换过程中,祖籍国政府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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