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距离民族主义：离散族群的跨国政治认同与实践(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7:11:17 《世界民族》2020年第1期 梁茂春 参加讨论
三、祖籍国政府的角色 远距离民族主义在全球化时代兴盛不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离散族群的祖籍国政府的鼓励与推动。许多国家在舆论、组织机构和法律政策上对离散族群参与祖籍国的外交和政治事务给予了程度不同的支持,甚至成为主导远距离民族主义的关键角色。 一些国家将已经移民海外的、有本国血统的人视为自己的“域外公民”(Extraterritorial citizen)22,或散居海外的本民族成员(National diaspora),并通过媒体舆论渲染离散族群与“祖国同胞”之间血浓于水的血脉关系,认为具有相同民族血统的群体尽管身处异国并拥有其他国家的公民身份,都是其“祖国”民族大家庭的潜在成员。23早在纳粹统治时期,德国的领导人之一赫斯就曾宣称:“全世界所有地方的德国人就是一个人——无论他生活在德国,还是日本、法国或中国。”24墨索里尼时代的意大利也将其入籍他国的海外移民视为公民,并试图通过加强意大利与海外公民的物质与精神联系来重振世界上所有意大利人社区的精神活力。25而在当代,类似的情况也不乏其例。爱尔兰、葡萄牙、海地和中国等一些国家也将本国海外移民作为本民族成员的组成部分。262003年印度副总理在一次讲话中宣称:“21世纪将属于印度。我相信海外印度人为这个目标将可能比国内人民做得更多……让海内外印度人共同携手吧。”27而那些承认双重国籍或双重公民身份的国家,更是名正言顺地把移民海外并加入移入国国籍的人纳入本国公民的范围。墨西哥的埃内斯托·塞迪略总统曾在20世纪末表示:“墨西哥民族延伸到它的领土边界之外。移居国外的墨西哥人是墨西哥民族的一个重要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2000年当选墨西哥总统的比森特·福克斯则将自己称作是1.23亿墨西哥人的总统,其中包括2300万出生于美国的墨西哥人。28而早在1990年,玛丽·罗宾逊在爱尔兰总统就职演说中也宣称自己是全球7千万爱尔兰人的总统。29 一些国家设立机构致力于将海外移民与祖籍国的跨国联络组织化和制度化。这种试图利用和管理离散族群的做法可追溯到二战前,当时匈牙利、意大利、日本和中国的政府就设立了联络海外本国血统族群的机构。3020世纪末随着全球化发展导致国际间政治、经济依存关系的日益紧密,某些国家一改过去将离开祖国向外移民视为“叛国”的态度,纷纷建立相应机构以联络海外移民为国服务。拉丁美洲的情况较为典型。1980年代末海地的亨利·南菲政府就成立了“离散族群事务办公室”。1991年,让·阿里斯蒂德当政后这个机构被设立在总统办公室之下。同年,阿里斯蒂德向来访的海外族群代表团建议成立“第十部门组织”(相对于海地国内的九大管理部门而言),该组织从海地族群人口较多的海外各个城市中选举委员,组建海外移民中央委员会,虽然它是独立的民间机构,但却与海地总统联系密切。到1994年,海地政府设立海外族群事务部,负责协调国家与海外族群的关系。1990年墨西哥政府成立了一个隶属于对外关系秘书处的海外移民社区事务总部(DGMCA)。这一机构的目标是建立美墨之间的双边联系与沟通,同时也处理海外移民事务。墨西哥每一个驻外使领馆都至少有一名工作人员专门负责与DGMCA联络。到2002年,总统福克斯宣布在对外关系秘书处之下建立“国家海外墨西哥人社区委员会”。31而最负盛名的机构莫过于以色列政府资助犹太离散族群成立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了,这个旨在招揽以色列离散族群精英为以色列国家利益服务的机构声称拥有约十万名会员,在全美有十个区域性办公室,在为以色列应对各种国际问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32其他国家的类似机构则不胜枚举。 一些国家还通过互联网加强与离散族群的联系。21世纪初智利积极地整合或团结海外智利人及其后裔,并非要求他们重返祖国,而是强化他们的智利人身份认同意识,从而通过回国投资、在世界各地开展活动为智利的国家利益做贡献。在智利的官方和非官方文字中,海外智利人的字眼正频频出现。在智利政府的网站上,“海外智利人网”已经成为排在首位的二级链接网站,该网站宣称要给予海外智利人政治选举权,海外智利艺术家可以申请智利政府的资助等。33 以色列政府在联络离散族群方面投入巨大。在波兰举行的一年一度的犹太人“为生命前行”(MOL)活动就是由以色列政府发起的一项犹太民族主义教育活动项目。该项目组织来自全球各地的犹太青少年聚焦于波兰学习大屠杀的历史,探索偏见、党同伐异和仇恨的根源。自1988年开始至今已有15万名犹太青少年参与这项在大屠杀纪念日举行的从奥斯维辛步行至比克瑙集中营的大型示威游行活动。34有人在对MOL的个案研究中发现,许多以色列及其他国家的犹太人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也参与其中,人们在这项大型集会中表达各自对犹太身份和祖籍地的认同。这一教育项目活动的组织方将以色列视为犹太人的最早祖籍地,试图建构和强化跨国界的犹太人群体认同与团结。尽管这个项目并不明确鼓励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回归祖国”并参与以色列的国家建设,但它却俨然就像是一个由以色列官方主导的“非领土化”版本的民族国家建构工程。35 祖籍国政府加强与离散族群的联系不仅是为了吸引“侨汇”和投资为本国的经济服务,同时也是为了在外交上和维护国家利益方面获得支持和帮助。当然,祖籍国会主动地联络和培育那些“爱国”的、愿意为祖籍国做出英勇行为的,以及当祖籍国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时,愿意充当双方的代理人、中介或和平使者的离散族群。联合国半数以上的成员国拥有专门针对离散族群的正式政府机构,这些国家以各自的方式认定离散族群及其后代,并制定了相关政策以接触与管理离散族群。36 为了加强与离散族群的联系并确保其效忠以积极服务于祖籍国,一些国家通常会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乃至为其提供一定的政治权利。例如,墨西哥、哥伦比亚、多米尼加、菲律宾、厄里特里亚、印度、克罗地亚、厄瓜多尔、巴西、葡萄牙和海地等国制定相应政策,吸引海外族群的经济资本参与维护民族国家独立和拓展疆土的活动。克罗地亚甚至将92个议会席位中的12个提供给海外族群;哥伦比亚在宪法中明确其海外族群在本国拥有一定的代表权;葡萄牙成立了一个官方的海外葡萄牙人委员会。上述这些国家还将居住在美国的族群成员作为政治游说者,从事保护其祖籍国的活动。2000年,大约有93个国家正式或非正式允许双重国籍和双重公民身份,许多国家的海外族群在祖籍国拥有选举权。巴西、哥伦比亚等几个国家允许其海外移民在当地领事馆参加投票。37这些政策措施都不同程度地推动了双重国籍、双重身份者或新移民参与祖籍国政治事务的热情。 许多事实表明,将离散族群视为本国民族之一部分,并试图建构跨国界的政治联盟,已经成为一些国家“去领土化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策略。一些学者认为,在离散族群组织、祖籍国政府和祖籍国政党三方通过共谋为国家争取利益的政治实践中,祖籍国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甚至占据主导地位。38不过,这并非远距离民族主义的全貌。在谋求推翻祖籍国政府和分离主义的跨国政治活动中,离散族群往往是主角,与祖籍国政府是敌对的关系。 四、远距离民族主义的几种类型 学者席勒将远距离民族主义者对祖籍国的政治立场划分为四种,即离散族群指向其祖籍国(地)的反殖民主义、分离主义、谋求政权变更和跨国政治参与。39我们不妨将它们视作远距离民族主义的主要类型。 反殖民主义主要发生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亚非拉国家,居住海外的政治流亡者、留学生以及新移民成为发起或参与旨在使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并获得独立的反殖民运动的主力之一。这种类型的远距离民族主义案例不胜枚举,在此不再赘述。而跨国政治参与主要是指离散族群参与祖籍国民族国家建设的跨国政治实践,祖籍国政府常常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是受其欢迎的,关于这一点上一节已有详述。在此我们主要解释另外两种与祖籍国政府对抗的类型:分离主义、政权变更运动。 分离主义是试图从现有的主权国家中分离出一部分领土以建立独立国家的运动。离散族群往往是最激进的分离主义者,其认同大多建构在共同的族群或宗教之上。库尔德人争取建立民族国家的活动就是分离主义的一个典型案例。他们分布在世界各国,从来没有建立过国家,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想象为一个跨国的共同体并在世界范围内从事跨国界的民族主义运动,以试图在自己的传统居住地“库尔德斯坦”建立民族国家。40这种情景与当年的犹太人谋求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极其类似。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分离主义受祖籍国政府严厉打击,绝大多数分离主义者并非居住在其祖籍国或传统居住地之内,他们中的许多人已加入居住国的国籍并成为其公民,在分离主义运动中的表现往往比其祖籍国或传统居住地的“同胞”更为激进。克罗地亚、埃塞俄比亚、阿尔巴尼亚、泰米尔、爱尔兰等国离散族群的分离主义活动都已有较长的历史。散居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巴勒斯坦人参与以巴冲突最早,始于1940年代;泰米尔支持斯里兰卡的分裂主义运动自1970年代即已开始;散居海外的锡克教徒支持印度的卡利斯坦运动以及散居于欧洲的库尔德人支持南土耳其的领土要求,均始于1980年代。41之后的典型例子则有:生活于澳大利亚、美国和加拿大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人成为南斯拉夫解体的重要力量之一;生活于葡萄牙的东帝汶离散族群对东帝汶摆脱印尼统治获得独立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已经在美国生活了数代的巴勒斯坦人与欧洲、中东一带的同胞携手为争取巴勒斯坦独立而斗争。42 离散族群的分离主义活动方式常常是激进、极端的,如非暴力示威游行、暴力示威与骚乱,以及静坐、绝食和自杀等。最引人关注的分离主义者可能是散居世界各地的库尔德人和泰米尔人。他们曾以各种极端的方式对国际社会和祖籍地施加影响,相关新闻曾频现报端。许多事件大多是在其传统居住地之外发生的。1990年4月库尔德人在德国的科隆大教堂门前举行一万人集会,抗议土耳其对库尔德少数民族的武装镇压并要求获得自治权利;1991年库尔德工人党领袖阿卜杜拉·厄贾兰被捕后,欧盟多地爆发了袭击土耳其大使、领事和商店的事件,甚至在一些国家发生库尔德人“攻占”土耳其、希腊大使馆和领事馆的事件;2009年6月库尔德人在欧盟都柏林总部外扎营,组织了一场绝食示威,抗议政府监禁库尔德领袖人物雷姆济·卡特尔并将其移交土耳其官方;2009年2月,7名泰米尔人自焚以抗议斯里兰卡政府对泰米尔人的镇压;2009年3月居住在加拿大的泰米尔族人组成7公里的人墙,抗议斯里兰卡对其国内泰米尔人的虐待;2009年4月伦敦的泰米尔人大游行期间,泰米尔猛虎组织的一伙支持者袭击了印度和斯里兰卡的最高专员公署大楼;与此同时,在法国也发生了类似暴力事件,警察逮捕了210名泰米尔人。43 参与分离主义运动的离散族群不仅在祖(籍)国或传统居住地之外开展大规模请愿、示威等激进活动以试图在政治或“道义”上获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制造暴力事件以向相关势力施加压力,而且还在经济、军事上对祖(籍)国或传统居住地的分离活动提供实质性支持。自1983年斯里兰卡内战爆发之后,泰米尔人逃离其祖籍地近百万之众,他们以难民身份移民加拿大、英国、印度、德国等国家,迅速地形成了具有强烈族群与政治认同的泰米尔人全球性网络。由海外的泰米尔离散族群收集的资金曾源源不断地提供给泰米尔猛虎组织。该组织在40个国家建立了办公室,在斯里兰卡之外开展政治文化的宣传、政治游说集团的组织、自杀性恐怖袭击以及为猛虎组织提供资金援助、武器输送等活动。44 上述这一切均发生于离散族群的祖籍国或传统居住地之外,离散族群直接“返回”祖籍国或传统居住地开展分离主义活动的情况并不多见45,这是当代远距离民族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 与祖籍国政府对抗的另一种远距离民族主义就是政治流亡者和离散族群谋求祖籍国政权变更的运动。1986年支持推翻总统马科斯的海外菲律宾人、反对卡斯特罗的海外古巴人、反对萨达姆的伊拉克政治流亡者以及1957—1986年在美国和加拿大参与推翻由杜瓦利埃家族控制的海地独裁政权的海地人,都是典型的远距离民族主义者。46与分离主义者不同,他们的诉求不在于拓展领土或建立新的民族国家,而在于祖籍国的政权变更,因此其矛头对准的是祖籍国的执政者,包括某些特定的个人或党派。 这类旨在推翻祖籍国政权的远距离民族主义一般都由该国的政治流亡者发起。否定祖籍国政权的合法性,同时争取获得本国国民对自己的忠诚和国际社会的承认,是政治流亡集团试图推翻祖籍国政权的主要手段。由于难于动员其生活在祖籍国的支持者,他们往往转而依靠和利用居住国的离散族群,包括留学生、移民及其后裔,这些人出于经济上的考虑长期居留海外甚至已经入籍成为居住国的公民。历史上一些国家的海外族群曾经为其祖籍国的政治流亡者提供过获得资金的援助和道义上的支持,并成为旨在推翻祖籍国政府的“流亡集团”之组成部分。47有时这类“流亡集团”也获得居住国政府的支持,例如美国在1960年代初对流亡的古巴人以及21世纪初对流亡的伊拉克人的支持。48 与分离主义运动相似,这类以推翻祖籍国政权为目的的活动方式,暴力与非暴力兼而有之。对居住国政界开展游说活动、大规模的媒体宣传以争取居住国和国际社会的支持,是这类活动通常都采取的方式。20世纪80年代居住美国的菲律宾流亡者曾有效地调动了离散族群,并利用美国菲裔在旧金山创办和发行的报纸《菲律宾新闻》的宣传,掀起了美国政界和公共舆论对马科斯政权的抨击;1964—1978年流亡伊拉克的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建立了与海外伊朗裔移民群体及留学欧美的伊朗学生组织的联系,促使这些群体的相当一部分成员参与反对国王推行的西方化和世俗化,并得到了伊朗国内人民的支持,最终推翻了巴列维王朝统治。49一些政治流亡集团也采取暴力、武装的手段。由越南裔美国人成立于1995年的“自由越南政府”,总部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园林市。该流亡政府试图从政治上、军事上推翻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现政府,曾对越南本土及其驻外机构制造暴力活动,多次被越南政府控告为恐怖主义组织。其领导人阮友正(Chanh Huu Nguyen)声称在全球拥有20万成员,其中10万人在美国,每年大约有100万美元的捐款收入,大部分来自海外越南人的捐助,其中包括一些越南裔美国商人捐出的房产和企业。该流亡政府在越柬边境设立秘密基地对一批成员进行军事训练,并组织了几次对越南政府工厂的未遂爆炸行动。2001年9月,“自由越南政府”的3名成员涉嫌制造马尼拉越南大使馆爆炸案被菲律宾警方逮捕;2001年10月,其成员、美国公民武德文(Vo Duc Van)企图在泰国曼谷越南大使馆制造爆炸事件,被美国警方以“对外国实施破坏活动”的罪名逮捕。50 政治流亡集团成员返回祖籍国并试图武装夺权的例子较为少见。20世纪60年代,美国、多米尼加、危地马拉、洪都拉斯的古巴政治流亡者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试图武装入侵古巴以推翻卡斯特罗政权,并以失败告终,史称“猪湾事件”。这是政治流亡者返回祖籍国试图武装推翻其政权的独特案例。 综上所述,远距离民族主义既有有利于祖(籍)国民族国家建设的一面,如反殖民主义、离散族群跨国政治参与;也有与祖籍国政府对立的一面,如分离主义、干预祖籍国政权。离散族群与祖籍国政府之间有时是合作的关系,有时则是敌对的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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