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军团出发后，徐向前、陈昌浩大为吃惊。陈昌浩问徐向前，一方面军开拔了，我们是不是派部队追上去?徐向前回答：“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陈昌浩派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了一队骑兵去追，进行“劝说”。李特骑马追来，大喊：“原来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头，停止前进！”“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毛泽东劝阻他，他就大吵大闹。毛泽东邀他到旁边的一所教堂里坐下来谈。李特说，你们这是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毛泽东说，北上的方针是中央政治局定的。但李特不听劝告，要强拉四方面军的同志跟他走。毛泽东请李特转告张国焘、陈昌浩，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南下川康十分不利，希望能认清形势，率部跟进；如果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了再北进，中央也欢迎，望以革命大局为重，有何意见，可随时电商。毛泽东最后还对李特说，你们实在要南下也可以，相信以后总会有重新会合的机会的。伍修权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及此事，说当时有些同志对李特的行为很生气，毛泽东却说：“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就让他们走吧！以后他们自己会回来的。”
就这样，愿意北上的人继续北上，不愿北上的人则回班佑去了。毛泽东在警卫战士的陪同下，随部队通过一座木桥走过了巴西河，开始走上新的征程。
过巴西河的当天，中央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毛泽东在这一文件中指出：“南下的出路在哪里?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挨冻挨饿，白白的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
毛泽东对张国焘再次表现了高度的忍耐。为了争取张国焘北上，以避免红军的分裂，共同北上，9月11日，一、三军团在俄界会合后，中央再次电令张国焘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而张国焘在第二天复电仍反对北上，主张南下，首先赤化四川。9月12日，中央根据8月以来与张国焘的争论，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的战略方针》的报告。当时，许多同志对张国焘反党、分裂红军的罪行十分愤慨，要求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不同意。他说，我们同张国焘的斗争，目前还是党内的两条路线的斗争，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一定马上就作，因为它关系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的问题。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我们应尽一切可能争取四方面军北上，不管张国焘如何阻挠破坏，中央仍然要坚持两河口既定的北上抗日的亚确方针，向南是没有出路的。
彭德怀在其自述中曾对毛泽东主张保留张国焘党籍一事予以评说：“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以后争取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以后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合，更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了。”这充分说明毛泽东在对待张国焘的问题上既坚持原则性，又恰当地保持了灵活性。
毛泽东在俄界会议的报告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同意。毛泽东所着眼的决不是张国焘一个人，而是整个四方面军。他对四方面军始终抱有信心，相信他们终究会北上的。
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仅传达到中央委员，未向全党公布。会议还决定：一、三军团和中央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的五人团，领导红军的工作，负责处理一切重大军事行动。
在此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一再致电张国焘，要求他取消南下命令，服从中央电令，转而北上。但张国焘却置之不理，并在左路军中大肆进行活动，在部队中攻击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是“右倾逃跑主义”、“机会主义”。他在阿坝召开所谓“四川省委扩大会议”，与俄界会议唱对台戏，并在会上组织人马围攻朱德。9月15日，他提出一个《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10月5日，他在卓木碉成立了所谓的“党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自封为主席。他以“中央”的名义，通过决议，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12月5日，张国煮又致电中央，宣称“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中央名义”。
事已至此，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致认为，应当将中央与张国焘的分歧公布于众。1936年1月22日，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的这种行为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中央决定在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事实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到1936年二三月间，四方面军已由南下时的45个团约8万人，减少到28个团约4万人。南下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失败了。而此时毛泽东已率中央红军在陕北落脚，建立了根据地。现实的教育使广大四方面军干部战士逐渐觉醒，认识到北上是正确的。在距两河口会议近一年的时间后，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了。经过朱德、任弼时、贺龙等人的斗争，终于迫使张国焘同意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一起北上，明确决定了北上与党中央会合的行动方针。
毛泽东曾说过，他们会重新回来的。一年后，他们终于回来了。
毛泽东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斗争艺术。首先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进行了长期的、反反复复的、不厌其烦的耐心说服和教育，真正做到了仁至义尽。二是把原则性和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在坚持北上的基本战略方针不变的前提之下，对于一些具体的事情或人事安排则可以灵活掌握，适当让步。三是把坚持错误的个别人与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区分开来，保障了红军的团结。四是重在分析错误，不急于做组织处理。这种斗争方式，一反遵义会议之前，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党内斗争方式，成为正确处理党内斗争的典范。
南下北上之争告一段落，毛泽东率红军战士踏上了长征途中的最后一段历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