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艰苦的环境中，党的领导人也和这支队伍中的所有成员一样，缺衣少食。毛泽东自从过了大渡河之后，就很少吃到蔬菜和有油性的东西，甚至连盐也好久没吃到了。一天，在卓克基，西斜的太阳映照着一座用石块砌成的七层塔楼。这是毛泽东在卓克基居住的地方。塔楼前，战士们正围在一起收拾一块猪皮。毛泽东在外面忙碌了一天，回来见几个战士围在一起忙碌，便问：“你们在搞些什么?”警卫员钟永和说：“主席，我们给您弄了点菜。”当毛泽东听说是猪肉时，便问大家：“哪里来的?群众不在家，你们犯纪律了吧?”原来，警卫战士在土司宫的一个小暗室里发现了一筐带毛的猪皮，他们将猪皮放到小铁桶里煮，然后刮去毛，做成菜。钟永和讲完事情经过后问道：“主席，您吃不吃?”毛泽东看了看大家，笑着说：“你们能吃，我就能吃！”大家一听高兴极了，围坐在一起吃了起来。毛泽东一边吃一边开玩笑说：“咱们这算是一次很成功的会餐！”这种官兵一致，同甘苦共患难的作风，成为鼓舞大家战胜艰难困苦的精神力量。
毛泽东率部离开卓克基后，踏着崎岖的山间小路，栉风沐雨，又翻越了第三座大雪山，到达黑水县的芦花。在这里，党中央停留了十几天。这期间，张国焘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矛盾斗争更加尖锐起来。
6月29日，周恩来根据两河口会议决定，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准备乘胡宗南部初到松潘地区，立足未稳，夺取作为北上通道的松潘地区。同日，中央常委会议通过了这个计划，并决定增加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
7月初，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把攻打松潘的任务交给了张国焘。但张国焘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故意拖延四方面军的行动，阻挠北上。7月9日，他鼓动其追随者以“川康省委”的名义致电中央，提出“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即改组总司令部，要求让陈昌浩任红军总政委。7月18日，陈昌浩又致电朱德，要求让张国焘出任“军委主席”，并要挟中央说，如果不这样“集中军事领导”，便“无法顺利灭敌”。这样，张国焘从最初的战略方针之争发展为赤裸裸地要权。党中央当然不能接受这种要求。
毛泽东、党中央从大局出发，为了团结四方面军广大同志，对张国焘仍是晓之以理，争取他转变态度。为了解决“组织问题”，统一认识，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会上，周恩来鉴于大敌当前，需团结一致，便主动表示愿将红军总政委一职让出。张闻天也表示可以把总书记的职位让出来。而毛泽东主张，总政委职位可以让给张国焘，但党中央的职位不能再让。当后来张国焘成立所谓“中央”时，人们才真正认识到毛泽东这一主张所包含的政治眼光和深远的韬略。后来彭德怀在他所写的自述中这样描述这件事：“当时张国焘不要总书记，他说，总书记你们当吧，现在是打仗呗。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的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成为合法的了。这是原则问题。”②毛泽东对此事的处理，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巧妙结合。
这样，7月18日军委公布了朱德任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的命令，规定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7月21日军委又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四方面军首长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并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前敌总指挥部。这是中央在组织上作出的重大让步。
尽管中央作了让步，但张国焘并没有善罢甘休，斗争仍在继续。张国焘任总政委后，立即设法控制一方面军各部队，收缴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码本。后来，彭德怀曾提到此事，说三军团的密码本被收缴后，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部通报了，与中央、毛泽东以及一军团隔绝了。此后，张国焘才率四方面军北上，但已耽误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到8月初，胡宗南部从东南方向推进到了平武。红军如按原定路线经松潘北上，就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为了摆脱危局，中革军委于8月3日制定了《夏（河)洮(河)战役计划》，要求红军主力折而向西，攻占阿胡，再向北进入甘南。
毛泽东与中央其他领导人于7月底到达毛儿盖。在毛儿盖附近有一个群山环绕的藏族村庄——沙窝。在这里，张国焘又节外生枝，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8月4日至6日，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张国焘固执己见，吹嘘自己如何正确，同时对党中央和一方面军提出了种种指责，提出一方面军领导应检查缺点错误。在毛泽东和与会大多数同志的批评教育下，张国焘又一次被迫同意中央关于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这个决议再次否定了张国焘向西南退却的逃跑主义，重申了两河口会议决定的正确性，指出，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为红军提供作战的后方，而且可以推动整个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苏维埃国家领土，鼓舞工农群众起来同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作斗争。决议还针对张国焘破坏红军团结的行动，强调必须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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